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李森科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范岱年《20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评介 第5章
“李森科主义作为党的学说，1952—1956”，介绍了1952年对乐天宇的批评，以及《人民日报》1952年6月29日发表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该文批评了乐天宇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但仍给摩尔根遗传学扣上了“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伪科学”等帽子。后来又谈到谈家桢的“自我批评”。从1952年到1955年，李森科主义和米丘林生物学普及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以苏联专家讲演为基础的《达尔文主义基本原理》成为1952年的大学教科书。尽管其中有许多问题，几次修改，到第三版时仍无多大改进，却被教育部列入达尔文主义课程的教学指南。1953年，张宗炳对此书第一版进行了批评，遭到了周建人的批驳。1954年，张宗炳的《达尔文学说基础》（中学读本）遭到更严厉的批评和谴责，不准再用作中学读本。接着，作者介绍了1952年出版的方宗熙（1912—1985）的《达尔文主义基础》（高中读本）和方宗熙的生平与学术背景，指出他从1953年到1963年写的5本生物学教科书，对遗传学和进化论的态度和评价，都随着党的方针的改变而改变。而他的研究论文，则与米丘林生物学毫无关系。
作者指出，1952年苏联开展了有关物种形成问题的争论，李森科的观点开始受到批评。1955年，植物学家胡先驌在他的著作《植物分类学简编》介绍了这一情况，却因为在华苏联专家的抗议而遭到批判，书被销毁。该年10月，中国隆重庆祝了米丘林百年诞辰，仍然肯定米丘林生物学和李森科主义。1956年1月，米景九发表了长篇论文，为李森科的物种形成理论辩护。值得注意的是，从1949到1952年，东德农业科学院院长汉斯·施图贝（Hans Stubbe）对李森科理论作了严格的实验检验，1954年做出了完全否定李森科论断的结论。1955年，苏联《植物学杂志》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的摘要。该年12月，施图贝访华，在北京农业大学详细介绍了他的研究结果。1956年，苏联发生了一些促进重新评价遗传学问题的事件，如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恢复杂交玉米的生产，李森科被免去农科院院长职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开始制定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了双百方针，促使了李森科主义的退却 [Schneider 2003，pp.153—163]。
第6章“双百方针和遗传学的恢复，1956—1961”，首先谈到了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以及科学家在双百方针的保护伞下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鲍文奎是1950年秋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服务的。他在四川省农业研究所从事多倍体育种研究，取得巨大成效。1954年冬，该所领导知道李森科谴责多倍体研究，鲍文奎的试验田中多年培育的麦苗被全部铲除，并被命令停止工作。鲍文奎上书后，1956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披露了他的遭遇，成为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时的一个典型案例[Schneider 2003，pp.168—169]。接着，作者介绍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筹备，陆定一（1906—1996）、于光远（1915—）为会议拟定的指导方针，1956年8月会议的召开，童第周（1902—1979）的开幕词中提出的会议的三个目标，谈家桢、祖德明（1905—1984）、于光远、李竞雄、李汝祺、吴仲贤、施履吉（1917—）等人的发言。会议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标，没有对今后的遗传学研究和教学提出明确的建议，但至少摘除了过去贴在摩尔根遗传学上的政治、哲学标签，肯定了摩尔根遗传学的科学地位，介绍了摩尔根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巨大进展，对李森科主义的科学性，也提出了批评 [Schneider 2003，pp.170—176]。在这之后，中国开展了反右斗争，接着是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大大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积极性。但作者注意到，这不是仅以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为目标的 [Schneider 2003，p.179]。关于大跃进，作者关注了当时对人民大众办科学的提倡，认为发明不是来自专家和学者，而是来自劳动人民的论点，以及对正规的体制化的科学教育与研究的轻视。作者认为，这些论调，使人想起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克鲁泡德金的观点，即强调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的创造性。可是大跃进的后果是对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的极大破坏 [Schneider 2003，pp.179—181]。
