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 1889.6.23----1966.3.5
活下来 写下来
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1889年6月—1966年3月），苏联俄罗斯女诗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帕斯捷尔纳克在1940年写给阿赫玛托娃的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我能做点什么，以便能让您多少开心一点，能让您对这重新压到我们头顶的黑暗——其阴影我们每日每时都能在我们自己身上颤栗里感觉得到——多少感到一点兴趣。我如何才能以足够的清晰性向您提醒，活着和想要活着（不是按照什么人的意志，而是本着您自己的意愿）是您对一切活着事物的义务，因为有关生活的观念轻易地就能被粉碎，而鲜有什么人能对之忠贞不渝，而您，亲爱的朋友，却是此类观念的主要创造者，和不可企及的典范……（莉季娅 丘科夫斯卡娅：《阿赫玛托娃札记（一） 诗的隐居》，张冰 吴晓都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页）
她坚持着活了下来——在前夫被枪决、儿子被逮捕、朋友被杀害之时，她依然坚持着——活了下来。并且，冒着死的危险，她把那些罪恶与痛苦，写了出来。
“艺术这一危机四伏的事业”
1939年7月的一个晚上，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来到阿赫玛托娃住处。在例行的问候——“您那儿怎么样呀？”——之后，她们又和往常一样开始谈论起文学。
这一次她们聊的是莫泊桑。丘科夫斯卡娅并不喜欢他，不过她将很快发现，对方也不能很好地“忍受”他：
“他的长篇尤其糟糕。短篇也一样。我只喜欢他的一个短篇，就是讲一个人如何发疯那篇。（《阿赫玛托娃札记（一）·诗的隐居》，第20页）”阿赫玛托娃说。
后来重翻自己所记录的长达百余万字之长的《阿赫玛托娃札记》，丘科夫斯卡娅忆及这晚的聊天，这次她想起了那个短篇的名字：莫泊桑的《人驴》。
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也好像是患了迫害狂。他总觉得自己家里藏着一个隐形、可怕而又强大的怪物（他称之为“人驴”）。这怪物能用诱惑力操纵他，每到夜里，便从他闭紧的嘴里吮吸生命。为了检验怪物是否真的存在，主人做了很多实验：比如头天夜里故意把水瓶、奶瓶或酒瓶落在桌上，早晨起来他发现，水和牛奶都被喝了……
使丘科夫斯卡娅不能不想起的另一个问题是，阿赫玛托娃经常和周围人的一个争议：即她不在家期间，是否有人在她家里进行过搜查？人们都说：“没有，这是您的错误。”
而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多处“怪物”出现的痕迹——如写给古米廖夫的《北方哀歌》：
住在那幢房里非常可怕
……
于是我洒出一滴酒
和一两块面包给他，给那位
半夜如狗一般蹲在门口，
或向矮窗偷窥
……
如今你在一切都无所不知的地方，请告诉我：
除我们以外，住在这房里的，还有什么？
作为被秘密杀害的物理学家布龙施泰的孀妻、以及被批判为“人民公敌”的阿赫玛托娃的亲密好友，丘科夫斯卡娅的一举一动在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遭受着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甚至，侦查员盘问她家女佣的问题中还涉及到：“你的女主人是否和什么人说过，说她丈夫根本就没犯任何罪？她家的桌上放没放着她丈夫的照片？她想让她的小女孩长大后当什么人？”
这最后一个问题令她非常惊讶，因为当时她的女儿柳沙只有9岁。他们为什么会关心这类问题？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后来过了很久她才知道，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的计划，“人民公敌”的家庭多半会在其内部培植“复仇者”，此类家庭的子女便被预先登记了。侦查员感兴趣的并非柳沙未来的职业，不，他关心的是她的记忆。在此类问题上他们期望听到的招认是：“我的女主人希望她的女儿长大后为她父亲报仇”。
“复仇者”！……想到这，丘科夫斯卡娅不禁打了个冷颤：孩子的父亲被枪杀后，监狱又在为自己的罪恶而向死者的子女们实施报复。
阿赫玛托娃的遭遇，则更加毫无疑问地印证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上述计划：在1921年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并枪杀了她的前夫古米廖夫后，1933年，他们又在一次搜查中逮捕了他们年仅21的儿子列瓦。在监狱中关了十天后列瓦被释放；不过紧接着，1935年10月，末，列瓦再次被捕——在阿赫玛托娃写信给斯大林后被释放；第三次是1938年3月10日；第四次是1949年11月6日……前前后后，列瓦总共被囚禁了13年半。
——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个“人民公敌”培植的准“复仇者”？！
身为“人民公敌”，阿赫玛托娃的日子就更可以想象了。
房屋蒙受诅咒，事业一败涂地，
歌声即便温柔也已不再，
我甚至连眼睛也不敢抬起
把我可怕命运正视。
……
我惟一的儿子被人带走，
我的友人在囚室里遭受拷打，
我周围是无形的板墙，
墙后紧贴着监视我的耳目。
一盆盆的污水向我兜头泼下
粗野的咒骂传遍天下，
人们迫使我把诽谤吞下
让我吞咽大口的毒液，
他们本该把我带到终点，
却不知为何把我丢在半途。
……
许多年后，当她回想当初，她才真正理解父母为什么极不赞成她选择“艺术这一危机四伏的事业”——她的父亲，在知道女儿写诗后会大发雷霆，嫌女儿写诗“辱没了他的名字”——也是因此，她将自己的全名“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高连柯”改为了“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玛托娃”；她的母亲，在听她朗诵后哀哀啜泣，叨咕道：“我不懂诗，我只知道我的女儿心里不好受……”
母亲的直觉后来得到了充分印证：她的女儿，的的确确“不好受”，而且，这种痛苦和厄运，还将持续笼罩了她几乎整个一生。“我的命运就是承担世上的一切困难”，如她的自言，她仿佛命定是要不幸地经由艺术尝受这世间所有的苦难与厄运。——不过所幸的是，她是经由艺术——诗歌尝受这种厄运并转化这苦难的。
1914年、1917年、1937年、1941年、1946年——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年份意味着什么。而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玛托娃，她的一生几乎经历了影响20世纪俄罗斯的所有重大事件。长达20多年，她居无定所，寄人篱下，靠在朋友处辗转为生。她前后三任丈夫，两个被迫害致死——古米廖夫，因莫须有的“塔甘采夫案”遭诬陷入狱，惨遭刑罚后被秘密枪决；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家普宁，于大肃反中死于劳改营；她惟一的儿子列瓦因父母之过，一生数次被捕，甚至一度被处以死刑；作为诗人，她一生两次遭到官方“决议”批判，长达数十年不能发表作品，生活贫苦并备受监视……
阿赫玛托娃曾数次向丘科夫斯卡娅谈及自己的诗歌“导师”——安年斯基（1856－1909）。这位被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和古米廖夫以及她本人共同奉为“导师”和“精神发端”的诗人，在阿赫玛托娃看来，他的创作带有一种“悲剧性、真挚性和艺术的完整性……”在题为《导师》（1945）的一首诗中，阿赫玛托娃写道：
我以之为导师的那个人
去如幽灵连影子也不曾留，
所有毒药都服了，所有癫茄都喝了，
也曾向往声望，却终竟未等到光环加头，
但他是先声，是我们的前驱，
他呵护所有人，给所有的心灵注入了慵困，
而他却被窒息……
显然，阿赫玛托娃认为安年斯基作为一种“先知”现象不仅仅局限于诗歌的范畴。如下述在《安娜·阿赫玛托娃·时代的喧嚣》和《安娜·阿赫玛托娃·诗与长诗》两书的誊清稿中漏载的两行诗：
但他是先声，是我们的前驱，
是后来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
的确，安年斯基所蒙受的苦难，他的学生们一样也没能幸免：1921年，古米廖夫被处决；1938年，曼德尔斯塔姆在第二次被捕后死于集中营；1959年，帕斯捷尔纳克被赶进了坟墓……
我们全都注定要体验，
什么是第三个年头不睡觉，
什么是一早起来才得知，
夜里已经有人死去。
痛苦、死亡……如影随形的痛苦与死亡……
诗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允许写作和作品不许面世吧。在斯大林统治时代，秘密警察横行，告密成风，别说发表作品，阿赫玛托娃连写下一行诗都异常冒险。
极权统治者的特性之一就是：向往成为既统治一切又似乎并不存在的某种力量——既残酷镇压民众却又极力粉饰太平。监狱在身边，绞刑架在身边，坟墓在身边，可你必须装作它们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歌舞万岁、盛世太平。因此它绝对不能容忍的情况便包括：有人站出来撕破这种面具和谎言而将悲惨的真实现状说出来、写下来。
在战前，丘科夫斯卡娅回忆说，在去看望她时，阿赫玛托娃只能小声向她朗诵《安魂曲》中的诗句。可是，在喷泉街她自己的家里时，她甚至连悄声细语也不敢。因为她们不能确定事实上到底是不是只有她们两人。于是，最通常情况便是：她们说着说着话，阿赫玛托娃会突然抓起一张纸和铅笔，然后又大声说一句上流社会常说的话：“喝茶吗？”或是：“您晒得可真黑呀，”然后，疾速在那张纸上写上刚构思的诗句，然后把纸递给丘科夫斯卡娅。“我把那纸上的诗句默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会了，才默默地还给她。‘今年秋天来得早。’——安娜 安德列耶芙娜大声说着，划了根火柴，凑着烟灰缸把纸烧掉。”
“这都成了一种模式：手、火柴、烟灰缸，”丘科夫斯卡娅感叹说，“全都是一套美好而又可悲的程式。”（《阿赫玛托娃札记（一） 诗的隐居》，第7页）
这也构筑了丘科夫斯卡娅冒险记录阿赫玛托娃生活札记的原因之一：从物质上吞没了一座城市、一个街区的，从报纸的每一个栏目、从广播的每一支喇叭里喋喋不休散播着自己手工制作的谎言的监狱，不能再吞没她们的精神。
“事实是，战争帮了忙”
1942年6月21日，阿赫玛托娃与朋友拉涅夫斯卡娅一起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的排练。
