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ce Munro:In Her Own Words.

        
　　昨晚（12月10日），诺贝尔颁奖典礼在瑞典举行。82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因身体健康原因缺席颁奖，其女儿简妮替母亲领取了该奖。
　　美国女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简•斯迈利（JaneSmiley）曾大赞门罗的作品“既精妙又准确，几近完美”。这位加拿大短篇女王的确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她始终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文学，努力去写伟大的小说。她写30页短篇所用的心力，如斯迈利女士所言，足可抵得上某些作家写出整本长篇。
　　她在文坛的地位，好比当代契诃娃——契诃夫的女传人。在40余年的文学生涯中，门罗女士始终执着地写作短篇小说，锤炼技艺，并以此屡获大奖，其中包括三次加拿大总督奖，两次吉勒奖，以及英联邦作家奖、欧亨利奖、笔会∕马拉穆德奖和美国全国书评人奖、布克奖等。在每年秋天的诺贝尔文学奖猜谜大赛中，她的大名在候选人之列，而今天，诺贝尔文学奖终于颁给了这位82岁的伟大女作家。
　　按照诺贝尔奖颁奖惯例，颁奖之前整个瑞典将会举行“诺贝尔周”，本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将在正式颁奖前做一个主旨演讲。
　　瑞典当地时间12月7日傍晚，门罗以视频形式完成了诺贝尔文学奖主旨演讲，在题为《爱丽丝•门罗：在她自己的文字里》讲演中，门罗讲述了自己的写作经历。
　　（门罗视频发言未删节全文）
　　采访者：斯蒂劳•阿斯伯格
　　翻译：记者吴永熹　江楠　柏琳
　
　　门罗：我很早就开始对阅读感兴趣，是因为有人给我读了安徒生的童话《小美人鱼》。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小美人鱼》的故事，它极其悲伤。小美人鱼爱上了王子，但她不能和他结婚，因为她是一条美人鱼。这个故事如此悲伤，我都无法和你谈起那些细节，因为我可能会哭。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故事一读完我就跑到屋子外面去，在我们住的房子外面走了一圈又一圈。我编造了一个有快乐结尾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是小美人鱼应得的，我没有想到过这个不同的故事仅仅是为我自己编的，它不会被全世界的人看到，但我觉得我应该尽了力，从此那个小美人鱼会和王子结婚并且幸福地生活下去，但这当然是她应得的。因为她为了赢得王子的欢心做了可怕的事情。她必须去换来四肢。她必须去换来平常人的四肢才能走路，但她每走一步都是剧烈的痛苦！这是她为了得到王子愿意承受的事。所以我想，她应该得到比在水中死去更好的结局。当时，除我之外可能没有人知道。这个新故事这一点并不困扰我，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想出这个故事了，它就已经发表了。所以，这就是了。我想，这就是写作的开端，很早的开端。
　　我永远都在编故事
　　问：能否告诉我们你怎么学会讲述一个故事，写一个故事？
　　门罗：我永远都在编故事，我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在路上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编故事。长大一点的时候，故事越来越多地是关于我自己的，我会是这一种或另一种情境中的女主角，这些故事不会立刻被发表、被世界看到，这一点也并不困扰我，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当时是否想过其他人会否知道、会否阅读它们这件事。我关心的是故事本身，通常是从我的视角出发的、非常令人满意的故事，包含着大体上像小美人鱼式的勇敢那样的想法——她很聪明，她能够帮助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因为她会投身其中，她有魔法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问：从女性的视角讲故事这一点是不是很重要？
　　门罗：我从来不认为它很重要，但我从来没想到我自己除了是一个女人还是别的什么，而且有许多的好故事都是关于小女孩和女人的。在你进入青春期以后可能是关于帮助男人实现他的需求之类的，但在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从没觉得做一个女人有什么低人一等的地方。这也许是因为在我生活的渥太华的那一片，女性读书和讲故事更多，而男性则在外面做着更重要的事情，他们不需要故事。所以我觉得很平常。
　　问：环境又给了你怎样的灵感？
　　门罗：你知道吗，我不认为我需要任何灵感。我觉得故事对于世界来说如此重要，我想要创造出这其中的一些故事，我想要一直做这件事，它不需要和其他人有任何关系，我不需要对任何人讲述。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如果有很多人能看到它们的话，会很有趣。
　　问：当你讲一个故事时，对于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
　　门罗：嗯，很显然，最开始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快乐的结尾，我无法忍受不快乐的结尾，至少对于我的女主角来说。后来，我开始读像《呼啸山庄》这样的书，这些书会有非常悲伤的结尾，于是我彻底地改变了想法，我开始喜欢这些悲伤的结尾。
　　问：那么描绘加拿大小镇生活的乐趣在于哪里？
　　门罗：你只需要在那里。我认为任何一种生活都可以是有趣的，任何环境都可以是有趣的。我不认为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和其他人竞争以达到一个人们所称的更高的文化水平，我会像这么有勇气。我不需要应对这个。我是我所知的唯一在写故事的人，虽然我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它们，而且据我所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
　　我是家庭主妇，所以学着空闲时写作
　　问：你对自己的写作一直这么有信心吗？
　　门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是这样，但当我长大以后遇见了几个也在写作的人时，我开始变得非常不自信。然后我意识到，这个工作比我预期得要难一点。但我从未放弃，写作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问：当你开始写一个故事时，你总是会把情节都想好吗？
　　门罗：我会，但它们经常会变化。我开始时脑子里有一个情节，我朝着它的方向工作，但我发现它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在我写作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但我在开始的时候至少必须对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的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想法。
　　问：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故事对你的消耗大吗？
