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重會錢鐘書紀實
一 錢鐘書訪哥大
錢鐘書先生今春訪美的消息，早在3月間就聽到了，一時想不起是什麼人告訴我的。4月初一個晚上，秦家懿女士打電話來，謂最近曾去過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裏見到了錢鐘書，他囑她傳言，我可否把我的著作先航郵寄他，他自己將於4月底或5月初隨社會科學院代表團來美國，重會之期，想不遠矣。秦家懿(Julia Ching)也是無錫人，才30多歲，現任加拿大吐朗妥大學哲學系教授，專治中國思想史，著述甚豐，且精通法、德、日文，實在稱得上是海外年輕學人間最傑出的一位。多年前她在哥大同系執教，我們都是江南人，很談得來，後來她去耶魯教書，照舊有事就打電話給我。我們相交十年多，我手邊她的信一封也沒有，顯然她是不愛寫信的。那晚打電話來，可能她人在紐約市，因為她不時來紐約看她的母親和繼父。電話掛斷，我實在很興奮，三年前還以為錢鐘書已去世了，特別寫篇文章悼念他，想不到不出三四星期，就能在紐約同他重會了。
我同錢先生第一次會面是在1943年秋天的一個晚上，那時濟安哥離滬去內地才不久。《追念錢鐘書先生》文裏我誤記為1944年，實因從無記日記的習慣，推算過去事蹟的年月，很容易犯錯。最近找出那本帶出國的“備忘錄”，才確定初會的那晚是在1943年秋季。錢囑我寄書，我五六種中英著作，航寄郵費太貴，再加上除了《中國古典小說》英文本外，大半書寄去不一定能收到，反正他人即要來美國了，面呈較妥，決定先寫封郵簡給他。同前輩學人通信，對我來說，是樁很頭痛的事，自己文言根底不夠深厚，寫白話信似不夠尊敬，如給錢先生寫封英文信，雖然措辭可以比較大方，也好像有些“班門弄斧”。1951年，我同胡適之先生寫封信，想了半天還是覺得打封英文信比較大方，結果他老人家置之不理。但錢鐘書反正知道我是英文系出身，寫封淺近文言夾白話的信給他，想他不會笑我不通的。
錢於動身的前一天收到我的郵簡，立即寫封毛筆信給我。我收到那封信，已在4月20日星期五，那天上午10時有個學生要在我辦公室(懇德堂420室)考博士學位預試，我拆閱錢函沒幾分鐘，另外兩位文學教授華茲生(Burton Watson)和魏瑪莎(Marsha Wagner) 也進來了。到那天，瑪莎同我早已知道下星期一(4月23日)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要來訪問哥大了，我不免把這封信傳觀一番，雖然明知錢的行書他們是認不清楚的。這封信，對我來說，太有保存價值了，可惜信箋是普通五分薄紙，左角雖印有灰色竹石圖案，墨色太深，不便在上面寫字。在今日大陸，當年榮寶齋的信箋當然在市面上是無法買到的了。原信滿滿兩頁，茲加標點符號，抄錄如下：
志清吾兄教席：闊別將四十年，英才妙質時時往來胸中，少陵詩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初不在乎形骸之密，音問之勤也。少年塗抹，壯未可悔，而老竟無成，乃蒙加以拂拭，借之齒牙，何啻管仲之歎，知我者鮑子乎？尊著早拜讀，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倫，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不才得附驥尾，何其幸也!去秋在意，彼邦學士示Dennis Hu先生一文論拙作者，又晤俄、法、捷譯者，洋八股流毒海外，則兄複須與其咎矣。一笑。社會科學院應美國之邀，派代表團訪問。弟廁其列，日程密不透風，尚有登記請見者近千人，到紐約時當求謀面，但嘈雜倥傯，恐難罄懷暢敘。他日苟能返國訪親，對床話雨，則私衷大願耳。新選舊作論文四篇為一集，又有《管錐編》約百萬言，國慶前可問世。《宋詩選注》增注三十條，亦已付印，屆時將一一奉呈誨正，聊示永以為好之微意。內人尚安善，編一小集，出版後並呈。秦女士名門才媛，重以鄉誼，而當日人多以談生意經為主，未暇領教，有恨如何？晤面時煩代致候。
弟明日啟程，過巴黎來美，把臂在邇，倚裝先複一書，猶八股文家所嘲破題之前有壽星頭，必為文律精嚴如兄者所哂矣。匆布，即叩
近安
弟鍾書敬上 楊絳問候
四月十三日
人生一世，難得收到幾封最敬愛的前輩贊勉自己的信。明知有些話是過譽，但誦讀再三，心裏實在舒服。當天就把信影印了一份，交唐德剛太太(她在醫院工作，離我寓所極近)，帶回家給德剛兄同賞。兩年來，大陸團體訪問美國的愈來愈多，紐約市是他們必經之地，哥大既是當地學府重鎮，他們也必定要參觀一番的。這些歡迎會，我是從來不參加的。只有一次破例：去年夏天，北京藝術表演團在林肯中心表演期間，哥大招待他們在哥大俱樂部吃頓午餐，當年我愛好平劇，倒想同那些平劇演員談談。有人給我票，他們的表演我也在早幾天看過了。那晚表演，絕少精彩，我致覺得這些藝人可憐，毫無責駡他們的必要。錢鐘書是我自己想見的人，情形當然不同。正好校方派我負責招待他，再好也沒有。朋友間好多讀過他的長篇《圍城》的，都想一睹他的風采，建議23日晚上由我出面請他吃晚飯，可能有兩桌，飯錢由眾人合付。我托校方轉達此意後，隔日華府即有負責招待代表團的洋人打電話給我，謂錢氏當晚自己作東，在他的旅館裏請我夫婦吃便飯。我只好答應，不便勉強他吃中國館子。
23日那天，節目排得很緊。晨九時哥大校長在行政大樓會議室(Faculty Room)請喝咖啡；12時教務長招待代表團在哥大俱樂部吃午餐；四點開始，東亞研究所在國際關係研究院大樓(International Affairs Building)設酒會招待。上下午兩個空檔，各來賓由他的校方招待陪著，上午同同行的教授們交換意見，下午同教授、研究生會談。代表團裏，除錢鐘書外，只有費孝通是國際著名的學人。他當年是調查、研究中國農村實況的社會學家，曾留學英國，也來過美國，在美國學人間朋友最多。9時許，代表團由美國官方巴士送到行政大樓門前。我們從會議室走向大門，他們已步入大樓了。
錢鐘書的相貌我當然記不清了，但一知道那位穿深灰色毛裝的就是他之後，二人就相抱示歡。錢鐘書出生於1910年陽曆11月21日(根據代表團發的情報)，已69歲，比我大了九歲另三個月，但一無老態，加上白髮比我少得多，看來比我還年輕。錢鐘書人雖一直留在大陸，他的早期著作《圍城》、《人•獸•鬼》、《談藝錄》只能在海外流傳，在大陸是不准發售的，也早已絕版。他的著作是屬於全世界中國人的，在大陸即使今年將有新作發售，他艱深的文言文一般中國大學生就無法看懂。他身體看來很健，表示他還有好多年的著作生命，這是任何愛護中國文化的人都應該感到慶倖的。咖啡晨會不到二十分鐘即散場，事後我同魏瑪莎就帶錢先生到我的辦公室。因為經常在家裏工作，該室靠窗兩雙書桌上一向堆滿了書籍報章郵件，一年難得整理一兩次。早兩天，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化了三個鐘點把書桌上那座小山削平，扔掉的雜物裝滿了五隻廢紙桶，有好多書商寄來的廣告，根本從未拆閱過。辦公室中央則放著一隻長桌，供高級班上課之用，此外並無一角可以會客的地方。
進來後，我同錢只好隔了長桌對坐，瑪莎坐在錢的旁邊。隔幾分鐘，華茲生也來了，我即在書架上搬下他的兩巨冊《史記》譯本。不料錢從未見過這部書，真令人感到詫異。多少年來，錢鐘書一直在中國科學院文字研究所工作。該院相當於中央研究院，一分為二(社會科學院、自然科學院)後，錢才調往社會科學院工作。司馬遷也一直給認為是擁護農民革命、反抗漢代專制帝權的大史家，連他作品的英譯本兩大科學院也不購置一部，其他可想而知了。二上午會談摘要我早同魏、華二人打好關節，反正你們對錢所知極淺，我同他倒有講不完的話要講，寒喧一番後，你們就告辭。所以從十點到十一點三刻，就只有我同錢在室內交談。
