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的存在、未来与爱
各种宗教的创立者和改革者，神秘主义者，圣徒，道德生活的无名英雄等在我们的道路上，我们能够遇见他们...在他们的榜样的号召下，我们加入他们中去，就像加入一支征服者之军。——柏格森
“为何在者在，不在者不在？”这是西方存在论问题的经典表达。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上帝如何从虚无中创造了万物。
而柏格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对上帝开创说的一个简单颠倒，简单的说，虚无或者说不存在并不是在存在之前，虚无处在存在之后。存在与虚无的关系在柏格森那里，转化成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存在在根本上属于过去，现在则是我们的身体与物象接触，并将其转化为过去的中介，而未来则是有待展开的存在。未来具有各自的可能性，对于我们来说，既是希望亦是恐惧，未来也就构成我们必须直面的虚无。
柏格森的存在必须在非主体的时间性上进行理解，存在乃是我们的行动，这一行动并没有主体，同样也没有我们行动所依赖的客体或对象。存在是一种绵延，即无起源也无终点，存在是我们持续地行动，存在是为我们所直觉的，并不断转化为记忆的活的精神。
存在与虚无的对立，在这里也就转变为过去与未来的对立，尽管柏格森拒绝传统的主客二分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对于未来的主体性选择。严格说来，任何一元论的哲学仍然不得不在其本体的内部区分出对立的两面，物质和意识、主体和客体、质料和形式，而在这里是绵延运动的上升与下降。柏格森将时间与空间对立起来，空间意味着外在性、同时性、秩序、数量差异等，而时间意味着连续、融合、有机、异质性等，而时间无疑构成了存在的本质。而绵延运动的下降或停滞，实质上正是我们错误地将时间予以空间化的理解，于是我们的行动便墨守成规、固化，表现出物质的惰性。
柏格森并不认为我们在这里存在选择，因为他认为选择意味着理性主体的先在，而作为行动的绵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主体。自由存在于单一的行动中，自由也仅仅存在于行动本身的性质和差异中。当然，这并不排除我们日常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在柏格森看来恰恰不能是基于外在环境理性选择，而是基于情感、本能和体制混合的直觉。
这种直觉如何能够推动我们正确的行动呢？直觉乃是对记忆的真正认识，是对直接材料的把握，直接赋予我们中那些杰出的人物能够从历史（也就是记忆，也就是存在）中获得前进的力量，从而克服这个懒惰、固化的世界束缚，向着未来的理想世界前进。无疑，在这里柏似乎存在着某种卢卡奇所指责的“认识论上的贵族主义”问题。这种对于直觉的把握往往是神秘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向某些优秀的人物展露无遗，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发生巨变。
然而历史并非是一帆风顺地，某些杰出人物同样可能带领我们走向保守或固化，绵延的两种内在趋向导致了两种领袖人格：被自然倾向造就的领袖往往带领我们走向屠杀与征服；而被爱所造就的领袖则带领我们走向民主和自由。
是的，爱在柏格森的政治哲学中构成核心地位。法兰西共和国箴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秩序被柏格森部分的改变，博爱才是自由和平等的领导者。柏格森的爱，不是保守的夫妻、家庭私爱，而是创造性的爱，这种爱来自于尼采所说的主人人格，它指向未来，指向人类社会的拓展，指向将尚未被我们记忆所容纳的物象。换句话说，柏格森的爱正是存在之消灭虚无的动力。
如果将柏格森的哲学概念置换成宗教语言，我们很容易看到，柏格森的存在正是那个上帝，而未来或者说虚无乃是上帝所要面对的魔鬼，而爱正是上帝战胜魔鬼的武器。而不同于传统基督教义的是，柏格森的上帝并不在魔鬼之前，而只是在不断地与魔鬼的斗争中扩大着天堂。
无论如何，未来仍取决于我们。
“为何在者在，不在者不在？”这是西方存在论问题的经典表达。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上帝如何从虚无中创造了万物。
而柏格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对上帝开创说的一个简单颠倒，简单的说，虚无或者说不存在并不是在存在之前，虚无处在存在之后。存在与虚无的关系在柏格森那里，转化成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存在在根本上属于过去，现在则是我们的身体与物象接触，并将其转化为过去的中介，而未来则是有待展开的存在。未来具有各自的可能性，对于我们来说，既是希望亦是恐惧，未来也就构成我们必须直面的虚无。
柏格森的存在必须在非主体的时间性上进行理解，存在乃是我们的行动，这一行动并没有主体，同样也没有我们行动所依赖的客体或对象。存在是一种绵延，即无起源也无终点，存在是我们持续地行动，存在是为我们所直觉的，并不断转化为记忆的活的精神。
存在与虚无的对立，在这里也就转变为过去与未来的对立，尽管柏格森拒绝传统的主客二分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对于未来的主体性选择。严格说来，任何一元论的哲学仍然不得不在其本体的内部区分出对立的两面，物质和意识、主体和客体、质料和形式，而在这里是绵延运动的上升与下降。柏格森将时间与空间对立起来，空间意味着外在性、同时性、秩序、数量差异等，而时间意味着连续、融合、有机、异质性等，而时间无疑构成了存在的本质。而绵延运动的下降或停滞，实质上正是我们错误地将时间予以空间化的理解，于是我们的行动便墨守成规、固化，表现出物质的惰性。
柏格森并不认为我们在这里存在选择，因为他认为选择意味着理性主体的先在，而作为行动的绵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主体。自由存在于单一的行动中，自由也仅仅存在于行动本身的性质和差异中。当然，这并不排除我们日常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在柏格森看来恰恰不能是基于外在环境理性选择，而是基于情感、本能和体制混合的直觉。
这种直觉如何能够推动我们正确的行动呢？直觉乃是对记忆的真正认识，是对直接材料的把握，直接赋予我们中那些杰出的人物能够从历史（也就是记忆，也就是存在）中获得前进的力量，从而克服这个懒惰、固化的世界束缚，向着未来的理想世界前进。无疑，在这里柏似乎存在着某种卢卡奇所指责的“认识论上的贵族主义”问题。这种对于直觉的把握往往是神秘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向某些优秀的人物展露无遗，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发生巨变。
然而历史并非是一帆风顺地，某些杰出人物同样可能带领我们走向保守或固化，绵延的两种内在趋向导致了两种领袖人格：被自然倾向造就的领袖往往带领我们走向屠杀与征服；而被爱所造就的领袖则带领我们走向民主和自由。
是的，爱在柏格森的政治哲学中构成核心地位。法兰西共和国箴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秩序被柏格森部分的改变，博爱才是自由和平等的领导者。柏格森的爱，不是保守的夫妻、家庭私爱，而是创造性的爱，这种爱来自于尼采所说的主人人格，它指向未来，指向人类社会的拓展，指向将尚未被我们记忆所容纳的物象。换句话说，柏格森的爱正是存在之消灭虚无的动力。
如果将柏格森的哲学概念置换成宗教语言，我们很容易看到，柏格森的存在正是那个上帝，而未来或者说虚无乃是上帝所要面对的魔鬼，而爱正是上帝战胜魔鬼的武器。而不同于传统基督教义的是，柏格森的上帝并不在魔鬼之前，而只是在不断地与魔鬼的斗争中扩大着天堂。
无论如何，未来仍取决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