　　门罗：哦，非常大。但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忘记给我的小孩准备午餐，难道不是吗？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所以我学着在空闲时间写作。我不觉得我有放弃过，虽然有些时候我非常气馁，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我写得并不是很好，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写作是比我预想得要难得多得多得一项工作。但我没有停止，我不认为我停止过。
　　问：当你想要说一个故事时，哪部分是最难？
　　门罗：我想最难的那部分可能是当你通读一个故事时，你发现它有多糟糕的时候。你知道，一开始，是兴奋，紧接着，非常不错，然后，有一天早晨你拿起故事，想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才是你真正需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么做永远是对的，如果故事不好，是我的错，不是故事的错。
　　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打动别人
　　问：但如果写得不好的话，你要怎么挽救它呢？
　　门罗：艰苦的工作。但我会试着怎样更好地向你解释。有一些角色你没有给他们机会，你必须多考虑他们，或给他们做出完全不同的安排。在我写作的早期，我倾向于更花哨的文体，渐渐地我学着拿掉很多东西。所以你需要保持不停地思考，越来越明确地了解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的，一开始你可能认为你懂的，但你事实上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
　　问：你扔掉过多少故事？
　　门罗：哈，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故事都扔掉了。我不知道，但近些年来我不太经常这么做了，因为大体上我知道怎么做可以把它们救活。但总会有哪儿还是有错误，我会意识到那是一个错误，但不得不忘掉它。
　　问：对扔掉的故事，你后悔过吗？
　　门罗：我不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经历过足够多的痛苦了，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它不够好。但我说过，现在这种事已经不太常发生了。
　　问：随着年龄渐长，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变化？
　　门罗：哦，是一种非常可预期的变化。你一开始是写年轻美丽的公主的故事，接着你开始写家庭主妇和小孩的故事，后来你开始写老女人，这个过程就这么进行下去，不需要你试着改变什么。你的视野会变化。
　　问：你认为你对其他女性作家有重要性吗？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你能够将家务和写作结合起来。
　　门罗：事实上我不知道，我希望我有。我想在我年轻的时候会去读其他女性作家，她们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激励过其他人。我想现在女性更多地，我不会说更容易地，但如今女性能去做重要的事这一点更加被接受了。她们的写作不再被看作家人出门时混日子的小游戏，她们是非常严肃地在写作，像男性作家一样在写作。
　　问：你认为你的作品对读者会产生何种影响，特别是女性读者？
　　门罗：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打动别人，我不在乎他们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我希望我的故事关乎一段生活，它唤起读者的感受不是判断这个故事是否是真实的，而是让他们体悟到一种写作所带来的奖励，这种奖励不是说故事一定会有个大团圆的结局，而是故事中所有触动你的细节，这些细节让你在读完作品后感到成为了一个不同的人。
　　我从未把写作视作天赋，它靠努力才胜任
　　问：你认为你是谁？你对自己的描述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门罗：我成长于乡下，成长环境中周围大部分都是爱尔兰、苏格兰后裔。他们身上有一种普遍的想法就是，别太努力，永远也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这样一来，有一幅场景是很常见的，就是他们说“啊，你认为自己是个很聪明的人。”不过从事写作你的确要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只是个怪人。
　　问：你一个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吗？
　　门罗：我从来不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不过我的确是个女权主义者，因为我成长时期的加拿大，女性写作比男性要轻松。伟大的、重要的作家一定是男人，但如果一个女人写短篇小说，她冒得损害名誉的风险比男人小的多，因为短篇小说不是男人的领地。不过这种情况也只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问：如果当年你完成了大学学业，这会改变你的写作生涯吗？
　　门罗：我觉得的确会的。这会让我对成为一名作家的想法更谨慎，也更恐惧。因为我越知道前人都做了什么事情，我自然就会越气馁。我也许会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成为一个作家，不过我想这件事不会发生，真的，这种恐惧的想法可能会持续一阵子，不过之后我又会被强烈的想要写作的愿望占据，我只会勇往直前，不停尝试。
　　问：你觉得写作是你的天赋吗？
　　门罗：我觉得我周围的人肯定没有过这种想法，我自己也从未把写作视作一种天赋。我只是认为如果我足够努力，这是一件我可以胜任的事情。所以说如果说这是一种天赋的话，肯定也不是易得的天赋，至少从《海的女儿》开始就不是了。
　　扔掉的草稿比我寄出的更多
　　问：你曾有所怀疑吗？有没有哪一刻认为自己是不够好的？
　　门罗：一直，一直！我扔掉的草稿比我寄出的或是完成的都要多，这种情况从我20多岁就开始了。我现在仍在学习、探索我理想的写作方式，所以，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问：你的妈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门罗：哦，我对妈妈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因为她一直病着，她有帕金森病，需要很多的帮助，她在说话上有困难，人们常常听不出她在讲些什么，但同时她又是一个非常喜欢社交的人，她非常想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她的语言问题让这一切都变得很困难。所以，她常让我觉得尴尬，我爱她，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并不想和她呆在一起，我不想站出来帮她讲出那些她想说的话。这对那些有类似境况的青年人来说都是困难的，那时候你只想自己可以完全摆脱这种情况。
　　问：她有没有给过你鼓励？