十一點三刻，另有中文講師受“美國之音”之托，另在他室作了幾分鐘訪問。之後，我就帶他到俱樂部去吃午飯。下面是上午談話加以整理後的摘要：我一直以為中國科學院歐美新著買得頗全，錢早已讀過我的《現代小說史》了。實情是，此書他去秋到義大利開一次漢學會議時才見到。有一位意籍漢學家同錢初晤，覺得名字很熟，即拍額叫道：“對了，你是夏某人書裏的一個專章。”遂即拿書給錢看。錢在會場上不僅見到了《圍城》法、俄、捷克三國文字的譯者(那些譯本是否已出版，待查)，也聽到了美國有位凱莉Jeanne Kelly女士正在翻他這部小說。現在英譯本茅國權兄加以潤飾後，已交印第安那大學出版所，今秋即可問世。返大陸之後，錢鐘書打聽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我的《小說史》，才把它細細讀了。
從現代小說我們二人談到了古典小說。《紅樓夢》是大陸學者從事研究的熱門題材，近年來發現有關曹雪芹的材料真多。錢謂這些資料大半是偽造的。他抄兩句平仄不調、文義拙劣的詩句為證：曹雪芹如會出這樣的詩，就不可能寫《紅樓夢》了。記得去年看到趙岡兄一篇報導，謂曹雪芹晚年思想大有轉變，不把《紅樓夢》寫完，倒寫了一本講縫紉、烹調、製造風箏的民藝教科書，我實在不敢相信，不久就看到了高陽先生提出質疑的文章。現在想想，高陽識見過人，趙岡不斷注意大陸出版有關曹氏的新材料，反給搞湖塗了。海外老是傳說，錢鐘書曾任毛澤東的英文秘書，《毛澤東選集》的英譯本也是他策劃主譯的。錢對我說，根本沒有這一回事，他非共產黨員，怎麼會有資格去當毛的秘書？的確，讀過他的小說的都知道錢是最討厭趨奉權貴，拍上司馬屁的學人、教授的。《圍城》裏給挖苦最凶的空頭哲學家褚慎明就影射了錢的無錫同鄉許思園，他把汪精衛的詩篇譯成英文(Seyuan Shu，tr，Poems of Wang Ching wei，London，Allen and Unwin，1938)，汪才送他出國的(“有位愛才的闊官僚花一萬金送他出洋” 《圍城》三版，83頁)。此事我早已知道，特在這裏提一筆，籍以表明錢對那些投機取巧、招搖撞騙的學者文人一向嫉惡如仇。
錢同我談話，有時中文，有時英語，但不時夾一些法文成語、詩句，法文咬音之准、味道之足，實在令我驚異。中國人學習法文，讀普通法文書不難，法文要講得流利漂亮實在不易。我問他，才知道他在牛津大學拿到文學士(B Litt )學位後，隨同夫人楊絳在巴黎大學讀了一年書。楊絳原是專攻拉丁系語言文學的，所以非去法國深造不可；錢自己預備讀什麼學位，當時忘了問他。《圍城》主角方鴻漸1937年7月乘法國郵船返國，想來錢也乘這樣一條船返國的。錢氏夫婦留學法國事，好像以前還沒有人提起過。4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幾年，錢私授了不少學生，憑那幾份束修以貼補家用。那時大學教授的薪水是很低的。楊絳的劇本 《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遊戲人間》、《風絮》 上演，也抽到了不少版稅。
1947年《圍城》出版，大為轟動，暢銷不衰，所以那幾年物價雖高漲，他們生活尚能維持。當年有好多《圍城》的女讀者，來信對錢鐘書的婚姻生活大表同情，錢談及此事，至今仍感得意。事實上，楊絳同《圍城》女主角孫柔嘉一點也不像；錢氏夫婦志同道合，婚姻極為美滿。我對錢說，我的學生管德華Edward Gunn博士論文寫抗戰期間的上海文學和北平文學，不僅有專節討論他的小說，也有專節討論楊絳的劇本，對她推崇備至。他翻看論文的目錄，十分高興。論文將由哥大出版所出版，另加正標題《不受歡迎的繆思》(unwelcome Muse)。那天下午管君特地從康乃爾大學趕來看錢，請教了不少有關上海當年文壇的問題。我在給錢的那封信上，就提到了《追念》文，表示道歉。在長桌上我放了六本自己的著作，他只拿了《小說史》、《人的文學》兩種，餘書他要我郵寄。他對《追念》文興趣卻極大，當場讀了，反正他一目十行，不費多少時刻。事後，我說另一《勸學篇 專複顏元叔教授》也提到他，不妨一讀，他也看了，顯然對臺灣文壇的近況極感興趣。我順便說，《談藝錄》論李賀那一節提到德國詩人、劇作家赫貝兒Friedrich Hebbel，錢誤寫成赫貝兒斯Hebbels，不知他有沒有留意到。他當然早已覺察到了，可見任何博學大儒，粗心的地方還是有的。
想來當年錢也僅翻看了一本論赫貝兒詩的德文專著，並未精讀赫詩，德國詩人這樣多能，哪里讀遍？事實上，三十年來錢讀書更多，自感對《談藝錄》不太滿意。他說有些嘲笑洋人的地方是不應該的。當年他看不起義大利哲學家兼文評家克魯齊Croce，現在把克魯齊全集讀了，對他的學識見解大為佩服。講起克魯齊，他連帶講起19世紀義大利首席文學史家狄桑克惕斯Franceseo de Sanctis(1817-1883)，因為他的巨著《義大利文學史》錢也讀了。我知道克魯齊極端推崇狄桑克惕斯，威來克Rene Wellek也如此，曾在《近代文藝批評史》專論19世紀後半期的第四冊裏專章論他。該章我也粗略翻過，但義大利文學我唯讀過《神曲》、《十日談》這類古典名著的譯本，十八、九世紀的作品一本也沒有讀過，狄桑克惕斯再精彩，我也無法領會。自知精力有限，要在中國文學研究上有所建樹，更不能像在少年時期這樣廣讀雜書。
錢鐘書天賦厚，本錢足，讀書精而又博，五十年來，神交了不知多少中西古今的碩儒文豪。至今在他書齋內，照樣作其鯤鵬式的逍遙遊，自感樂趣無窮。在“文革”期間，錢鐘書告訴我，他也過了七個月的勞改生活。每天早晨到馬列研究所(？)研讀那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檔，也做些勞動體力的粗工，晚上才回家。但錢的求知欲是壓抑不住的，馬克思原是19世紀的大思想家，既然天天在馬列研究所，他就找出一部德文原文的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來閱讀，讀得津津有味，自稱對馬克思的性生活有所發現。可惜我對馬克思所知極淺，沒有追問下去，究竟發現了些什麼。比起其他留學歐美的知識份子來，錢鐘書僅勞改七月，所受的懲罰算是最輕的了。他能輕易逃過關，據他自己的分析，主要他非共產黨員，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麼人，捧過什麼人，所以也沒有什麼“劣跡”給人抓住。1949年來，多少學人、教授爭先恐後地要入黨，表示自己“前進”，這些人在鬥爭會議上，罵起被鬥爭的物件(往往是自己的朋友)來，比別人更凶，惟恐自己落後。錢鐘書也參加過鬥爭大會，但他在會場上從不發言，人家也拿他沒有辦法。在大陸，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無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錢自稱多少享受了“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並不這樣簡單。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讓當代第一博學鴻儒捲入無謂的鬥爭之中。
在今日大陸，好多歐美出版的漢學新書看不到，但代表西歐最新潮流的文學作品、學術專著，錢倒看到了一些，這可能是“四人幫”跨台後學術界的新氣象。錢自稱讀過些法人羅勃•葛利葉Alain Robbe Grillet，德人畢爾Henich B ll的小說，結構派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 Strauss，文學評析家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述。大陸學人、文藝工作者，其知識之淺陋，眾所共知；但錢鐘書的確是鵬立雞群(鶴比雞大不了多少)，只要歐美新書來源不斷，他即可足不出戶地神遊。雖然如此，三十年來錢鐘書真正關注的物件是中國古代的文化和文學。他原先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內研究西洋文學，旋即調任中國文學史編寫組，就表示他作了個明智的決定。
