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顾准文集》有感
与生俱来的光芒,伴随的也是一生的艰难。——题记
深夜里翻开这本《顾准文集》,才看了几页,便已觉作者的才气逼人,有种“相见恨晚”之感,其思想果真能在人的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记,如喝了杯兴奋剂,很快便上瘾,先前许多困惑似乎能在此找到答案。这本书如同昏暗的海上的一座灯塔,指引着后来人前行,使人豁然开朗。
一、 天才与苦难
孟子曾提出过“知人论世”,想要读懂一位作家,应回溯其生平经历,才能在逝去的岁月里窥见其心路历程,而一部几乎言必称希腊的《顾准文集》,若不知作者的写作背景,恐怕难以产生更大的共鸣。
虽然时至今日,顾准已被誉为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之一”,但在当时,他却遭受着极其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学生张曙光在谈到他时,不止一次地感叹道“顾准是在苦难中悟道”。
早年的顾准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自幼家境贫寒的他在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做学徒,通过自学,初露锋芒,在这一领域显示出其惊人的天赋,19岁就撰写出了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时人以“奇特的天才”来形容早年的顾准。
但顾准放弃了本应锦绣的前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毅然投身到了革命事业中。当事业成就之后,在发生了一些背离当初理想的事情时,头脑清醒的纯情革命人如顾准者便不免痛苦,据理力争中他选择了坚持真理,从此伴随着天才的是不平静的生活,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是孤独的探索前行。
“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马克思如是说,正是这样一场残酷的浩劫,造就了这样一位从体制内的经济学家跳出体制成为伟大思想家的转变。顾准的身躯在苦难中变得愈发羸弱,但他的思想、他的灵魂却如浴火般重生,坚定而崇高。
与其说是被这本书的内容所吸引,倒更多是被书背后这位作者的历程而深深感动。透过历史的烟云,他的文字给人一种来自理想主义覆灭之后的寂静与安宁。
二、《圣经》与先知
顾准是十分喜欢阅读《圣经》这部西方经典,这一点可以在一段关于他的下放事迹中得到证实。在当时,《圣经》被认为是用来麻痹人民思想的精神鸦片,遭到怀疑和抵制。而在下放的劳动闲暇之余,本身就不允许读书的严酷气氛中,顾准却捧着《圣经》阅读,并对刁难他的参谋长以“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的典故反唇相讥,令对方无地自容。
我更倾向于认为,顾准读《圣经》,某种意义上毋宁说是读着他自己,描绘过耶稣受难的《圣经》何尝不是隐喻着同样身为先知的顾准的命运?在那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顾准的出现既是偶然又是必然,他的思想太过于超前,以至于其同事张纯音惋惜道:“如果顾准能再活二十年,就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了”。
先知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烛照后世,为人类带来幸福的,顾准不免身陷于这样的悲剧性宿命中,使我一次又一次想起鲁迅,想起那篇《药》和用先驱的鲜血制成的人血馒头。活在那样一个价值观颠倒,被鲁迅称之为“暴君统治下的暴民大抵比暴君更残暴”的时代,终于将顾准引入到了彻底的经验主义道路上去了。
三、理性与关怀
理性是读《顾准文集》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全书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经济文稿等几个部分,力图弄清为什么革命胜利之后局势会逐渐演变为与革命的初衷相反。
顾准是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与深刻的预见性的,在文革开始时,他就在红卫兵勒令他张贴布告的白纸上写下了“读史”两个大字,以回应他对这场运动的理解。而许多人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才逐渐反思这段历史及自身的,不能不说顾准的眼光之独到深远。
再者,他没有停留在感性的呻吟中,他绝不是一位多情的文学家,与他同时遭受灾难的巴金、戴厚英等人都以感性的笔触宣泄心头的冤屈与悔恨,而他走得更远,妻子的含恨自杀,儿女的不相理解,朋友的疏远冷漠反而让他能够以清醒的态度远距离审视着这一惨象,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思索着灾难的根源,于是从更为遥远的西方文明进程中找到了答案,提出了令人拍案称奇又证据确凿的观点。
坚持独立思考,关注民主问题,追问“娜拉走后应怎样”的顾准,确实如李慎之所评价的那样“是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但这仅就其书中所显露的科学主义与批判风格所言,顾准的内心终究是温热而敏感的,在读《茵梦湖》时想起天人两隔的亡妻,想到自己孑然一身,他不能不触景生情,失声痛哭;在被下放到贫困的信阳,目睹过一家几口于一日内相继离世的人间惨状,也在其日记中写道“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绞痛啊!”。
清代学者胡文英在《庄子独见》中写道:“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然顾准对庄子颇有微词,但“眼冷心肠热”何尝不是同样指向这个晚年极其凄苦的老人呢?
