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回忆那些不拉风的政法老教授们

      当代中国有没有大师？在文化命脉被活活折断50多年后，在市场经济冲击书房书桌二十多年后，中国无论如何产生不了大师。启蒙之学已失，基础教育应试，高校培育放羊，负笈海外镀金，著述立说赚钱，招收门徒纵欲，党同伐异争权┅┅现在站在三尺讲台之上，传授安身立命之学的先生们，其中有多少当得起“为人师表”四个字。
  风光的，也许只是混得好却不学无术；默默的，可能身怀真材实料。
  政法大学，历史不过一个甲子，但却有扎堆的老一辈学者在其中默默耕耘，而今，他们又在哪里？
  政法大学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曾经叱咤一时，堪与张国华先生领衔的北大、杨景凡先生领衔的西政等鼎足而三。杨鹤皋教授，可能是唯一独立完成中国法律思想通史撰写的学者，90年代初离休。随着引进人才——马小红教授的离去，张晋藩教授的夫人——林中教授的退休，法律思想史教研室被裁并。除了本世纪初，为庆贺杨鹤皋教授七十华诞，以杨老得意门生范忠信教授领衔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之外，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位老人了。
  政法大学的中国法制史专业至今仍被认为大陆首屈一指。曾经被誉为政法四大才女之一，专治监狱史、宋代法制史的薛梅卿教授，也早已淡出政法学子的视线，也许唯一能勾起04级之前学生注意的，只有那本《新编中国法制史》上主编的名字。不过随着北京大学出版社马志冰老师主编的新教材的采用，新生再也不会知道这个名字。我们只能默默看着资格老一点的法律书店中，静静躺着的《宋刑统研究》。
  政法大学的外国法制史教授——潘华仿先生，曾培养出贺卫方先生、高鸿钧先生等外法史之中坚人物。而今，又有多少人翻过他的《英美法论》，又有多少人记得、知道这个名字。
  政法大学的环境法经历过学科开创阶段的辉煌，罗典荣教授、丛选功教授，都是环境法学科的开创性人物。与他们同时代的马骧聪先生（社科院）、文伯屏先生（社科院）、金瑞林先生（北大）等依旧活跃，但恐怕政法大学环境法研究生中都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两位了。
  政法大学的刑法，据说曾与人民大学比肩而在。他们有高名暄先生、王作富先生，我们也有何秉松先生、曹子丹先生等。高、王二位去年还曾助兴人大、北师大刑法学科地震，何、曹等君在政法都悄无声息了。
  政法学子口中时时叨念着一个名字——王名扬先生，耄耋之年，蜷缩在对外经贸的宿舍中，曾用颤抖的右手，划着歪扭的汉字，给学校写着申请更换住房的请求，恐怕这将成为一代学术巨匠的遗愿。
  我们惊悉张俊浩教授归隐的消息，我们目送吴雪松教授、裴广川教授的离去，我们重温梁淑英教授退休后回来代课的国际法……我们感慨着一位位教学、科研能手的离开，我们愤怒着一个个克莱登法商学院博士的引进。无奈！
  我们无法断定如上所列的教授是否够得上大师的级别，我们也无法回答有关学术力量新陈代谢的质问，但是在博士生导师大爆炸的年代里，恐怕没有几位能有底气说“他们不够格”；又试问，谁敢说北大传统延续的象征不是那些燕南、朗润园中闲庭散步的老人！当芮沐教授出现在北大法学院庆典上的时候，当北师大为启功先生送行的时候，当人民出版社编审张中行先生入主“北大四老”的时候，当复旦大学庆祝蔡尚思先生百岁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心酸吗？并不是我们校龄比别人少，而是我们没有一个传统。
  孔子云：吾观乡礼，而知王道之易易。乡礼之核心——敬老尊贤。在政法大学的字典中，没有这四个字。
  其实政法大学只是一个中国大学中，扭曲得比较严重的典型而已。贤如北大，季羡林先生的待遇就和张岱年先生不同。这俨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究其内在原因，可能有：
1、有没有过硬的背景：譬如是否担任过校长、副校长，是否有坚实的社会职务。
  2、会不会“一山不容二虎”：此时行政位势总比学术功底有用。
  3、是不是后继无人：这跟后宫争宠一样，之前是子凭母贵，之后则母凭子贵。老师捧学生，学生捧老师的奥妙就在里面。
  4、有没有站错队、说错话：跟着领导走，闷声大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