研究西洋文學，非得人在國外，用西文書寫研究成果，才能博得國際性的重視。大陸學人，在中文期刊上發表些研究報告，批評觀點逃不出馬列主義，人家根本不會理睬的。在今日大陸，西洋文學研究者只有一條路可走：翻譯名著。楊絳去年出版了兩厚冊《唐吉訶德》，譯自西班牙原文，就代表了即在閉塞的環境下一個不甘自暴自棄的西洋文學研究者所能做的工作。假如楊絳的譯筆忠實傳神，她這部譯著也可一直流傳下去。錢鐘書的《談藝錄》是他早年研究唐宋以來的詩和詩評的成績。身在大陸，他編著的書只有兩種，零星文章發表的也極少，寫《追念》文時，我真以為他人在北京，只能讀書自娛，不把研究心得寫下來。去歲看到《管錐編》即將出版的預告，還以為是本讀書劄記式小書，絕想不到是部“百萬言”的巨著。
澳洲大學柳存仁兄最近來信告我，錢採用“管錐”此詞為書名帶有自嘲的意味，即“以管窺天，以錐測地也”。存仁兄的解釋一定是對的，至今我們謙稱自己的意見為“管見”。三三十年的心血 《管錐編》目今中國文學研究者，將中國文學分成詩詞、戲劇、小說、散文諸類，再憑各人興趣去分工研究。過去中國讀書人，把所有的書籍分成經史子集四大類，未把文學跟哲學、史學嚴格分開。個別文人的詩詞、散文、詩話、小說筆記都屬於“集”這一部門，《談藝錄》研究的物件也就是“集”。《管錐編》研討十部書，《易經》、《詩經》、《莊子》、《列子》、《史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太平廣記》等七部書皆在內(另三部書可能是《左傳》、《論語》、《文選》，但我記憶有誤，不敢確定)；也就是說，錢鐘書不僅是文學研究者，也是個道地的漢學家，把十部經史子集的代表作逐一加以研究。除了《太平廣記》裏錄有唐人小說外，這十部書都可說是唐代以前著述，同《談藝錄》研討唐代以還的詩，時代恰好一前一後。去秋香港《大公報》出版了《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兩卷。下卷彙集了香港同海外親共學人、作家的論文和作品，內容較雜；上卷則收集了大陸“文革”以來沉默了好多年的著名學者加上少數文藝工作者(秦牧、戈寶權)的論文，內容相當扎實，可視為藉以向香港、海外讀者炫耀的人文學科方面的研究成績。《管錐編》一也被選錄了五則。可惜友人自港寄我這部紀念文集，上卷給郵政局弄丟了，一直未見到。
那天上午錢鐘書既對我略述他的新書內容，並自稱該書文體比《談藝錄》更古奧，一時看不到《紀念文集》上卷，自覺心癢難熬。現在，我已把友人寄我的五則《選錄》影印本拜讀了，真覺得錢鐘書為古代經籍作訓詁義理方面的整理，直承鄭玄、朱熹諸大儒的傳統；同時他仍旁徵博引西方歷代哲理、文學名著，也給“漢學”打開了一個比較研究的新局面。
剛去世的屈萬里先生，也是我敬愛的學人。他治古代經典，頗有發明，只可惜他對西方經典所知極淺，治學氣魄自然不夠大。目今在台港治比較文學的年輕學者，他們讀過些西洋名著，對歐美近人的文學理論頗知借鑒，但他們的漢學根底當然是遠比不上屈先生的。今秋《管錐編》出版，雖然在大陸不可能有多少讀者，應該是漢學界、比較文學界歷年來所未逢的最大盛事。錢鐘書中西兼通的大學問，讀過《談藝錄》的都知道，不必再舉例子。在這裏，我倒要引一段錢氏訓“衣”的文字，藉以證明錢氏今日的漢學造詣不僅遠勝30年前，且能把各種經典有關“衣”字的注釋，融會貫通，而對該字本身“相成相反”的涵義作了最精密的例證：《禮記•樂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玄注：“廣譬喻也， 依 或為 衣” 。《說文》：“衣，依也”；《白虎通•衣裳》：“衣者隱也，裳者障也”。夫隱為顯之反，不顯言直道而曲喻罕譬；《呂覽•重言》：“成公賈曰： 原與君王隱” 。《史記•楚世家》作：“伍舉曰： 原有進隱 ”，裴因集解：“謂隱藪其意”；《史記•滑稽列傳》：“淳於髡喜隱”，正此之謂，《漢書•東方朔傳•贊》：“依隱玩世， 其滑稽之雄乎”，如淳注：“依違朝隱”，不曉“依隱”而強釋耳。《文心雕龍•諧隱》之“內怨為俳”，常州派論詞之“意內言外”(參視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集卷五)，皆隱之屬也。《禮記》之《曲禮》及《內則》均有“不以隱疾”之語，鄭注均曰：“衣中之疾”，蓋衣者，所以隱障。然而衣亦可資炫飾，《禮記•表記》：“衣服以移之”，鄭注：“ 移 猶廣大也”，孔疏：“使之尊嚴也。”是衣者，“移”也，故“服為身之章”。《詩•侯人》譏“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中庸》：“衣錦尚綱，惡其文之著也”，鄭注：“為其文章露見”；《孟子•告子》：“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趙歧注：“繡衣服也”；《論衡•書解》：“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且舉鳳羽虎毛之五色紛綸為比。則隱身適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體歧用。詩廣譬喻，托物寓志：其意恍兮躍如，衣之隱也、障也；其詞煥乎斐然，衣之引也、彰也。一“衣”字而兼概沉思翰藻，此背出分訓之同時合訓也，談藝者或有取歡。《唐摭言》卷一稱趙牧效李賀詩，“可謂蹙金結繡”，又稱劉光遠效李賀詩，“尤能埋沒意緒”，恰可分詁“衣”之兩義矣。
英國詩評家燕蔔蓀william Empson寫過一本書，討論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好多英語常用的字眼，如wit，sense，看來意義十分簡單，卻是涵義極複雜的“結構”。燕蔔蓀把這類字逐章討論，詳引莎士比亞、密爾頓、蒲伯、華滋華斯等歷代英國大詩人而細析每字因時代變遷而添增的涵義，當年讀來，甚感興味。錢鐘書所訓的“衣”字，顯然也是同類的“複義字”，他也盡可以把這段訓詁寫成一篇極長的論文，但錢鐘書寫這部百萬言的巨著，要提供的讀書心得實在太多了，只好把這段文字緊縮，讓內行讀者自己去體會他學問博大精深。借用“衣”字來點明古人對“詩”“文”二概念之認識，道前人所未道，實在令人心折。錢鐘書能善用時間，30年間寫出這樣一部大書，可謂此生無憾。但錢不僅是中西兼通的漢學大師，他也是位卓越的小說家，30年來他不可能再從事小說創作，仍是國家莫大的損失。
《圍城》出版後，錢策劃了一部長篇小說，自稱可比《圍城》寫得更精彩。書題《百合心》，典出波德賴爾“Le Coeur d Artichaut”一辭：涵義是人的心像百合花的鱗莖一樣，一瓣一瓣剝掉，到最後一無所有。同《圍城》一樣，《百合心》同樣是個悲觀的人生象徵。那天晚上錢對我說，他的處世態度是：“long term Pessimism，short term optimism” 目光放遠，萬事皆悲，目光放近，則自應樂觀，以求振作。
1949年前，《百合心》已寫了三萬四千字，接著錢受聘清華大學，自滬北上，手稿憑郵寄竟遭遺失。一般作家、學者，逃難也好，搬家也好，總把尚未完成的書稿放在身邊。錢鐘書這樣大意，倒出我意料之外。可是時局變了，從此錢鐘書再沒有心思把《百合心》補寫、續寫了。四下午的節目午前談話當然不止這些，有些瑣憶將在本文第五節裏提及。12時正，我陪錢鐘書到俱樂部去吃飯。筵設八桌，桌面上除了葡萄酒同啤酒外，還放著幾瓶可口可樂，我覺得很好笑。可口可樂即要在大陸發售了，哥大特別討好代表團，讓他們重嘗一下這種飲品的味道。飯後原定節目是參觀哥大校園，錢倒有意到我家裏坐坐，會見我的另一半，表示人到禮到。我的公寓房子一向也是亂糟糟的，實在照顧小女自珍太費心，王洞再沒有時間去清理房間。那天她倒預料會有貴客來訪，家裏收拾得還算整潔。那天自珍(已經七歲了)又患微恙，沒有去上學。她見到我，當然就要騎在我肩上，在屋子裏走上一兩圈。錢見到此景，真心表示關懷，最使我感動。說真的，我的事業一向還算順利，七八年來，為了小孩子真是天天操心，日裏不能工作，差不多每天熬夜。朋友聞有好幾位天主教徒、基督徒、佛教徒每天為我小女禱告，實在友情可感。現在又連累了錢鐘書，那天晚上一同吃飯，隔兩天通一次電話，人抵洛山磯後來信，他都再三問及小女，祈望她早日開竅。下午2時到4時是錢鐘書同研究生、教授會談的時間。我帶錢鐘書到懇德堂四樓，走過“研究室”seminar room，已有十多位圍坐著長圓桌，等待錢的光臨，之後人數不斷增加，有些遠道而來，有些紐約市華人慕名而來，濟濟一堂，十分熱鬧。這個座談會，事前並無準備，錢有問必答，憑其講英語的口才，即令四座吃驚。事後一位專治中國史的洋同事對我說，生平從未聽過這樣漂亮的英文，只有一位哈佛教授差堪同錢相比(這位同事大學四年在哈佛，研究院多年在柏克萊加大)。錢鐘書去歲未赴歐洲前有近30年未同洋人接觸，英文照舊出口成章，真是虧他的。