　　门罗：我想她可能鼓励过，但却不是以我能察觉和理解的方式。我不太记得我没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了，我的意思是，我可能没把它们写下来，但我把它们讲出来过，但不是对她，而是对别人。不过事实是，我妈妈读了这些作品，我爸爸也读了。我觉得我妈妈会欣然接受一个人想成为作家的想法，因为她觉得那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我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想成为作家，我不让他们知道我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对他们来说是荒谬的。我认识的大部分人是不读书的，他们的人生轨迹更切实可行，我关于人生的整个看法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切实际的。
　　问：从女人的角度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对你来说困难吗？
　　门罗：不，一点也不，成为一个女人从来不会对我造成困扰。你知道我的成长环境是很特别的，如果有人阅读，常常是女人，如果有人接受过教育，也常常是女人，像学校老师这样的角色也不会把女人排斥在外。我成长的世界中阅读和写作，相较于男性来说，对女性反而是更开放的，男人常常去做农夫或其他的工作。
　　问：你是成长于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吗？
　　门罗：是的。
　　问：那也是你笔下故事的开端吗？
　　门罗：是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我只是观察我所在的地方，并把它写下来。
　　问：你喜欢你总得在特定时间写作这件事吗？看着时间表，要照顾孩子，还要做晚饭。
　　门罗：嗯，在任何时候我都能写作，我的第一任丈夫对我帮助很大，在他看来写作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从来不认为写作是女人不能做的事情，我后来常常遇到持相反看法的男人。他非常支持我写作，从无迟疑。
　　享受在书店的美好时光
　　起初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搬到这儿来，决定开一家书店，每个人都觉得我们疯了，肯定会被饿死，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干得很卖力。
　　问：最初，书店对你们二人来说，有多重要？
　　门罗：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所有。我们没有别的收入来源。书店开业第一天我们挣了175美元。这些我们都已经觉得很多了，因为之后我们花了很久才达到那个（盈利）状态。我通常会站在桌子后面为顾客找书，干所有书店里要做的事。一般书店里只有我，但也有人会进来和我聊很多关于书的事。书店是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地方，而不是买样东西就走了。有些人每天都会来和我聊天，棒极了，也很有趣。在此之前，我只是个家庭主妇，所有时间都呆在家里，也是个作家。开书店对于我来说，是和外部世界联系的一个好机缘。我不认为我们赚了很多钱，但我和人们聊了很多天。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书店的顾客：你的书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是的，我就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南部，非常感谢你，再见。
　　门罗：想想吧！我就是热爱这样一个时刻，当有人像那样走到你的跟前，不只是问你要签名，而是要告诉你为什么（热爱你）。
　　我想让人们从书中获得愉悦
　　问：你是否想让年轻女孩被你的书所启发，并且想去写作？
　　门罗：只要她们读我的书时很享受，我就不在乎她们是否要受到启发。与其让人们得到更多启发性，不如得到更多愉悦感。这才是我想要的，我想让人们享受我的书，让他们感觉到（这书）从不同角度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那也不是最主要的事情。我试图说明，我并不是一个很有政治倾向的人。
　　问：你是一个（更具）人文性的人吗？
　　门罗：也许吧，我不太确定那个（人文性）指的是什么，但是我想我是。
　　问：你似乎看待事物的观点很单纯？
　　门罗：是吗？嗯，是的。
　　问：我曾经获知，你希望事物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被阐释。
　　门罗：是的，但是我从未想过我会更简单地阐述事情，这只是我的写作方式。我想我就是很自然地用一种简易的方式在写作，从未考虑过刻意要把事情简单化。
　　我用一种自己感觉舒服的方式写作
　　问：你曾经经历过认为自己不再有能力写作的时期吗？
　　门罗：是的，我有过。大概一年前我放弃过写作，但是那是一个决定，并非没有能力继续写，那只是我决定度过余生的方式。因为当你在写作时，其他人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而你也不能讨论它，你总是生活在秘密世界中，所以你就是在一个常态世界中做着非常态的事情。我对于这种状态有点厌倦，我一生都在做这件事。当我和其他更具学院派风格的作家在一起时，我变得有点慌张，因为我知道我不能用那种方式去写，我没有那个天赋。
　　问：我想那是一种讲故事的不同方式吧？
　　门罗：是的，而且我从未有意识像那样去工作，当然我是有意识的，我用一种自己感觉舒服而且能取悦我自己，而非跟随那些想法的方式写作。
　　问：你想过自己会得诺贝尔奖吗？
　　门罗：哦，不！我是一个女人！虽然我知道也有女性得过这个奖。我只是很爱惜这个荣誉，但是我不曾想过得奖，因为大多数作家可能会低估他们的作品，特别是在完成以后。你不会四处告知你的朋友们说你可能会得诺奖。那不是一种拥抱诺奖的常规方式！
　　问：你曾经有过重读自己作品的日子吗？
　　门罗：不！我恐怕没有！但是我可能有一种急切的热望，想要（在旧作品）中改改这儿，改改那儿，而且我曾经从书橱中拿出过一些作品去那么做，但是之后我意识到，我改不改并不重要，因为对外界来说，它不曾改变。
　　问：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斯德哥尔摩的人们说的？
　　门罗：哦，我想说我能得到这个奖，我非常感激，没有什么比这个能让我这么快乐了，谢谢！
　　下面是《巴黎评论》之前对爱丽丝·门罗的采访。
　　Interviewed by Jeanne McCulloch, Mona Simpson
There is no direct flight from New York City to Clinton, Ontario, the Canadian town of three thousand where Alice Munro lives most of the year. We left LaGuardia early on a June morning, rented a car in Toronto, and drove for three hours on roads that grew smaller and more rural. Around dusk, we pulled up to the house where Munro lives with her second husband, Gerry Fremlin. It has a deep backyard and an eccentric flower garden and is, as she explained, the house where Fremlin was born. In the kitchen, Munro was preparing a simple meal with fragrant local herbs. The dining room is lined floor to ceiling with books; on one side a small table holds a manual typewriter. It is here that Munro works.