“多么可怕的作品……”当天晚上，阿赫玛托娃如此告诉丘科夫斯卡娅她的感受，“第二和第三乐章需要听几遍，以便体验它们，而第一乐章立即就理解了。这些可憎的小军鼓是多么恐怖……那里有一个骷髅跳狐步舞的地方……没有任何欢乐的乐谱和胜利的喜悦：接连不断的恐惧。天才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天才，我们的时代将被称为‘肖斯塔科维奇时代’……”
一旁的拉涅夫斯卡娅则如此讲述交响曲：“如此可怕，就像阿赫玛托娃的长诗……有几个人也这么说”。 （《阿赫玛托娃札记（一）·诗的隐居》第476页）
关于肖斯塔科维奇这首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第七交响曲》——又名《列宁格勒交响乐》，当时的苏联——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能见到这样的宣传：这部作品完成于二战期间列宁格勒遭到德国法西斯围困的时候，这部作品鼓舞了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对于卫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激励士气的作用……
“《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肖斯科维奇在其回忆录中却这样告诉我们——“‘侵略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
另外，作曲家还说，他毫不反对把《第七交响曲》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不过，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希特勒是个罪犯，”作曲家接着说，“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斯大林也是。……战争带来许多新的苦难和破坏，但是战前的可怕年代我也没有忘掉。我的交响乐，从《第四交响乐》开始，全是说这些年代的，包括《第七》和《第八》交响乐在内。”
显然，阿赫玛托娃听懂了肖斯塔科维奇。听懂了他表述的——恐惧。希特勒没来之前就已存在的——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惧。去他的什么“反法西斯精神”！见鬼去吧！
肖斯塔科维奇将同样不愧于她的知音之解。在回忆录中谈及上述内容时，他提到了阿赫玛托娃，很巧合吧，但的确是这样：“阿赫玛托娃写了她的《安魂曲》；《第七》和《第八》交响曲是我的安魂曲。”
1942年3月，就是在处处飘荡着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背景声中，《真理报》编辑给塔什干的阿赫玛托娃打去了电话，他们提出要发表她的诗歌《勇气》，并请她再寄一些诗过去。
被“封杀”了十多年，突然，她的诗可以发表了！而且是《真理报》——党最忠诚的喉舌啊！
丘科夫斯卡娅在《札记》里没有分析这背后的原因，肖斯塔科维奇从一个作曲家的角度解释了。
“事实是，战争帮了忙。”的确，这种解释似乎显得奇特。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战争来了，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了，生活充满了巨大的悲伤，和无数的眼泪。可是要知道战前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战前，列宁格勒已经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失去亲人，或是父亲，或是兄弟，即使不是失去亲人，也是失去亲密的朋友。人人都有为之一哭的人，但是只能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不让任何人看见。人人彼此戒备，悲痛压在心里。人人都是暗自悲伤。而今战争来了，这成了大家共同的悲哀。人们终于可以诉说悲哀了，可以当着人哭泣，为失去的亲人哭泣。人们不再怕眼泪流下来，终于，可以流泪了。终于，可以和人们交谈了。虽然仍然困难，但是可以喘口气了。
“因此，我认为战争年代对艺术来说是富饶的年代。”肖斯塔科维奇得出这样一个悲戚的结论。“不是到处都这样。在别的国家，战争很可能要干扰艺术。但是在俄国——由于一些可悲的原因——艺术却繁荣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第187页）
事实将进一步印证他的结论。当战争一结束，“眼泪突然间又完全堵住了”——“那个时候，”肖斯塔科维奇说，“我把我的许多作品放进书桌的抽屉，搁了很久。”阿赫玛托娃呢，自然，她的诗歌重又难见天日。并且，她还将遭遇新一轮更为严酷的迫害。
“我知道我要大难临头”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一个特别决议：撤销《列宁格勒》杂志并改组《星》杂志编辑部。
这两种杂志的罪名如下：“为左琴科卑鄙下流、诽谤污蔑的言论和阿赫玛托娃空泛无物、不问政治的诗作提供了场所”；领导者出于个人的交情使“这种与苏联文艺格格不入的、无所事事、不问政治的低级趣味蒙混入杂志”；更严重的是“滋养了不符合苏联人民的、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卑躬屈膝的情绪”。
决议创作了两幅文学肖像，或者引用他们的术语说——描绘了两幅“嘴脸”。左琴科的“嘴脸“是：专门鼓吹庸俗腐朽、粗俗下流、不问政治、欺辱借此混淆青少年的视听，戕害他们的意识。左琴科是一个卑鄙下流的中伤者和藐视主义的说教者；至于阿赫玛托娃：她的诗停滞在资产阶级——贵族唯美派和颓废派的立场上，——“为了艺术而艺术“，不愿与人民走在一起。她是敌对人们的、空虚庸俗诗的代表。
日丹诺夫奉命阐释这份决议。他的粗俗谩骂使得极其公式化语调的历史文件走了样。比如，他对与会者说，左琴科是被《布尔什维克》杂志当众揭出的一个谤书作者、流氓渣滓。至于阿赫玛托娃，在他的口中，则集荡妇和修女于一身——她“在小客厅和祈祷室里瞎折腾”。最后，日丹诺夫干脆以布尔什维克的直率把阿赫玛托娃的诗断言为：“废品”。
人们清楚了：战争虽然胜利结束了，但变化却丝毫没有。
三十年的指示，几十年完善的残酷术语深刻印在所有人的记忆中。从“非苏联”到“反苏联”，从“异己的格格不入”到“敌对”，从“向西方卑躬屈膝”到“为外国情报机关效劳”——简言之——从“妖言惑众者”到“人民的敌人”——这些充满阶级味道的术语俯手可拾。而“组织”这个词干脆就像射向脑后的枪弹……看到日丹诺夫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报告，人们悄声地相互询问：“怎么样了？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还自由吗？”
但无论日丹诺夫的谩骂多么不堪入耳，给他们那代人造成大恐怖的还不是这类的谩骂。
“我们是计划经济。几乎每个共和国都能发现自己的小淫妇、小谤书作者。”丘科夫斯卡娅一语道破这背后荒诞但异常可怖的事实，“于是如同1937—1938年，每个工矿企业，每个苏联机关，无论工厂、医院或邮局，都有义务揭露工作人员在党组织鼻子底下（当然是丧失应有警惕性的）搞肮脏勾当的哪怕一个破坏分子、间谍分子拉去屠宰；1946—1947年每个文学组织（无论作协分会、出版社或杂志编辑部）都有义务在工作人员中发现并揭批两到三个与苏联人民为敌的文学家。”（《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4页）
不过，这次迫害阿赫玛托娃似乎有点不太好办，因为战争期间一不小心承认了她是“爱国者”。过去她可是永世不得翻身的“纯粹的室内资本主义女诗人”，只写自己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爱情苦痛。但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突然唤醒了她的爱国主义良知。而被他们称赞过的《光荣的事业有了光荣的开端》、《胜利站在我们的门外》等诗，也不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她的“爱国主义”。《勇气》一诗还登载在了1942年3月8日的《真理报》——而不是别的报上。
不过，“组织”的一纸决议足以将此一切推翻。他们完全能够找到“证据”——比如通过篡改、曲解诗歌的词句和创作日期——来证实，阿赫玛托娃一直在所有时期——甚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也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漠不关心。
于是，1946年9月14日的《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在题为《毒害人民的异己诗》一文中，塔玛拉·特里福诺娃大胆地把阿赫玛托娃创作于1941年的诗：“啊，世上可曾有我所熟识的，/如同这水中尖顶的辉光和反光”篡改为“1942年”——在列宁格勒被封锁，四周炮弹轰鸣，硝烟四起，人们忍饥挨饿、流血牺牲之时，阿赫玛托娃，却还在城市里漫步游荡，欣赏运河水里金色尖顶的倒影。这不是对人民同胞命运的冷漠吗？
一场战争结束了。又一场战争开始了。这是一场没有炸弹、炮击，没有围攻、封锁，没有轰鸣的无声无息的针对人的心灵和良知的战争。
再次容阿赫玛托娃出面并发表声音，已是1954年。而且是作协亲自派车到家门口接走了她。因为英国大学生代表团要见她。
她本来是推辞的：“我病了，全身浮肿。”一小时后他们又打来电话：“您应该马上来，不然他们会说您被勒死了。”
因为不得不证实为外国人看：她还活着，很健康，很幸福，很感激党和国家……她只好前往。
于是，在那个著名的红色大厅里，在一堆堆英国人中间，她和左琴科正襟危坐。会谈开始了。
“我知道我要大难临头”，阿赫玛托娃忆及当时的心境，这样说。
在询问了书的出版事宜、审查程序、文学政策等问题，并由作协工作人员一一回答后，有人点名要求左琴科谈谈他对1946年决议的看法。
左琴科慌乱站起来，回答说，最初决议的不公正令他震惊。他还给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写过一封信诉说自己的困惑，后来他明白决议大部分是公正的……
人们轻轻鼓掌。
接着就有人问：阿赫玛托娃女士是如何看待决议的？
她站起身：“两个文件——日丹诺夫同志的讲话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我认为完全正确。”
周围一片沉默……
