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欲言又止之缘由
灵感顿起,笔尖悬纸,然后一番理性思考开始萌生。可思辩的结局往往是欲言又止,笔归原处。或许对于很多人,这样的窘迫隔三差五便有一次。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们对言语的犹豫、谨慎甚至是怯懦?暂且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譬如钳制言论自由,这是一个具有相对界限性的因素,在社会层面上,它只适用于政治生活中同主流政治文化对立的社会群体。而更具普遍适用性的一个因素则是由社会关系中的种种无形界线引起的对个人形象的自发式维护。
举一个贴近大学生活的例子。你可能讨厌你的辅导员,但你又心知肚明自己不能直白地表达这种厌烦之情,因为辅导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在大学中的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因子就是对各类行为的界定,这一系列的界定乃是约定俗成之物,与习惯法的形成方式异曲同工。得罪辅导员对自身无益,所以无论你对其人怀有多么深厚的愤恨,当你欲通过言语表露时,这种无形的社会性界线就会将你挡回去。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也为人类本性中虚伪的一面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既然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高级生物,那么这样的物种就势必无法褪去虚伪的外衣。由此可见,倘若你规规矩矩地在界限中活动,就不会有其他人知晓你对某个人的厌恶——这是一种主体本身鲜能觉察到的虚伪。
另外,对个人形象的自发式维护具有一种相互性——本体的自发性以及被动性,这种相互属性反应的是个体认识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关联。试举例:或许某一天,众人逐渐发觉某个曾经活跃在他们身旁的乐观主义者竟然消沉了,于是社会关系的平衡也就此被打破:你需要用一段时间重新适应一个消极主义者的出现,你或许还想弄清是何种缘由导致了这个转变。显然缘起人已经逾越了既定的界限,否则,他唯一不挑战规则的方法就是用积极的伪装去掩盖消极的本质。动机再简单不过:无非是不希望亲朋好友为其伤痛,从本体角度分析,也就是不希望引起过分关注。这说明,为维持社会关系的平衡,个人,团体或是整个社会都会进行动态调整。
至于个人形象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我们可以这样讲:社会平衡如同一栋大楼,每个人的形象则是筑起它的一砖一瓦。人格善变,但同时人格也相对静态,若非如此,国家或是地域文化这类概念也不会存在,因为它们便是人类思维相对固化的印证。时代变迁可以十分明显地改变大部分人的思想观念,但人们对某个人的最初印象往往很难改变。一个曾经的不法之徒若是金盆洗手,想必真正相信他会改过自新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砖瓦破碎当然要进行修补,或是填之以水泥,或是干脆换块新砖,总之社会平衡就是这样有次序地被维护着的。你为他人所认知的最初形象往往与事实相差甚远,久而久之,你便可能屡屡受扰于一种想要戳破“自己”的鼓动——我要让别人了解真正的我,无论好坏,我无法忍受如此之多的误解。可惜为时已晚:社会的平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甚至连那些错误的主观判断都是其中砖瓦。你若打破平衡,整个社会要因你而重新调整,这个重塑过程中的动荡和焦虑不单单你要承受,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承受。这不同于政治运动或是战争,破坏性再大也无法避免其发生的必然,否则社会无法进步。而我们这些个体只是浩瀚海洋中的水滴,渴求最大程度的安稳,容忍不公和误判在很多情境下是我们唯一能够安慰自我的方式。
依笔者一孔之见,慎用纸笔才是最智慧的处事之道,这契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由于法治与人身保障的缺失(而更根本的是民主精神和法理精神的缺失),以及统治阶层对下层民众无休止的压榨和剥削,回避公共事务,或者更通俗地说“公开亮相”,成为一般百姓共识性的社会选择;多数人选择容忍和承受,在一定的限度内得过且过,这实际上也是平衡称一边的砝码。假如你从根源上就已经让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同事实背道而驰,那么日后去修正,除去无法预想的艰难,还会留下丑陋的伤疤。用一种世俗的语气说来,就是不要惹是生非。一个人的处心积虑,与其全部耗费在如何挽救将来的自己,莫不如从此时此刻便用以思考如何塑造一个稳固的“自我”。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们对言语的犹豫、谨慎甚至是怯懦?暂且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譬如钳制言论自由,这是一个具有相对界限性的因素,在社会层面上,它只适用于政治生活中同主流政治文化对立的社会群体。而更具普遍适用性的一个因素则是由社会关系中的种种无形界线引起的对个人形象的自发式维护。
