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宋文化略说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宋乃是巍巍高峰。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这样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清明与科技进步有力地推进文化的发展。在长久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文学、绘画、音乐、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印刷新技术的推广大大降低书籍的成本，同时也大大刺激时代的写作热情，形形色色的书籍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越过去任何一个年代。
我们若说宋开启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并不为过。那么，与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宋朝文化有什么殊胜之处呢？笔者不才，试列于下：
其一，政治文明化。
倘若有人问我，宋朝与其他王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我会回答说：在于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代政治清明，以此为标志。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而紧接其后的宋朝却能开拓出三百年的人道主义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奠基者便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
大宋开国后第三年，即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密立一块石碑，称为“誓碑”，其中有三条誓文：其一是对后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立下规矩，以后皇帝即位时，必须到太庙恭读誓词，这份誓词的重要性，远在其他法律之上。
有人会问，皇帝手上有无限的权力，何以区区几条誓文能约束三百年之久呢？我想，主要是北宋前几个皇帝都认真履行这一誓约，便形成一种政治传统。北宋时期的士大夫一定会有这样的意识：大宋之前野蛮暴力政治已永久成为过去，他们迈步走进一个更高文明、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文明时代。北宋程颐在罗列宋朝超越前代的五件事中，就有一件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当然，例外是有的。特别是在两宋之交那段时间，宋高宗先是杀了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及名士欧阳澈，后来又杀了岳飞与张宪，造成千古冤狱。但是反过来看，历代被冤杀的人多的是，何以宋代的岳飞能独传千古，成为神一般的人物呢？正是当时冤杀的现象少，岳元帅之冤死所遭遇的同情，要远超明代的熊廷弼或袁崇焕。
除了高宗一朝外，其他皇帝时即便有蔡京、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样的权臣，也没有大开杀戒，对付政敌顶多就是流放。在章惇、蔡卞等新党当权时，曾想过置政敌于死地，宋哲宗当即批示：“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可见宋太祖誓文的约束力是相当强的。
政治文明的另一个体现是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制度是产生于隋唐，却在宋代是达到顶峰。这项古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绝对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文明，其意义在于打破等级，以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吏，使下层的寒门庶族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与之前几个朝代注重门第不同，宋朝官场是注重“出身”。这里“出身”不是出身于某某富贵人家，而是指科举登科。你是考科举上来的，这就是有出身，你是其他途径当官的，统统都属于没出身。大宋三百年的历史，绝大多数的宰相、执政都是有出身的，也就是科举出来的。在选拔的官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平民阶层。美国史学家墨菲评论道：“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
当我们讲到宋代文化之灿烂时，势必要先赞美其相对人道与公平的政治文明，没有这一前提，很难想象宋代文化会臻于鼎盛。
其二，儒学的革命。
说到宋代的文化复兴，首先便是儒学的复兴。
自汉代后，儒学虽有兴衰，但是作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这一点基本没有多大改变。宋代的儒学并非对孔孟之道的简单继承，而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新的儒学，就是理学。提起理学，很多人十分感冒，就联想到“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名言上。确实，理学有不近人情的一面，不少理学家道貌岸然、危襟正坐，并不可爱，早他们一千多年的孔夫子、孟夫子要可爱得多，也更有人情味。
但是，倘若我们只是因为对一两句话感冒就否认理学，却也不应该。作为新儒学，理学新在哪里呢？
首先，为传统儒学构建起庞大的哲学系统。相较于佛、道两家，哲学研究一直是儒学的短板，这种情况在宋代出现了转折，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释入儒，结合《易》之思想，重构儒学本体论基础，由此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纪元。
其次，推动儒学的宗教化。儒学本是修身之道与政治学说，重在伦常，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宋代理学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颢曾颇为自得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概念的引入，便成为类似宗教中“神”或“上帝”这类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放在宗教语境下考量，非但理学如此主张，多数宗教也是持这种观念的。
其三，赋予儒学新时代的特色。宋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但也存在国势衰微、贵族奢靡成风、下层百姓生活艰辛之现象。理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周敦颐之《爱莲说》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清操，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吞吐天地之胸襟，有壁立千仞之气节。无论是二程的“去人欲”或是朱熹的“灭人欲”，亦可视为是对物欲横流、奢华淫侈的反动与纠偏。
其三，思想的自由化。
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与宋之“思想最为自由”，宋代由于政治清明，没有明清时大规模的“文字狱”与禁钳思想的严刑峻法，故而充满勃勃生机。
宋代的文化多元且兼容并蓄，从大的领域来看，儒、释、道三足而立，其中儒学是主流，释、道两家为辅翼，尤为可贵的是，三家并行不悖，而且都积极吸收他家之所长以补自己之所短。儒家融合佛道，完善自身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系统，同样，佛教融合儒道、道家融合儒佛，思想的相互渗透愈发明显。