她给丘科夫斯卡娅讲了这个故事。后者听后又是愤怒又是难受：“这些英国人怎么了？不知是一群白痴、傻瓜、瞎子，还是坏蛋？为什么他们要触动别人的痛苦？受尽凌辱，严刑毒打，他们却还在问：‘你们喜欢挨打受刑吗？给我们瞧瞧你们被打断的骨头！’我们的人为什么弄出这么一场会面？真是虐待狂。”（《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69页）
作为声名最盛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也常常面临这样的场景与问题。他用叶甫图申科诗中的一句话来描述这些蜂拥而至的所谓“友好代表团”：“餐劵在手，招来五洲朋友。”
这些手拿餐劵的“朋友”，除了问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日丹诺夫的讲话有什么想法以外，再也想不出更聪明的话。
“问这样的问题不是虐待狂吗？就像问一个刚被流氓吐了一脸唾沫的人：‘你脸上给人吐了唾沫，有什么感想？你喜欢吗？’”肖斯塔科维奇提及阿赫玛托娃这件事时同样气愤难平，“这还不够。他们是当着那个吐了唾沫的流氓和匪徒的面问的。他们明知道他们是要走的，而受害者还得留下来同这个匪徒打交道。”
因此他能理解阿赫玛托娃：“她这样做是对的，对这些不知羞耻的、无心肝的陌生人只能这样做。她还能说些什么？说她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疯人院里？说她蔑视和憎恨日丹诺夫和斯大林？是的，她可以这样说，但是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见到她了。”
“当然，”他引申一步解释说，“‘朋友们’回国后可能‘在朋友中间’把这件惊人的事情说一遍，甚至可能在报纸上登一条消息。可是我们就会在生活中失去阿赫玛托娃，失去她晚年的这些无力伦比的诗。国家就要失去一位天才。”（《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第266页）
不是么？天真可爱的左琴科以为这些人真的想了解些什么，他表达了一点点相对真实的想法，只是一点点，然后紧接着就补充说“后来他明白决议大部分是公正的”。结果怎么样，作为惩罚，本已有病的他挨饿了，饿得双腿浮肿。他给人补鞋，想靠这个维持生活。至于作品，一行字也不许出版。
再一次会见“外国友人”是在1962年。这一次她见的，是与她同被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当然，不能让外国友人去参观大诗人的小房子，于是他们在阿列克谢耶夫家举行了宴会。
至于这次见面，她是这样描述：“我们面对面坐在舒适的沙发椅里，两个老人。我在想，当他被接收进什么组织的时候，我却不知从什么地方被开除了；当为他授奖的时候，我却被大加侮辱。可结果都一样，我们两个都被诺贝尔提名。这素材可真够哲学家深思的。”（《阿赫玛托娃札记（二） 诗的蒙难》，第450页）
“恐惧。血泊中只剩下了恐惧”
朋友玛利亚将以赛亚·伯林的话转达给阿赫玛托娃：伯林——这位1909年出生于俄罗斯，11岁即随父母迁居英国的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史家这样说：“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将祖国还给了我。”一个人，堪以代表她的祖国，理应被视为一种至高荣耀，可是阿赫玛托娃却向玛利亚坦白道：我自己也很少感受到俄罗斯。然后，似乎作为解释，她向玛利亚讲述了德米特里耶夫-玛门诺夫伯爵的故事——她认为他的经历是很俄罗斯式的：一个伯爵，非常有钱，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后来成了共济会会员，同十二月党人关系密切；再往后，因为拒绝向屠杀十二月党人的尼古拉一世宣誓，他被沙皇宣布为脑子有问题……经过39年的侮辱性的残酷治疗，伯爵真的疯了。“非常俄罗斯式的故事——不是吗？”阿赫玛托娃苦笑着说，“一位杰出的天才人物的前途被断送了……”
接着，她谈到装痴的恰达耶夫——“恐惧。血泊中只剩下了恐惧。恰达耶夫害怕一切重来。”再接着，是曼德尔斯塔姆——“奥西普第一次流放之后就颂扬了斯大林。后来他亲口对我说：‘这真是病态。’”再接着是圣女贞德——“对圣女贞德的讯问被保留下来了。第三次审讯时让她看了窗外事先准备好的柴堆。于是她背弃了正义。第四次讯问时她又恢复了义正词严。人们问他：‘为什么您昨天妥协了？’‘我怕火。’”
“‘我怕火。’”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怀着悲戚的语调重复道。（《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455-456页）
我走着，身后充满灾难，
我的路不直不弯。
不通往何处，也不知在何时，
就如一列正在下坡的列车。
——《一个人直道而行》
几乎称得上是个奇迹，写下“克里姆林宫里不应当活……”的阿赫玛托娃一生并未被捕，也没有被秘密枪决，古米廖夫、曼德尔斯塔姆以及其他无以计数人的命运似乎没有落到她头上，可是，这能丝毫减弱幸存者的痛苦和恐惧感吗？
院里窗内亮着灯，
寂静使它显得遥远，
没有小路，没有小径，
只有黑暗的冰窟窿。
——《知道，知道，又是雪橇》
“如果我没这么做的话，”阿赫玛托娃在谈及那次不被当局所接受的与以赛亚·伯林的会面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列瓦可能还在家。”——这便是她的恐惧。作为一个诗人——被禁止发表作品如果只能使她感觉屈辱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母亲，这种感受完全堪称是恐惧了：恐惧儿子被抓走、被毒打、被枪决……她是一个母亲，那是她惟一的儿子，她怎么会不恐惧？
我高声哀号十七个月，
千呼万唤你回家，
我匍伏在刽子手的脚下，
我的儿子啊，你使我担惊受怕。
——《安魂曲》
在列瓦被铺的十多年里，她的生活，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监、奔波、写信求助——甚至写信给斯大林、翻译歌颂斯大林的诗歌以讨好他……能做的，她都做了。
如今要让你明白，
你一生的境遇又将如何——
你要站在克列斯特铁窗旁边，
排在三百号，手托探监的物品，
滴下你滚滚的热泪，
烤化新年的冰层。
像监狱的那株白杨摇曳，
无声无息——而大墙里
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在死去……
——《安魂曲》
她写完要丘科夫斯卡娅记住后随即烧掉的诗中，有这样几句：
于是，迎着那些，
直视死神的人们——
我再次为你的话
而举手表示：拥护
给丘科夫斯卡娅念这首诗时，阿赫玛托娃先读了题辞：“林中的树木在喧哗。H.扎博洛茨基。”嗣后，丘科夫斯卡娅无论如何都不能在扎博洛茨基作品里找到这行诗。后来她发现，阿赫玛托娃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扎博洛茨基《夜里的花园》里的一句改造为题辞的，其最初的原句是：
菩提树的灵魂伸展下手臂，
全都表决反对犯罪。
制度的罪恶吞噬着每一个的机体和其感受。作为诗人，所蒙受的屈辱更为严重，所体悟到的痛苦，自然也更为深刻。为了劳改营中的儿子能够活命，扎博洛茨基可以反对的犯罪，她不能。相反，她只能举手表示拥护：“日丹诺夫同志的讲话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我认为完全正确。”
当丘科夫斯卡娅探望左琴科回来，“说实话，”阿赫玛托娃问她，“他不怪我吧？”
“他提起您时，有点轻微的怨言……只是有那么一点，很快就熄灭了。”（《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126页）
改变了我，仿佛一条河流
严酷的时代将它改变。
生活将我替换。流入另外的航道，
她流往另外一条航道
而我已认不出自己先前的两岸。
——《哀歌》
如果被镇压是一种悲剧和苦难，这种“苟活”完全是难捱的屈辱与愧疚了。所幸的是，这一切、伴随着屈辱的内在尊严尤为成就了一种独特、复杂的诗歌。在阿赫玛托娃那里，对爱、痛苦、尊严的表达不是被消除，相反，是被深化了，就像屈辱本身那样。
谁来保护我们不为时代喧嚣所留下的东西而恐惧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紧接着，自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而下，苏联开始了对他的罪恶进行揭露与批判。
作为诗人，阿赫玛托娃很快就发现——除了对斯大林个人的谴责，她那些描述集中营、描写普通民众痛苦的文字，仍然是不能发表的——就如同斯大林统治时期一样，很多痛苦，仍是不能表述的。
这个发现令她——一个饱受斯大林统治戕害、因斯大林的死及其死后遭遇而萌生的所谓“幸福感”立即“残缺和黯淡”。她意识到：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不过体现了新的统治者的个人意图与命令。又是个人！又是命令！人们仍然用在斯大林时期的语言恶习表达、呵斥、下令：“全体立刻转向！”——以前是奉命赞颂，现在是奉命谩骂。
不错，斯大林死了，日丹诺夫也死了。1956年5月15日，儿子列瓦回来了。同一天，法捷耶夫自杀了。
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结束与开始”：一个时代的完结，一个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事实上呢？
1962年1月1日，丘科夫斯卡娅前去探望心脏病发住院治疗的阿赫玛托娃。在此之前她听说了列瓦论文答辩的事，有人赞叹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学者。为使病人开心，丘科夫斯卡娅专门提出此事并向她表示祝贺。
“这个伟大的学者在我住院三个月来一次也没来过医院，”阿赫玛托娃神色黯淡地说道，“……在集中营里他的心灵受到伤害。有人害他，对他说，‘你母亲是那么有名，只要她说上一句话，你马上就可以回到家里了。’”
丘科夫斯卡娅一阵哑然。
“而他却不承认我有病。‘你总是有病，年轻时候就是这样。都是装病。’”（《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421页）
基督耶稣的见证者们饱尝了死亡的滋味；
不论是好搬弄是非的老太婆，还是士兵们，
亦或是古罗马的长官——所有人都已远去。
在那里，不知何时升起一座拱门，
驼背的挑水人艰难地登上山峰。
人们就着灼热的尘埃把死者和酒一起饮下……
连同露珠的无忧无虑的气息。
黄金会生绣，钢铁能腐烂，
大理石也可磨得粉碎。一切都将面临死亡。
世间最牢固的是痛苦
和沙皇的金科玉律。
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切？黄金会生绣，钢铁会腐烂，大理石也能粉碎，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痛苦与死亡？那如沙皇的金科玉律般牢固不灭的痛苦与死亡？
