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
光明日报:多党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
较长时期以来，一些西方政要、学界、舆论界一再鼓吹多党制(包括两党制)能够较好解决腐败问题，攻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不仅会形成权力专制，而且容易导致各种腐败。一些西方势力还把持着政党理论的舆论高地，向众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多党民主的价值观渗透，直至逼迫它们推行多党制。西方的这一套论调有多大可信度？其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实践表明：多党制不是也不可能是防治和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西方多党制本身并没有，也难以解决腐败问题。
近现代政党政治及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建立，其宗旨并非着眼防治或解决腐败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问题
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产生于西方，英国是最早出现政党的国家。英国两党制度是在16—17世纪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步酝酿产生的，是政治与宗教斗争长期较量的产物。围绕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在1679年成立了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托利党和主张维护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政党政治从此逐步引入国家政权制度，并开创了政党执政的新时代。
政党政治的建立被誉为是“重要的政治发明”和“现代政治制度的杰作”。可一直到18世纪，英国两党制的存在虽为既定事实，但在普通英国民众眼中，政党的声誉不佳，政党仍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字眼。许多公众及理论家批评政党利用公共权力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毒化社会风气。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美国开国元勋们对政党的态度，他们担心基于不同利益而产生的党派有分裂、独裁和腐败的倾向，损害公共利益，因而对政党机器及政党老板操纵选举深恶痛绝，甚至极力防止政党在美国政坛产生和形成。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出于利益分赃和权力分配的现实需要，政党还是不以华盛顿、杰斐逊等政治家的主观意愿产生了。
确如某些美国立国者所担忧的那样，西方政党制度建立后，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党腐败丑闻。英国在17—19世纪上半叶，各级议会议席甚至标价竞卖，候选人贿买选民、操纵选举比比皆是。1897年法国总统格雷维的女婿威尔逊议员勾结陆军上层出售荣誉军团勋章引发轩然大波。美国也在19世纪前期杰斐逊担任总统时开始，两党都沉溺于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分赃制来报答对政党选举有功的选民，以奖励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形成了权钱结合的制度性腐败。这表明，西方多党制度自建立起就有腐败相伴而行，在一段时期里甚至出现公开的体制腐败。
20世纪尤其是战后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家大都意识到腐败的危害性，开始在制度、道德等层面约束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运用公权，建立反对党、媒体、社会等对执政党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多党制条件下的腐败问题，腐败这一顽症至今仍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存在。
建立在金钱政治基础上的西方选举政治导致腐败现象频现，西方政客关于多党制可以防治腐败的立论难以自圆其说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一条难以改变的政治铁律。选举政治是西方政党制度的核心，竞选必然需要金钱铺垫，它实际上等于变相以金钱购买权力，是“有钱人拿钱买候选人，候选人再拿钱买选票”，这成了一种公然的制度腐败。在西方，竞选国家公职官员费用呈几何级数上升，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花费仅10万美元。这种花费到1980年达10亿美元，2008年猛升到24亿美元。美国参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目前也达500万美元以上，而国家给予政党及候选人的经费极其有限，可谓杯水车薪。这样，“化缘”、找赞助成为西方政党及其候选人参与选举的普遍途径，而捐助者也有诸多需要求助政党及当权者之处，双方由此形成一种利益互换的默契。在美国，政党及候选人不仅获得法律允许的各种透明的“硬钱”捐助，而且更多地接受不受法律约束的“软钱”资助，捐助人变相地为候选人提供竞选所需的机票、食宿、演讲场所、电视广告播放权等便利，这种公开的腐败行为已是司空见惯。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党接受行业、公司和企业等非法政治献金屡揭不断。据媒体揭露，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意大利主要政党收受的企业回扣与各类政治献金，平均每年达近百亿美元。德国一位前政党领袖在下台后被曝接受千万马克的政党献金丑闻。日本政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各种腐败丑闻不断，特别是90年代初的“东京佐川快件公司贿赂案”以及金丸信偷税漏税数亿日元重大案件，引发日政坛“政治地震”，导致自民党随后的分裂及选举失败，连续执政38年后首次痛失政权。英国近来也曝出的“金钱换爵位”和房地产商亚伯拉罕秘密捐款案，都是在选举政治下政党沾染上的腐败丑闻。
权钱交易成为西方多党制幕后运作的通行惯例，是维系党、官、商三者关系的利益纽带。西方政党及候选人在获胜后，当政者一般都按贡献大小原则对捐助方给予“红利”回报，给予个人捐助及筹款有功者派驻大国、富国当大使，担任内阁阁僚等。而且，西方国家获胜政党上台后，大多会“知恩图报”，有的党利用行政权力报答资助者，为其开辟谋财之道和其他便利。这种隐性腐败，在西方多数国家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但只要反对党、司法机构及媒体抓不到执政党的确凿证据和把柄，多是无可奈何。
