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摘录
(【法】勒庞)
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但,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
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喻为波浪,它不过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湍流的表象。就群体的大多数行为而言,它在精神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在另一些行为中,它好像又受着某种神秘力量左右。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单独的个体,但是从情感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表现得比个体更好或更坏,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以及群体所接受的暗示的性质。
群体间的感染是相互的,作为最终的结果,不仅事情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连群体中每个人的状态也是相同的。—>集体幻觉
群体既能够做到无恶不作,又能做到举动极为高尚,例如献身、牺牲和抛却名利——这是独处的个体根本做不到的。以名誉、荣耀和爱国主义做旗号,对群体中的个人影响最深,甚至可以让他们不惧死难。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读读某些演说词,其中的弱点经常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它们对听众却有巨大的影响。人们忘记了一点,它们并不是让哲学家阅读的,而是用来说服集体的。……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
偏执与狂妄是宗教情感必然的伴侣。那些自信拥有世俗的或者永恒的幸福秘密的人,不可避免地都会表现出这些特征来。这两种特征也会在所有因受到某种信仰的激励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中表现出现。恐怖统治时期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存在着同样的根源。
群体的信仰呈现出盲目的顺从、极端的偏执以及对狂热宣传的需要等,这些宗教情感所固有的特征,也就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就是这个群体中一个货真价实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他比任何神都拥有更多的忠实崇拜者和把人送上黄泉路的便利条件。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仅仅只是由于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那些想入非非的感情,这些感情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且随时准备好了为自己的偶像奉献他们的生命。这在任何时代都概无例外。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把一种语法或一篇纲要牢记在心,重复得好,模仿也出色——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可以说,不切实际的教育是让人造反的罪魁祸首。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得极慢,而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结论说,准确地翻译一种语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我们用一句法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里的句子时,或者当我们打算理解一本二三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念代替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念,它们是存在于古代一些种族的头脑中的产物,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大革命时的人以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时,他们除了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含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徭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雅各宾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与达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类似的审判台,干出与墨西哥人相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这种成就”。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词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借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它们的作用有些缓慢,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缺少成功的声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消失。不过它也可以在探讨中受到磨蚀,只是时间要更长一些。不管怎么说,探讨的力量是极为可靠的。当声望成为问题时,便不再是声望。能够长期保持声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因为只有与分析探讨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长久地保持群体对他的景仰。
从古到今,不管哪个民族,只要它还想保留原有的文明,就不会随便更改已有的信仰。信仰的转变过程是逐渐的。当这个民族准备接受一种新的普遍的信念时,它必定会先停下原来的脚步(所处的环境是无政府状态)。普遍信念是构成文明必不可少的基石,决定着各种思想的走向。它能激发信仰的产生,并让人们产生捍卫它的责任感。
(P121)目前,群体多变的见解主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第一,过去的信仰如今正在一天天失去它的影响力;第二,群体的力量不断增加;第三,近来不断得到发展的报业,把完全对立的思想见解不断地呈现在群体眼前。……一种思想主张因为来不及让足够多的人去接受,也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就会很快地死去。
由此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政府在引导舆论上显得无能为力。……政事不可感情用事,但当今政治越来越受到群体的支配。……报业在面对群体时,也变得低眉顺眼有所迁就了。……报业已蜕变为仅仅提供信息的一个部门。……绝大多数读者只想获得消息,他们对深入思考后得出的一切结论都表示怀疑。
……今天,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就是时时留意人们的思想状况。它们迫切地想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产生的实际效果,最好是不通过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群体的想法和念头是天底下最变化多端的。群体今天可能在咒骂他们昨天还在唱赞歌的事情,类似的这些做法是极为常见的。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着手搭起一座审判台,与这种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考虑到受指控的人数众多,他们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仆役一律处死,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审判——这就是说,在一个杰出的爱国者眼里,对于所有的个人,只凭职业就可以证明他是罪犯。其他人将根据他们的个人表现和声誉做出判决。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了,残忍的本能也可以尽情地解放了。……他们的善心常常和他们的残忍一样极端。
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
我们看到了选民群体的弱点,也就知道了法国普选制度的荒唐之处,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该项制度和古罗马的元老院毫无区别,甚至更像是雅典城的所谓共和,是由少数人主导,操纵大批民众的制度。……但我们无法否认一桩事实,那就是社会一定是要由少数人操纵的。我们的文明,乃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
民族精神的深层作用——说到底,废除还是保留普选制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并没有什么要紧。……总的来说,民众的选举结果,所要表达的只不过是一个民族潜意识的向往和需要。假如民众未曾呼唤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法国,拿破仑即使具备再大的威力,也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领袖。……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当选领袖的意见的,都会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禀性,而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从来都不会出现显著的变化。
……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来说,只能产生很小的英雄,它主要受种族的禀性支配。换句话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受着某些遗传品质的支配,而所谓的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
……幸运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仍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解释了议会为何能够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其实,这些法律的作者是专家,他们是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拟定草稿的,因此,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的产物,这些法律自然就是最好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修正案把它们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时,它们才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议会的运作虽然面对所有这些困难,它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不过,在现实中它们也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但,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