还有那更深层的罪恶：几乎每个家庭的支离破碎，儿子对母亲的误会、母亲的难言的隐痛……难道仅仅是某一个人搞“个人崇拜”而“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所造成的恶果吗？
火枪兵的月色，莫斯科河南岸，夜。
受难周的大钟走得像十字架游行。
我做了个可怕的梦。难道确实
不管是谁
是谁
是谁
也不能帮助我？……
“克里姆林宫里不应当活……”军团人说。
那里古代兽性仍在猖獗。
鲍里斯野蛮的恐惧，一切伊凡的凶狠，
和冒称为王者的傲慢取代了人民的权利。
“火枪兵”，即1689年8月被彼得大帝夺取王位时镇压的火枪兵兵变。参加兵变的近4000余人，近半被处死和流放；鲍里斯，即伊凡四世，以残暴闻名，曾用铁杖打死自己的儿子；至于“冒称为王者”，常有说法是这里暗指斯大林——“可以说，阿赫玛托娃《火枪兵的月色》一诗为认识斯大林时代的悲剧和凶恶本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诗的公式。”阿·帕甫洛夫斯基就曾如是说，“冒称为王者的傲慢——不正是这新的专制暴君的傲慢吗？他把一切伊凡的兽行同鲍里斯的野蛮恐惧以及在祖国广漠无垠的大地上流淌的鲜血集结在自己身上。”（阿·帕甫洛夫斯基：《安·阿赫玛托娃传》，守魁 辛冰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只是，罪恶的源头，会那么浅近么？罪恶的影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而戛然终止么？
一个世纪前的赫尔岑写过这样的话：“将巴士底狱片片诋毁，并不就会使囚徒变成自由人。”深为喜爱赫尔岑、深刻明了普希金的阿赫玛托娃，会简简单单地将罪恶归结到某一时期的某一个统治者身上吗？
平静一会儿，阿赫玛托娃转变了话题，在病床上，她为丘科夫斯卡娅吟诵了最近构思的一本新书的题词：
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瘟疫？——他们的末日很快就能看到。
对他们的审判就要下发。
可是谁来保护我们不为
时代喧嚣所留下的东西而恐惧。
不错，战争结束了，斯大林死了，儿子也被释放了，可是，罪恶随之结束了吗？痛苦和恐惧结束了吗？完全没有。那么，“谁来保护我们不为时代喧嚣所留下的东西而恐惧”呢？
穿过“遥远的痛苦”
在作品被禁止发表、生活来源被切断的时间里，阿赫玛托娃主要依靠翻译和研究维持生计。在创作高峰时期从事翻译，由此而带来的对诗人自身创造力的损害，阿赫玛托娃深谙深明，她曾不止一次地向丘科夫斯卡娅倾诉：“诗人创作的时期，当然是不能从事翻译的。这需要有自己的思维。”（《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30页）不过，若从极其有限的益处来看，阿赫玛托娃在此期间对雨果等人作品的翻译，以及对普希金和安年斯基等人的研究，对拓展其“历史感”，还是有所裨益的。
1952年8月1日晚上，阿赫玛托娃住处。因为心脏病刚发作过，她躺在床上休息。这一年她已是63岁高龄了，经历了长期的贫困、饥饿、屈辱、心脏病发作和各种疾患的折磨，如今她已满头华发，笨重、身体宽胖，“面部轮廓也不那么清晰了，鼻骨不再突兀地隆起，仿佛鼻子也小多了，轮廓也不分明了。甚至手臂也变得粗糙发肿……”（《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21页）不过她“目光依旧，嗓音如昨”。突然，她艰难缓慢地侧翻过身，伸手从床头柜上取下一卷《普希金诗集》，翻找出一首诗，请丘科夫斯卡娅为她朗诵：
当回忆在静谧中啃噬着我的心灵
遥远的痛苦有如阴影重飞回我的身旁……
……
忧伤的岛屿啊——荒凉的海岸
生长着冬日的越橘。
枯萎的冻土覆盖其上。
冰冷的泡沫奔涌，
时而游来北方。
……
乌云翻滚的天空，遮盖着我摇摇欲坠的小船
……
她告诉丘科夫斯卡娅，她坚信普希金这首未完成的诗“描述的是十二月党人的坟墓”：“忧伤的岛屿”、“荒凉的海岸”、“乌云翻滚的天空”……这些荒漠般的词语背后，是孤独和坟墓；“遥远的痛苦”，是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这些牺牲的朋友和兄弟的悼念……
在阿赫玛托娃缓慢而艰难的语调中，丘科夫斯卡娅恍然听到一种“记忆和沉重的负疚感”——她这哪里是在谈普希金的悼念，分明是在表述自己对死去的朋友、兄弟，对那些“深夜死去的人们”的悼念啊！
很明显，阿赫玛托娃对普希金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情。少年时代，她所就读的皇村中学，正是普希金的母校。而她自那时便隐约意识到这种巧合所给予她的特别意义。在她的诗作中，也常常流露出对于皇村生活的怀念和对普希金的崇仰。如《在皇村》一诗中她写道的：
黝黑的少年在林荫里
徘徊，他在湖岸上伤心，
我们珍藏了整个世纪
他隐隐作响的脚步声。
而后来，通过对普希金的研究，阿赫玛托娃更为深刻地发现了自己与普希金的紧密联系。
在阅读阿赫玛托娃的文章时，丘科夫斯卡娅惊奇地发现这样一种情况：研究者逐渐偏离了文学研究性文章的通用风格，而“转向了创造性的阿赫玛托娃式的散文。”甚至，某些时候，在修辞上，或在形式上，阿赫玛托娃已经严重逾越了“文艺学”的界限——因为文艺学不论是在形式上或是原则上都是不许出现激昂的情绪的——而她，却会在文章的结尾用类似莱蒙托夫的雷霆万钧的口气公开宣读：
你们用尽自己所有的乌血
也不能洗刷掉正直的诗人的鲜血
就如同她创作诗歌时所主要依赖的——隐秘和巨大的直觉力量：“而我那悲伤的诗神缪斯，/领着我，就像领着盲人。”——阿赫玛托娃对普希金的研究，主要依赖的，也不是知识、信息、事实、和其他专家的结论——帮助她深刻领悟普希金的诗歌与命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她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诗人们的、亲人们的以及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的亲身经历来体验普希金的命运。她以相近的人生经历，与普希金共同回忆起他们内心深处长期承受着的内容——亲人、朋友被处决的痛苦。也是因此，她才能清楚地看到普希金未写出的意境：荒凉海岸上禁止人们观瞻的孤坟。“她不是在续写诗，而是追踪着诗诞生时心灵的运动轨迹，遵循诗诞生前的空寂；这条轨迹引领她踏上一条正确的路——普希金为十二月党人的被处决而永远受伤的记忆之路。”丘科夫斯卡娅分析道，“这条路正在穿过‘遥远的痛苦’。”（《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29页）
这似乎也可以拿来解释长久以来普通民众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或狂热或隐约的喜爱——即使在她被官方“决议”侮辱谩骂并“封杀”之时。从20年代开始，《青年近卫军》等杂志的编辑就开始面对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有这么多女学生和女工写来大量信件表示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感到亲切”——而“况且她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当《科马罗沃速写》寄到《文学报》编辑部时，一位编辑郑重其事地说：“一点也弄不明白，但是这就是阿赫玛托娃。”甚至连最僵硬的官员也以某种奇怪的敏感觉察到，具有真正价值的是阿赫玛托娃，而不是古谢夫等人——在三四十年代，当他们从一些被称为“人民公敌”的被枪决的知识分子家里查抄了成千本书时，总是将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的书占为己有。出于喜爱——想传给儿女？还是出于贪财——想在黑市上卖个好价钱？但是，他们确实将古谢夫上缴给了国家，而把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留给了自己。
——她属于人们心中的爱和希望，即使在看来只有仇恨、恐惧和失望的岁月里。
就如那个应《青年近卫军》编辑部之请为年轻的女读者解答疑惑的国务活动家亚·柯伦泰于1923年写道的，“……不必说，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废除爱情”，“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废除的、也完全废除不了的不止爱情，还有人们的诸多其他感受——包括痛苦。而阿赫玛托娃，作为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内务部计划”、“1946决议”等一系列“革命”的直接施加对象，她更为深刻地体悟了各式各样的恐惧和痛苦。可以说，历史，就像一个带刺的车轮，碾过她的身体和心灵。
我们任何打击
都没有拒绝，——
她如是说。这个1912年即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的诗人，以讲求精准、简洁、具象再现为宗旨的阿克梅派代表人，从早期诗歌开始，便注重将世界具体可感的实体——它确切的外形、色彩、味道和日常生活的断断续续的话语、感受——所有这些，融入了她的诗行。
我看到了一切，我牢记了一切。
肖斯塔科维奇说，晚年的他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他说他的交响乐，就是献给那些无名尸骨的安魂曲。“我们经受住一切苦难……”阿赫玛托娃说，“我们所有的人，因为牢狱之苦威胁着每个人。……被处死的和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所经受的苦难，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最终，作为一个诗人，她将看到的一切——通过诗歌，牢记了下来。她的文字，是献给整个苦难俄罗斯的一首《安魂曲》。
早在1916年，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就在书评《针对<缪斯诗集>》中如此定义阿赫玛托娃：“目前她的诗歌已经快要成为俄罗斯之所以伟大的象征之一。”（《阿赫玛托娃札记（一）·诗的隐居》，第329页）若干年后，身处遥远的大不列颠的以赛亚·伯林说得更为真切：是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把祖国还给了他。而就如阿赫玛托娃那句预言性的誓言：
我们会留住你，俄语，
伟大的俄罗斯语言。
身在俄罗斯的人会说，不仅仅是祖国，阿赫玛托娃，还把母语交还给了他们：通过诗歌这一炼狱，通过“艺术这一危机四伏的事业”。