西方多党制的制度设计与道德规避，并没有杜绝政党与当政者的以权谋私行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都曾程度不同地陷入各类腐败丑闻。意大利90年代初揭露出的“米兰贿赂丑闻”涉及2000多名政要，导致天民党、社会党、共和党等传统政党的覆亡。在西方，政坛上对立的两大政党甚至可以为本党“声誉”共同协力包庇或泯灭丑闻。西方国家不仅是执政党不干净，反对党也难以在民众中自诩“清廉”，都曾曝出相关腐败丑闻。
西方多党制不仅未能消除腐败，反而通过与其相伴而来的游说政治把腐败推向制度化的行为轨道
游说政治是各种利益团体利用所谓民主制度向权势集团和当政者进行意愿表达和利益申诉的一种政治行为，它是西方多党制的伴生物，在资本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已成为一种公开和近乎合法的政治行为。当前美国有游说公司25000多家，仅华盛顿就有近4000家、各类说客3.5万人，英国有各类游说公司1100多家，欧盟总部布鲁塞尔驻扎各类说客2.5万人。在西方，游说政治长盛不衰的奥秘在于它是一种投小钱获大利的暴利“产业”。据报道，前几年，美波音、雷神等六大军火公司为游说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投入公关经费5100万美元，却换回成百上千倍的合同，仅波音就拿到52亿美元的大单。2004年全美游说费用达21亿美元,而带来的直接与间接利益则至少在千亿美元以上。
权钱交易是游说政治的灵魂。游说作为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团体为一己之利而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工具，自产生之初便与政治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西方各种游说丑闻不断曝光，且触目惊心。美国一游说大鳄杰克·阿布拉莫夫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用重金贿赂包括众院多数党领袖等诸多国会议员，为在路易斯安娜州的印第安部落开设赌场、为政党提供政治献金、为外国元首能够面见总统布什等众多需求进行游说，这一“游说门事件”在2006年被揭露，牵扯国会议员达296名，涉及金额巨大，在美政坛产生重大震动，美众多政界大员为与之划清界限，纷纷退还献金以示清白。
游说政治的长期运行，在西方一些国家造成了一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后果。对于这种公然的制度性不公正，西方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其消极影响与危害性，学界、舆论界也一再声讨，但就是无法切除这一体制毒瘤，根源就在于它与西方政党制度和所谓的多元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生存的肥沃土壤。
西方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容易引发权力专断和腐败等为由，诱压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结果事与愿违
自上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加大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力度，指责这些国家专权、腐败，执政效率低下，并极力向这些国家输出所谓多党民主、自由选举等价值观，威逼利诱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实现所谓民主、良政、廉洁等施政目标。为此，近二十年来，有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仅非洲就达37国。
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多党制后，其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国家甚至较前严重。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西方多党制的同时，把西方政党的某些腐败行径也模仿过来，乃至“发扬光大”。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所谓民主转型国家的腐败丑闻频频曝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执政党领袖、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曾因腐败等原因遭弹劾或被赶下台。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慑于牵涉执政党、主要政党的利害关系，未被曝光和大事化小的腐败丑闻更是不计其数。
腐败在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社会公害，为国民所深恶痛绝。近期的这轮多党制浪潮虽然基本实现了西方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改朝换制”目标，但却没有实现通过推行多党制而消除其腐败的“誓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不少经历所谓多党民主转型的国家，目前恰处在腐败的高发阶段。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表明，那些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与未推行多党制的国家，在腐败程度上不仅没有显着差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9 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这就以事实击穿了西方关于实行多党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谬论。
政党制度与腐败的关联度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性质和内容
透明国际的相关数据及情况显示，从表象上看，腐败的严重程度多与贫困、制度缺失、信息不透明、民众政治参与不够等有关。因为在这种环境下，腐败的社会成本较低、社会影响相对要小。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富裕程度较高，防腐反腐的制度建设相对完善，信息更透明，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较高，实施腐败的社会成本要大得多，使得其相对廉洁一些。在这方面，我们不否认自20世纪特别是战后以来日趋成熟的反腐制度建设在遏制和减缓腐败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即使这样，包括在最廉洁的北欧诸国，腐败现象迄今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腐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单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时常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各类腐败丑闻的发生，多党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多党制条件下选出的公共机构代表多是代表本选区、本地方利益来行使权力，它往往不顾全局和长远利益，甚至为此不惜赔大求小、损“公”肥“私”。