他逐渐抛弃了昔日的旧业,转而在思想领域中探索,贯通古今,只为找寻一条出路:一条振兴民族的前进之路。他忘却了自身的不幸,舍弃小我而拯救大我,这是一种无声的感情,也是一种对苍生社稷最大的怜悯。
从顾准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品格,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故其文集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
四、信仰与重建
我常常认为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尽管西方有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惊天之语将人们从蒙昧的神学中拉回现世,但西方人依旧是有过信仰的,而中国人却从来不知信仰为何物。没有信仰的个人是迷茫的,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悲哀的。
五四新文学时期,先驱鲁迅就一直在思索着这一问题,充满过希望的他又在革命失败后陷入绝望,最终他提出了“反抗绝望”这一发人深省的哲学思想,而若干年后,顾准也提出了相似的答案,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与鲁迅的“这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遥相呼应。
但起初的顾准并非是这样的信仰,早年的他也对宏大、神圣的唯一性和整体性深信不疑,对革命充满了期待与理想主义,而随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一系列盲从与不尽如人意,以及自身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让他逐渐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最终重建了自身的信仰。
顾准提出了一个足以回答身处不同时代,却在头脑中有过相似困境的人们的答案:社会没有什么终极目的(诸如共产主义),有的只是进步。就社会而言,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心里又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会不惜为了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而就个体而言,追求所谓的终极关怀,反而容易陷入形而上的深渊中,很难有所作为,最终沦为虚无主义。
世界上并没有神明,神明只是人类幻想出来用以安慰自身的偶像,真正能够拯救自身的仍是个体自己,所以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读着《顾准文集》,内心久久不得平静,想到一句名言:“苦难是天才的垫脚石”,从顾准的一生就能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全是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尽管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像顾准那样遭受非人折磨的人不在少数,但限于才力与胆识,鲜有人能像他这般在苦难中求索,在苦难中悟道。
今天,历史已给顾准以正名。“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他的生前是寂寞而萧瑟的,死后却获得了迟来的礼赞。由于疾病,未能将一生的心血来得及公之于众,仅存的和整理的文集、日记却已让后人惊叹,其思想仍旧在当代有着重大的意义。
然而,一如鲁迅,一如王小波,他们生前反对着造神运动,死后却被当作偶像崇拜,掀起一阵阵研究热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反讽。顾准若有幸活至今日,大概也不愿看到如此热闹的景象吧?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因为顾准,二十世纪的思想荒原上开出了一朵白色的小花。
深夜里翻开这本《顾准文集》,才看了几页,便已觉作者的才气逼人,有种“相见恨晚”之感,其思想果真能在人的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记,如喝了杯兴奋剂,很快便上瘾,先前许多困惑似乎能在此找到答案。这本书如同昏暗的海上的一座灯塔,指引着后来人前行,使人豁然开朗。
一、 天才与苦难
孟子曾提出过“知人论世”,想要读懂一位作家,应回溯其生平经历,才能在逝去的岁月里窥见其心路历程,而一部几乎言必称希腊的《顾准文集》,若不知作者的写作背景,恐怕难以产生更大的共鸣。
虽然时至今日,顾准已被誉为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之一”,但在当时,他却遭受着极其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学生张曙光在谈到他时,不止一次地感叹道“顾准是在苦难中悟道”。
早年的顾准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自幼家境贫寒的他在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做学徒,通过自学,初露锋芒,在这一领域显示出其惊人的天赋,19岁就撰写出了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时人以“奇特的天才”来形容早年的顾准。
但顾准放弃了本应锦绣的前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毅然投身到了革命事业中。当事业成就之后,在发生了一些背离当初理想的事情时,头脑清醒的纯情革命人如顾准者便不免痛苦,据理力争中他选择了坚持真理,从此伴随着天才的是不平静的生活,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是孤独的探索前行。
“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马克思如是说,正是这样一场残酷的浩劫,造就了这样一位从体制内的经济学家跳出体制成为伟大思想家的转变。顾准的身躯在苦难中变得愈发羸弱,但他的思想、他的灵魂却如浴火般重生,坚定而崇高。
与其说是被这本书的内容所吸引,倒更多是被书背后这位作者的历程而深深感动。透过历史的烟云,他的文字给人一种来自理想主义覆灭之后的寂静与安宁。
二、《圣经》与先知
顾准是十分喜欢阅读《圣经》这部西方经典,这一点可以在一段关于他的下放事迹中得到证实。在当时,《圣经》被认为是用来麻痹人民思想的精神鸦片,遭到怀疑和抵制。而在下放的劳动闲暇之余,本身就不允许读书的严酷气氛中,顾准却捧着《圣经》阅读,并对刁难他的参谋长以“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的典故反唇相讥,令对方无地自容。