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1889年6月—1966年3月），苏联俄罗斯女诗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帕斯捷尔纳克在1940年写给阿赫玛托娃的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我能做点什么，以便能让您多少开心一点，能让您对这重新压到我们头顶的黑暗——其阴影我们每日每时都能在我们自己身上颤栗里感觉得到——多少感到一点兴趣。我如何才能以足够的清晰性向您提醒，活着和想要活着（不是按照什么人的意志，而是本着您自己的意愿）是您对一切活着事物的义务，因为有关生活的观念轻易地就能被粉碎，而鲜有什么人能对之忠贞不渝，而您，亲爱的朋友，却是此类观念的主要创造者，和不可企及的典范……（莉季娅 丘科夫斯卡娅：《阿赫玛托娃札记（一） 诗的隐居》，张冰 吴晓都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页）
她坚持着活了下来——在前夫被枪决、儿子被逮捕、朋友被杀害之时，她依然坚持着——活了下来。并且，冒着死的危险，她把那些罪恶与痛苦，写了出来。
“艺术这一危机四伏的事业”
1939年7月的一个晚上，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来到阿赫玛托娃住处。在例行的问候——“您那儿怎么样呀？”——之后，她们又和往常一样开始谈论起文学。
这一次她们聊的是莫泊桑。丘科夫斯卡娅并不喜欢他，不过她将很快发现，对方也不能很好地“忍受”他：
“他的长篇尤其糟糕。短篇也一样。我只喜欢他的一个短篇，就是讲一个人如何发疯那篇。（《阿赫玛托娃札记（一）·诗的隐居》，第20页）”阿赫玛托娃说。
后来重翻自己所记录的长达百余万字之长的《阿赫玛托娃札记》，丘科夫斯卡娅忆及这晚的聊天，这次她想起了那个短篇的名字：莫泊桑的《人驴》。
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也好像是患了迫害狂。他总觉得自己家里藏着一个隐形、可怕而又强大的怪物（他称之为“人驴”）。这怪物能用诱惑力操纵他，每到夜里，便从他闭紧的嘴里吮吸生命。为了检验怪物是否真的存在，主人做了很多实验：比如头天夜里故意把水瓶、奶瓶或酒瓶落在桌上，早晨起来他发现，水和牛奶都被喝了……
使丘科夫斯卡娅不能不想起的另一个问题是，阿赫玛托娃经常和周围人的一个争议：即她不在家期间，是否有人在她家里进行过搜查？人们都说：“没有，这是您的错误。”
而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多处“怪物”出现的痕迹——如写给古米廖夫的《北方哀歌》：
住在那幢房里非常可怕
……
于是我洒出一滴酒
和一两块面包给他，给那位
半夜如狗一般蹲在门口，
或向矮窗偷窥
……
如今你在一切都无所不知的地方，请告诉我：
除我们以外，住在这房里的，还有什么？
作为被秘密杀害的物理学家布龙施泰的孀妻、以及被批判为“人民公敌”的阿赫玛托娃的亲密好友，丘科夫斯卡娅的一举一动在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遭受着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甚至，侦查员盘问她家女佣的问题中还涉及到：“你的女主人是否和什么人说过，说她丈夫根本就没犯任何罪？她家的桌上放没放着她丈夫的照片？她想让她的小女孩长大后当什么人？”
这最后一个问题令她非常惊讶，因为当时她的女儿柳沙只有9岁。他们为什么会关心这类问题？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后来过了很久她才知道，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的计划，“人民公敌”的家庭多半会在其内部培植“复仇者”，此类家庭的子女便被预先登记了。侦查员感兴趣的并非柳沙未来的职业，不，他关心的是她的记忆。在此类问题上他们期望听到的招认是：“我的女主人希望她的女儿长大后为她父亲报仇”。
“复仇者”！……想到这，丘科夫斯卡娅不禁打了个冷颤：孩子的父亲被枪杀后，监狱又在为自己的罪恶而向死者的子女们实施报复。
阿赫玛托娃的遭遇，则更加毫无疑问地印证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上述计划：在1921年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并枪杀了她的前夫古米廖夫后，1933年，他们又在一次搜查中逮捕了他们年仅21的儿子列瓦。在监狱中关了十天后列瓦被释放；不过紧接着，1935年10月，末，列瓦再次被捕——在阿赫玛托娃写信给斯大林后被释放；第三次是1938年3月10日；第四次是1949年11月6日……前前后后，列瓦总共被囚禁了13年半。
——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个“人民公敌”培植的准“复仇者”？！
身为“人民公敌”，阿赫玛托娃的日子就更可以想象了。
房屋蒙受诅咒，事业一败涂地，
歌声即便温柔也已不再，
我甚至连眼睛也不敢抬起
把我可怕命运正视。
……
我惟一的儿子被人带走，
我的友人在囚室里遭受拷打，
我周围是无形的板墙，
墙后紧贴着监视我的耳目。
一盆盆的污水向我兜头泼下
粗野的咒骂传遍天下，
人们迫使我把诽谤吞下
让我吞咽大口的毒液，
他们本该把我带到终点，
却不知为何把我丢在半途。
……
许多年后，当她回想当初，她才真正理解父母为什么极不赞成她选择“艺术这一危机四伏的事业”——她的父亲，在知道女儿写诗后会大发雷霆，嫌女儿写诗“辱没了他的名字”——也是因此，她将自己的全名“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高连柯”改为了“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玛托娃”；她的母亲，在听她朗诵后哀哀啜泣，叨咕道：“我不懂诗，我只知道我的女儿心里不好受……”
母亲的直觉后来得到了充分印证：她的女儿，的的确确“不好受”，而且，这种痛苦和厄运，还将持续笼罩了她几乎整个一生。“我的命运就是承担世上的一切困难”，如她的自言，她仿佛命定是要不幸地经由艺术尝受这世间所有的苦难与厄运。——不过所幸的是，她是经由艺术——诗歌尝受这种厄运并转化这苦难的。
1914年、1917年、1937年、1941年、1946年——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年份意味着什么。而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玛托娃，她的一生几乎经历了影响20世纪俄罗斯的所有重大事件。长达20多年，她居无定所，寄人篱下，靠在朋友处辗转为生。她前后三任丈夫，两个被迫害致死——古米廖夫，因莫须有的“塔甘采夫案”遭诬陷入狱，惨遭刑罚后被秘密枪决；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家普宁，于大肃反中死于劳改营；她惟一的儿子列瓦因父母之过，一生数次被捕，甚至一度被处以死刑；作为诗人，她一生两次遭到官方“决议”批判，长达数十年不能发表作品，生活贫苦并备受监视……
阿赫玛托娃曾数次向丘科夫斯卡娅谈及自己的诗歌“导师”——安年斯基（1856－1909）。这位被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和古米廖夫以及她本人共同奉为“导师”和“精神发端”的诗人，在阿赫玛托娃看来，他的创作带有一种“悲剧性、真挚性和艺术的完整性……”在题为《导师》（1945）的一首诗中，阿赫玛托娃写道：
我以之为导师的那个人
去如幽灵连影子也不曾留，
所有毒药都服了，所有癫茄都喝了，
也曾向往声望，却终竟未等到光环加头，
但他是先声，是我们的前驱，
他呵护所有人，给所有的心灵注入了慵困，
而他却被窒息……
显然，阿赫玛托娃认为安年斯基作为一种“先知”现象不仅仅局限于诗歌的范畴。如下述在《安娜·阿赫玛托娃·时代的喧嚣》和《安娜·阿赫玛托娃·诗与长诗》两书的誊清稿中漏载的两行诗：
但他是先声，是我们的前驱，
是后来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
的确，安年斯基所蒙受的苦难，他的学生们一样也没能幸免：1921年，古米廖夫被处决；1938年，曼德尔斯塔姆在第二次被捕后死于集中营；1959年，帕斯捷尔纳克被赶进了坟墓……
我们全都注定要体验，
什么是第三个年头不睡觉，
什么是一早起来才得知，
夜里已经有人死去。
痛苦、死亡……如影随形的痛苦与死亡……
诗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允许写作和作品不许面世吧。在斯大林统治时代，秘密警察横行，告密成风，别说发表作品，阿赫玛托娃连写下一行诗都异常冒险。
极权统治者的特性之一就是：向往成为既统治一切又似乎并不存在的某种力量——既残酷镇压民众却又极力粉饰太平。监狱在身边，绞刑架在身边，坟墓在身边，可你必须装作它们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歌舞万岁、盛世太平。因此它绝对不能容忍的情况便包括：有人站出来撕破这种面具和谎言而将悲惨的真实现状说出来、写下来。
在战前，丘科夫斯卡娅回忆说，在去看望她时，阿赫玛托娃只能小声向她朗诵《安魂曲》中的诗句。可是，在喷泉街她自己的家里时，她甚至连悄声细语也不敢。因为她们不能确定事实上到底是不是只有她们两人。于是，最通常情况便是：她们说着说着话，阿赫玛托娃会突然抓起一张纸和铅笔，然后又大声说一句上流社会常说的话：“喝茶吗？”或是：“您晒得可真黑呀，”然后，疾速在那张纸上写上刚构思的诗句，然后把纸递给丘科夫斯卡娅。“我把那纸上的诗句默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会了，才默默地还给她。‘今年秋天来得早。’——安娜 安德列耶芙娜大声说着，划了根火柴，凑着烟灰缸把纸烧掉。”
“这都成了一种模式：手、火柴、烟灰缸，”丘科夫斯卡娅感叹说，“全都是一套美好而又可悲的程式。”（《阿赫玛托娃札记（一） 诗的隐居》，第7页）
这也构筑了丘科夫斯卡娅冒险记录阿赫玛托娃生活札记的原因之一：从物质上吞没了一座城市、一个街区的，从报纸的每一个栏目、从广播的每一支喇叭里喋喋不休散播着自己手工制作的谎言的监狱，不能再吞没她们的精神。
“事实是，战争帮了忙”
1942年6月21日，阿赫玛托娃与朋友拉涅夫斯卡娅一起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的排练。