多党制条件下的不少执政党缺乏长远考虑，只为短期利益甚至为一党和部分集团的狭隘利益而谋划，直至实施公开的制度性腐败，等捞足各种实利下台“休养生息”数年、积蓄力量后又卷土重来，如此循环往复。多党制环境下的许多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不会去真心反腐，也没有能力完全根治腐败行为。它们更多的是把揭腐、炒作丑闻视为撂倒政治对手的工具和手段，在公众面前作政治表演，捞取政治资本，以实现执政或不让对手上台的目的。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更先进、更优越的政治制度，它不仅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民族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有着崇高理想目标，具有长远战略谋划，是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矢志与腐败作斗争并立志要消除腐败的政党。尽管当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制度规制不健全、部分党员干部的道德境界不高等原因，腐败现象也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但它同那些建立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多党制国家有着本质差别，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从事关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腐败问题，强调腐败是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的不法行为、是寄生在我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明确表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全党必须始终抓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党自立党尤其是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同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既注重加强对反腐防腐的一系列制度、机制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同时又下大力气查办、惩治了一批大案要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在反腐倡廉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我们党有能力惩治腐败并最终要解决腐败问题的信心，并从中展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强大优势。
总之，腐败问题的根治，仅仅是通过某一种制度如政党制度去解决是不可行的，它需要通过其他多种途径、手段相配合，通过综合性治理才可能逐步得以解决。（钟廉岩）
较长时期以来，一些西方政要、学界、舆论界一再鼓吹多党制(包括两党制)能够较好解决腐败问题，攻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不仅会形成权力专制，而且容易导致各种腐败。一些西方势力还把持着政党理论的舆论高地，向众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多党民主的价值观渗透，直至逼迫它们推行多党制。西方的这一套论调有多大可信度？其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实践表明：多党制不是也不可能是防治和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西方多党制本身并没有，也难以解决腐败问题。
近现代政党政治及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建立，其宗旨并非着眼防治或解决腐败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问题
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产生于西方，英国是最早出现政党的国家。英国两党制度是在16—17世纪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步酝酿产生的，是政治与宗教斗争长期较量的产物。围绕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在1679年成立了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托利党和主张维护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政党政治从此逐步引入国家政权制度，并开创了政党执政的新时代。
政党政治的建立被誉为是“重要的政治发明”和“现代政治制度的杰作”。可一直到18世纪，英国两党制的存在虽为既定事实，但在普通英国民众眼中，政党的声誉不佳，政党仍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字眼。许多公众及理论家批评政党利用公共权力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毒化社会风气。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美国开国元勋们对政党的态度，他们担心基于不同利益而产生的党派有分裂、独裁和腐败的倾向，损害公共利益，因而对政党机器及政党老板操纵选举深恶痛绝，甚至极力防止政党在美国政坛产生和形成。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出于利益分赃和权力分配的现实需要，政党还是不以华盛顿、杰斐逊等政治家的主观意愿产生了。
确如某些美国立国者所担忧的那样，西方政党制度建立后，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党腐败丑闻。英国在17—19世纪上半叶，各级议会议席甚至标价竞卖，候选人贿买选民、操纵选举比比皆是。1897年法国总统格雷维的女婿威尔逊议员勾结陆军上层出售荣誉军团勋章引发轩然大波。美国也在19世纪前期杰斐逊担任总统时开始，两党都沉溺于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分赃制来报答对政党选举有功的选民，以奖励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形成了权钱结合的制度性腐败。这表明，西方多党制度自建立起就有腐败相伴而行，在一段时期里甚至出现公开的体制腐败。
