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佛里的扮演者杰克•格里森在牛津学生会上的发言

能够受邀在牛津学生会讲话是我极大的荣幸。我的许多偶像都曾在这个社团面前发言。一想到这些曾经的发言人，我的喜悦与骄傲很快就被担忧与焦虑所取代了。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从未在世界范围内促进过人们的同情之心，从未反抗过强权压迫，也从未探索过宇宙当中的奥秘，无论这奥秘存在于量子层面还是女生的心里。迄今为止我所做过的无非是在一部电视剧里演了一个熊孩子而已——而且还是为了钱（笑声）。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原本打算拿上我心爱的十字弩，用一箭两孔的威胁来恐吓未加防范的学生们与我苟且一番，可惜学生会不同意。
接到邀请之后，我想起了几周之前前我参加过的一次很类似的问答活动。活动时长一个小时，但是在二十分钟之后，作为问答双方的我与观众们都没词了，但是活动时间还剩下四十分钟，如同榨干饮料的包装袋一样没有价值。我只能干坐在那里，看着台下无数略显尴尬的面孔。终于有人举手问我，当天早饭吃得是什么。这时我意识到，在过去波澜不惊的21年生活之后，我实在不可能花费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谈论自己，至少不可能一直说出有意义的言论而非胡言乱语。因此我希望在本次问答环节开始之前尽可能地浪费一点时间。我希望我接下来的演讲不会预先回答任何问题——因为每一个问题都有占据时间的宝贵价值——同时又能足够有趣且与我拍摄《权力的游戏》的经历有一定关系。我要为这段演讲的无聊性质而道歉。这份讲稿是昨晚才写好的，内容可能有些无趣，我会尽可能读得有趣一些。
《权利的游戏》开播以来，我以局内人的视角窥见了一个无孔不入却又神秘莫测的社会侧面，也就是名人文化。街头的陌生人都会叫我杰克。粉丝与互联网将我的个人形象传遍了千家万户。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能得到今晚在此讲话的机会，如此机会可谓毕生难逢。我觉得自已一方面是当代名人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却又难以真正融入。这使得我对于自己在名人文化中的地位产生了诸多反思。在这样的语境下谈论名人文化未免有些讽刺，我希望大家对于这其中的讽刺意味持保留态度。由于我本人目前处境特殊，横跨学生与名人两界，一边是书本与烟卷，另一边是可卡因与妓女，所以我的想法应该还是有独到之处的。（笑声）
自从七岁那年我妈妈将我送去周六表演学校开始，我就想要成为一名著名电影演员。我很想凭借演技打动观众，但是更想让自己的表演才能得到承认并且听到观众们为我喝彩。我后来陆续拍了几部短片，其中最主要的角色是八岁那年在学校基督降生演剧里扮演约瑟（笑声）。当时评论家们评价我所扮演的约瑟“真情外露、引人入胜、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达到了后来者无法超越的水平”（笑声）。后来我在2005年的《蝙蝠侠：侠影之谜》里扮演了一个小男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我饰演约瑟的经验代入了其中。那个小男孩就像约瑟一样充满感情、动力与韧性，更重要的是他也深爱着自己怀孕的妻子（笑声）。
尽管我在《侠影之谜》当中只是个小配角，但这却是我第一次窥见了名人的世界。电影上映之后，我就成了“那个演过蝙蝠侠的孩子”。家里的亲戚在社交场合也经常拿我来引起话头。我本人对于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倒是并不反感，不过同时也感到很不以为然。当时我万没想到的是，五年之后，我将会更加强烈地再次与这种社会性梗阻不期而遇。青葱年华十七岁的我参与了HBO的《权力的游戏》，人生第二章就此揭开（笑声）。老实说，尽管听到自己受邀出演乔佛里一角的消息很令我感到高兴，但是当时我实在没想到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一切。成功出演这部电视剧之后，我也预料到了自己将会受到怎样的关注，预料到了自己将会参加各种大小活动，自然也预料到了可卡因与妓女正在拐角处恭候（笑声）。但是就像本剧其他演员一样，我也没想到我们究竟会有多么成功。不管怎么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之间签署了一份步入某个奇怪社会阶层的隐形合约。街头的人们想要与我合影，记者想知道我穿什么颜色的袜子。与同龄人相处时，我的笑话似乎比其他人的更加好笑。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我正在恶补喜剧书籍。
总之，自从我接触到这种氛围以来就一直想要抽身而退。我厌恶这种肤浅的抬升、商品化以及奇型恶状的自以为是。我发现，作为面目模糊的公众的一员远比摇摇欲坠地站在立柱顶端供人观瞻要舒服得多。我的名人地位其实已经遭到了稀释，但是依然微妙地将我与他人隔绝了开来。这一点令我十分尴尬。在我看来十分奇怪的是，许多人——以及过去一段时间里的我自己——都将名人视为成功的极致。而且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如此之多。社会体制以及日渐增长的粉丝团体对待名人文化的态度几乎就像对待宗教一样虔诚。如今对于名人的神化已经不限于电影演员、流行歌星、运动员乃至于真人秀参与者了，我们还有名人厨师、名人作家、名人政客、名人知识分子、名人科学家乃至于名人企业家。他们频频在杂志上、访谈节目当中以及广告里面亮相。但是越来越多的公众对于这种侵入行径却听之任之甚至欣然接受。