举一个贴近大学生活的例子。你可能讨厌你的辅导员,但你又心知肚明自己不能直白地表达这种厌烦之情,因为辅导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在大学中的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因子就是对各类行为的界定,这一系列的界定乃是约定俗成之物,与习惯法的形成方式异曲同工。得罪辅导员对自身无益,所以无论你对其人怀有多么深厚的愤恨,当你欲通过言语表露时,这种无形的社会性界线就会将你挡回去。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也为人类本性中虚伪的一面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既然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高级生物,那么这样的物种就势必无法褪去虚伪的外衣。由此可见,倘若你规规矩矩地在界限中活动,就不会有其他人知晓你对某个人的厌恶——这是一种主体本身鲜能觉察到的虚伪。
另外,对个人形象的自发式维护具有一种相互性——本体的自发性以及被动性,这种相互属性反应的是个体认识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关联。试举例:或许某一天,众人逐渐发觉某个曾经活跃在他们身旁的乐观主义者竟然消沉了,于是社会关系的平衡也就此被打破:你需要用一段时间重新适应一个消极主义者的出现,你或许还想弄清是何种缘由导致了这个转变。显然缘起人已经逾越了既定的界限,否则,他唯一不挑战规则的方法就是用积极的伪装去掩盖消极的本质。动机再简单不过:无非是不希望亲朋好友为其伤痛,从本体角度分析,也就是不希望引起过分关注。这说明,为维持社会关系的平衡,个人,团体或是整个社会都会进行动态调整。
至于个人形象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我们可以这样讲:社会平衡如同一栋大楼,每个人的形象则是筑起它的一砖一瓦。人格善变,但同时人格也相对静态,若非如此,国家或是地域文化这类概念也不会存在,因为它们便是人类思维相对固化的印证。时代变迁可以十分明显地改变大部分人的思想观念,但人们对某个人的最初印象往往很难改变。一个曾经的不法之徒若是金盆洗手,想必真正相信他会改过自新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砖瓦破碎当然要进行修补,或是填之以水泥,或是干脆换块新砖,总之社会平衡就是这样有次序地被维护着的。你为他人所认知的最初形象往往与事实相差甚远,久而久之,你便可能屡屡受扰于一种想要戳破“自己”的鼓动——我要让别人了解真正的我,无论好坏,我无法忍受如此之多的误解。可惜为时已晚:社会的平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甚至连那些错误的主观判断都是其中砖瓦。你若打破平衡,整个社会要因你而重新调整,这个重塑过程中的动荡和焦虑不单单你要承受,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承受。这不同于政治运动或是战争,破坏性再大也无法避免其发生的必然,否则社会无法进步。而我们这些个体只是浩瀚海洋中的水滴,渴求最大程度的安稳,容忍不公和误判在很多情境下是我们唯一能够安慰自我的方式。
依笔者一孔之见,慎用纸笔才是最智慧的处事之道,这契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由于法治与人身保障的缺失(而更根本的是民主精神和法理精神的缺失),以及统治阶层对下层民众无休止的压榨和剥削,回避公共事务,或者更通俗地说“公开亮相”,成为一般百姓共识性的社会选择;多数人选择容忍和承受,在一定的限度内得过且过,这实际上也是平衡称一边的砝码。假如你从根源上就已经让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同事实背道而驰,那么日后去修正,除去无法预想的艰难,还会留下丑陋的伤疤。用一种世俗的语气说来,就是不要惹是生非。一个人的处心积虑,与其全部耗费在如何挽救将来的自己,莫不如从此时此刻便用以思考如何塑造一个稳固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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