我在《追念》文中寫道：“我國學人間，不論他的同代或晚輩，還沒有人比得上他這麼博聞強記，廣覽群書。”現在想想，像錢鐘書這樣的奇才，近百年來我國還沒有第二人堪同他相比。座談會剛開始，我的學生不免怯場，不敢多向他請教。碰到這樣的場面，我就自己發問，或者說些幽默話。有一次，我帶輕鬆的語調說道，錢先生的中西學問我無法同他相比，可是美國電影的知識我遠比他豐富，現在我要考他，珍芳達是誰？不料錢競回答道：這位明星，是否最近得了個什麼獎？珍芳達是左派國際紅星，所以錢人在北京，即從西文報刊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另一次，我的一位學生剛走進“研究室”，我說此人在寫《平妖傳》的論文，要向錢先生請教。他既提名討論兩三位主角，並謂該部優秀小說最後幾章寫得極差。錢讀這部小說可能已是四五十年的事了，但任何讀過的書，他是忘不了的。
後來在招待酒會上，我有一位華籍同事，抄了一首絕句問他。此詩通常認為是朱熹的作品，卻不見《朱子全書》，我的同事為此事困惑已久。錢一看即知道此詩初刊於哪一部書，並非朱熹的作品。錢鐘書表演了兩小時，滿堂熱烈鼓掌。事後，有些也聽過別的科學院代表講活的，都認為錢最outspoken，直言大陸學術界真相，嘴裏不帶大陸八股。東方漢學家，不論學問如何好，因為英語講不流利，甚至不諳英語，來美國講學很吃力不討好。1962年，日本首席漢學家吉川幸次郎來訪哥大，曾講學六次，都排在星期五晚上。我剛來哥大教書，不好意思不去捧場。每次講稿都由研究生翻譯了，先分派與會者。第一次討論會，幸川教授自己再把講稿讀一遍，一共十一、二頁，卻讀了近一小時，大家坐得不耐煩。事後聽眾發問，吉川英文不好，對西洋的文學研究方法和趨勢也不太清楚，實在講不出什麼名堂來。以後五次，吉川不再念他的講稿了，兩個鐘點的時間更難打發。吉川的確是世所公認的漢學大師，但他可說是墨守陳規的舊式學者，論才華學問，哪一點比得上中西兼通的錢鐘書？美國漢學界間至今還有不少人重日輕華；事實上，近十多年來，台港學人以及留美華籍教授，他們整理、研究中國文學的成績早已遠超過了日本漢學家。
五雜談與瑣憶酒會散後，錢鐘書隨同代表團先返東城公園大道Sheraton Russell旅館，同我們約定七時在旅館相聚。於梨華那天也趕來參加了下午的聚會，她一定要我帶她去旅館，強不過她，只好帶她乘計程車同去。錢下樓後，我們先在門廊裏小談片刻，我忽然想到36年前初會，錢坐在沙發上，手持一根“史的克”(方鴻漸出門，也帶手杖)，現在望七之年，此物反而不備了。錢說那是留學期間學來的英國紳士派頭，手杖早已不帶了。進餐廳，我們四人一小圓桌，別的代表一大桌，他們累了一天，盡可出門逛逛街，好好吃頓中國飯，但看來大家自知約束，不便隨意行動。我們一桌，談得很融洽，多談錢的往事和近況。現在我把這次談話，以及上午同類性質的雜憶，整理出來，報告如下：這次他跟楊絳是同機出發的。她留在巴黎，屬於另一個代表團。大陸人才凋零，現在要同西方國家打交道，錢氏夫婦顯然頗為重用。他們的獨生女兒錢瑗，領到British Council的一筆獎學金，也在英國留學。二老領兩份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薪水，住在高級住宅區，生活算是優等的，但前幾年，想還在“四人幫”當權期間，錢為庸醫所誤，小病轉為大病，曾昏迷過四小時(想即是他去世謠傳的由來)，腦部未受損傷，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但從此得了氣喘症，冬季只好深居簡出，謝絕一切應酬。牛津大學曾有意請他去講學一年，他怕英國氣候潮濕，也不便答應。
郭沫若為什麼要寫貶杜揚李的書(《李白與杜甫》)，我一直覺得很奇怪。錢鐘書言，毛澤東讀唐詩，最愛“三李” 李白、李賀、李商隱，反不喜“人民詩人”杜甫，郭沫若就聽從聖旨寫了此書。無論如何，若用共產觀點評唐詩，杜甫要比李白偉大得多。錢鐘書國學根基當然在他嚴父錢基博教導之下，從小就打好的了。但他自言在中學期間，初不知用功，曾給父親痛打一頓。15歲才自知發憤讀書。可能因為用功太遲，清華大學，數理考卷不及格(僅拿零分之說，卻是謠傳)，但中英文考卷成績優異，主持入學考試的教授們曾把錢的考卷呈羅家倫校長請示，數理成績太差是否應收他。
羅校長看了錢的中英文作文，敬為奇才，立即錄取。到了大三或大四那年，羅特別召見錢鐘書，把這段掌故告訴他，視之為自己識拔的“門生”。錢同屆清華同學有曹禺、吳組緗二人，後來皆文壇馳名。開明原版《談藝錄》封面題字，同錢先生給我的信比較，一看即知出自著者自己的手筆。《宋詩選注》原版封面上四個楷書字，我特別喜歡，卻非錢的筆跡，一問才知道是沈尹默先生的墨寶。當晚回家一查，原來重印的中國古典書籍，諸凡《駱臨海集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柳河東集》、《樊川詩集注》、《蘇舜欽集》、《王荊公詩文沈氏注》、《李清照集》、《范石湖集》，皆由沈尹默題款。沈是大陸上最後一位書法大家，去世已多年，只可惜一般青年學子，見了這些封面題字，也不知道是何人的墨蹟。六悼楊璧在《追念》文裏我提到一位“楊絳本家”的才女，宋淇兄那晚請客，有意製造機會使我同她相識。她名楊璧，其實即是楊絳的親妹妹，畢業于震旦女子學院英文系，錢鐘書自己也教過她。去歲10月1日前後，大陸在香港預告了好多種學術性的著譯，表示鄧小平上臺後，出版界業已復蘇。這一系列書中，我注意到了楊必譯的薩克萊名著：《名利場》(Vanity Fair)，想來楊必即是楊璧，她一向默默無名，現在出了一本譯著，我倒為之欣喜。
那天上午同錢談話，我即問起她，不料錢謂她已病故十年了，終身未婚。我同楊璧從未date過一次，但聞訊不免心頭有些難過，1943年下半年，我賦閑在家，手邊一個錢也沒有，曾至楊家晤談兩三次，討論學問，到後來話題沒有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去了。假如上街玩一兩次，看場電影、吃頓飯，話題就可增多了，友誼也可持久。偏偏兩個人都是書呆子，加上寓所不大，楊的父親即在同室，不同我寒暄，照舊讀他的線裝書，不免令我氣餒。
錢鐘書只說楊璧病故，但以她西洋文學研究者的身份而死于“文革”期間，可能死因並不簡單，只是我不便多問。錢氏夫婦30年來未遭大難，且能沉得住氣，埋頭著譯，實在難得；但社會科學院代表中最有國際聲譽的費孝通，就坐牢七八年(有人說十多年)，身體雖虛胖而精神疲憊，早已不寫書，不作什麼調查了。而晚近派出來訪問歐美各國的偏偏都是些老人；尤其在人文學科這方面，中年的、壯年的人材摧殘殆盡，剩下的學業早已荒廢，是沒法同洋人交談的。
我為錢氏夫婦稱幸，也為楊璧這一代，也即是我這一代專業文學研究、創作的叫冤，抱不平。他們的遭遇實在太慘了。那晚離開餐廳，已九時半了，錢忙了一整天，一定很累了，我們遂即告辭。錢在紐約雖然還得住三四天，節目早已排好，他就說我們這次不必再見面了，留些話將來再說，反正後會有期。隔了兩天，我還是打了個電話去問候。那時剛二時半，錢恰在房裏睡午覺，被電話鈴聲吵醒，這次小談，我發現他無錫口音重。23日那天，他講的是標準國語，道地上海話同牛津英語，這次他不提防有人打電話來，露出了鄉音，更使我覺得他可親。
錢鐘書返大陸後，我先遵囑航寄一本《中國古典小說》給他。隔了幾天寫封信給他，忽然想到那天忘了對他說，來秋寄書，請他也把楊璧的《名利場》寄我一冊。信上我就這樣照寫了。初中、小學時讀《人猿泰山》、《俠隱記》這類譯本，讀得興趣盎然；高中時讀過幾冊梁譯莎翁名劇，也讀了張譯哈代小說《苔絲姑娘》。後書譯筆極好，讀得我痛哭流涕，後來讀哈代的《卡橋市長》、《還鄉記》、《沒沒無名的裘德》，就不流淚了，畢竟年紀大了。進大學後，還沒有讀過任何西洋小說的中譯本，初讀《名利場》也是30多年前的事了。這次收到楊璧的譯本，真要花幾個晚上細心讀它，藉以紀念一個鬱鬱未展才的才女，僅有數面之緣，當年不便稱為我朋友的朋友。
