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老人通常都是和蔼可亲的，对年轻人、对外界事物都是平静淡泊的，对孩子都是充满怜爱的。
可是现在的老年人，通过『碰瓷』来讹人钱财，别人给让座一句谢谢都没有，公交车上要求让座不成能够一屁股坐在女孩腿上，健步如飞能够追上已经启动的公交车但上车之后却能厚颜无耻的要求年轻人给他让座，广场上跳舞不成反给阻拦者泼米田共，一切行为只要不合己意马上变脸相对甚至不惜拳脚相加使用暴力……这就是现在的老年人，这就是现在本应受人尊敬的老年人的所作所为。
尊老爱老，是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也是一个人个人品德高尚的体现。但，这仅仅是，也只能是外界主动施加给老人的举措，而不能是老年人自己主动要求；更不能是要求不得反而怪别人不懂规矩。
他们认为自己老了，对社会做了几十年的贡献，所以年轻人就应该给他们让座，不让座就是年轻人的不对，自己就可以发作。没错，年轻人是应该给你们让座，但让座这种行为，如果别人给你了，你应该感谢；没有给你，你也说不出什么，别人毕竟不欠你的。
可是现在很多老年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的行为，说好听一点，是在社会大环境下，侍宠而骄，觉得自己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列举并说明了上述这些例子之后，我要说，这种现象的形成，当然有外界施加的影响，例如当年案例的判决，但更多的，却是不是现在的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即这些老年人实际上在年轻时就不是什么好人，心性就不正，在老了之后，有了尊老敬老这一社会大环境的催化，更加显现出了他们的坏。
我为什么这么下结论？可以从这些老年人的成长经历说起。
现在这些老年人，一般都在50-70岁左右这样的年龄段。那么他们的出生年代基本上就在1949年建国前后这一时间段。
这一时间段有什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旧者已去，新者未来』。
执政党通过强硬的手段（强硬的手段还可以说是光明正大，更不用说一些卑下的手段了），彻底打破了新社会同旧时代的联系。结果就是本就占人口比例甚少的精英阶层几乎消失，千年文明传承断裂，物质上断裂了传统，精神上彻底破灭了曾经淳朴的民风。
1949年到1976年之间，社会主体力量（即掌握话语权者）应是生于十九世纪末的那代人，以及所谓的一零后、二零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源自民国与传统，“民风淳朴”只能说是传承自“旧时代”，至于所谓的“巨大成就”，比如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两弹一星，其研究者亦是清一色的民国知识分子。现在的学界，有多少能够像当年一样，能够做出如此巨大、伟大的成就？
而旧的社会公序良俗体系被打破之后，却没有能力建立新的社会体系。结果就是社会人心不古，公域私域没有了明显界限，道德与文明被视为『瞎讲究』、『事儿多』。对这代人而言，习惯于不敬畏道德，不遵守底线，不尊重知识，没有善恶观念，一切仅从功利主义出发。
有了这样的一种成长经历或者成长氛围，我们如何能够期望他们这一批人能够在现在这一他们当权的时代，为社会起到好的作用？树立好的榜样？
经常有人拿建国后20、30年时的社会风气和改革开放后到现在的社会风气相比，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从而对现在社会上年轻人例如80后、90后颇有微词。不错，80、90后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强烈的弱点，但可曾有人想过，造成这一风气的，却恰恰是这一批老年人？他们不去想象，改革开放这30年，正是80、90后这一批人成长的年代，这批年轻人如何能够对社会风气造成主流性的影响？这30年，中国的当政者又是谁？更不用说，这批老年人所鄙视的年轻人，在道德败坏、造假横行、大肆破坏时，甚至根本未出生。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主流声音会说：你这些话太过极端，太过打击一大片。然后会举出很多例子，例如我爹不这样，我娘不这样……等等。
这里所说的『一代人』，实际上并不是指具体的人，而是指『代际普遍性』，是『具有共同社会经验的人』，或者是『具有相同或类似成长环境、经历的人』。在这一批老年人中，有很多有自己的独立的性格、独特的思维，走着不一样的路，但代际普遍性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存在。他们的成长经历、思维模式、行为习惯、人生观、价值观上等各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这些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一代或几代人，我们承认其中必然有正统君子。但建国后流毒多年的对人性、底线、道德、知识、人生观、价值观的逆淘汰，使得这批或几批人必然都属于这样一种逆天的存在。
所以说，有着这样的一种共同背景，这批人真的是『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杨恒均先生曾在《生日感怀》中写道，自己的父亲曾这样评价自己教过的老三届学生：“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
P.S.有心人实际应该看得出来，我这篇文章表面上说的是1949年前后出生的人的劣根性，但实际上我说的是……。这批人实际上是牺牲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