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再说 Lunar New Year

西方人和日本人，度了圣诞迎新年。过了元旦，暂时就没了再偷懒的借口。香港人追着一丝殖民遗风，圣诞放大假。才入新年，又等着过年。有个年关，什么会议、会面、活动、交件，都是‘过了年再说’。一天到晚赶任务，过年总可缓口气，过年真好。
大年夜这天，下午2-6时是有课的。其他老外或是纪律严明的老师，都按章上课，听说年夜晚上的课也照章办事。我们组里12位同学，有2位说大年夜要去外地探亲，大家一合计，就提前一天上了。大年初七再开工。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过年是头等大事。过年包括年夜正月的那几天，还包括等盼准备的前一个月。一年没啥吃的，到了过年，蒙党和政府恩赐，有鸡鸭票、鱼票、蛋票、肉票，糯米票，清晨天没光，一家出动，到小菜场排队，买鱼买肉。回家磨水磨粉，做蛋饺肉元，包汤团... 。那年头没有冰箱的，上海的冬天跌到0度，把烧好的半成品放在窗台上，就是天然冰箱。过年前的一两个星期，我妈天天忙到深夜。儿子看了心疼，说‘烦也烦死，不要过年了’。我妈立刻纠正，小孩不要瞎讲话。从母亲这里，我知道过年不能马虎。近几年，上海的团圆饭，多是在饭店吃，而且店里有很多的半成品，母亲的负担减轻好多。
年夜饭拉开过年序幕。那年头，年夜饭之后，楼上邻居山东人一家，剁菜包饺到正月。我家的节目是打牌，四方大战，小儿只能在旁观战。后来父亲去安徽五七干校，大兄东北插队，牌局就散了。到了1980年代，央视春晚霸占了大多数家庭的守岁时光。好看难看，都得凑合着看。夜晚时分，鞭炮四起，踏入新年，炮声震耳欲聋。我小时候也放炮仗，成年后觉得炮仗惊心，哪有那么兴奋开心。你劈哩啪啦，影响人家睡眠和生活。每在内地过年，都无法躲避那过度的吵闹。
如今，母亲成了天上的人。儿子在南国的小岛上，咀嚼着没有母爱的日子。上海的弄堂，成了遥远的回味。南方的气候，潮湿温润，没有爆竹扰人，多数岛民也不看中央台。而我不看，就像没过年似的。
春晚杂烩，当扎着小辫子的‘王芳’唱着‘英雄儿女’，合着‘红旗颂’的旋律走出来时，这半老头的血有点沸腾。产生那旋律的年代，他的家人、母亲和大多数国人都备受磨难。那一代人的岁月在红色激情中蒸发，蜜也好，毒也好，过了几十年，都难以退去。那个时候的歌曲和音乐，都和一定的青春场景联系。远去的时光，曾经尴尬拮据；但在心里碾磨，总是阳光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