錢鐘書先生今春訪美的消息，早在3月間就聽到了，一時想不起是什麼人告訴我的。4月初一個晚上，秦家懿女士打電話來，謂最近曾去過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裏見到了錢鐘書，他囑她傳言，我可否把我的著作先航郵寄他，他自己將於4月底或5月初隨社會科學院代表團來美國，重會之期，想不遠矣。秦家懿(Julia Ching)也是無錫人，才30多歲，現任加拿大吐朗妥大學哲學系教授，專治中國思想史，著述甚豐，且精通法、德、日文，實在稱得上是海外年輕學人間最傑出的一位。多年前她在哥大同系執教，我們都是江南人，很談得來，後來她去耶魯教書，照舊有事就打電話給我。我們相交十年多，我手邊她的信一封也沒有，顯然她是不愛寫信的。那晚打電話來，可能她人在紐約市，因為她不時來紐約看她的母親和繼父。電話掛斷，我實在很興奮，三年前還以為錢鐘書已去世了，特別寫篇文章悼念他，想不到不出三四星期，就能在紐約同他重會了。
我同錢先生第一次會面是在1943年秋天的一個晚上，那時濟安哥離滬去內地才不久。《追念錢鐘書先生》文裏我誤記為1944年，實因從無記日記的習慣，推算過去事蹟的年月，很容易犯錯。最近找出那本帶出國的“備忘錄”，才確定初會的那晚是在1943年秋季。錢囑我寄書，我五六種中英著作，航寄郵費太貴，再加上除了《中國古典小說》英文本外，大半書寄去不一定能收到，反正他人即要來美國了，面呈較妥，決定先寫封郵簡給他。同前輩學人通信，對我來說，是樁很頭痛的事，自己文言根底不夠深厚，寫白話信似不夠尊敬，如給錢先生寫封英文信，雖然措辭可以比較大方，也好像有些“班門弄斧”。1951年，我同胡適之先生寫封信，想了半天還是覺得打封英文信比較大方，結果他老人家置之不理。但錢鐘書反正知道我是英文系出身，寫封淺近文言夾白話的信給他，想他不會笑我不通的。
錢於動身的前一天收到我的郵簡，立即寫封毛筆信給我。我收到那封信，已在4月20日星期五，那天上午10時有個學生要在我辦公室(懇德堂420室)考博士學位預試，我拆閱錢函沒幾分鐘，另外兩位文學教授華茲生(Burton Watson)和魏瑪莎(Marsha Wagner) 也進來了。到那天，瑪莎同我早已知道下星期一(4月23日)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要來訪問哥大了，我不免把這封信傳觀一番，雖然明知錢的行書他們是認不清楚的。這封信，對我來說，太有保存價值了，可惜信箋是普通五分薄紙，左角雖印有灰色竹石圖案，墨色太深，不便在上面寫字。在今日大陸，當年榮寶齋的信箋當然在市面上是無法買到的了。原信滿滿兩頁，茲加標點符號，抄錄如下：
志清吾兄教席：闊別將四十年，英才妙質時時往來胸中，少陵詩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初不在乎形骸之密，音問之勤也。少年塗抹，壯未可悔，而老竟無成，乃蒙加以拂拭，借之齒牙，何啻管仲之歎，知我者鮑子乎？尊著早拜讀，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倫，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不才得附驥尾，何其幸也!去秋在意，彼邦學士示Dennis Hu先生一文論拙作者，又晤俄、法、捷譯者，洋八股流毒海外，則兄複須與其咎矣。一笑。社會科學院應美國之邀，派代表團訪問。弟廁其列，日程密不透風，尚有登記請見者近千人，到紐約時當求謀面，但嘈雜倥傯，恐難罄懷暢敘。他日苟能返國訪親，對床話雨，則私衷大願耳。新選舊作論文四篇為一集，又有《管錐編》約百萬言，國慶前可問世。《宋詩選注》增注三十條，亦已付印，屆時將一一奉呈誨正，聊示永以為好之微意。內人尚安善，編一小集，出版後並呈。秦女士名門才媛，重以鄉誼，而當日人多以談生意經為主，未暇領教，有恨如何？晤面時煩代致候。
弟明日啟程，過巴黎來美，把臂在邇，倚裝先複一書，猶八股文家所嘲破題之前有壽星頭，必為文律精嚴如兄者所哂矣。匆布，即叩
近安
弟鍾書敬上 楊絳問候
四月十三日
人生一世，難得收到幾封最敬愛的前輩贊勉自己的信。明知有些話是過譽，但誦讀再三，心裏實在舒服。當天就把信影印了一份，交唐德剛太太(她在醫院工作，離我寓所極近)，帶回家給德剛兄同賞。兩年來，大陸團體訪問美國的愈來愈多，紐約市是他們必經之地，哥大既是當地學府重鎮，他們也必定要參觀一番的。這些歡迎會，我是從來不參加的。只有一次破例：去年夏天，北京藝術表演團在林肯中心表演期間，哥大招待他們在哥大俱樂部吃頓午餐，當年我愛好平劇，倒想同那些平劇演員談談。有人給我票，他們的表演我也在早幾天看過了。那晚表演，絕少精彩，我致覺得這些藝人可憐，毫無責駡他們的必要。錢鐘書是我自己想見的人，情形當然不同。正好校方派我負責招待他，再好也沒有。朋友間好多讀過他的長篇《圍城》的，都想一睹他的風采，建議23日晚上由我出面請他吃晚飯，可能有兩桌，飯錢由眾人合付。我托校方轉達此意後，隔日華府即有負責招待代表團的洋人打電話給我，謂錢氏當晚自己作東，在他的旅館裏請我夫婦吃便飯。我只好答應，不便勉強他吃中國館子。
23日那天，節目排得很緊。晨九時哥大校長在行政大樓會議室(Faculty Room)請喝咖啡；12時教務長招待代表團在哥大俱樂部吃午餐；四點開始，東亞研究所在國際關係研究院大樓(International Affairs Building)設酒會招待。上下午兩個空檔，各來賓由他的校方招待陪著，上午同同行的教授們交換意見，下午同教授、研究生會談。代表團裏，除錢鐘書外，只有費孝通是國際著名的學人。他當年是調查、研究中國農村實況的社會學家，曾留學英國，也來過美國，在美國學人間朋友最多。9時許，代表團由美國官方巴士送到行政大樓門前。我們從會議室走向大門，他們已步入大樓了。
錢鐘書的相貌我當然記不清了，但一知道那位穿深灰色毛裝的就是他之後，二人就相抱示歡。錢鐘書出生於1910年陽曆11月21日(根據代表團發的情報)，已69歲，比我大了九歲另三個月，但一無老態，加上白髮比我少得多，看來比我還年輕。錢鐘書人雖一直留在大陸，他的早期著作《圍城》、《人•獸•鬼》、《談藝錄》只能在海外流傳，在大陸是不准發售的，也早已絕版。他的著作是屬於全世界中國人的，在大陸即使今年將有新作發售，他艱深的文言文一般中國大學生就無法看懂。他身體看來很健，表示他還有好多年的著作生命，這是任何愛護中國文化的人都應該感到慶倖的。咖啡晨會不到二十分鐘即散場，事後我同魏瑪莎就帶錢先生到我的辦公室。因為經常在家裏工作，該室靠窗兩雙書桌上一向堆滿了書籍報章郵件，一年難得整理一兩次。早兩天，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化了三個鐘點把書桌上那座小山削平，扔掉的雜物裝滿了五隻廢紙桶，有好多書商寄來的廣告，根本從未拆閱過。辦公室中央則放著一隻長桌，供高級班上課之用，此外並無一角可以會客的地方。
進來後，我同錢只好隔了長桌對坐，瑪莎坐在錢的旁邊。隔幾分鐘，華茲生也來了，我即在書架上搬下他的兩巨冊《史記》譯本。不料錢從未見過這部書，真令人感到詫異。多少年來，錢鐘書一直在中國科學院文字研究所工作。該院相當於中央研究院，一分為二(社會科學院、自然科學院)後，錢才調往社會科學院工作。司馬遷也一直給認為是擁護農民革命、反抗漢代專制帝權的大史家，連他作品的英譯本兩大科學院也不購置一部，其他可想而知了。二上午會談摘要我早同魏、華二人打好關節，反正你們對錢所知極淺，我同他倒有講不完的話要講，寒喧一番後，你們就告辭。所以從十點到十一點三刻，就只有我同錢在室內交談。
十一點三刻，另有中文講師受“美國之音”之托，另在他室作了幾分鐘訪問。之後，我就帶他到俱樂部去吃午飯。下面是上午談話加以整理後的摘要：我一直以為中國科學院歐美新著買得頗全，錢早已讀過我的《現代小說史》了。實情是，此書他去秋到義大利開一次漢學會議時才見到。有一位意籍漢學家同錢初晤，覺得名字很熟，即拍額叫道：“對了，你是夏某人書裏的一個專章。”遂即拿書給錢看。錢在會場上不僅見到了《圍城》法、俄、捷克三國文字的譯者(那些譯本是否已出版，待查)，也聽到了美國有位凱莉Jeanne Kelly女士正在翻他這部小說。現在英譯本茅國權兄加以潤飾後，已交印第安那大學出版所，今秋即可問世。返大陸之後，錢鐘書打聽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我的《小說史》，才把它細細讀了。