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喻为波浪,它不过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湍流的表象。就群体的大多数行为而言,它在精神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在另一些行为中,它好像又受着某种神秘力量左右。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单独的个体,但是从情感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表现得比个体更好或更坏,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以及群体所接受的暗示的性质。
群体间的感染是相互的,作为最终的结果,不仅事情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连群体中每个人的状态也是相同的。—>集体幻觉
群体既能够做到无恶不作,又能做到举动极为高尚,例如献身、牺牲和抛却名利——这是独处的个体根本做不到的。以名誉、荣耀和爱国主义做旗号,对群体中的个人影响最深,甚至可以让他们不惧死难。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读读某些演说词,其中的弱点经常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它们对听众却有巨大的影响。人们忘记了一点,它们并不是让哲学家阅读的,而是用来说服集体的。……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
偏执与狂妄是宗教情感必然的伴侣。那些自信拥有世俗的或者永恒的幸福秘密的人,不可避免地都会表现出这些特征来。这两种特征也会在所有因受到某种信仰的激励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中表现出现。恐怖统治时期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存在着同样的根源。
群体的信仰呈现出盲目的顺从、极端的偏执以及对狂热宣传的需要等,这些宗教情感所固有的特征,也就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就是这个群体中一个货真价实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他比任何神都拥有更多的忠实崇拜者和把人送上黄泉路的便利条件。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仅仅只是由于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那些想入非非的感情,这些感情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且随时准备好了为自己的偶像奉献他们的生命。这在任何时代都概无例外。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把一种语法或一篇纲要牢记在心,重复得好,模仿也出色——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可以说,不切实际的教育是让人造反的罪魁祸首。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得极慢,而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结论说,准确地翻译一种语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我们用一句法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里的句子时,或者当我们打算理解一本二三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念代替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念,它们是存在于古代一些种族的头脑中的产物,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大革命时的人以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时,他们除了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含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徭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雅各宾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与达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类似的审判台,干出与墨西哥人相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这种成就”。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词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借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它们的作用有些缓慢,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缺少成功的声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消失。不过它也可以在探讨中受到磨蚀,只是时间要更长一些。不管怎么说,探讨的力量是极为可靠的。当声望成为问题时,便不再是声望。能够长期保持声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因为只有与分析探讨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长久地保持群体对他的景仰。
从古到今,不管哪个民族,只要它还想保留原有的文明,就不会随便更改已有的信仰。信仰的转变过程是逐渐的。当这个民族准备接受一种新的普遍的信念时,它必定会先停下原来的脚步(所处的环境是无政府状态)。普遍信念是构成文明必不可少的基石,决定着各种思想的走向。它能激发信仰的产生,并让人们产生捍卫它的责任感。
(P121)目前,群体多变的见解主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第一,过去的信仰如今正在一天天失去它的影响力;第二,群体的力量不断增加;第三,近来不断得到发展的报业,把完全对立的思想见解不断地呈现在群体眼前。……一种思想主张因为来不及让足够多的人去接受,也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就会很快地死去。
由此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政府在引导舆论上显得无能为力。……政事不可感情用事,但当今政治越来越受到群体的支配。……报业在面对群体时,也变得低眉顺眼有所迁就了。……报业已蜕变为仅仅提供信息的一个部门。……绝大多数读者只想获得消息,他们对深入思考后得出的一切结论都表示怀疑。
……今天,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就是时时留意人们的思想状况。它们迫切地想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产生的实际效果,最好是不通过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群体的想法和念头是天底下最变化多端的。群体今天可能在咒骂他们昨天还在唱赞歌的事情,类似的这些做法是极为常见的。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着手搭起一座审判台,与这种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考虑到受指控的人数众多,他们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仆役一律处死,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审判——这就是说,在一个杰出的爱国者眼里,对于所有的个人,只凭职业就可以证明他是罪犯。其他人将根据他们的个人表现和声誉做出判决。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了,残忍的本能也可以尽情地解放了。……他们的善心常常和他们的残忍一样极端。
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
我们看到了选民群体的弱点,也就知道了法国普选制度的荒唐之处,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该项制度和古罗马的元老院毫无区别,甚至更像是雅典城的所谓共和,是由少数人主导,操纵大批民众的制度。……但我们无法否认一桩事实,那就是社会一定是要由少数人操纵的。我们的文明,乃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
民族精神的深层作用——说到底,废除还是保留普选制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并没有什么要紧。……总的来说,民众的选举结果,所要表达的只不过是一个民族潜意识的向往和需要。假如民众未曾呼唤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法国,拿破仑即使具备再大的威力,也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领袖。……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当选领袖的意见的,都会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禀性,而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从来都不会出现显著的变化。
……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来说,只能产生很小的英雄,它主要受种族的禀性支配。换句话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受着某些遗传品质的支配,而所谓的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
……幸运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仍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解释了议会为何能够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其实,这些法律的作者是专家,他们是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拟定草稿的,因此,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的产物,这些法律自然就是最好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修正案把它们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时,它们才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议会的运作虽然面对所有这些困难,它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不过,在现实中它们也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