After a while, Munro took us to Goderich, a bigger town, the county seat, where she installed us in the Bedford Hotel on the square across from the courthouse. The hotel is a nineteenth-century building with comfortable rooms (twin beds and no air-conditioning) that would seem to lodge a librarian or a frontier schoolteacher in one of Munro’s stories. Over the next three days, we talked in her home, but never with the tape recorder on. We conducted the interview in our small room at the hotel, as Munro wanted to keep “the business out of the house.” Both Munro and her husband grew up within twenty miles of where they now live; they knew the history of almost every building we passed, admired, or ate inside. We asked what sort of literary community was available in the immediate area. Although there is a library in Goderich, we were told the nearest good bookstore was in Stratford, some thirty miles away. When we asked whether there were any other local writers, she drove us past a ramshackle house where a man sat bare chested on the back stoop, crouched over a typewriter, surrounded by cats. “He’s out there every day,” she said. “Rain or shine. I don’t know him, but I’m dying of curiosity to find out what he’s up to.”
Our last morning in Canada, supplied with directions, we sought out the house in which Alice Munro had grown up. Her father had built the house and raised mink there. After several dead ends, we found it, a pretty brick house at the very end of a country road, facing an open field where an airplane rested, alighted temporarily it seemed. It was, from our spot, easy to imagine the glamor of the air, the pilot taking a country wife away, as in “White Dump,” or the young aviation stuntsman who lands in a field like this in “How I Met My Husband.”
Like the house, like the landscape of Ontario, which resembles the American Midwest, Munro is not imposing. She is gracious, with a quiet humor. She is the author of seven books of short stories, including the forthcoming Open Secrets, and one novel,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she has received the Governor-General’s Award (Canada’s most prestigious literary prize), and is regularly featured in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Richard Ford recently included two Alice Munro stories in the volume he edited), and Prize Stories: The O. Henry Awards; she also is a regular contributor to The New Yorker. Despite these considerable accomplishments, Munro still speaks of writing with some of the reverence and insecurity one hears in the voices of beginners. She has none of the bravura or bluster of a famous writer, and it is easy to forget that she is one. Speaking of her own work, she makes what she does sound not exactly easy, but possible, as if anyone could do it if they only worked hard enough. As we left, we felt that contagious sense of possibility. It seems simple—but her writing has a perfect simplicity that takes years and many drafts to master. As Cynthia Ozick has said, “She is our Chekhov and is going to outlast most of her contemporaries.”
INTERVIEWER
We went back to the house where you grew up this morning: did you live there your entire childhood?
ALICE MUNRO
Yes. When my father died, he was still living in that house on the farm, which was a fox and mink farm. It’s changed a lot though. Now it’s a beauty parlor called Total Indulgence. I think they have the beauty parlor in the back wing, and they’ve knocked down the kitchen entirely.
INTERVIEWER
Have you been inside it since then?
MUNRO
No I haven’t, but I though if I did I’d ask to see the living room. There’s the fireplace my father built and I’d like to see that. I’ve sometimes thought I should go in and ask for a manicure.
INTERVIEWER
We noticed a plane on the field across the road and thought of your stories “White Dump” and “How I Met My Husband.”
MUNRO
Yes, that was an airport for a while. The man who owned that farm had a hobby of flying planes, and he had a little plane of his own. He never liked farming so he got out of it and became a flight instructor. He’s still alive. In perfect health and one of the handsomest men I’ve ever known. He retired from flight instruction when he was seventy-five. Within maybe three months of retirement he went on a trip and got some odd disease you get from bats in caves.
INTERVIEWER
The stories in your first collection,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are very resonant of that area, the world of your childhood. At what point in your life were those stories written?
MUNRO
The writing of those stories stretched over fifteen years. “The Day of the Butterfly” was the earliest one. That was probably written when I was about twenty-one. And I can remember very well writing “Thanks for the Ride” because my first baby was lying in the crib beside me. So I was twenty-two. The really late stories were written in my thirties.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is one; “The Peace of Utrecht” is another. “Images” is the very latest. “Walker Brothers Cowboy” was also written after I was thirty. So there’s a really great range.
INTERVIEWER
How do they seem to hold up now? Do you reread them?
MUNRO
There’s an early one in that collection called “The Shining Houses,” which I had to read at Harborfront in Toronto two or three years ago for a special event celebrating the history of Tamarack Review. Since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one of the early issues of that magazine, I had to get up and read it, and it was very hard. I think I wrote that story when I was twenty-two. I kept editing as I read, catching all the tricks I used at that time, which now seemed very dated. I was trying to fix it up fast, with my eyes darting ahead to the next paragraph as I read, because I hadn’t read it ahead of time. I never do read things ahead of time. When I read an early story I can see things I wouldn’t do now, things people were doing in the fifties.
INTERVIEWER
Do you ever revise a story after it’s been published? Apparently, before he died, Proust rewrote the first volumes of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MUNRO
Yes, and Henry James rewrote simple, understandable stuff so it was obscure and difficult. Actually I’ve done it recently. The story “Carried Away” was included in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1991. I read it again in the anthology, because I wanted to see what it was like and I found a paragraph that I thought was really soggy.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little paragraph, maybe two sentences. I just took a pen and rewrote it up in the margin of the anthology so that I’d have it there to refer to when I published the story in book form. I’ve often made revisions at that stage that turned out to be mistakes because I wasn’t really in the rhythm of the story anymore. I see a little bit of writing that doesn’t seem to be doing as much work as it should be doing, and right at the end I will sort of rev it up. But when I finally read the story again it seems a bit obtrusive. So I’m not too sure about this sort of thing. The answer may be that one should stop this behavior. There should be a point where you say, the way you would with a child, this isn’t mine anymore.
INTERVIEWER
You’ve mentioned that you don’t show your works in progress to friends.
MUNRO
No, I don’t show anything in progress to anybody.
INTERVIEWER
How much do you rely on your editors?