“多么可怕的作品……”当天晚上，阿赫玛托娃如此告诉丘科夫斯卡娅她的感受，“第二和第三乐章需要听几遍，以便体验它们，而第一乐章立即就理解了。这些可憎的小军鼓是多么恐怖……那里有一个骷髅跳狐步舞的地方……没有任何欢乐的乐谱和胜利的喜悦：接连不断的恐惧。天才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天才，我们的时代将被称为‘肖斯塔科维奇时代’……”
一旁的拉涅夫斯卡娅则如此讲述交响曲：“如此可怕，就像阿赫玛托娃的长诗……有几个人也这么说”。 （《阿赫玛托娃札记（一）·诗的隐居》第476页）
关于肖斯塔科维奇这首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第七交响曲》——又名《列宁格勒交响乐》，当时的苏联——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能见到这样的宣传：这部作品完成于二战期间列宁格勒遭到德国法西斯围困的时候，这部作品鼓舞了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对于卫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激励士气的作用……
“《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肖斯科维奇在其回忆录中却这样告诉我们——“‘侵略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
另外，作曲家还说，他毫不反对把《第七交响曲》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不过，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希特勒是个罪犯，”作曲家接着说，“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斯大林也是。……战争带来许多新的苦难和破坏，但是战前的可怕年代我也没有忘掉。我的交响乐，从《第四交响乐》开始，全是说这些年代的，包括《第七》和《第八》交响乐在内。”
显然，阿赫玛托娃听懂了肖斯塔科维奇。听懂了他表述的——恐惧。希特勒没来之前就已存在的——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惧。去他的什么“反法西斯精神”！见鬼去吧！
肖斯塔科维奇将同样不愧于她的知音之解。在回忆录中谈及上述内容时，他提到了阿赫玛托娃，很巧合吧，但的确是这样：“阿赫玛托娃写了她的《安魂曲》；《第七》和《第八》交响曲是我的安魂曲。”
1942年3月，就是在处处飘荡着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背景声中，《真理报》编辑给塔什干的阿赫玛托娃打去了电话，他们提出要发表她的诗歌《勇气》，并请她再寄一些诗过去。
被“封杀”了十多年，突然，她的诗可以发表了！而且是《真理报》——党最忠诚的喉舌啊！
丘科夫斯卡娅在《札记》里没有分析这背后的原因，肖斯塔科维奇从一个作曲家的角度解释了。
“事实是，战争帮了忙。”的确，这种解释似乎显得奇特。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战争来了，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了，生活充满了巨大的悲伤，和无数的眼泪。可是要知道战前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战前，列宁格勒已经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失去亲人，或是父亲，或是兄弟，即使不是失去亲人，也是失去亲密的朋友。人人都有为之一哭的人，但是只能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不让任何人看见。人人彼此戒备，悲痛压在心里。人人都是暗自悲伤。而今战争来了，这成了大家共同的悲哀。人们终于可以诉说悲哀了，可以当着人哭泣，为失去的亲人哭泣。人们不再怕眼泪流下来，终于，可以流泪了。终于，可以和人们交谈了。虽然仍然困难，但是可以喘口气了。
“因此，我认为战争年代对艺术来说是富饶的年代。”肖斯塔科维奇得出这样一个悲戚的结论。“不是到处都这样。在别的国家，战争很可能要干扰艺术。但是在俄国——由于一些可悲的原因——艺术却繁荣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第187页）
事实将进一步印证他的结论。当战争一结束，“眼泪突然间又完全堵住了”——“那个时候，”肖斯塔科维奇说，“我把我的许多作品放进书桌的抽屉，搁了很久。”阿赫玛托娃呢，自然，她的诗歌重又难见天日。并且，她还将遭遇新一轮更为严酷的迫害。
“我知道我要大难临头”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一个特别决议：撤销《列宁格勒》杂志并改组《星》杂志编辑部。
这两种杂志的罪名如下：“为左琴科卑鄙下流、诽谤污蔑的言论和阿赫玛托娃空泛无物、不问政治的诗作提供了场所”；领导者出于个人的交情使“这种与苏联文艺格格不入的、无所事事、不问政治的低级趣味蒙混入杂志”；更严重的是“滋养了不符合苏联人民的、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卑躬屈膝的情绪”。
决议创作了两幅文学肖像，或者引用他们的术语说——描绘了两幅“嘴脸”。左琴科的“嘴脸“是：专门鼓吹庸俗腐朽、粗俗下流、不问政治、欺辱借此混淆青少年的视听，戕害他们的意识。左琴科是一个卑鄙下流的中伤者和藐视主义的说教者；至于阿赫玛托娃：她的诗停滞在资产阶级——贵族唯美派和颓废派的立场上，——“为了艺术而艺术“，不愿与人民走在一起。她是敌对人们的、空虚庸俗诗的代表。
日丹诺夫奉命阐释这份决议。他的粗俗谩骂使得极其公式化语调的历史文件走了样。比如，他对与会者说，左琴科是被《布尔什维克》杂志当众揭出的一个谤书作者、流氓渣滓。至于阿赫玛托娃，在他的口中，则集荡妇和修女于一身——她“在小客厅和祈祷室里瞎折腾”。最后，日丹诺夫干脆以布尔什维克的直率把阿赫玛托娃的诗断言为：“废品”。
人们清楚了：战争虽然胜利结束了，但变化却丝毫没有。
三十年的指示，几十年完善的残酷术语深刻印在所有人的记忆中。从“非苏联”到“反苏联”，从“异己的格格不入”到“敌对”，从“向西方卑躬屈膝”到“为外国情报机关效劳”——简言之——从“妖言惑众者”到“人民的敌人”——这些充满阶级味道的术语俯手可拾。而“组织”这个词干脆就像射向脑后的枪弹……看到日丹诺夫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报告，人们悄声地相互询问：“怎么样了？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还自由吗？”
但无论日丹诺夫的谩骂多么不堪入耳，给他们那代人造成大恐怖的还不是这类的谩骂。
“我们是计划经济。几乎每个共和国都能发现自己的小淫妇、小谤书作者。”丘科夫斯卡娅一语道破这背后荒诞但异常可怖的事实，“于是如同1937—1938年，每个工矿企业，每个苏联机关，无论工厂、医院或邮局，都有义务揭露工作人员在党组织鼻子底下（当然是丧失应有警惕性的）搞肮脏勾当的哪怕一个破坏分子、间谍分子拉去屠宰；1946—1947年每个文学组织（无论作协分会、出版社或杂志编辑部）都有义务在工作人员中发现并揭批两到三个与苏联人民为敌的文学家。”（《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4页）
不过，这次迫害阿赫玛托娃似乎有点不太好办，因为战争期间一不小心承认了她是“爱国者”。过去她可是永世不得翻身的“纯粹的室内资本主义女诗人”，只写自己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爱情苦痛。但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突然唤醒了她的爱国主义良知。而被他们称赞过的《光荣的事业有了光荣的开端》、《胜利站在我们的门外》等诗，也不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她的“爱国主义”。《勇气》一诗还登载在了1942年3月8日的《真理报》——而不是别的报上。
不过，“组织”的一纸决议足以将此一切推翻。他们完全能够找到“证据”——比如通过篡改、曲解诗歌的词句和创作日期——来证实，阿赫玛托娃一直在所有时期——甚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也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漠不关心。
于是，1946年9月14日的《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在题为《毒害人民的异己诗》一文中，塔玛拉·特里福诺娃大胆地把阿赫玛托娃创作于1941年的诗：“啊，世上可曾有我所熟识的，/如同这水中尖顶的辉光和反光”篡改为“1942年”——在列宁格勒被封锁，四周炮弹轰鸣，硝烟四起，人们忍饥挨饿、流血牺牲之时，阿赫玛托娃，却还在城市里漫步游荡，欣赏运河水里金色尖顶的倒影。这不是对人民同胞命运的冷漠吗？
一场战争结束了。又一场战争开始了。这是一场没有炸弹、炮击，没有围攻、封锁，没有轰鸣的无声无息的针对人的心灵和良知的战争。
再次容阿赫玛托娃出面并发表声音，已是1954年。而且是作协亲自派车到家门口接走了她。因为英国大学生代表团要见她。
她本来是推辞的：“我病了，全身浮肿。”一小时后他们又打来电话：“您应该马上来，不然他们会说您被勒死了。”
因为不得不证实为外国人看：她还活着，很健康，很幸福，很感激党和国家……她只好前往。
于是，在那个著名的红色大厅里，在一堆堆英国人中间，她和左琴科正襟危坐。会谈开始了。
“我知道我要大难临头”，阿赫玛托娃忆及当时的心境，这样说。
在询问了书的出版事宜、审查程序、文学政策等问题，并由作协工作人员一一回答后，有人点名要求左琴科谈谈他对1946年决议的看法。
左琴科慌乱站起来，回答说，最初决议的不公正令他震惊。他还给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写过一封信诉说自己的困惑，后来他明白决议大部分是公正的……
人们轻轻鼓掌。
接着就有人问：阿赫玛托娃女士是如何看待决议的？
她站起身：“两个文件——日丹诺夫同志的讲话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我认为完全正确。”
周围一片沉默……
她给丘科夫斯卡娅讲了这个故事。后者听后又是愤怒又是难受：“这些英国人怎么了？不知是一群白痴、傻瓜、瞎子，还是坏蛋？为什么他们要触动别人的痛苦？受尽凌辱，严刑毒打，他们却还在问：‘你们喜欢挨打受刑吗？给我们瞧瞧你们被打断的骨头！’我们的人为什么弄出这么一场会面？真是虐待狂。”（《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69页）
