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之后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这是陈寅恪先生为他的夫人唐筼所写的挽联，就是现在读起来也无不令人为之垂泪。从这首挽联中，我们不仅感受到的是陈先生的个人之悲，更有的是感慨中华士族的千年之叹。纵使有被世人所认可为“教授之教授，公子之公子。”，究竟还是抵挡不住荒谬时代的裹夹而殒命白羊城。人生的价值究竟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个人在大洪流中也只能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陈寅恪先生幼年时便在南京家塾中读书，自幼便熟背四书五经（近代以来有无数莽客仅凭一股脑热说四书五经是封建糟粕，岂不看自身之斤两，有何面目去附会批判指导中华千年之瑰宝。往圣之先贤以此培养中华之风气，秉持道德，敢求真知。当代之人又有几个敢不畏淫威，坚持己见者！）。此后不久，陈先生便走上了海外求学之路，即受家族之资助也有民国政府之资助。这本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陈寅恪先生在坚持中华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纳西方文明之精华，遂成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个人先天的天赋以及后天的艰苦学习是个人价值实现的基础，但在更多时候，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他们并不会想我该怎样怎样如何如何去实现自己的所谓的人生价值，人生价值是在个人发展过程中不断“体现”的，而不能说成是“实现”出来的。人生价值的体现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结束，但我们不能认为他实现或者没实现其人生价值，只能认为他的人生价值在他死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而作为新一代的青年人，我们不应该把未来看的太具有功利性，把自己的未来看做是一个点，到了那个点看似人生的价值就已经完成。我们应该试着去寻找一个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一直走着，这样人生也就会少了一丝迷惘，使自己更为踏实与务实。至于人生价值实现没实现那都是后人一种说辞罢了。
　　在陈寅恪先生回国后，带来了中华文化之新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在此后，便一直执教清华园。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陈寅恪先生随清华、北大等高校一道迁往昆明，虽然在后一段时期的条件相当艰苦，但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是陈先生学术著作颇丰的时候，而不得不提的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把教育看作是仅次于卫国战争的头等大事，当然就中华千年文明之历史来看，这样做并不足以为奇，只是后人常常为此不禁赞奇，不知为是哪般？如果真要说个人价值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一时期可谓是在学术思路上开风气之一大阶段。个人价值的不断养成都对社会之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这完全是建立在社会之发展为个人之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说是个人在真空中去为社会发展而服务的，那要看这个社会是否有足够责任的心态以及足够大度的胸襟去认可各式各样独立的个人以及敢于尝试来自智者的劝告。这也正是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先生时所写的那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个人如此，社会甚至是政府也应如此。
　　可当身处于一个荒谬的时代时，一切都失去了他本该存在的基础。随着“文革”的爆发，中华大陆陷入了千年未有（千年之前有秦始皇之“焚书坑儒”）的浩劫之中，陈寅恪先生虽为大师，亦是被无知的莽客所批斗。郁达夫曾说过“一个有英雄而不知道珍惜的民族只是可笑的奴隶之邦”。现在想起来，这句话放在这里是何等的贴切。既然身处于奴隶之邦，那么周遭全部是奴隶莽夫，社会之发展再也无法为个人的发展提供自由开放的环境、甚至连基本生存权力也无法得到保障，那么纵使是盖世英雄又有什么用处。现在总有人在不断强调，“不要谈社会给予你了什么，先看看你给予了社会了什么。”我觉得有必要把这句话的逻辑调整一下，“你会给予社会什么，完全基于社会给了你什么。”如果社会为你提供了一个自由、公平的平台，那么你尽全力服务你的社会同胞是理所当然，但如果国家带给你的是强权、歧视甚至伤害生命时，若要真正实现你自我的价值时，你只有选择背叛，但也可能社会团体连选择的机会都不留给你。
　　斯人已逝，后无来者。终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有一点是我万分敬佩的，在大陆的民国政权陷落后，陈先生选择了留在大陆而不是前往台湾，这是对信仰的一种选择，也是对社会本真的一种执着。对于读史阅世近六十载的他而言，完全可以料想到他后来环境恶变，即使没有料想到全部，也差之不远。结合他的一生，我也更愿意将这作为其人生价值的升华，这仿佛又为社会文化之再现续上了一笔，这也才真正显示了其个人在为社会之发展上所下的决心，但这并没有引起社会对之相应的回复。而有的只是那一张张贴满床头的大字报以及晚年妻离子散的一滴浊泪。没念至此便不禁伤从心来，泪亦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