MUNRO
The New Yorker was really my first experience with serious editing. Previously I’d more or less just had copyediting with a few suggestions—not much. There has to be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ditor and me about the kind of thing that can happen. An editor who thought nothing happened in William Maxwell’s stories, for example, would be of no use to me. There also has to be a very sharp eye for the ways that I could be deceiving myself. Chip McGrath at The New Yorker was my first editor, and he was so good. I was amazed that anybody could see that deeply into what I wanted to do. Sometimes we didn’t do much, but occasionally he gave me a lot of direction. I rewrote one story called “The Turkey Season,” which he had already bought. I thought he would simply accept the new version but he didn’t. He said, Well, there are things about the new version I like better, and there are things about the old version I like better. Why don’t we see? He never says anything like, We will. So we put it together and got a better story that way, I think.
INTERVIEWER
How was this accomplished? By phone or by mail? Do you ever go into The New Yorker and hammer it out?
MUNRO
By mail. We have a very fruitful phone relationship, but we’ve only seen each other a few times.
INTERVIEWER
When did you first publish in The New Yorker?
MUNRO
“Royal Beatings” was my first story, and it was published in 1977. But I sent all my early stories to The New Yorker in the 1950s, and then I stopped sending for a long time and sent only to magazines in Canada. The New Yorker sent me nice notes though—penciled, informal messages. They never signed them. They weren’t terribly encouraging. I still remember one of them: The writing is very nice, but the theme is a bit overly familiar. It was, too. It was a romance between two aging people—an aging spinster who knows this is it for her when she’s proposed to by an aging farmer. I had a lot of aging spinsters in my stories. It was called “The Day the Asters Bloomed.” It was really awful. And I didn’t write this when I was seventeen; I was twenty-five. I wonder why I wrote about aging spinsters. I didn’t know any.
INTERVIEWER
And you married young. It’s not as though you were anticipating a life as an aging spinster.
MUNRO
I think I knew that at heart I was an aging spinster.
INTERVIEWER
Were you always writing?
MUNRO
Since about grade seven or eight.
INTERVIEWER
Were you a serious writer by the time you went to college?
MUNRO
Yes. I had no chance to be anything else because I had no money. I knew I would only be at university two years because the scholarships available at that time lasted only two years. It was this little vacation in my life, a wonderful time. I had been in charge of the house at home when I was in my teens, so university was about the only time in my life that I haven’t had to do housework.
INTERVIEWER
Did you get married right after your two years?
MUNRO
I got married right after the second year. I was twenty. We went to Vancouver. That was the big thing about getting married—this huge adventure, moving. As far away as we could get and stay in the country. We were only twenty and twenty-two. We immediately set up a very proper kind of middle-class existence. We were thinking of getting a house and having a baby, and we promptly did these things. I had my first baby at twenty-one.
INTERVIEWER
And you were writing all through that?
MUNRO
I was writing desperately all the time I was pregnant because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write afterwards. Each pregnancy spurred me to get something big done before the baby was born. Actually I didn’t get anything big done.
INTERVIEWER
In “Thanks for the Ride,” you writ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rather callous city boy who picks up a poor town girl for the night and sleeps with her and is alternately attracted to and revolted by the poverty of her life. It seems striking that this story came from a time when your life was so settled and proper.
MUNRO
A friend of my husband’s came to visit us the summer when I was pregnant with my eldest daughter. He stayed for a month or so. He worked for the National Film Board, and he was doing a film up there. He told us a lot of stuff—we just talked the way you do, anecdotally about our lives. He told the story about being in a small town on Georgian Bay and going out with a local girl. It was the encounter of a middle-class boy with something that was quite familiar to me but not familiar to him. So I immediately identified strongly with the girl and her family and her situation, and I guess I wrote the story fairly soon afterwards because my baby was looking at me from the crib.
INTERVIEWER
How old were you when that first book came out?
MUNRO
I was about thirty-six. I’d been writing these stories over the years and finally an editor at Ryerson Press, a Canadian publisher that has since been taken over by McGraw-Hill, wrote and asked me if I had enough stories for a book. Originally he was going to put me in a book with two or three other writers. That fell through, but he still had a bunch of my stories. Then he quit but passed me onto another editor, who said, If you could write three more stories, we’d have a book. And so I wrote “Images,” “Walker Brothers Cowboy,” and “Postcard” during the last year before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TERVIEWER
Did you publish those stories in magazines?
MUNRO
Most of them got into Tamarack Review. It was a nice little magazine, a very brave magazine. The editor said he was the only editor in Canada who knew all his readers by their first names.
INTERVIEWER
Have you ever had a specific time to write?
MUNRO
When the kids were little, my time was as soon as they left for school. So I worked very hard in those years. My husband and I owned a bookstore, and even when I was working there, I stayed at home until noon. I was supposed to be doing housework, and I would also do my writing then. Later on, when I wasn’t working everyday in the store, I would write until everybody came home for lunch and then after they went back, probably till about two-thirty, and then I would have a quick cup of coffee and start doing the housework, trying to get it all done before late afternoon.
INTERVIEWER
What about before the girls were old enough to go to school?
MUNRO
Their naps.
INTERVIEWER
You wrote when they had naps?
MUNRO
Yes. From one to three in the afternoon. I wrote a lot of stuff that wasn’t any good, but I was fairly productive. The year I wrote my second book,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I was enormously productive. I had four kids because one of the girls’ friends was living with us, and I worked in the store two days a week. I used to work until maybe o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get up at six. And I remember thinking, You know, maybe I’ll die, this is terrible, I’ll have a heart attack. I was only about thirty-nine or so, but I was thinking this; then I thought, Well even if I do, I’ve got that many pages written now. They can see how it’s going to come out. It was a kind of desperate, desperate race. I don’t have that kind of energy now.