作为声名最盛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也常常面临这样的场景与问题。他用叶甫图申科诗中的一句话来描述这些蜂拥而至的所谓“友好代表团”：“餐劵在手，招来五洲朋友。”
这些手拿餐劵的“朋友”，除了问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日丹诺夫的讲话有什么想法以外，再也想不出更聪明的话。
“问这样的问题不是虐待狂吗？就像问一个刚被流氓吐了一脸唾沫的人：‘你脸上给人吐了唾沫，有什么感想？你喜欢吗？’”肖斯塔科维奇提及阿赫玛托娃这件事时同样气愤难平，“这还不够。他们是当着那个吐了唾沫的流氓和匪徒的面问的。他们明知道他们是要走的，而受害者还得留下来同这个匪徒打交道。”
因此他能理解阿赫玛托娃：“她这样做是对的，对这些不知羞耻的、无心肝的陌生人只能这样做。她还能说些什么？说她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疯人院里？说她蔑视和憎恨日丹诺夫和斯大林？是的，她可以这样说，但是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见到她了。”
“当然，”他引申一步解释说，“‘朋友们’回国后可能‘在朋友中间’把这件惊人的事情说一遍，甚至可能在报纸上登一条消息。可是我们就会在生活中失去阿赫玛托娃，失去她晚年的这些无力伦比的诗。国家就要失去一位天才。”（《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第266页）
不是么？天真可爱的左琴科以为这些人真的想了解些什么，他表达了一点点相对真实的想法，只是一点点，然后紧接着就补充说“后来他明白决议大部分是公正的”。结果怎么样，作为惩罚，本已有病的他挨饿了，饿得双腿浮肿。他给人补鞋，想靠这个维持生活。至于作品，一行字也不许出版。
再一次会见“外国友人”是在1962年。这一次她见的，是与她同被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当然，不能让外国友人去参观大诗人的小房子，于是他们在阿列克谢耶夫家举行了宴会。
至于这次见面，她是这样描述：“我们面对面坐在舒适的沙发椅里，两个老人。我在想，当他被接收进什么组织的时候，我却不知从什么地方被开除了；当为他授奖的时候，我却被大加侮辱。可结果都一样，我们两个都被诺贝尔提名。这素材可真够哲学家深思的。”（《阿赫玛托娃札记（二） 诗的蒙难》，第450页）
“恐惧。血泊中只剩下了恐惧”
朋友玛利亚将以赛亚·伯林的话转达给阿赫玛托娃：伯林——这位1909年出生于俄罗斯，11岁即随父母迁居英国的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史家这样说：“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将祖国还给了我。”一个人，堪以代表她的祖国，理应被视为一种至高荣耀，可是阿赫玛托娃却向玛利亚坦白道：我自己也很少感受到俄罗斯。然后，似乎作为解释，她向玛利亚讲述了德米特里耶夫-玛门诺夫伯爵的故事——她认为他的经历是很俄罗斯式的：一个伯爵，非常有钱，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后来成了共济会会员，同十二月党人关系密切；再往后，因为拒绝向屠杀十二月党人的尼古拉一世宣誓，他被沙皇宣布为脑子有问题……经过39年的侮辱性的残酷治疗，伯爵真的疯了。“非常俄罗斯式的故事——不是吗？”阿赫玛托娃苦笑着说，“一位杰出的天才人物的前途被断送了……”
接着，她谈到装痴的恰达耶夫——“恐惧。血泊中只剩下了恐惧。恰达耶夫害怕一切重来。”再接着，是曼德尔斯塔姆——“奥西普第一次流放之后就颂扬了斯大林。后来他亲口对我说：‘这真是病态。’”再接着是圣女贞德——“对圣女贞德的讯问被保留下来了。第三次审讯时让她看了窗外事先准备好的柴堆。于是她背弃了正义。第四次讯问时她又恢复了义正词严。人们问他：‘为什么您昨天妥协了？’‘我怕火。’”
“‘我怕火。’”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怀着悲戚的语调重复道。（《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455-456页）
我走着，身后充满灾难，
我的路不直不弯。
不通往何处，也不知在何时，
就如一列正在下坡的列车。
——《一个人直道而行》
几乎称得上是个奇迹，写下“克里姆林宫里不应当活……”的阿赫玛托娃一生并未被捕，也没有被秘密枪决，古米廖夫、曼德尔斯塔姆以及其他无以计数人的命运似乎没有落到她头上，可是，这能丝毫减弱幸存者的痛苦和恐惧感吗？
院里窗内亮着灯，
寂静使它显得遥远，
没有小路，没有小径，
只有黑暗的冰窟窿。
——《知道，知道，又是雪橇》
“如果我没这么做的话，”阿赫玛托娃在谈及那次不被当局所接受的与以赛亚·伯林的会面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列瓦可能还在家。”——这便是她的恐惧。作为一个诗人——被禁止发表作品如果只能使她感觉屈辱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母亲，这种感受完全堪称是恐惧了：恐惧儿子被抓走、被毒打、被枪决……她是一个母亲，那是她惟一的儿子，她怎么会不恐惧？
我高声哀号十七个月，
千呼万唤你回家，
我匍伏在刽子手的脚下，
我的儿子啊，你使我担惊受怕。
——《安魂曲》
在列瓦被铺的十多年里，她的生活，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监、奔波、写信求助——甚至写信给斯大林、翻译歌颂斯大林的诗歌以讨好他……能做的，她都做了。
如今要让你明白，
你一生的境遇又将如何——
你要站在克列斯特铁窗旁边，
排在三百号，手托探监的物品，
滴下你滚滚的热泪，
烤化新年的冰层。
像监狱的那株白杨摇曳，
无声无息——而大墙里
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在死去……
——《安魂曲》
她写完要丘科夫斯卡娅记住后随即烧掉的诗中，有这样几句：
于是，迎着那些，
直视死神的人们——
我再次为你的话
而举手表示：拥护
给丘科夫斯卡娅念这首诗时，阿赫玛托娃先读了题辞：“林中的树木在喧哗。H.扎博洛茨基。”嗣后，丘科夫斯卡娅无论如何都不能在扎博洛茨基作品里找到这行诗。后来她发现，阿赫玛托娃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扎博洛茨基《夜里的花园》里的一句改造为题辞的，其最初的原句是：
菩提树的灵魂伸展下手臂，
全都表决反对犯罪。
制度的罪恶吞噬着每一个的机体和其感受。作为诗人，所蒙受的屈辱更为严重，所体悟到的痛苦，自然也更为深刻。为了劳改营中的儿子能够活命，扎博洛茨基可以反对的犯罪，她不能。相反，她只能举手表示拥护：“日丹诺夫同志的讲话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我认为完全正确。”
当丘科夫斯卡娅探望左琴科回来，“说实话，”阿赫玛托娃问她，“他不怪我吧？”
“他提起您时，有点轻微的怨言……只是有那么一点，很快就熄灭了。”（《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126页）
改变了我，仿佛一条河流
严酷的时代将它改变。
生活将我替换。流入另外的航道，
她流往另外一条航道
而我已认不出自己先前的两岸。
——《哀歌》
如果被镇压是一种悲剧和苦难，这种“苟活”完全是难捱的屈辱与愧疚了。所幸的是，这一切、伴随着屈辱的内在尊严尤为成就了一种独特、复杂的诗歌。在阿赫玛托娃那里，对爱、痛苦、尊严的表达不是被消除，相反，是被深化了，就像屈辱本身那样。
谁来保护我们不为时代喧嚣所留下的东西而恐惧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紧接着，自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而下，苏联开始了对他的罪恶进行揭露与批判。
作为诗人，阿赫玛托娃很快就发现——除了对斯大林个人的谴责，她那些描述集中营、描写普通民众痛苦的文字，仍然是不能发表的——就如同斯大林统治时期一样，很多痛苦，仍是不能表述的。
这个发现令她——一个饱受斯大林统治戕害、因斯大林的死及其死后遭遇而萌生的所谓“幸福感”立即“残缺和黯淡”。她意识到：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不过体现了新的统治者的个人意图与命令。又是个人！又是命令！人们仍然用在斯大林时期的语言恶习表达、呵斥、下令：“全体立刻转向！”——以前是奉命赞颂，现在是奉命谩骂。
不错，斯大林死了，日丹诺夫也死了。1956年5月15日，儿子列瓦回来了。同一天，法捷耶夫自杀了。
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结束与开始”：一个时代的完结，一个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事实上呢？
1962年1月1日，丘科夫斯卡娅前去探望心脏病发住院治疗的阿赫玛托娃。在此之前她听说了列瓦论文答辩的事，有人赞叹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学者。为使病人开心，丘科夫斯卡娅专门提出此事并向她表示祝贺。
“这个伟大的学者在我住院三个月来一次也没来过医院，”阿赫玛托娃神色黯淡地说道，“……在集中营里他的心灵受到伤害。有人害他，对他说，‘你母亲是那么有名，只要她说上一句话，你马上就可以回到家里了。’”
丘科夫斯卡娅一阵哑然。
“而他却不承认我有病。‘你总是有病，年轻时候就是这样。都是装病。’”（《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421页）
基督耶稣的见证者们饱尝了死亡的滋味；
不论是好搬弄是非的老太婆，还是士兵们，
亦或是古罗马的长官——所有人都已远去。
在那里，不知何时升起一座拱门，
驼背的挑水人艰难地登上山峰。
人们就着灼热的尘埃把死者和酒一起饮下……
连同露珠的无忧无虑的气息。
黄金会生绣，钢铁能腐烂，
大理石也可磨得粉碎。一切都将面临死亡。
世间最牢固的是痛苦
和沙皇的金科玉律。
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切？黄金会生绣，钢铁会腐烂，大理石也能粉碎，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痛苦与死亡？那如沙皇的金科玉律般牢固不灭的痛苦与死亡？