在儒学内部，程朱理学是时代的主流，是宋代之显学。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程朱理学，思想领域上的论战是很普遍的，这也可看出宋代学术推崇自由之风气。南宋时代，学术界有过两次著名的论战，一次是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辨”，一次是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这两场论战也暴露出程朱理学中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
陈亮旗帜鲜明地反对程朱理学“坐以论道”的风气，驳斥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论，提倡“功利之学”。他批评理学信徒们“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反对理学家标榜道德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做法，不能振衰起敝，只流于空谈。
与陈亮站在事功立场反对朱熹不同，陆九渊则是在义理上反击程朱。朱熹讲求格物致知穷理，而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陆九渊则认为天理并不是向外求索，相反，心就是理，理就是心。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并不是“穷理”，而是要“明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与明代的王阳明合称“陆王”，成为心学之巨擘。
这种思想论战，正是学术自由的一大体现。
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比如宋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画，画的是山光水色，体现的却是艺术家的幽情美趣、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自由恬静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学形式也更多自由多样，诗歌形式转向更灵活的词，骈体文被自由文体取代，白话文学兴起等等。
其四，璀璨的宋代诗词。
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学之外，最重要便是文学了。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词的普及，与宋代社会生活相对休闲有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宋词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词”，是配乐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风靡一时。两宋杰出的词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许多词作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举其重要者，有张先、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等，可谓是群星闪耀。
一般我们又把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这当然只是个笼统的划分。其实作为一个词人，性情再豪放，也有十分细腻的情感，就比如说辛弃疾，也写出这样多情的句子：“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而作为小女子的李清照，冷不妨也吼出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慷慨之语，谁说她只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呢？
北宋词与南宋词有不同之处。北宋经历百年安定，写词一来是附庸风雅一下，卖弄才情，像苏轼、黄庭坚之类便是如此，喝酒泡茶打牌时露一手功夫换来赞许的目光；二来是把妹骗女孩子用的，像情场浪子柳永，混迹于烟街柳巷，写上一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也倾倒一片女粉丝。因此北宋词比较有小资情调，写个人感情的比较多，动不动就“凭栏”，就“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注重的是文字美、音律美，淡淡的喜或淡淡的伤。
到了南宋就不同了，故土沦落，背井离乡，朝廷又不能发愤图强，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而词风为之一变，忧国忧民，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惑气势雄壮，或悲愤苍凉。与其说是豪放派，不如说是激愤派。像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写的“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这是悲愤，而不是像北宋苏轼唱“大江东去”时那种神采飞扬、壮志凌云、直冲霄汉的豪气。张孝祥如此，辛弃疾如此，陈亮也是如此。当然，南宋也有一些继续写婉约美词的人，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如北宋。
宋人写词，也写诗。诗总的来说没什么特色，与唐诗不能相比，只有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算得上是一流人物。陆游写了九千多首诗，是古代最富创作力的诗人，也是与辛弃疾类似的爱国诗人，诗歌颇得老杜之真传，尤长于七言诗，“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代感特别强。陆游要比“灭人欲”的理学家们可爱，因为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被老娘给拆散了，但对第一个妻子唐婉的感情却终生未灭。直到晚年时，他还写了好几首诗来怀念这位一生的挚爱，其中一首是：“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上，犹吊遗踪一泫然。”笔者曾前往沈园凭吊，尽管今日之沈园不复当日模样，可是在“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词句中，恍惚看到陆游与唐婉沈园邂逅的场景，亦不禁“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五，走出贵族化的文艺。
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艺术的贵族化色彩浓厚。比如在绘画领域，宋之前的名画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多是贵族式的绘画，而宋代在绘画领域上则大大突破，内容倾向于山水、花鸟，更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写真。艺术更贴近于生活，视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嵩的《货郎图》、朱锐的《盘车图》等等，都取材于民间市井生活。