我更倾向于认为,顾准读《圣经》,某种意义上毋宁说是读着他自己,描绘过耶稣受难的《圣经》何尝不是隐喻着同样身为先知的顾准的命运?在那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顾准的出现既是偶然又是必然,他的思想太过于超前,以至于其同事张纯音惋惜道:“如果顾准能再活二十年,就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了”。
先知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烛照后世,为人类带来幸福的,顾准不免身陷于这样的悲剧性宿命中,使我一次又一次想起鲁迅,想起那篇《药》和用先驱的鲜血制成的人血馒头。活在那样一个价值观颠倒,被鲁迅称之为“暴君统治下的暴民大抵比暴君更残暴”的时代,终于将顾准引入到了彻底的经验主义道路上去了。
三、理性与关怀
理性是读《顾准文集》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全书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经济文稿等几个部分,力图弄清为什么革命胜利之后局势会逐渐演变为与革命的初衷相反。
顾准是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与深刻的预见性的,在文革开始时,他就在红卫兵勒令他张贴布告的白纸上写下了“读史”两个大字,以回应他对这场运动的理解。而许多人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才逐渐反思这段历史及自身的,不能不说顾准的眼光之独到深远。
再者,他没有停留在感性的呻吟中,他绝不是一位多情的文学家,与他同时遭受灾难的巴金、戴厚英等人都以感性的笔触宣泄心头的冤屈与悔恨,而他走得更远,妻子的含恨自杀,儿女的不相理解,朋友的疏远冷漠反而让他能够以清醒的态度远距离审视着这一惨象,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思索着灾难的根源,于是从更为遥远的西方文明进程中找到了答案,提出了令人拍案称奇又证据确凿的观点。
坚持独立思考,关注民主问题,追问“娜拉走后应怎样”的顾准,确实如李慎之所评价的那样“是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但这仅就其书中所显露的科学主义与批判风格所言,顾准的内心终究是温热而敏感的,在读《茵梦湖》时想起天人两隔的亡妻,想到自己孑然一身,他不能不触景生情,失声痛哭;在被下放到贫困的信阳,目睹过一家几口于一日内相继离世的人间惨状,也在其日记中写道“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绞痛啊!”。
清代学者胡文英在《庄子独见》中写道:“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然顾准对庄子颇有微词,但“眼冷心肠热”何尝不是同样指向这个晚年极其凄苦的老人呢?
他逐渐抛弃了昔日的旧业,转而在思想领域中探索,贯通古今,只为找寻一条出路:一条振兴民族的前进之路。他忘却了自身的不幸,舍弃小我而拯救大我,这是一种无声的感情,也是一种对苍生社稷最大的怜悯。
从顾准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品格,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故其文集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
四、信仰与重建
我常常认为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尽管西方有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惊天之语将人们从蒙昧的神学中拉回现世,但西方人依旧是有过信仰的,而中国人却从来不知信仰为何物。没有信仰的个人是迷茫的,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悲哀的。
五四新文学时期,先驱鲁迅就一直在思索着这一问题,充满过希望的他又在革命失败后陷入绝望,最终他提出了“反抗绝望”这一发人深省的哲学思想,而若干年后,顾准也提出了相似的答案,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与鲁迅的“这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遥相呼应。
但起初的顾准并非是这样的信仰,早年的他也对宏大、神圣的唯一性和整体性深信不疑,对革命充满了期待与理想主义,而随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一系列盲从与不尽如人意,以及自身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让他逐渐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最终重建了自身的信仰。
顾准提出了一个足以回答身处不同时代,却在头脑中有过相似困境的人们的答案:社会没有什么终极目的(诸如共产主义),有的只是进步。就社会而言,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心里又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会不惜为了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而就个体而言,追求所谓的终极关怀,反而容易陷入形而上的深渊中,很难有所作为,最终沦为虚无主义。
世界上并没有神明,神明只是人类幻想出来用以安慰自身的偶像,真正能够拯救自身的仍是个体自己,所以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读着《顾准文集》,内心久久不得平静,想到一句名言:“苦难是天才的垫脚石”,从顾准的一生就能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全是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尽管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像顾准那样遭受非人折磨的人不在少数,但限于才力与胆识,鲜有人能像他这般在苦难中求索,在苦难中悟道。
今天,历史已给顾准以正名。“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他的生前是寂寞而萧瑟的,死后却获得了迟来的礼赞。由于疾病,未能将一生的心血来得及公之于众,仅存的和整理的文集、日记却已让后人惊叹,其思想仍旧在当代有着重大的意义。
然而,一如鲁迅,一如王小波,他们生前反对着造神运动,死后却被当作偶像崇拜,掀起一阵阵研究热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反讽。顾准若有幸活至今日,大概也不愿看到如此热闹的景象吧?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因为顾准,二十世纪的思想荒原上开出了一朵白色的小花。
还没人转发这篇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