20世纪尤其是战后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家大都意识到腐败的危害性，开始在制度、道德等层面约束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运用公权，建立反对党、媒体、社会等对执政党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多党制条件下的腐败问题，腐败这一顽症至今仍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存在。
建立在金钱政治基础上的西方选举政治导致腐败现象频现，西方政客关于多党制可以防治腐败的立论难以自圆其说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一条难以改变的政治铁律。选举政治是西方政党制度的核心，竞选必然需要金钱铺垫，它实际上等于变相以金钱购买权力，是“有钱人拿钱买候选人，候选人再拿钱买选票”，这成了一种公然的制度腐败。在西方，竞选国家公职官员费用呈几何级数上升，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花费仅10万美元。这种花费到1980年达10亿美元，2008年猛升到24亿美元。美国参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目前也达500万美元以上，而国家给予政党及候选人的经费极其有限，可谓杯水车薪。这样，“化缘”、找赞助成为西方政党及其候选人参与选举的普遍途径，而捐助者也有诸多需要求助政党及当权者之处，双方由此形成一种利益互换的默契。在美国，政党及候选人不仅获得法律允许的各种透明的“硬钱”捐助，而且更多地接受不受法律约束的“软钱”资助，捐助人变相地为候选人提供竞选所需的机票、食宿、演讲场所、电视广告播放权等便利，这种公开的腐败行为已是司空见惯。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党接受行业、公司和企业等非法政治献金屡揭不断。据媒体揭露，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意大利主要政党收受的企业回扣与各类政治献金，平均每年达近百亿美元。德国一位前政党领袖在下台后被曝接受千万马克的政党献金丑闻。日本政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各种腐败丑闻不断，特别是90年代初的“东京佐川快件公司贿赂案”以及金丸信偷税漏税数亿日元重大案件，引发日政坛“政治地震”，导致自民党随后的分裂及选举失败，连续执政38年后首次痛失政权。英国近来也曝出的“金钱换爵位”和房地产商亚伯拉罕秘密捐款案，都是在选举政治下政党沾染上的腐败丑闻。
权钱交易成为西方多党制幕后运作的通行惯例，是维系党、官、商三者关系的利益纽带。西方政党及候选人在获胜后，当政者一般都按贡献大小原则对捐助方给予“红利”回报，给予个人捐助及筹款有功者派驻大国、富国当大使，担任内阁阁僚等。而且，西方国家获胜政党上台后，大多会“知恩图报”，有的党利用行政权力报答资助者，为其开辟谋财之道和其他便利。这种隐性腐败，在西方多数国家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但只要反对党、司法机构及媒体抓不到执政党的确凿证据和把柄，多是无可奈何。
西方多党制的制度设计与道德规避，并没有杜绝政党与当政者的以权谋私行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都曾程度不同地陷入各类腐败丑闻。意大利90年代初揭露出的“米兰贿赂丑闻”涉及2000多名政要，导致天民党、社会党、共和党等传统政党的覆亡。在西方，政坛上对立的两大政党甚至可以为本党“声誉”共同协力包庇或泯灭丑闻。西方国家不仅是执政党不干净，反对党也难以在民众中自诩“清廉”，都曾曝出相关腐败丑闻。
西方多党制不仅未能消除腐败，反而通过与其相伴而来的游说政治把腐败推向制度化的行为轨道
游说政治是各种利益团体利用所谓民主制度向权势集团和当政者进行意愿表达和利益申诉的一种政治行为，它是西方多党制的伴生物，在资本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已成为一种公开和近乎合法的政治行为。当前美国有游说公司25000多家，仅华盛顿就有近4000家、各类说客3.5万人，英国有各类游说公司1100多家，欧盟总部布鲁塞尔驻扎各类说客2.5万人。在西方，游说政治长盛不衰的奥秘在于它是一种投小钱获大利的暴利“产业”。据报道，前几年，美波音、雷神等六大军火公司为游说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投入公关经费5100万美元，却换回成百上千倍的合同，仅波音就拿到52亿美元的大单。2004年全美游说费用达21亿美元,而带来的直接与间接利益则至少在千亿美元以上。
权钱交易是游说政治的灵魂。游说作为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团体为一己之利而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工具，自产生之初便与政治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西方各种游说丑闻不断曝光，且触目惊心。美国一游说大鳄杰克·阿布拉莫夫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用重金贿赂包括众院多数党领袖等诸多国会议员，为在路易斯安娜州的印第安部落开设赌场、为政党提供政治献金、为外国元首能够面见总统布什等众多需求进行游说，这一“游说门事件”在2006年被揭露，牵扯国会议员达296名，涉及金额巨大，在美政坛产生重大震动，美众多政界大员为与之划清界限，纷纷退还献金以示清白。
游说政治的长期运行，在西方一些国家造成了一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后果。对于这种公然的制度性不公正，西方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其消极影响与危害性，学界、舆论界也一再声讨，但就是无法切除这一体制毒瘤，根源就在于它与西方政党制度和所谓的多元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生存的肥沃土壤。
西方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容易引发权力专断和腐败等为由，诱压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结果事与愿违
自上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加大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力度，指责这些国家专权、腐败，执政效率低下，并极力向这些国家输出所谓多党民主、自由选举等价值观，威逼利诱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实现所谓民主、良政、廉洁等施政目标。为此，近二十年来，有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仅非洲就达37国。