INTERVIEWER
What was the process involved in writing Lives?
MUNRO
I remember the day I started to write that. It was in January, a Sunday. I went down to the bookstore, which wasn’t open Sundays, and locked myself in. My husband had said he would get dinner, so I had the afternoon. I remember looking around at all the great literature that was around me and thinking, You fool!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But then I went up to the office and started to write the section called “Princess Ida,” which is about my mother. The material about my mother is my central material in life, and it always comes the most readily to me. If I just relax, that’s what will come up. So, once I started to write that, I was off. Then I made a big mistake. I tried to make it a regular novel, an ordinary sort of childhood adolescence novel. About March I saw it wasn’t working. It didn’t feel right to me, and I thought I would have to abandon it. I was very depressed. Then it came to me that what I had to do was pull it apart and put it in the story form. Then I could handle it. That’s when I learned that I was never going to write a real novel because I could not think that way.
INTERVIEWER
The Beggar Maid, too, is a sort of a novel because it’s interconnected stories.
MUNRO
I don’t want to second-guess things too much, but I’ve often wanted to do another series of stories. In my new book, Open Secrets, there are characters who reappear. Bea Doud in “Vandals” is mentioned as the little girl in “Carried Away,” which is the first story I wrote for the collection. Billy Doud is the son of the librarian. They’re all mentioned in “Spaceships Have Landed.” But I mustn’t let this sort of plan overtake the stories themselves. If I start shaping one story so it will fit with another, I am probably doing something wrong, using force on it that I oughtn’t. So I don’t know that I’ll ever do that kind of series again, though I love the idea of it. Katherine Mansfield said something in one of her letters like, Oh, I hope I write a novel, I hope I don’t die just leaving these bits and pieces. It’s very hard to wean yourself away from this bits-and-pieces feeling if all you’re leaving behind is scattered stories. I’m sure you could think of Chekhov and everything, but still.
INTERVIEWER
And Chekhov always wanted to write a novel. He was going to call it “Stories from the Lives of My Friends.”
MUNRO
I know. And I know that feeling that you could have this achievement of having put everything into one package.
INTERVIEWER
When you start writing a story do you already know what the story will be? Is it already plotted out?
MUNRO
Not altogether. Any story that’s going to be any good is usually going to change. Right now I’m starting a story cold. I’ve been working on it every morning, and it’s pretty slick. I don’t really like it, but I think maybe, at some point, I’ll be into it. Usually, I have a lot of acquaintance with the story before I start writing it. When I didn’t have regular time to give to writing, stories would just be working in my head for so long that when I started to write I was deep into them. Now, I do that work by filling notebooks.
INTERVIEWER
You use notebooks?
MUNRO
I have stacks of notebooks that contain this terribly clumsy writing, which is just getting anything down. I often wonder, when I look at these first drafts, if there was any point in doing this at all. I’m the opposite of a writer with a quick gift, you know, someone who gets it piped in. I don’t grasp it very readily at all, the “it” being whatever I’m trying to do. I often get on the wrong track and have to haul myself back.
INTERVIEWER
How do you realize you’re on the wrong track?
MUNRO
I could be writing away one day and think I’ve done very well; I’ve done more pages than I usually do. Then I get up the next morning and realize I don’t want to work on it anymore. When I have a terrible reluctance to go near it, when I would have to push myself to continue, I generally know that something is badly wrong. Often, in about three quarters of what I do, I reach a point somewhere, fairly early on, when I think I’m going to abandon this story. I get myself through a day or two of bad depression, grouching around. And I think of something else I can write. It’s sort of like a love affair: you’re getting out of all the disappointment and misery by going out with some new man you don’t really like at all, but you haven’t noticed that yet. Then, I will suddenly come up with something about the story that I abandoned; I will see how to do it. But that only seems to happen after I’ve said, No, this isn’t going to work, forget it.
INTERVIEWER
Can you always do that?
MUNRO
Sometimes I can’t, and I spend the whole day in a very bad mood. That’s the only time I’m really irritable. If Gerry talks to me or keeps going in and out of the room or bangs around a lot, I am on edge and enraged. And if he sing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terrible. I’m trying to think something through, and I’m just running into brick walls; I’m not getting through it. Generally I’ll do that for a while before I’ll give it up. This whole process might take up to a week, the time of trying to think it through, trying to retrieve it, then giving it up and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else, and then getting it back, usually quite unexpectedly, when I’m in the grocery store or out for a drive. I’ll think, Oh well, I have to do i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and-so, and I have to cut this character out, and of course these people are not married, or whatever. The big change, which is usually the radical change.
INTERVIEWER
That makes the story work?
MUNRO
I don’t even know if it makes the story better. What it does is make it possible for me to continue to write. That’s what I mean by saying I don’t think I have this overwhelming thing that comes in and dictates to me. I only seem to get a grasp on what I want to write about with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And barely.
INTERVIEWER
Do you often change perspective or tone?
MUNRO
Oh yes, sometimes I’m uncertain, and I will do first person to third over and over again. This is one of my major problems. I often do first person to get myself into a story and then feel that for some reason it isn’t working. I’m quite vulnerable to what people tell me to do at that point. My agent didn’t like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Albanian Virgin,” which I think, since I wasn’t perfectly sure anyway, made me change it. But then I changed it back to first again.
INTERVIEWER
How consciously, on a thematic level, do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MUNRO
Well, it’s not very conscious. I can see the ways a story could go wrong. I see the negative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the positive things. Some stories don’t work as well as others, and some stories are lighter in conception than others.
INTERVIEWER
Lighter?