这让我不由得不想到这一切的背后原因以及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危害——他们只不过是人而已啊。名人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兴起的时期，例如塞缪尔.约翰逊这样的人就是当时的名人。但是名人文化真正大行其道还是在二十世纪。摄影、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媒尤其为运动员、电影演员与歌手的得势打下了基础。他们成为了对于文化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公众人物。这种趋势促成了所谓 simulacra文化——simulacra即毫不指涉真实世界的意象。有史以来第一次，全体公众可以同时听到并看到当时的著名人物的表演，例如查理.卓别林与葛洛丽亚.斯旺森，于是公众们就无意识地将演员本人于他们的影像等同了起来，而上镜的演员们也就无可挽回地遭到了商品化。
但是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样，名人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大众传媒的广度与影响力的增加，倒不如说是西方世界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美国资本主义打造了一个消费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了彰显个性的行为。小报、访谈秀与真人秀使得人们痴迷于商品化的名人形象，并且在榨干其消费价值后将其抛弃。名人为各种产品进行促销，包括音乐卫生棉、薰衣草味牙齿增白剂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可能会颇具讽刺意味地比代言人的名声更持久的商品。
这种食人式名人消费乍一看去似乎并不会对消费者造成明显伤害，但是对于充当炮灰的名人本身来说却可能造成深远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经常回避采访。将某人的形象乃至生活全民化也就等于剥夺了此人的人性并将其物化成为娱乐产品。在公共目光的窥探下年复一年地生活许久之后，一个人对于自我的估值还能有多高呢？恐怕只剩下一副空皮囊了吧。
达勒姆大学的杰尼.特兰尼对于名人文化的来源提出过一项听上去有些疯狂的理论，认为其根源在于进化心理学。他这项理论的核心在于人类学意义上的威望或者说高等社会地位。具有特殊技能——例如特别高超的狩猎技巧——的人们也就具有威望，而他所在的社区则会通过模仿他的行为来习得他的技能。但是在模仿的时候，社区成员也可能错误地模仿有威望者的非生产性行为。例如一个成功的猎手可能会在狩猎开始之前一边念咒一边磨箭头，而模仿者们则会将念咒与磨箭头的做法全都学去。特兰尼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名人具有名气，因此也就具有威望，所以我们在进化心理的层面上会本能地模仿他们。我们会关心运动员或者歌手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进化过程的一点转折就这样使得名人成为了现今的社会与道德榜样。
但是假如这种模仿本能促使我们仿效当今具有威望的个人的非道德性特质，那又将如何呢？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位醉汉很久以前取得过成功就模仿他的酗酒。根据特兰尼的理论，可能会发生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即自我实现型名声。过去十几年这种现象尤其显著。名声不再需要以任何技能为基础，一个名人可以因为出名本身而愈加出名，而威望也节节攀升。
这是个很不错的理论。但是在我看来，关于当代名人文化以及我们对于这种文化的痴迷的最具说服力论述来自麦克斯.菲布尔。他的理论也以榜样与模仿为基础，但是用“天授权力”的概念代替了特兰尼的“威望”。菲布尔相信，对于任何形式的权威来说，合法性的分配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称之为“合法性统御”。合法性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们的情愿接受。他认为先知、巫师与占卜者的权威与众不同。这种权威基于人们对于权威者所具有的特定特质的倾慕。他将此类权威称为“神授权力”。神授权力的所有者游离于社会之外，而真正的神授权力则是天赐的。很容易就能看清当代名人如何完美地体现了这种野蛮人心目中的神授权力权威观念。这些名人并不具备先知那样的英雄特质，但是作为曝光度极高的社会榜样，他们也成了模仿的对象。他们的公开化个性与个人特质成为了类似神授权力的存在，一方面吸引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又使得名人自己成为了独立的社会阶层。
因此就像经典的神授权力角色一样，名人为人们提供了认同的焦点。但是与经典神授权力角色不同的是，名人缺乏英雄先知的神秘超验特质。名人同样还具有合法性统御的特质。例如警察与政客这样人们每天遭遇到的权威经常受到挑战，因为人们感到自己遭受了权威的压迫。相比之下，名人加诸于我们头上的权威却得到了接受甚至欢迎，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权威并不以实现权威者的私利为目的。因此其他形式的权威都很重视采纳神授权力。例如想要在公众眼里获得合法性的政客们会寻求名人的支持或者干脆将自己打造成名人。政治权威与神授权力权威的结合被菲布尔称为“超凡魅力”，例如奥巴马与黑眼豆豆乐队的歌手Will.I.AM拉关系就是个好例子（上次我还投了他的票呢，真可笑）。
菲布尔的神授权力式名人与特兰尼的威望个人具有相同的危险。模仿某个个人的倾向几乎总会有负面效果，尤其是在被模仿的榜样不认为自己有责任或有义务表现出值得采取的有价值行为的时候。神授权力名人还有一个令我着迷之处，就是所谓的名人崇拜综合症。莱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36%的受试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罹患这种疾病。在最为极端的症状表现当中，患者相信自己的崇拜对象知道自己的存在，声称自己愿意为了自己的偶像去死。
