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态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苏轼一生坎坷，其思想融合儒道佛三家学说，具有浩博广大的人生意蕴。苏轼受魏晋高风遗韵影响较大，崇尚人格独立与情性自由，反对王安石以文章作为政教法令工具的做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苏轼是上承魏晋风度，下启明代思想解放的重要人物。 苏轼生活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北宋年代。他将中唐以来文人内心的矛盾即积极入世与退隐逍遥的冲突，在其思想与创作之中尽情地表现出来。苏轼对现实世界采取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人生态度。苏轼在《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成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认为人生态度应游移于“寓意”与“留意”两者之间。从内在意义上来说，苏轼的人生哲学相对于老庄与魏晋间的阮籍、嵇康来讲更为超脱，独立性也更强，并演化成一种真正的孤独悲凉。 苏轼的人生态度直接促成了他对于文艺的看法，体现出宋代文士特有的重虚静平淡的审美心态。苏轼《上丞相书》：“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是故幽居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 从融合儒道、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人生哲学出发，表现出苏轼追求情性自由的思想。苏轼在《礼以养人为本论》中认为，礼是以养人为本的，不应该压抑人性：“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者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今儒者之论则不然，以为礼者圣人之所独尊，而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也。牵于繁文，而拘于小说，有毫毛之差，则终身以为不可。” 苏轼受其父苏洵影响，形成“风水相遭，自然成文”的文学观。苏洵深爱自然，以自然之道来为文的思想对于苏轼的创作价值观念产生了终生不可替代的浸润作用，这是苏轼对待文学写作的基本态度，也是他文艺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苏轼把写作看成是自由抒发心灵的最好方式。他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不独尊儒道，而是把“道”看成是体现在具体事物之中的自然之理。认为道是在实践中自然获得的，“道可致而不可求”（《日喻》） 苏轼的人生态度直接影响到了其文学批评。他崇尚天真自然的风格，注重传神，强调在自然状态下捕捉对象的真实内涵和本质特点，反对矫揉造作。这在《传神记》、《净因院画记》中均有体现。在艺术风格上，苏轼向往那种自然平淡而又厚实内敛的风格。冲和之美看似平淡无奇，但却蕴涵着深远的韵味，绝不是随意的挥洒。强调平和之美是对立统一造成的美。提倡平易流畅，反对以艰深文饰浅陋，尚自然、贵自由是苏轼文艺思想最有价值的部分。此外他主张艺术风格的多元化。他特别重视艺术境界的独特性，认为艺术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来无踪影、去无痕迹的神妙之处，表现在创作与鉴赏的各个环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