MUNRO
They feel lighter to me. I don’t feel a big commitment to them. I’ve been reading Muriel Sparks’s autobiography. She thinks, because she is a Christian, a Catholic, that God is the real author. And it behooves us not to try to take over that authority, not to try to write fiction that is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that tries to grasp what only God can grasp. So one writes entertainments. I think this is what she says. I think I write stories sometimes that I intend as entertainments.
INTERVIEWER
Can you give an example?
MUNRO
Well I think that “Jack Randa Hotel,” which I quite like, works as an entertainment. I want it to, anyway. Although a story like “Friend of my Youth” does not work as an entertainment. It works in some other way. It works at my deepest level.
INTERVIEWER
Do you agonize just as much over those pieces you consider “entertainments” as over your central material?
MUNRO
Yes, that’s true.
INTERVIEWER
Are there stories that haven’t been any trouble at all to write?
MUNRO
I actually wrote “Friend of my Youth” very quickly. From an anecdote. There is a young man I know who works in the library in Goderich and researches things for me. He was at our house one night and he began to talk about neighbors of his family, neighbors who lived on the next farm. They belonged to a religion that forbade them to play card games, and so they played Crokinole, which is a board game. He just told me about that, and then I asked him about the family, their religion, what they were like. He described these people and then told me about the marriage scandal: the young man who comes along who is a member of their church and gets engaged to the older daughter. Then, low and behold, the younger sister was pregnant so the marriage has to be switched. And they go on all living together in the same house. The stuff about fixing the house, painting it over is all true too. The couple painted their half, and the older sister didn’t—half the house got painted.
INTERVIEWER
Was there really a nurse?
MUNRO
No, the nurse I invented, but I was given the name. We had a fund-raising event at the Blyth Theater, about ten miles away from here. Everybody contributed something to be auctioned off to raise money, and somebody came up with the idea that I could auction off the right to have the successful bidder’s name used for a character in my next story. A woman from Toronto paid four hundred dollars to be a character. Her name was Audrey Atkinson. I suddenly thought, That’s the nurse! I never heard from her. I hope she didn’t mind.
INTERVIEWER
What was the inception of that story?
MUNRO
When I started to write the story we were on one of our trips from Ontario to British Columbia; we drive out every year in fall and drive back in spring. So I wasn’t writing, but I was thinking about this family in the motels at night. Then the whole story of my mother closed around it, and then me telling the story closed around my mother, and I saw what it was about. I would say that story came easily. I didn’t have any difficulty. I’ve done the character of my mother so often, and my feelings towards her, I didn’t have to look for those.
INTERVIEWER
You have several mothers in your work. That particular mother appears in other stories, and she seems very real. But so does Flo, Rose’s stepmother in “The Beggar Maid.”
MUNRO
But Flo wasn’t a real person. She was someone very like people I’ve known, but she was one of these composite characters that writers talk about. I think Flo was a force because I wrote that story when I had just come back to live here after being away for twenty-three years. The whole culture here hit me with a tremendous bang. I felt that the world I had been using, the world of my childhood, was a glazed-over world of memory once I came back and confronted the real thing. Flo was an embodiment of the real thing, so much harsher than I had remembered.
INTERVIEWER
You obviously travel a great deal, but your work seems fundamentally informed by a rural sensibility. Do you find that stories you hear around here are more resonant for you, or did you use just as much material from your life when you lived in cities?
MUNRO
When you live in a small town you hear more things, about all sorts of people. In a city you mainly hear stories about your own sort of people. If you’re a woman there’s always a lot from your friends. I got “Differently” from my life in Victoria, and a lot of “White Dump.” I got the story “Fits” from a real and terrible incident that happened here—the murder-suicide of a couple in their sixties. In a city, I would only have read about it in the paper; I wouldn’t have picked up all the threads.
INTERVIEWER
Is it easier for you to invent things or to do composites?
MUNRO
I’m doing less personal writing now than I used to for a very simple obvious reason. You use up your childhood, unless you’re able, like William Maxwell, to keep going back and finding wonderful new levels in it. The deep, personal material of the latter half of your life is your children. You can write about your parents when they’re gone, but your children are still going to be here, and you’re going to want them to come and visit you in the nursing home. Maybe it’s advisable to move on to writing those stories that are more observation.
INTERVIEWER
Unlike your family stories, a number of your stories could be called historical. Do you ever go looking for this kind of material, or do you just wait for it to turn up?
MUNRO
I never have a problem with finding material. I wait for it to turn up, and it always turns up. It’s dealing with the material I’m inundated with that poses the problem. For the historical pieces I have had to search out a lot of facts. I knew for years that I wanted to write a story about one of the Victorian lady writers, one of the authoresses of this area. Only I couldn’t find quite the verse I wanted; all of it was so bad that it was ludicrous. I wanted to have it a little better than that. So I wrote it. When I was writing that story I looked in a lot of old newspapers, the kind of stuff my husband has around—he does historical research about Huron County, our part of Ontario. He’s a retired geographer. I got very strong images of the town, which I call Walley. I got very strong images from newspaper clippings. Then, when I needed specific stuff, I’d sometimes get the man at the library to do it for me. To find out things about old ca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r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1850s. He’s wonderful. He loves doing it.
INTERVIEWER
What about those aunts, the wonderful aunts who appear.
MUNRO
My great aunt and my grandmother were very important in our lives. After all, my family lived on this collapsing enterprise of a fox and mink farm, just beyond the most disreputable part of town, and they lived in real town, in a nice house, and they kept up civilization. So there was always tension between their house and ours, but it was very important that I had that. I loved it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Then, when I was an adolescent, I felt rather burdened by it. My mother was not in the role of the lead female in my life by that time, though she was an enormously important person; she wasn’t there as the person who set the standards anymore. So these older women moved into that role, and though they didn’t set any standards that I was at all interested in, there was a constant tension there that was important to me.