文学同样如此。除了诗词之外，宋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后，宋代散文取得惊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苏氏一家独占三席，分别是苏洵、苏轼与苏辙，再加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扫前朝华而不实的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我们必须说，卖弄文字的骈体文自然有其审美的价值，作为艺术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行文的标准，不免沦为空洞的语藻堆砌。回归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复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宋代的文学革命，是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词较唐诗，形式更为灵活自由，约束更少，特别在大师辛弃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来入诗，读来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读先秦诸子散文，虽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内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观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时文（骈文），读之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云。文学通俗化的革命，产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体裁，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文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戏曲文学也在民间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元曲、明清小说的兴盛开了先河。
其六，文化中的创新精神。
前面说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学的革命、文学的革命、绘画的平民化倾向，都充满创新的精神。不止于此，宋代在史学、音乐、金石、考古等文化领域，同样实现许多历史性的突破。
以史学为例，《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全书总计294卷，以编年史体例写成的跨度达1300年之长的中国通史。直到今天来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书。在这本书问世后，又一种新的写史法问世，便是所谓的“纪事本末”体。由于《资治通鉴》是编年史，重大历史事件总被时间割裂成几个部分，故而南宋袁枢又别出心裁撰写《通鉴纪事本末》，把重大事件单独列出再编年叙述，此亦是一大创新。
宋代还出现大量宋人写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等，保留了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显宋代著书事业的繁荣发达。郑樵的《通志》是中国史学之珍品，其精华部分在于“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加予论述，开拓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甚大。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史学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宋代学术还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学，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并由此发展出考古学。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金石学的研究，对后世考据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正是文化中创新精神的存在，刺激着宋代在科技、经济、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开创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繁荣时代。
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清明与科技进步有力地推进文化的发展。在长久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文学、绘画、音乐、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印刷新技术的推广大大降低书籍的成本，同时也大大刺激时代的写作热情，形形色色的书籍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越过去任何一个年代。
我们若说宋开启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并不为过。那么，与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宋朝文化有什么殊胜之处呢？笔者不才，试列于下：
其一，政治文明化。
倘若有人问我，宋朝与其他王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我会回答说：在于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代政治清明，以此为标志。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而紧接其后的宋朝却能开拓出三百年的人道主义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奠基者便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
大宋开国后第三年，即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密立一块石碑，称为“誓碑”，其中有三条誓文：其一是对后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立下规矩，以后皇帝即位时，必须到太庙恭读誓词，这份誓词的重要性，远在其他法律之上。
有人会问，皇帝手上有无限的权力，何以区区几条誓文能约束三百年之久呢？我想，主要是北宋前几个皇帝都认真履行这一誓约，便形成一种政治传统。北宋时期的士大夫一定会有这样的意识：大宋之前野蛮暴力政治已永久成为过去，他们迈步走进一个更高文明、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文明时代。北宋程颐在罗列宋朝超越前代的五件事中，就有一件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当然，例外是有的。特别是在两宋之交那段时间，宋高宗先是杀了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及名士欧阳澈，后来又杀了岳飞与张宪，造成千古冤狱。但是反过来看，历代被冤杀的人多的是，何以宋代的岳飞能独传千古，成为神一般的人物呢？正是当时冤杀的现象少，岳元帅之冤死所遭遇的同情，要远超明代的熊廷弼或袁崇焕。
除了高宗一朝外，其他皇帝时即便有蔡京、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样的权臣，也没有大开杀戒，对付政敌顶多就是流放。在章惇、蔡卞等新党当权时，曾想过置政敌于死地，宋哲宗当即批示：“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可见宋太祖誓文的约束力是相当强的。