從現代小說我們二人談到了古典小說。《紅樓夢》是大陸學者從事研究的熱門題材，近年來發現有關曹雪芹的材料真多。錢謂這些資料大半是偽造的。他抄兩句平仄不調、文義拙劣的詩句為證：曹雪芹如會出這樣的詩，就不可能寫《紅樓夢》了。記得去年看到趙岡兄一篇報導，謂曹雪芹晚年思想大有轉變，不把《紅樓夢》寫完，倒寫了一本講縫紉、烹調、製造風箏的民藝教科書，我實在不敢相信，不久就看到了高陽先生提出質疑的文章。現在想想，高陽識見過人，趙岡不斷注意大陸出版有關曹氏的新材料，反給搞湖塗了。海外老是傳說，錢鐘書曾任毛澤東的英文秘書，《毛澤東選集》的英譯本也是他策劃主譯的。錢對我說，根本沒有這一回事，他非共產黨員，怎麼會有資格去當毛的秘書？的確，讀過他的小說的都知道錢是最討厭趨奉權貴，拍上司馬屁的學人、教授的。《圍城》裏給挖苦最凶的空頭哲學家褚慎明就影射了錢的無錫同鄉許思園，他把汪精衛的詩篇譯成英文(Seyuan Shu，tr，Poems of Wang Ching wei，London，Allen and Unwin，1938)，汪才送他出國的(“有位愛才的闊官僚花一萬金送他出洋” 《圍城》三版，83頁)。此事我早已知道，特在這裏提一筆，籍以表明錢對那些投機取巧、招搖撞騙的學者文人一向嫉惡如仇。
錢同我談話，有時中文，有時英語，但不時夾一些法文成語、詩句，法文咬音之准、味道之足，實在令我驚異。中國人學習法文，讀普通法文書不難，法文要講得流利漂亮實在不易。我問他，才知道他在牛津大學拿到文學士(B Litt )學位後，隨同夫人楊絳在巴黎大學讀了一年書。楊絳原是專攻拉丁系語言文學的，所以非去法國深造不可；錢自己預備讀什麼學位，當時忘了問他。《圍城》主角方鴻漸1937年7月乘法國郵船返國，想來錢也乘這樣一條船返國的。錢氏夫婦留學法國事，好像以前還沒有人提起過。4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幾年，錢私授了不少學生，憑那幾份束修以貼補家用。那時大學教授的薪水是很低的。楊絳的劇本 《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遊戲人間》、《風絮》 上演，也抽到了不少版稅。
1947年《圍城》出版，大為轟動，暢銷不衰，所以那幾年物價雖高漲，他們生活尚能維持。當年有好多《圍城》的女讀者，來信對錢鐘書的婚姻生活大表同情，錢談及此事，至今仍感得意。事實上，楊絳同《圍城》女主角孫柔嘉一點也不像；錢氏夫婦志同道合，婚姻極為美滿。我對錢說，我的學生管德華Edward Gunn博士論文寫抗戰期間的上海文學和北平文學，不僅有專節討論他的小說，也有專節討論楊絳的劇本，對她推崇備至。他翻看論文的目錄，十分高興。論文將由哥大出版所出版，另加正標題《不受歡迎的繆思》(unwelcome Muse)。那天下午管君特地從康乃爾大學趕來看錢，請教了不少有關上海當年文壇的問題。我在給錢的那封信上，就提到了《追念》文，表示道歉。在長桌上我放了六本自己的著作，他只拿了《小說史》、《人的文學》兩種，餘書他要我郵寄。他對《追念》文興趣卻極大，當場讀了，反正他一目十行，不費多少時刻。事後，我說另一《勸學篇 專複顏元叔教授》也提到他，不妨一讀，他也看了，顯然對臺灣文壇的近況極感興趣。我順便說，《談藝錄》論李賀那一節提到德國詩人、劇作家赫貝兒Friedrich Hebbel，錢誤寫成赫貝兒斯Hebbels，不知他有沒有留意到。他當然早已覺察到了，可見任何博學大儒，粗心的地方還是有的。
想來當年錢也僅翻看了一本論赫貝兒詩的德文專著，並未精讀赫詩，德國詩人這樣多能，哪里讀遍？事實上，三十年來錢讀書更多，自感對《談藝錄》不太滿意。他說有些嘲笑洋人的地方是不應該的。當年他看不起義大利哲學家兼文評家克魯齊Croce，現在把克魯齊全集讀了，對他的學識見解大為佩服。講起克魯齊，他連帶講起19世紀義大利首席文學史家狄桑克惕斯Franceseo de Sanctis(1817-1883)，因為他的巨著《義大利文學史》錢也讀了。我知道克魯齊極端推崇狄桑克惕斯，威來克Rene Wellek也如此，曾在《近代文藝批評史》專論19世紀後半期的第四冊裏專章論他。該章我也粗略翻過，但義大利文學我唯讀過《神曲》、《十日談》這類古典名著的譯本，十八、九世紀的作品一本也沒有讀過，狄桑克惕斯再精彩，我也無法領會。自知精力有限，要在中國文學研究上有所建樹，更不能像在少年時期這樣廣讀雜書。
錢鐘書天賦厚，本錢足，讀書精而又博，五十年來，神交了不知多少中西古今的碩儒文豪。至今在他書齋內，照樣作其鯤鵬式的逍遙遊，自感樂趣無窮。在“文革”期間，錢鐘書告訴我，他也過了七個月的勞改生活。每天早晨到馬列研究所(？)研讀那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檔，也做些勞動體力的粗工，晚上才回家。但錢的求知欲是壓抑不住的，馬克思原是19世紀的大思想家，既然天天在馬列研究所，他就找出一部德文原文的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來閱讀，讀得津津有味，自稱對馬克思的性生活有所發現。可惜我對馬克思所知極淺，沒有追問下去，究竟發現了些什麼。比起其他留學歐美的知識份子來，錢鐘書僅勞改七月，所受的懲罰算是最輕的了。他能輕易逃過關，據他自己的分析，主要他非共產黨員，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麼人，捧過什麼人，所以也沒有什麼“劣跡”給人抓住。1949年來，多少學人、教授爭先恐後地要入黨，表示自己“前進”，這些人在鬥爭會議上，罵起被鬥爭的物件(往往是自己的朋友)來，比別人更凶，惟恐自己落後。錢鐘書也參加過鬥爭大會，但他在會場上從不發言，人家也拿他沒有辦法。在大陸，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無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錢自稱多少享受了“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並不這樣簡單。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讓當代第一博學鴻儒捲入無謂的鬥爭之中。
在今日大陸，好多歐美出版的漢學新書看不到，但代表西歐最新潮流的文學作品、學術專著，錢倒看到了一些，這可能是“四人幫”跨台後學術界的新氣象。錢自稱讀過些法人羅勃•葛利葉Alain Robbe Grillet，德人畢爾Henich B ll的小說，結構派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 Strauss，文學評析家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述。大陸學人、文藝工作者，其知識之淺陋，眾所共知；但錢鐘書的確是鵬立雞群(鶴比雞大不了多少)，只要歐美新書來源不斷，他即可足不出戶地神遊。雖然如此，三十年來錢鐘書真正關注的物件是中國古代的文化和文學。他原先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內研究西洋文學，旋即調任中國文學史編寫組，就表示他作了個明智的決定。
研究西洋文學，非得人在國外，用西文書寫研究成果，才能博得國際性的重視。大陸學人，在中文期刊上發表些研究報告，批評觀點逃不出馬列主義，人家根本不會理睬的。在今日大陸，西洋文學研究者只有一條路可走：翻譯名著。楊絳去年出版了兩厚冊《唐吉訶德》，譯自西班牙原文，就代表了即在閉塞的環境下一個不甘自暴自棄的西洋文學研究者所能做的工作。假如楊絳的譯筆忠實傳神，她這部譯著也可一直流傳下去。錢鐘書的《談藝錄》是他早年研究唐宋以來的詩和詩評的成績。身在大陸，他編著的書只有兩種，零星文章發表的也極少，寫《追念》文時，我真以為他人在北京，只能讀書自娛，不把研究心得寫下來。去歲看到《管錐編》即將出版的預告，還以為是本讀書劄記式小書，絕想不到是部“百萬言”的巨著。