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多党制后，其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国家甚至较前严重。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西方多党制的同时，把西方政党的某些腐败行径也模仿过来，乃至“发扬光大”。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所谓民主转型国家的腐败丑闻频频曝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执政党领袖、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曾因腐败等原因遭弹劾或被赶下台。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慑于牵涉执政党、主要政党的利害关系，未被曝光和大事化小的腐败丑闻更是不计其数。
腐败在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社会公害，为国民所深恶痛绝。近期的这轮多党制浪潮虽然基本实现了西方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改朝换制”目标，但却没有实现通过推行多党制而消除其腐败的“誓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不少经历所谓多党民主转型的国家，目前恰处在腐败的高发阶段。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表明，那些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与未推行多党制的国家，在腐败程度上不仅没有显着差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9 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这就以事实击穿了西方关于实行多党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谬论。
政党制度与腐败的关联度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性质和内容
透明国际的相关数据及情况显示，从表象上看，腐败的严重程度多与贫困、制度缺失、信息不透明、民众政治参与不够等有关。因为在这种环境下，腐败的社会成本较低、社会影响相对要小。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富裕程度较高，防腐反腐的制度建设相对完善，信息更透明，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较高，实施腐败的社会成本要大得多，使得其相对廉洁一些。在这方面，我们不否认自20世纪特别是战后以来日趋成熟的反腐制度建设在遏制和减缓腐败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即使这样，包括在最廉洁的北欧诸国，腐败现象迄今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腐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单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时常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各类腐败丑闻的发生，多党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多党制条件下选出的公共机构代表多是代表本选区、本地方利益来行使权力，它往往不顾全局和长远利益，甚至为此不惜赔大求小、损“公”肥“私”。多党制条件下的不少执政党缺乏长远考虑，只为短期利益甚至为一党和部分集团的狭隘利益而谋划，直至实施公开的制度性腐败，等捞足各种实利下台“休养生息”数年、积蓄力量后又卷土重来，如此循环往复。多党制环境下的许多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不会去真心反腐，也没有能力完全根治腐败行为。它们更多的是把揭腐、炒作丑闻视为撂倒政治对手的工具和手段，在公众面前作政治表演，捞取政治资本，以实现执政或不让对手上台的目的。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更先进、更优越的政治制度，它不仅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民族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有着崇高理想目标，具有长远战略谋划，是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矢志与腐败作斗争并立志要消除腐败的政党。尽管当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制度规制不健全、部分党员干部的道德境界不高等原因，腐败现象也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但它同那些建立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多党制国家有着本质差别，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从事关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腐败问题，强调腐败是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的不法行为、是寄生在我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明确表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全党必须始终抓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党自立党尤其是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同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既注重加强对反腐防腐的一系列制度、机制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同时又下大力气查办、惩治了一批大案要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在反腐倡廉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我们党有能力惩治腐败并最终要解决腐败问题的信心，并从中展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强大优势。
总之，腐败问题的根治，仅仅是通过某一种制度如政党制度去解决是不可行的，它需要通过其他多种途径、手段相配合，通过综合性治理才可能逐步得以解决。（钟廉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