政治文明的另一个体现是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制度是产生于隋唐，却在宋代是达到顶峰。这项古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绝对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文明，其意义在于打破等级，以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吏，使下层的寒门庶族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与之前几个朝代注重门第不同，宋朝官场是注重“出身”。这里“出身”不是出身于某某富贵人家，而是指科举登科。你是考科举上来的，这就是有出身，你是其他途径当官的，统统都属于没出身。大宋三百年的历史，绝大多数的宰相、执政都是有出身的，也就是科举出来的。在选拔的官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平民阶层。美国史学家墨菲评论道：“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
当我们讲到宋代文化之灿烂时，势必要先赞美其相对人道与公平的政治文明，没有这一前提，很难想象宋代文化会臻于鼎盛。
其二，儒学的革命。
说到宋代的文化复兴，首先便是儒学的复兴。
自汉代后，儒学虽有兴衰，但是作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这一点基本没有多大改变。宋代的儒学并非对孔孟之道的简单继承，而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新的儒学，就是理学。提起理学，很多人十分感冒，就联想到“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名言上。确实，理学有不近人情的一面，不少理学家道貌岸然、危襟正坐，并不可爱，早他们一千多年的孔夫子、孟夫子要可爱得多，也更有人情味。
但是，倘若我们只是因为对一两句话感冒就否认理学，却也不应该。作为新儒学，理学新在哪里呢？
首先，为传统儒学构建起庞大的哲学系统。相较于佛、道两家，哲学研究一直是儒学的短板，这种情况在宋代出现了转折，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释入儒，结合《易》之思想，重构儒学本体论基础，由此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纪元。
其次，推动儒学的宗教化。儒学本是修身之道与政治学说，重在伦常，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宋代理学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颢曾颇为自得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概念的引入，便成为类似宗教中“神”或“上帝”这类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放在宗教语境下考量，非但理学如此主张，多数宗教也是持这种观念的。
其三，赋予儒学新时代的特色。宋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但也存在国势衰微、贵族奢靡成风、下层百姓生活艰辛之现象。理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周敦颐之《爱莲说》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清操，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吞吐天地之胸襟，有壁立千仞之气节。无论是二程的“去人欲”或是朱熹的“灭人欲”，亦可视为是对物欲横流、奢华淫侈的反动与纠偏。
其三，思想的自由化。
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与宋之“思想最为自由”，宋代由于政治清明，没有明清时大规模的“文字狱”与禁钳思想的严刑峻法，故而充满勃勃生机。
宋代的文化多元且兼容并蓄，从大的领域来看，儒、释、道三足而立，其中儒学是主流，释、道两家为辅翼，尤为可贵的是，三家并行不悖，而且都积极吸收他家之所长以补自己之所短。儒家融合佛道，完善自身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系统，同样，佛教融合儒道、道家融合儒佛，思想的相互渗透愈发明显。
在儒学内部，程朱理学是时代的主流，是宋代之显学。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程朱理学，思想领域上的论战是很普遍的，这也可看出宋代学术推崇自由之风气。南宋时代，学术界有过两次著名的论战，一次是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辨”，一次是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这两场论战也暴露出程朱理学中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
陈亮旗帜鲜明地反对程朱理学“坐以论道”的风气，驳斥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论，提倡“功利之学”。他批评理学信徒们“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反对理学家标榜道德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做法，不能振衰起敝，只流于空谈。
与陈亮站在事功立场反对朱熹不同，陆九渊则是在义理上反击程朱。朱熹讲求格物致知穷理，而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陆九渊则认为天理并不是向外求索，相反，心就是理，理就是心。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并不是“穷理”，而是要“明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与明代的王阳明合称“陆王”，成为心学之巨擘。
这种思想论战，正是学术自由的一大体现。
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比如宋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画，画的是山光水色，体现的却是艺术家的幽情美趣、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自由恬静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学形式也更多自由多样，诗歌形式转向更灵活的词，骈体文被自由文体取代，白话文学兴起等等。
其四，璀璨的宋代诗词。
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学之外，最重要便是文学了。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词的普及，与宋代社会生活相对休闲有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宋词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词”，是配乐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风靡一时。两宋杰出的词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许多词作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举其重要者，有张先、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等，可谓是群星闪耀。
一般我们又把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这当然只是个笼统的划分。其实作为一个词人，性情再豪放，也有十分细腻的情感，就比如说辛弃疾，也写出这样多情的句子：“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而作为小女子的李清照，冷不妨也吼出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慷慨之语，谁说她只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呢？
