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风声鹤唳，一边是风生水起

在网上冲浪，总能看到一些原本不曾关注的东西。比如因为一本有关早期延安的书，《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而知道AWW的博客全部被和谐了。原本有人说，和谐这些人不大容易，因为影响大，有些投鼠忌器，现在看来不然，完全的。倘若被确定为黑名单，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影响有多大，无论你将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目下的做法一律是先和谐了再说。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他那些指桑骂槐的功夫一样没用，先不由分说和谐你，然后人民忘记你，最后悄悄灭掉你或者这个都免了，没必要嘛。
国际上金融危机，国内或者还要加上社会危机，只不过，大家都习惯把一切矛盾都说成是不可抗因素。比如地震等天灾，比如起火等天热，比如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其实，如果要找替罪羊，最好的替罪羊不是这些具体的替罪羊，因为他们的功能有限，找起来非常费劲而且要看运气好不好，弄不好说服力太差，就会出更大的乱子。我说的是谁？恩，是上帝。如果咱们以后把基督教或者阿弥托福或者阿门之类的神仙当成国教，一旦有事，就说这是上帝或者其他神仙的安排，大家安心过自己的日子，漠漠的看一眼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样漠漠的等待将来发生的事情，岂不是非常省事。
一边是风声鹤唳，一边却有些风生水起的意思。最新一期《读书》，通本火药味极浓，当然，要你的鼻子经过训练才能看得出。刘志琴《请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松绑！》，用词真够大胆，而且这个看似理论的问题涉及到的是作为文化合法性基础的某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当局者不可能不知道其中厉害。除此之外，邓晓芒《启蒙的进化》、王子今《王咸举幡》涉及敏感话题，王文文末正式肯定学生请愿的爱国心（而且是在6月发表），陈国富《饥饿与权利》、许彩丽《爱尔兰与马铃薯大饥馑》很容易勾起国人的记忆和联想，彭国祥《君子的意义与儒家的困境》中为儒家正名的是儒家的批判精神，阎光才《困守象牙塔》说的是左派在美国的际遇（和今日国内有何不同，请看刘小枫之转变），旷新年、王向阳《镀金时代的文学》、秦刚《灌装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蟹工船>》提到的是无产阶级文学，以看似正当的形式提出了已经成为忌讳的话题。
或者是我鼻子过分敏感，看这一期《读书》的感受从来没有这么强烈，以至于我专门翻看后边的版权页，看是不是悄悄换了江山。虽然手法仍然隐晦，但其中的价值观却异常分明，而且并不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训练一样能看得明白。按照国内目前的倾向看，我非常扯淡的为《读书》担心：下一期不会被和谐了吧。
近日阅读教育史，发现久已冷漠的心渐渐有些波动，因此常常有些过分敏感的看到了一些问题。中世纪引起宗教改革的起因之一据说是当时的教廷发放给世人赎罪用的一种赎罪劵，用的是人有原罪的理论基础，这一点转换到非基督教文化国家，就是余华一再申明的人的社会原罪。陈国富《饥饿与权利》文末明确说：“借助于权利的范畴，阿玛蒂亚。森将社会中所有机构和个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一个人挨饿表明他权利的丧失，但在保障这个人权利的关系网络中的每个人都可能由于行为不当而促成了这一局面，因此，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挨饿，所有人都要在道德法庭上接受拷问。”这样的论断或者和基督教的原罪说并无本质的不同，我也不赞成所有的人都带着精神的重压生活，只不过从前那种想法今日稍稍有些动摇。
这种想法大概是说，“世界需要各种人，有冲锋的，有打冷枪的，有呐喊的，有种地的，有纺织的，有唱歌的，有睡觉的，有发呆的，而我们可能就是发呆的，而我们就是发呆的”。我隐隐觉得，在这样的世界里发呆，不仅奢侈，说是罪过，其实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