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不仅是古怪的社会反常而已，而是表明了为他人作嫁的自我彻底解体现象，几乎就是宗教性歇斯底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出于从众心态还是渴求被更高一层权威所控制的欲望，这些案例都表明神授权力可以取代自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说过：“只要人是自由的，他就会一刻不停且竭尽其能地寻求崇拜对象，此外无他。”也有人持有相反论点，试图找寻名人化的益处。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斯.罗夏就曾经为这种集体模仿行为辩护，认为名人是非正式的生活教练，通过观察他们，人们学会了如何打扮自己，如何做头发，开口应当如何说话，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时髦。名人就像胶水一样起到了凝聚社会的积极作用。（我本人并不相信他的理论，不过为了平衡起见也在这里说一下）
目前为止我已经提到了三种关于名人的理论，分别在经济、心理与社会方面阐述了我们之所以敬仰名人的原因。不过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成为名人的欲望。自然，最切近的动机是获得财富与钦佩——乃至于谄媚，但是还不仅如此。这方面有哪些隐藏的负面因素呢？看待成名欲望的视角之一是我们目前以个性为中心的文化，这种内向文化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以外在性格作为评价某人标准的做法大相径庭。个性成为了将我们自己与大众区别开来的手段，出名也就成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新尺度。
我最近遇到一篇好文章，作者名叫尤里.格萨摩。文章题目是《大都市对于心智生活的影响》。文中他分析了现当代人对于籍籍无名的恐惧。乔治.贝克莱的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遭到了过分的发挥，人们极度关心自己与他人相比究竟要多么出众或者多么不出众。我们对于自我的坚持以及一切以自我出发的思路在二十一世纪的喧嚣与日渐激烈的竞争当中吸引着人们成为名人。通向不朽的金券正在发售当中。《名扬四海》里面学生们在纽约艺术高中楼顶上不就是这么唱的吗？“名扬四海，我要永生……”
想要成为名人的第二点动机在于，还有什么事能比拥有一个想你之所想、急你之所急的固定受众群体更能使人感觉良好呢？从很多方面来看，名人与受众的关系都很像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其中奴隶主积累了动员奴隶的强大权力。
那么成为名人的危险之处又有哪些呢？首先就是自我的丧失。导致这一点的原因是名人遭到了过饱和的大众化与爱护。没有内在指针的引领，自我很容易痴迷于自身，只顾得像仓鼠那样转动转轮，既不能停步又无法将任何实际事物与自我联系起来。这也是商品化的问题所在，对于人的商品化其实就是一场啮噬自我的狂热盛宴，以至于事主最终完全要依靠被人啮噬的外在能力来定义自我。例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名人更容易陷入自恋，习惯了众多他人的目光却懒得回视。因此出现了诸如妄想、自高自大、易怒与冷漠之类的问题。我们现在隔三差五就能看到某个名人精神崩溃。
进一步说来，名人与日常生活隔绝了开来，躲入了自成一体的社会阶层（反正这个阶层本来就比日常生活更高一等）。但是不管怎么说，想要成为名人的欲望都彰显了非人化的倾向。名人与受众之间的相似性越低，受众就越容易虚构这个名人的形象，对其加以评断乃至消费也就更加容易。
最后还有经常出现的隐私问题。我们为什么如此关心名人生活当中鸡毛蒜皮的末节呢？因为名人是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榜样，代表着生活各个方面的理想典范，无论是在职业道路、奶酪口味还是在毒品选择方面。我们总想将名人同时安置与日常与抽象这两个不同平面当中，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想要回收一点我们赐予他们的不朽。通过移情于名人并且将他们人性化，我们短暂地分享了名人的荣光。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假如他们能做到，那我们也能。
总而言之，名人成为了一个容器，容纳着经济、进化或者社会层面上的消费欲望与模仿杰出社会成员的本能。我们已经看到了崇敬名人可能给名人与受众双方带来怎样的深刻影响（往往以负面影响为主）。我相信，社区对于个体成员的崇敬对于社会有益，一方面推进了普遍的道德原则，另一方面也主张了特定行为的道德性。然而只有在名人自身代表着值得有道德理性人加以模仿的价值观时，名人文化才能发挥正面效应。我们在选择榜样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否则又会走上模仿醉汉的老路。
我们还要调节自己将某人捧成名人的冲动，主要原因自然是为了保护名人本人及其自我价值，但是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正如我们所追捧的对象可能会沦为空壳，被过度崇拜所摆布一样，崇拜者也可能会牺牲自我的个体性与自主性，将其拱手交给更高一层的权威。我们要尽力克服神化榜样以及在此过程中压制自我的人类本能。凝视星光是最为深刻的人类行为，但是也许我们应该时常将目光从头顶上美丽而神秘的群星移开，用更大的精力来检视、钦佩与培养内心的道德法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