基地与克鲁格曼

上次克鲁格曼来广州的时候，其实我很想去现场问他一句，您相信心理史学吗？下文译自《新闻周刊》：
56岁的克鲁格曼出身于长岛郊区一个贫困的俄罗斯移民家庭，从小在学校里被人奚落为“书呆子”。“孩提时代的保罗是如此的腼腆，我为他今天的成就感到震惊”，他母亲阿妮塔说。
 
克鲁格曼表示他在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尤其是《基地》系列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正是书呆子们拯救了文明，人们在黑板上写着各种程式。除非依照这程式行事，否则整个帝国都将衰败并陷入千年的野蛮状态之中。”
在耶鲁大学就读时，社会科学向他提供了在科幻小说中梦到的愿景——摁按钮即可以解决问题，“我意识到原来真的存在如此简单的解决方案——你真的可以拥有伟大的思想。”克鲁格曼说。
 
克鲁格曼以凯恩斯为模范，开始寻找自己的伟大思想，他30岁前就成为美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之一—29岁就在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里占据一席。
 
他的同僚和竞争对手是另一位年轻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两人都锋芒毕露，后来却走了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萨默斯一直留在政府高层，先后成为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如今是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克鲁格曼则更喜欢待在思想的世界里，做一个“不负责任的学院派”，他先后任教于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以及普林斯顿。1999年，他几乎拒绝了成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机会，原因是担心自己会因此沦为大众写手，无缘诺贝尔奖。
去年10月，他获得诺贝尔奖。绝大部分接受《新闻周刊》采访的经济学家都同意，因为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克鲁格曼得奖实至名归。
 
当克鲁格曼的手机响起，被告知毕生抱负终于达成的时候，他正踏入浴室准备洗澡。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恶作剧。
最初的激动过去后，他的妻子说：“保罗，你可没有时间高兴了。”的确如此，他实在太忙了，一周炮制两篇专栏文章，教授两门课程，同时还要继续写书（他的最新著作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他的博客保持频繁更新，有时一天多达6次，得奖那天，他写道：“今天早晨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克鲁格曼没有子女，他与第二任妻子罗宾居住在普林斯顿。得奖后，克鲁格曼并没有如早前的诺贝尔奖得主们一样，向学校要求一个好点的停车位。
“他的学术生涯随获奖达到顶峰”，他在普林斯顿的同事和朋友吉尼·格罗斯曼说，“他现在积极投身公共事业，这被他视作主要的使命——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