第7章“进一步，退两步，从双百方针到文化革命的遗传学”，介绍了大跃进后中国生物学的发展：1959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建立；1961年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的建立；1958年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分为独立的生物化学研究所和生理研究所，同时建立生物物理研究所；农业科学研究院的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改由王绶任所长，遗传学家戴松恩（1907—1987）任副所长（他于1936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原来倾向米丘林主义的农业部又把所属的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交给摩尔根主义的作物遗传学家来领导。王绶实际上恢复了沈宗翰1949年以前农业研究局和稻麦改良研究所的工作。60年代初，中国又召开了全国生物化学、细胞学、动物学等会议，遗传学讨论会开了5次 [Schneider 2003，pp.187—190]。60年代初，有关摩尔根主义的遗传学、进化论、分子生物学的著作和文章大量出版。相关的图书、期刊大量进口 [Schneider 2003，pp.191—196]。在研究工作方面，作者介绍了复旦遗传研究所谈家桢等在辐射遗传学方面的工作；鲍文奎、李竞雄等有关作物育种和遗传方面的成果（这项工作实际上推动了中国的绿色革命）。这时期生物化学方面的工作为以后生物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Schneider 2003，pp.196—199]。而米丘林主义者没有做出明显的成绩 [Schneider 2003，pp.199—201]。最后一节简要地谈了文化革命对科学和教育事业的严重破坏，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打击和歧视 [Schneider 2003，pp. 202—206]。
纵观第二部分，有很多地方是讲1956年以前李森科主义对中国遗传学的压制，青岛遗传学会议前后中国遗传学的状况，这与李佩珊（1924—2004）所著《科学战胜反科学——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主义在中国》（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内容有不少相重之处。但二人的视角、取材不同，可以互相参照。这4章作为对从1949到1976年中国生物学的概述，也是不够全面的，过分偏重于遗传学。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李森科主义对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影响
陈德懋
6 月下旬，军管会文教部委派乐天宇等人按收静生所，当即将该所变由华北大学农学院领导”。 众所周知，乐天宇是我围米丘林学派的 “鼻祖 ”之 一， 一度成为米丘林在我 国的化 身，“他不许别人学米丘林， 因为那是‘投机’；也不许别人不学米丘林，因为那是‘反动( 生物学通报 1952年，第一卷第一期) 。正由于乐对米丘林学说采取上述态度，在军管会文教部委派他同其他同志一道接收静生所时，为把这个资产阶级的静生所来个彻底改革，从形式到内容都要脱胎换骨，乐扬言将静 生所改名为 “米丘林研究所 ”。一时 ，弄得静生所 上上下下忐忑不安，前所长胡先骑极力反对，托傅书遐、吕烈英 (原静生所图书馆研究 员) 夫妻找昊征镒反映情况，昊听到反映后，深感 “改 名”主张 不妥 ，立 即请 示上级，阻止 了乐的 “改名”行动，一场风渡才得以平息。
这一切被 “移置”到我国，连笔者当时就读 的 中 学 和大学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 都悬挂李森科，勒柏辛斯卡娅 等人的巨幅 画像，其地位尤如我 国到处 悬挂 无产阶级 革命导师像一般 。
在我国，《人民 日报 》于 1952年 6 月29 日发 表了题为 《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 向而斗争 的文章，政治上的一边倒，带来了生物科学的米丘林化，实际上就是李森科化。
面对当时 “全盘苏化”下一边倒的政治大气候，光从 “教材”上，即便从 中小学课本开始就 灌输 所谓 “坚持生物科学 的米丘 林方向”是不够的，更主要地要对 左右 中国生物 学界的知识分子的思想 来一 次大扫除。
由于苏联党政人士 的介入，趋于崩溃 的李 森科派再一次依靠 宣传和行 政命 令的方挂 给反
对派以行政报 复和政治 迫害 。此事很快殃 及我 国、 胡先 啸首 当其冲。1955年10底于北京 召开了纪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会上对胡先 辅进行 了政治批判，人民 日报 在 11月 1 日亦对 胡作 不点 名的批判 报道。
当时出任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决定1956年 8 月，利用署假期间 ，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联合主办遗传学座谈会，邀请两派学者参加。
1957年 4 月20 日桑圣耀 在 摩 尔根学派在北京 农业大学》 一文 介绍 了北 农大 解放 以来 ，摩尔根学派 教授 受压的情形，并讲了 “双百”方针提 出后 ，米丘林与摩尔根两 派共存的新局面。
【批注】据以上两文所说，也就是56年以后在中国开始贯彻双百方针，两派对拼而米丘林学派没落。当然，这也不可避免是批赫鲁晓夫的结果。之后由于文革所导致生物学整体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