北宋词与南宋词有不同之处。北宋经历百年安定，写词一来是附庸风雅一下，卖弄才情，像苏轼、黄庭坚之类便是如此，喝酒泡茶打牌时露一手功夫换来赞许的目光；二来是把妹骗女孩子用的，像情场浪子柳永，混迹于烟街柳巷，写上一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也倾倒一片女粉丝。因此北宋词比较有小资情调，写个人感情的比较多，动不动就“凭栏”，就“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注重的是文字美、音律美，淡淡的喜或淡淡的伤。
到了南宋就不同了，故土沦落，背井离乡，朝廷又不能发愤图强，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而词风为之一变，忧国忧民，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惑气势雄壮，或悲愤苍凉。与其说是豪放派，不如说是激愤派。像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写的“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这是悲愤，而不是像北宋苏轼唱“大江东去”时那种神采飞扬、壮志凌云、直冲霄汉的豪气。张孝祥如此，辛弃疾如此，陈亮也是如此。当然，南宋也有一些继续写婉约美词的人，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如北宋。
宋人写词，也写诗。诗总的来说没什么特色，与唐诗不能相比，只有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算得上是一流人物。陆游写了九千多首诗，是古代最富创作力的诗人，也是与辛弃疾类似的爱国诗人，诗歌颇得老杜之真传，尤长于七言诗，“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代感特别强。陆游要比“灭人欲”的理学家们可爱，因为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被老娘给拆散了，但对第一个妻子唐婉的感情却终生未灭。直到晚年时，他还写了好几首诗来怀念这位一生的挚爱，其中一首是：“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上，犹吊遗踪一泫然。”笔者曾前往沈园凭吊，尽管今日之沈园不复当日模样，可是在“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词句中，恍惚看到陆游与唐婉沈园邂逅的场景，亦不禁“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五，走出贵族化的文艺。
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艺术的贵族化色彩浓厚。比如在绘画领域，宋之前的名画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多是贵族式的绘画，而宋代在绘画领域上则大大突破，内容倾向于山水、花鸟，更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写真。艺术更贴近于生活，视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嵩的《货郎图》、朱锐的《盘车图》等等，都取材于民间市井生活。
文学同样如此。除了诗词之外，宋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后，宋代散文取得惊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苏氏一家独占三席，分别是苏洵、苏轼与苏辙，再加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扫前朝华而不实的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我们必须说，卖弄文字的骈体文自然有其审美的价值，作为艺术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行文的标准，不免沦为空洞的语藻堆砌。回归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复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宋代的文学革命，是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词较唐诗，形式更为灵活自由，约束更少，特别在大师辛弃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来入诗，读来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读先秦诸子散文，虽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内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观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时文（骈文），读之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云。文学通俗化的革命，产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体裁，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文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戏曲文学也在民间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元曲、明清小说的兴盛开了先河。
其六，文化中的创新精神。
前面说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学的革命、文学的革命、绘画的平民化倾向，都充满创新的精神。不止于此，宋代在史学、音乐、金石、考古等文化领域，同样实现许多历史性的突破。
以史学为例，《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全书总计294卷，以编年史体例写成的跨度达1300年之长的中国通史。直到今天来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书。在这本书问世后，又一种新的写史法问世，便是所谓的“纪事本末”体。由于《资治通鉴》是编年史，重大历史事件总被时间割裂成几个部分，故而南宋袁枢又别出心裁撰写《通鉴纪事本末》，把重大事件单独列出再编年叙述，此亦是一大创新。
宋代还出现大量宋人写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等，保留了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显宋代著书事业的繁荣发达。郑樵的《通志》是中国史学之珍品，其精华部分在于“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加予论述，开拓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甚大。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史学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宋代学术还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学，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并由此发展出考古学。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金石学的研究，对后世考据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正是文化中创新精神的存在，刺激着宋代在科技、经济、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开创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繁荣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