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四：织鞋子的男人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是只有女人才干的，比如做饭，比如洗衣服，比如打毛衣，比如绣花，比如做鞋子。 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个很有艺术细胞的男生居然学习绣鞋垫，我们笑得昏天暗地，手舞足蹈地跟年轻的数学老师汇报这件事情。结果，我们那个从某艺术院校毕业的帅气老师说，这有什么，我还在做一件刺绣艺术品呢。我们想起数学老师呼啦啦骑赛车的样子，硬生生把一串耻笑噎了下去。 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织鞋子的男人。 大概是2000左右，我们那个地方突然非常流行织鞋子，就是买来硬邦邦的鞋底，再用钩针勾出毛线的鞋面和鞋帮，有带跟的，大多都是拖鞋，硬而厚，并没有什么舒适度可言，但耐穿，鞋面上往往还有简单的花纹，兼具审美性。 那几年，女人们的业余时间终于从无休无止的绣鞋垫活动中转移到勾鞋子上面。她们常常聚在一起感叹，女人真是劳苦命，一辈子不得闲，你看，男人闲下来哪里会做这些。 她们一定是忽视了黄小门。黄小门住在我们家隔壁，我跟弟弟和他的两个孩子见春、见兵每天一起玩，好得亲兄弟姐妹似的。但我们并不太认识他，他和村中所有的男人一样，在上海的地方打工。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只有冬天快过年的时候才回家。 我记得他的样子，穿着牛仔上衣，不扣扣子，走路的时，衣摆摇在冬天干冷的风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光亮，斜分式，像电视里香港剧的男主角。他在上海打工做拆迁工人、做搬运工人、做泥瓦匠小工，但长得似乎比大多数打工回来的男人更秀气，书生的样子，时常低眉垂眼，朗然一笑。 她的妻子，见春的妈妈是一个很勤劳的女人，长辫子齐腰。农忙的时候，她每天去地里，中午太阳已经斜过天空的正中间老远了，才扛着锄头急匆匆回家，在灶里轰一把火，煮一大锅干饭，就着咸菜吃下去又下地。傍晚常常一个人在暮色里背背篓回家，背篓里的猪草高高耸过头顶。她边走边喊，“见春，回家烧火了。” 乡村的晚上很快来临，夜深人静后，她们家堂屋里还传来砰砰砰剁猪草的声音。许久以后，灯灭了，像一个终于落下去飘散了的叹息。时间绵而长地静下去。 黄小门回家的时候，农事已闲。他每天早早起床做饭，吃了饭，烧一锅水浇在盆里，搬到屋前空坝的凳子上。见春的妈妈就弯着腰，把一头瀑布样的乌黑头发放近水里，黄小门也弯着腰，帮她搓头发，一缕一缕，一段一段，像是浣纱。洗完一遍，又洗一遍。然后用很多很多的水冲洗，“我又一次遇到一个上海人，说洗发精有毒，要多多的水冲。”他说。 那时候还没有吹风机，洗完头，见春妈妈坐在火炉边，他就抬起那捧起那捧黑瀑布放在炉火旺盛的火炉上烤。我有一次也在边上烤火。黄小门和见春妈妈都是沉默的人，两个人坐在火炉边都望着黑瀑布下面那炉明艳艳的火，偶尔抬起头，看对方一眼，笑一下就岔过去了，过一会儿又望一下又岔过去。直到头发上的水汽消失殆尽，黄小门才把头发交给见春妈妈，她把头发一甩，披散在肩头，也不像平时下地一样扎起来。 没有事情的时候，黄小门就倚在门边做鞋子，一手拿着鞋底，一手拿着钩针，上下翻飞，可以眼皮也不抬下地做上半天。据村里鞋子做多了的婆婆婶婶鉴定，这些鞋子针法丰富，图案复杂，实在精美得很。赞叹完就取笑黄小门，大男人家家的，做这些，真没有点男人样子。 村里其他打工的男人回家都在堂屋里架起桌子炸金花，伸手甩牌张口吹牛逼，渴了就喊老婆孩子端一壶温热茶水来。男人们有时候也喊黄小门去打牌，黄小门伸伸手的鞋，说：“看，还有这么多，勾完再说，勾完再说。”男人们哈哈大笑，就走了，说，这个逼男人，在上海做鞋子回家了还做鞋子。 据说，黄小门每年回家，除了带钱带衣服带一些零七八碎的行李回家，还会带好几双织好的鞋子回家。都是有跟的，红的蓝的紫的，有些还专门纳了绒衬里，软而暖。只要不下地，见春几母子随时都可以穿。那些鞋子都是其他工友下了工去过夜生活的时候，黄小门一个人在空空的工地上慢慢勾好的。 所以，虽然和见春家邻居了好多年，我对黄小门却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他倚在门边静静地勾鞋子牛仔衣翻飞在风里。见春三母子则一年到头都有毛线鞋子穿。 但是我读四年级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黄小门在上海做工的时候出事了，修地铁2号线，塌方，埋了四个工人，其中一个就是他。 见春妈妈去上海抱了他的骨灰回来下葬，举行葬礼的时候，棺材就放在他喜欢靠的那扇门旁。后来，我再也没见过见春妈妈穿毛线织的鞋子。 （其实这已经是一篇小说了，回头再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