澳洲大學柳存仁兄最近來信告我，錢採用“管錐”此詞為書名帶有自嘲的意味，即“以管窺天，以錐測地也”。存仁兄的解釋一定是對的，至今我們謙稱自己的意見為“管見”。三三十年的心血 《管錐編》目今中國文學研究者，將中國文學分成詩詞、戲劇、小說、散文諸類，再憑各人興趣去分工研究。過去中國讀書人，把所有的書籍分成經史子集四大類，未把文學跟哲學、史學嚴格分開。個別文人的詩詞、散文、詩話、小說筆記都屬於“集”這一部門，《談藝錄》研究的物件也就是“集”。《管錐編》研討十部書，《易經》、《詩經》、《莊子》、《列子》、《史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太平廣記》等七部書皆在內(另三部書可能是《左傳》、《論語》、《文選》，但我記憶有誤，不敢確定)；也就是說，錢鐘書不僅是文學研究者，也是個道地的漢學家，把十部經史子集的代表作逐一加以研究。除了《太平廣記》裏錄有唐人小說外，這十部書都可說是唐代以前著述，同《談藝錄》研討唐代以還的詩，時代恰好一前一後。去秋香港《大公報》出版了《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兩卷。下卷彙集了香港同海外親共學人、作家的論文和作品，內容較雜；上卷則收集了大陸“文革”以來沉默了好多年的著名學者加上少數文藝工作者(秦牧、戈寶權)的論文，內容相當扎實，可視為藉以向香港、海外讀者炫耀的人文學科方面的研究成績。《管錐編》一也被選錄了五則。可惜友人自港寄我這部紀念文集，上卷給郵政局弄丟了，一直未見到。
那天上午錢鐘書既對我略述他的新書內容，並自稱該書文體比《談藝錄》更古奧，一時看不到《紀念文集》上卷，自覺心癢難熬。現在，我已把友人寄我的五則《選錄》影印本拜讀了，真覺得錢鐘書為古代經籍作訓詁義理方面的整理，直承鄭玄、朱熹諸大儒的傳統；同時他仍旁徵博引西方歷代哲理、文學名著，也給“漢學”打開了一個比較研究的新局面。
剛去世的屈萬里先生，也是我敬愛的學人。他治古代經典，頗有發明，只可惜他對西方經典所知極淺，治學氣魄自然不夠大。目今在台港治比較文學的年輕學者，他們讀過些西洋名著，對歐美近人的文學理論頗知借鑒，但他們的漢學根底當然是遠比不上屈先生的。今秋《管錐編》出版，雖然在大陸不可能有多少讀者，應該是漢學界、比較文學界歷年來所未逢的最大盛事。錢鐘書中西兼通的大學問，讀過《談藝錄》的都知道，不必再舉例子。在這裏，我倒要引一段錢氏訓“衣”的文字，藉以證明錢氏今日的漢學造詣不僅遠勝30年前，且能把各種經典有關“衣”字的注釋，融會貫通，而對該字本身“相成相反”的涵義作了最精密的例證：《禮記•樂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玄注：“廣譬喻也， 依 或為 衣” 。《說文》：“衣，依也”；《白虎通•衣裳》：“衣者隱也，裳者障也”。夫隱為顯之反，不顯言直道而曲喻罕譬；《呂覽•重言》：“成公賈曰： 原與君王隱” 。《史記•楚世家》作：“伍舉曰： 原有進隱 ”，裴因集解：“謂隱藪其意”；《史記•滑稽列傳》：“淳於髡喜隱”，正此之謂，《漢書•東方朔傳•贊》：“依隱玩世， 其滑稽之雄乎”，如淳注：“依違朝隱”，不曉“依隱”而強釋耳。《文心雕龍•諧隱》之“內怨為俳”，常州派論詞之“意內言外”(參視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集卷五)，皆隱之屬也。《禮記》之《曲禮》及《內則》均有“不以隱疾”之語，鄭注均曰：“衣中之疾”，蓋衣者，所以隱障。然而衣亦可資炫飾，《禮記•表記》：“衣服以移之”，鄭注：“ 移 猶廣大也”，孔疏：“使之尊嚴也。”是衣者，“移”也，故“服為身之章”。《詩•侯人》譏“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中庸》：“衣錦尚綱，惡其文之著也”，鄭注：“為其文章露見”；《孟子•告子》：“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趙歧注：“繡衣服也”；《論衡•書解》：“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且舉鳳羽虎毛之五色紛綸為比。則隱身適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體歧用。詩廣譬喻，托物寓志：其意恍兮躍如，衣之隱也、障也；其詞煥乎斐然，衣之引也、彰也。一“衣”字而兼概沉思翰藻，此背出分訓之同時合訓也，談藝者或有取歡。《唐摭言》卷一稱趙牧效李賀詩，“可謂蹙金結繡”，又稱劉光遠效李賀詩，“尤能埋沒意緒”，恰可分詁“衣”之兩義矣。
英國詩評家燕蔔蓀william Empson寫過一本書，討論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好多英語常用的字眼，如wit，sense，看來意義十分簡單，卻是涵義極複雜的“結構”。燕蔔蓀把這類字逐章討論，詳引莎士比亞、密爾頓、蒲伯、華滋華斯等歷代英國大詩人而細析每字因時代變遷而添增的涵義，當年讀來，甚感興味。錢鐘書所訓的“衣”字，顯然也是同類的“複義字”，他也盡可以把這段訓詁寫成一篇極長的論文，但錢鐘書寫這部百萬言的巨著，要提供的讀書心得實在太多了，只好把這段文字緊縮，讓內行讀者自己去體會他學問博大精深。借用“衣”字來點明古人對“詩”“文”二概念之認識，道前人所未道，實在令人心折。錢鐘書能善用時間，30年間寫出這樣一部大書，可謂此生無憾。但錢不僅是中西兼通的漢學大師，他也是位卓越的小說家，30年來他不可能再從事小說創作，仍是國家莫大的損失。
《圍城》出版後，錢策劃了一部長篇小說，自稱可比《圍城》寫得更精彩。書題《百合心》，典出波德賴爾“Le Coeur d Artichaut”一辭：涵義是人的心像百合花的鱗莖一樣，一瓣一瓣剝掉，到最後一無所有。同《圍城》一樣，《百合心》同樣是個悲觀的人生象徵。那天晚上錢對我說，他的處世態度是：“long term Pessimism，short term optimism” 目光放遠，萬事皆悲，目光放近，則自應樂觀，以求振作。
1949年前，《百合心》已寫了三萬四千字，接著錢受聘清華大學，自滬北上，手稿憑郵寄竟遭遺失。一般作家、學者，逃難也好，搬家也好，總把尚未完成的書稿放在身邊。錢鐘書這樣大意，倒出我意料之外。可是時局變了，從此錢鐘書再沒有心思把《百合心》補寫、續寫了。四下午的節目午前談話當然不止這些，有些瑣憶將在本文第五節裏提及。12時正，我陪錢鐘書到俱樂部去吃飯。筵設八桌，桌面上除了葡萄酒同啤酒外，還放著幾瓶可口可樂，我覺得很好笑。可口可樂即要在大陸發售了，哥大特別討好代表團，讓他們重嘗一下這種飲品的味道。飯後原定節目是參觀哥大校園，錢倒有意到我家裏坐坐，會見我的另一半，表示人到禮到。我的公寓房子一向也是亂糟糟的，實在照顧小女自珍太費心，王洞再沒有時間去清理房間。那天她倒預料會有貴客來訪，家裏收拾得還算整潔。那天自珍(已經七歲了)又患微恙，沒有去上學。她見到我，當然就要騎在我肩上，在屋子裏走上一兩圈。錢見到此景，真心表示關懷，最使我感動。說真的，我的事業一向還算順利，七八年來，為了小孩子真是天天操心，日裏不能工作，差不多每天熬夜。朋友聞有好幾位天主教徒、基督徒、佛教徒每天為我小女禱告，實在友情可感。現在又連累了錢鐘書，那天晚上一同吃飯，隔兩天通一次電話，人抵洛山磯後來信，他都再三問及小女，祈望她早日開竅。下午2時到4時是錢鐘書同研究生、教授會談的時間。我帶錢鐘書到懇德堂四樓，走過“研究室”seminar room，已有十多位圍坐著長圓桌，等待錢的光臨，之後人數不斷增加，有些遠道而來，有些紐約市華人慕名而來，濟濟一堂，十分熱鬧。這個座談會，事前並無準備，錢有問必答，憑其講英語的口才，即令四座吃驚。事後一位專治中國史的洋同事對我說，生平從未聽過這樣漂亮的英文，只有一位哈佛教授差堪同錢相比(這位同事大學四年在哈佛，研究院多年在柏克萊加大)。錢鐘書去歲未赴歐洲前有近30年未同洋人接觸，英文照舊出口成章，真是虧他的。
