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第二故乡”

春节将至，当别人在讨论放假回家时，我们在讨论工作；当别人在努力抢车票时，我们在抢时间赶进度；当别人已踏上回乡之路时，我们在漏夜修正问题；当别人已回到家享受天伦时，我们才刚完成任务；当别人过上年了，我们又在值班。这便是我最近的工作生活状态。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第三个在“第二故乡”如此忙碌度过的春节。
说起“第二故乡”，最早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词的：还记得那篇文章说的是南海舰队的官兵以驻地为家，视其为“第二故乡”的事迹。当时，我只对这几个字的表层意思感觉新鲜，对其更深层的含义并未思量——但其实彼时我已离开出生地（如果可以称之为“第一故乡”的话）好几年了。
后来，我又离开这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第二故乡”，到真正的“第二故乡”求学。我和当时同样离乡求学的同学一样，以为自己毕业后终会返乡，至少回粤，抑或回南方。结果我的老同学们在毕业后一个个地荣归了故里，我则顺着命运走到另一端：我在“第二故乡”的日子竟已跨入第8个年头，而在出生地生活仅7年，在家乡的中心市区生活也不过12年。
当然，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个例。在中国，长住“第二故乡”的人越来越多，居住在“第二故乡”比居住在真正故乡时间更长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对于中国两千多年安土重迁的传统来说真可谓是一种颠覆。这背后的原因，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个人喜好的……不一而足。
城市移民增多，多元化也需应运而生。在这方面，美国、新加坡等国便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反观中国城市：多元文化像是“不请自来”，“海纳百川”也成了一句空喊的口号。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如果形成不了多元社会，嚷嚷多少年的“国际大都市”都不可能实现。
也正是因为某些“顽固的”制度、历史和社会原因（显然，几乎没人想着为可怜的“制度”、“社会”或“历史”挡几枚臭鸡蛋），在毕业选择去留时我也顽固了一把：当时的我坚决要求“第二故乡”解决户口问题。且勿论户籍制度的合理合法性，也勿论本地户口的优势与好处，我只觉得在这里纳税、为这里的发展作贡献（而不去建设我自己的家乡），我需要更实际的“名份”。当然，这样的“名份”也能使我将异乡称作“故乡”时稍稍理直气壮些。
究竟是我们选择了“第二故乡”还是“第二故乡”选择了我们，究竟是“第二故乡”离不开我们还是我们离不开“第二故乡”，这些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确确实实为这个地方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且这些贡献也许并不比本地人少）。我们为“第二故乡”付诸了爱的行动，不知可否得到爱的回馈？
在中国，这个问题似乎和其他一些问题一样难以有解，比如说：我爱着国，国是否爱我？
2014年1月27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