还有那更深层的罪恶：几乎每个家庭的支离破碎，儿子对母亲的误会、母亲的难言的隐痛……难道仅仅是某一个人搞“个人崇拜”而“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所造成的恶果吗？
火枪兵的月色，莫斯科河南岸，夜。
受难周的大钟走得像十字架游行。
我做了个可怕的梦。难道确实
不管是谁
是谁
是谁
也不能帮助我？……
“克里姆林宫里不应当活……”军团人说。
那里古代兽性仍在猖獗。
鲍里斯野蛮的恐惧，一切伊凡的凶狠，
和冒称为王者的傲慢取代了人民的权利。
“火枪兵”，即1689年8月被彼得大帝夺取王位时镇压的火枪兵兵变。参加兵变的近4000余人，近半被处死和流放；鲍里斯，即伊凡四世，以残暴闻名，曾用铁杖打死自己的儿子；至于“冒称为王者”，常有说法是这里暗指斯大林——“可以说，阿赫玛托娃《火枪兵的月色》一诗为认识斯大林时代的悲剧和凶恶本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诗的公式。”阿·帕甫洛夫斯基就曾如是说，“冒称为王者的傲慢——不正是这新的专制暴君的傲慢吗？他把一切伊凡的兽行同鲍里斯的野蛮恐惧以及在祖国广漠无垠的大地上流淌的鲜血集结在自己身上。”（阿·帕甫洛夫斯基：《安·阿赫玛托娃传》，守魁 辛冰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只是，罪恶的源头，会那么浅近么？罪恶的影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而戛然终止么？
一个世纪前的赫尔岑写过这样的话：“将巴士底狱片片诋毁，并不就会使囚徒变成自由人。”深为喜爱赫尔岑、深刻明了普希金的阿赫玛托娃，会简简单单地将罪恶归结到某一时期的某一个统治者身上吗？
平静一会儿，阿赫玛托娃转变了话题，在病床上，她为丘科夫斯卡娅吟诵了最近构思的一本新书的题词：
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瘟疫？——他们的末日很快就能看到。
对他们的审判就要下发。
可是谁来保护我们不为
时代喧嚣所留下的东西而恐惧。
不错，战争结束了，斯大林死了，儿子也被释放了，可是，罪恶随之结束了吗？痛苦和恐惧结束了吗？完全没有。那么，“谁来保护我们不为时代喧嚣所留下的东西而恐惧”呢？
穿过“遥远的痛苦”
在作品被禁止发表、生活来源被切断的时间里，阿赫玛托娃主要依靠翻译和研究维持生计。在创作高峰时期从事翻译，由此而带来的对诗人自身创造力的损害，阿赫玛托娃深谙深明，她曾不止一次地向丘科夫斯卡娅倾诉：“诗人创作的时期，当然是不能从事翻译的。这需要有自己的思维。”（《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30页）不过，若从极其有限的益处来看，阿赫玛托娃在此期间对雨果等人作品的翻译，以及对普希金和安年斯基等人的研究，对拓展其“历史感”，还是有所裨益的。
1952年8月1日晚上，阿赫玛托娃住处。因为心脏病刚发作过，她躺在床上休息。这一年她已是63岁高龄了，经历了长期的贫困、饥饿、屈辱、心脏病发作和各种疾患的折磨，如今她已满头华发，笨重、身体宽胖，“面部轮廓也不那么清晰了，鼻骨不再突兀地隆起，仿佛鼻子也小多了，轮廓也不分明了。甚至手臂也变得粗糙发肿……”（《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21页）不过她“目光依旧，嗓音如昨”。突然，她艰难缓慢地侧翻过身，伸手从床头柜上取下一卷《普希金诗集》，翻找出一首诗，请丘科夫斯卡娅为她朗诵：
当回忆在静谧中啃噬着我的心灵
遥远的痛苦有如阴影重飞回我的身旁……
……
忧伤的岛屿啊——荒凉的海岸
生长着冬日的越橘。
枯萎的冻土覆盖其上。
冰冷的泡沫奔涌，
时而游来北方。
……
乌云翻滚的天空，遮盖着我摇摇欲坠的小船
……
她告诉丘科夫斯卡娅，她坚信普希金这首未完成的诗“描述的是十二月党人的坟墓”：“忧伤的岛屿”、“荒凉的海岸”、“乌云翻滚的天空”……这些荒漠般的词语背后，是孤独和坟墓；“遥远的痛苦”，是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这些牺牲的朋友和兄弟的悼念……
在阿赫玛托娃缓慢而艰难的语调中，丘科夫斯卡娅恍然听到一种“记忆和沉重的负疚感”——她这哪里是在谈普希金的悼念，分明是在表述自己对死去的朋友、兄弟，对那些“深夜死去的人们”的悼念啊！
很明显，阿赫玛托娃对普希金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情。少年时代，她所就读的皇村中学，正是普希金的母校。而她自那时便隐约意识到这种巧合所给予她的特别意义。在她的诗作中，也常常流露出对于皇村生活的怀念和对普希金的崇仰。如《在皇村》一诗中她写道的：
黝黑的少年在林荫里
徘徊，他在湖岸上伤心，
我们珍藏了整个世纪
他隐隐作响的脚步声。
而后来，通过对普希金的研究，阿赫玛托娃更为深刻地发现了自己与普希金的紧密联系。
在阅读阿赫玛托娃的文章时，丘科夫斯卡娅惊奇地发现这样一种情况：研究者逐渐偏离了文学研究性文章的通用风格，而“转向了创造性的阿赫玛托娃式的散文。”甚至，某些时候，在修辞上，或在形式上，阿赫玛托娃已经严重逾越了“文艺学”的界限——因为文艺学不论是在形式上或是原则上都是不许出现激昂的情绪的——而她，却会在文章的结尾用类似莱蒙托夫的雷霆万钧的口气公开宣读：
你们用尽自己所有的乌血
也不能洗刷掉正直的诗人的鲜血
就如同她创作诗歌时所主要依赖的——隐秘和巨大的直觉力量：“而我那悲伤的诗神缪斯，/领着我，就像领着盲人。”——阿赫玛托娃对普希金的研究，主要依赖的，也不是知识、信息、事实、和其他专家的结论——帮助她深刻领悟普希金的诗歌与命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她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诗人们的、亲人们的以及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的亲身经历来体验普希金的命运。她以相近的人生经历，与普希金共同回忆起他们内心深处长期承受着的内容——亲人、朋友被处决的痛苦。也是因此，她才能清楚地看到普希金未写出的意境：荒凉海岸上禁止人们观瞻的孤坟。“她不是在续写诗，而是追踪着诗诞生时心灵的运动轨迹，遵循诗诞生前的空寂；这条轨迹引领她踏上一条正确的路——普希金为十二月党人的被处决而永远受伤的记忆之路。”丘科夫斯卡娅分析道，“这条路正在穿过‘遥远的痛苦’。”（《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29页）
这似乎也可以拿来解释长久以来普通民众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或狂热或隐约的喜爱——即使在她被官方“决议”侮辱谩骂并“封杀”之时。从20年代开始，《青年近卫军》等杂志的编辑就开始面对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有这么多女学生和女工写来大量信件表示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感到亲切”——而“况且她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当《科马罗沃速写》寄到《文学报》编辑部时，一位编辑郑重其事地说：“一点也弄不明白，但是这就是阿赫玛托娃。”甚至连最僵硬的官员也以某种奇怪的敏感觉察到，具有真正价值的是阿赫玛托娃，而不是古谢夫等人——在三四十年代，当他们从一些被称为“人民公敌”的被枪决的知识分子家里查抄了成千本书时，总是将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的书占为己有。出于喜爱——想传给儿女？还是出于贪财——想在黑市上卖个好价钱？但是，他们确实将古谢夫上缴给了国家，而把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留给了自己。
——她属于人们心中的爱和希望，即使在看来只有仇恨、恐惧和失望的岁月里。
就如那个应《青年近卫军》编辑部之请为年轻的女读者解答疑惑的国务活动家亚·柯伦泰于1923年写道的，“……不必说，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废除爱情”，“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废除的、也完全废除不了的不止爱情，还有人们的诸多其他感受——包括痛苦。而阿赫玛托娃，作为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内务部计划”、“1946决议”等一系列“革命”的直接施加对象，她更为深刻地体悟了各式各样的恐惧和痛苦。可以说，历史，就像一个带刺的车轮，碾过她的身体和心灵。
我们任何打击
都没有拒绝，——
她如是说。这个1912年即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的诗人，以讲求精准、简洁、具象再现为宗旨的阿克梅派代表人，从早期诗歌开始，便注重将世界具体可感的实体——它确切的外形、色彩、味道和日常生活的断断续续的话语、感受——所有这些，融入了她的诗行。
我看到了一切，我牢记了一切。
肖斯塔科维奇说，晚年的他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他说他的交响乐，就是献给那些无名尸骨的安魂曲。“我们经受住一切苦难……”阿赫玛托娃说，“我们所有的人，因为牢狱之苦威胁着每个人。……被处死的和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所经受的苦难，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最终，作为一个诗人，她将看到的一切——通过诗歌，牢记了下来。她的文字，是献给整个苦难俄罗斯的一首《安魂曲》。
早在1916年，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就在书评《针对<缪斯诗集>》中如此定义阿赫玛托娃：“目前她的诗歌已经快要成为俄罗斯之所以伟大的象征之一。”（《阿赫玛托娃札记（一）·诗的隐居》，第329页）若干年后，身处遥远的大不列颠的以赛亚·伯林说得更为真切：是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把祖国还给了他。而就如阿赫玛托娃那句预言性的誓言：
我们会留住你，俄语，
伟大的俄罗斯语言。
身在俄罗斯的人会说，不仅仅是祖国，阿赫玛托娃，还把母语交还给了他们：通过诗歌这一炼狱，通过“艺术这一危机四伏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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