我在《追念》文中寫道：“我國學人間，不論他的同代或晚輩，還沒有人比得上他這麼博聞強記，廣覽群書。”現在想想，像錢鐘書這樣的奇才，近百年來我國還沒有第二人堪同他相比。座談會剛開始，我的學生不免怯場，不敢多向他請教。碰到這樣的場面，我就自己發問，或者說些幽默話。有一次，我帶輕鬆的語調說道，錢先生的中西學問我無法同他相比，可是美國電影的知識我遠比他豐富，現在我要考他，珍芳達是誰？不料錢競回答道：這位明星，是否最近得了個什麼獎？珍芳達是左派國際紅星，所以錢人在北京，即從西文報刊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另一次，我的一位學生剛走進“研究室”，我說此人在寫《平妖傳》的論文，要向錢先生請教。他既提名討論兩三位主角，並謂該部優秀小說最後幾章寫得極差。錢讀這部小說可能已是四五十年的事了，但任何讀過的書，他是忘不了的。
後來在招待酒會上，我有一位華籍同事，抄了一首絕句問他。此詩通常認為是朱熹的作品，卻不見《朱子全書》，我的同事為此事困惑已久。錢一看即知道此詩初刊於哪一部書，並非朱熹的作品。錢鐘書表演了兩小時，滿堂熱烈鼓掌。事後，有些也聽過別的科學院代表講活的，都認為錢最outspoken，直言大陸學術界真相，嘴裏不帶大陸八股。東方漢學家，不論學問如何好，因為英語講不流利，甚至不諳英語，來美國講學很吃力不討好。1962年，日本首席漢學家吉川幸次郎來訪哥大，曾講學六次，都排在星期五晚上。我剛來哥大教書，不好意思不去捧場。每次講稿都由研究生翻譯了，先分派與會者。第一次討論會，幸川教授自己再把講稿讀一遍，一共十一、二頁，卻讀了近一小時，大家坐得不耐煩。事後聽眾發問，吉川英文不好，對西洋的文學研究方法和趨勢也不太清楚，實在講不出什麼名堂來。以後五次，吉川不再念他的講稿了，兩個鐘點的時間更難打發。吉川的確是世所公認的漢學大師，但他可說是墨守陳規的舊式學者，論才華學問，哪一點比得上中西兼通的錢鐘書？美國漢學界間至今還有不少人重日輕華；事實上，近十多年來，台港學人以及留美華籍教授，他們整理、研究中國文學的成績早已遠超過了日本漢學家。
五雜談與瑣憶酒會散後，錢鐘書隨同代表團先返東城公園大道Sheraton Russell旅館，同我們約定七時在旅館相聚。於梨華那天也趕來參加了下午的聚會，她一定要我帶她去旅館，強不過她，只好帶她乘計程車同去。錢下樓後，我們先在門廊裏小談片刻，我忽然想到36年前初會，錢坐在沙發上，手持一根“史的克”(方鴻漸出門，也帶手杖)，現在望七之年，此物反而不備了。錢說那是留學期間學來的英國紳士派頭，手杖早已不帶了。進餐廳，我們四人一小圓桌，別的代表一大桌，他們累了一天，盡可出門逛逛街，好好吃頓中國飯，但看來大家自知約束，不便隨意行動。我們一桌，談得很融洽，多談錢的往事和近況。現在我把這次談話，以及上午同類性質的雜憶，整理出來，報告如下：這次他跟楊絳是同機出發的。她留在巴黎，屬於另一個代表團。大陸人才凋零，現在要同西方國家打交道，錢氏夫婦顯然頗為重用。他們的獨生女兒錢瑗，領到British Council的一筆獎學金，也在英國留學。二老領兩份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薪水，住在高級住宅區，生活算是優等的，但前幾年，想還在“四人幫”當權期間，錢為庸醫所誤，小病轉為大病，曾昏迷過四小時(想即是他去世謠傳的由來)，腦部未受損傷，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但從此得了氣喘症，冬季只好深居簡出，謝絕一切應酬。牛津大學曾有意請他去講學一年，他怕英國氣候潮濕，也不便答應。
郭沫若為什麼要寫貶杜揚李的書(《李白與杜甫》)，我一直覺得很奇怪。錢鐘書言，毛澤東讀唐詩，最愛“三李” 李白、李賀、李商隱，反不喜“人民詩人”杜甫，郭沫若就聽從聖旨寫了此書。無論如何，若用共產觀點評唐詩，杜甫要比李白偉大得多。錢鐘書國學根基當然在他嚴父錢基博教導之下，從小就打好的了。但他自言在中學期間，初不知用功，曾給父親痛打一頓。15歲才自知發憤讀書。可能因為用功太遲，清華大學，數理考卷不及格(僅拿零分之說，卻是謠傳)，但中英文考卷成績優異，主持入學考試的教授們曾把錢的考卷呈羅家倫校長請示，數理成績太差是否應收他。
羅校長看了錢的中英文作文，敬為奇才，立即錄取。到了大三或大四那年，羅特別召見錢鐘書，把這段掌故告訴他，視之為自己識拔的“門生”。錢同屆清華同學有曹禺、吳組緗二人，後來皆文壇馳名。開明原版《談藝錄》封面題字，同錢先生給我的信比較，一看即知出自著者自己的手筆。《宋詩選注》原版封面上四個楷書字，我特別喜歡，卻非錢的筆跡，一問才知道是沈尹默先生的墨寶。當晚回家一查，原來重印的中國古典書籍，諸凡《駱臨海集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柳河東集》、《樊川詩集注》、《蘇舜欽集》、《王荊公詩文沈氏注》、《李清照集》、《范石湖集》，皆由沈尹默題款。沈是大陸上最後一位書法大家，去世已多年，只可惜一般青年學子，見了這些封面題字，也不知道是何人的墨蹟。六悼楊璧在《追念》文裏我提到一位“楊絳本家”的才女，宋淇兄那晚請客，有意製造機會使我同她相識。她名楊璧，其實即是楊絳的親妹妹，畢業于震旦女子學院英文系，錢鐘書自己也教過她。去歲10月1日前後，大陸在香港預告了好多種學術性的著譯，表示鄧小平上臺後，出版界業已復蘇。這一系列書中，我注意到了楊必譯的薩克萊名著：《名利場》(Vanity Fair)，想來楊必即是楊璧，她一向默默無名，現在出了一本譯著，我倒為之欣喜。
那天上午同錢談話，我即問起她，不料錢謂她已病故十年了，終身未婚。我同楊璧從未date過一次，但聞訊不免心頭有些難過，1943年下半年，我賦閑在家，手邊一個錢也沒有，曾至楊家晤談兩三次，討論學問，到後來話題沒有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去了。假如上街玩一兩次，看場電影、吃頓飯，話題就可增多了，友誼也可持久。偏偏兩個人都是書呆子，加上寓所不大，楊的父親即在同室，不同我寒暄，照舊讀他的線裝書，不免令我氣餒。
錢鐘書只說楊璧病故，但以她西洋文學研究者的身份而死于“文革”期間，可能死因並不簡單，只是我不便多問。錢氏夫婦30年來未遭大難，且能沉得住氣，埋頭著譯，實在難得；但社會科學院代表中最有國際聲譽的費孝通，就坐牢七八年(有人說十多年)，身體雖虛胖而精神疲憊，早已不寫書，不作什麼調查了。而晚近派出來訪問歐美各國的偏偏都是些老人；尤其在人文學科這方面，中年的、壯年的人材摧殘殆盡，剩下的學業早已荒廢，是沒法同洋人交談的。
我為錢氏夫婦稱幸，也為楊璧這一代，也即是我這一代專業文學研究、創作的叫冤，抱不平。他們的遭遇實在太慘了。那晚離開餐廳，已九時半了，錢忙了一整天，一定很累了，我們遂即告辭。錢在紐約雖然還得住三四天，節目早已排好，他就說我們這次不必再見面了，留些話將來再說，反正後會有期。隔了兩天，我還是打了個電話去問候。那時剛二時半，錢恰在房裏睡午覺，被電話鈴聲吵醒，這次小談，我發現他無錫口音重。23日那天，他講的是標準國語，道地上海話同牛津英語，這次他不提防有人打電話來，露出了鄉音，更使我覺得他可親。
錢鐘書返大陸後，我先遵囑航寄一本《中國古典小說》給他。隔了幾天寫封信給他，忽然想到那天忘了對他說，來秋寄書，請他也把楊璧的《名利場》寄我一冊。信上我就這樣照寫了。初中、小學時讀《人猿泰山》、《俠隱記》這類譯本，讀得興趣盎然；高中時讀過幾冊梁譯莎翁名劇，也讀了張譯哈代小說《苔絲姑娘》。後書譯筆極好，讀得我痛哭流涕，後來讀哈代的《卡橋市長》、《還鄉記》、《沒沒無名的裘德》，就不流淚了，畢竟年紀大了。進大學後，還沒有讀過任何西洋小說的中譯本，初讀《名利場》也是30多年前的事了。這次收到楊璧的譯本，真要花幾個晚上細心讀它，藉以紀念一個鬱鬱未展才的才女，僅有數面之緣，當年不便稱為我朋友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