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华
发表的哲学主张以五大讲演著称：《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此外，为满足中国人当时对社会政治思想的渴望，他有过两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讲演：《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布尔塞维克底思想》。告别中国时，发表具有临别演说性质的《中国到自由之路》。综合这些言论，他的总体特点是：
第一，在哲学方面，神秘臆想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堂入室。罗素是由数学入哲学，而不是由文学入哲学，他所认可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最新经验的基础上，与玄思冥想无缘。他拒绝黑格尔式的欧陆哲学，开辟了数理逻辑实证主义。对于听众而言，连杜威也承认：“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的哲学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罗素来华前曾经专程访问苏俄，对苏俄模式有褒有贬。让中国听众困惑的是，他不认为苏俄的弊端是出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叛，相反，他认为苏俄的弊端——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是西方财产寡头体制的翻版。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这样的观点反映了一次大战后西方优秀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普遍向往，同时亦保留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可贵底色。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大幅摇摆，要么是西化，要么是拒斥西化的俄化，有一段很大距离。
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他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席上说，中国要有“一打好人”(GOOD MEN)，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临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对中国人提出十几条建议，最后一条是把那“一打好人”扩大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RESOLUTE MEM)”。然而，这样的“一打好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肯定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家，而是像罗素在英国参加的费边社式那样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理念，又能脚踏实地，坚韧渐进。
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
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即使在今天，大陆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
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病弊丛生；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适足以救国的高度；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
其三，论实践履行，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非几代人的磨砺，难以实现。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直到现在，大陆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第一，在哲学方面，神秘臆想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堂入室。罗素是由数学入哲学，而不是由文学入哲学，他所认可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最新经验的基础上，与玄思冥想无缘。他拒绝黑格尔式的欧陆哲学，开辟了数理逻辑实证主义。对于听众而言，连杜威也承认：“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的哲学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罗素来华前曾经专程访问苏俄，对苏俄模式有褒有贬。让中国听众困惑的是，他不认为苏俄的弊端是出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叛，相反，他认为苏俄的弊端——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是西方财产寡头体制的翻版。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这样的观点反映了一次大战后西方优秀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普遍向往，同时亦保留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可贵底色。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大幅摇摆，要么是西化，要么是拒斥西化的俄化，有一段很大距离。
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他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席上说，中国要有“一打好人”(GOOD MEN)，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临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对中国人提出十几条建议，最后一条是把那“一打好人”扩大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RESOLUTE MEM)”。然而，这样的“一打好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肯定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家，而是像罗素在英国参加的费边社式那样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理念，又能脚踏实地，坚韧渐进。
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
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即使在今天，大陆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
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病弊丛生；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适足以救国的高度；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
其三，论实践履行，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非几代人的磨砺，难以实现。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直到现在，大陆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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