INTERVIEWER
Then you didn’t actually move into town as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do in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MUNRO
We did for one winter. My mother decided she wanted to rent a house in town for one winter, and she did. And she gave the ladies’ luncheon party, she tried to break into society, which was totally impenetrable to her. She couldn’t do it. There was just no understanding there. I do remember coming back to the farmhouse that had been occupied by men, my father and my brother, and you couldn’t see the pattern on the linoleum anymore. It seemed as if mud had flowed into the house.
INTERVIEWER
Is there a story you like that others don’t? Are there any stories your husband doesn’t like for instance?
MUNRO
I liked “The Moon in the Orange Street Skating Rink” a lot, but Gerry didn’t like that story. It was from anecdotes he’d told me about his childhood, so I think he expected them to come out quite differently. Because I thought he would like it; I didn’t have qualms. And then he said, Well, not one of your best. That’s the only time we ever had trouble about anything I wrote. Since then he’s been really careful about not reading something until I’m away, and then if he likes it he will mention it, but maybe he won’t mention it at all. I think that’s the way you have to manage in a marriage.
INTERVIEWER
Gerry’s from here, less than twenty miles from where you grew up. Are his anecdotes and his memories more useful to you than those of Jim, your first husband?
MUNRO
No, Jim was from near Toronto. But he was from a very different background. He lived in a sort of upper-middle-class commuter town where most of the men worked in Toronto and were professional. Cheever wrote about towns like that around New York. I’d never known people of this class before, so the way they thought about things was interesting as hell, but it wasn’t anecdotal. I guess I was too hostile for a long time to appreciate it; I was more left-wing then. Whereas the things that Gerry tells me are further extensions of all the stuff I remember from growing up—though there’s an entire difference between a boy’s life in town and a girl’s life on the farm. The greatest part of Gerry’s life was probably between the ages of seven and fourteen, when the boys roamed the town in gangs. They weren’t delinquents or anything, but they did more or less as they pleased, like a subculture within the town. Girls were not part of that, I don’t think ever. We were always in little knots of girlfriends, we just didn’t have the freedom. So it was interesting to learn all this.
INTERVIEWER
How long did you live outside of this region?
MUNRO
I got married the end of 1951, went to live in Vancouver, and stayed there until 1963, and then we moved to Victoria where we started our bookstore, Munro’s. And I came back, I think it would be, in the summer of 1973. So I had only been ten years in Victoria. I was married for twenty years.
INTERVIEWER
Did you move back east because you met Gerry, or for work?
MUNRO
For work. And also because I had been living with my first husband in Victoria for ten years. The marriage was unraveling for a year or two. It’s a small city. You have a circle of friends who all know each other,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if a marriage is breaking up, it’s very hard to stay in the same environment. I thought it would be better for us, and he couldn’t leave because he had the bookstore. I got an offer of a job teaching creative writing at York University outside of Toronto. But I didn’t last at that job at all. I hated it, and even though I had no money, I quit.
INTERVIEWER
Because you didn’t like teaching fiction?
MUNRO
No! It was terrible. This was 1973. York was one of the more radical Canadian universities, yet my class was all male except for one girl who hardly got to speak. They were doing what was fashionable at the time, which had to do with being both incomprehensible and trite; they seemed intolerant of anything else. It was good for me to learn to shout back and express some ideas about writing that I hadn’t sharpened up before, but I didn’t know how to reach them, how not to be an adversary. Maybe I’d know now. But it didn’t seem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writing—more like good training for going into television or something, getting really comfortable with clichés. I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change that, but I couldn’t. I had one student who wasn’t in the class, who brought me a story. I remember tears came into my eyes because it was so good, because I hadn’t seen a good piece of student writing in so long. She asked, How can I get into your class? And I said, Don’t! Don’t come near my class, just keep bringing me your work. And she has become a writer. The only one who did.
INTERVIEWER
Has there been a proliferation of creative-writing schools in Canada as in the United States?
MUNRO
Maybe not quite as much. We don’t have anything up here like Iowa. But careers are made by teaching in writing departments. For a while I felt sorry for these people because they weren’t getting published.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making three times as much money as I would ever see didn’t quite get through to me.
INTERVIEWER
It seems the vast majority of your stories are based in Ontario. Would you choose to live here now, or was it circumstance?
MUNRO
Now that I’ve been here I would choose to. It was Gerry’s mother’s house, and he was living there to take care of her. And my father and my stepmother lived in the region too; we felt that there was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when we would be at the service of these old people, and then we would move on. Then, of course, for various reasons, that didn’t happen; they’ve been gone a long time, and we’re still here. One of the reasons to stay now is that the landscape is so important to both of us. It’s a great thing that we have in common. And thanks to Gerry, I appreciate it in such a different way. I couldn’t possess any other landscape or country or lake or town in this way. And I realize that now, so I’ll never leave.
INTERVIEWER
How did you meet Gerry?
MUNRO
I had known Gerry when we were in university together. He was a senior, and I was a freshman. He was a returned World War II veteran, which meant that there were seven years between us. I had a terrific crush on him when I was eighteen, but he did not notice me at all. He was noticing other people. It was a small university so you sort of knew everybody and who they were. And he was one of that small group of people who seemed—I think we called them bohemian, when they still said bohemian; they wrote poetry for the literary magazine, and they were dangerous, got drunk and so on. I thought he was connected with the magazine, and when I wrote my first story, part of my plan was that I would take this manuscript to him. Then we would fall into conversation, and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me, and everything would go on from there. I took the story to him, and he said, John Cairns is the editor, he’s down the hall. That was our only exchange.
INTERVIEWER
That was your only exchange all through your years in college?
MUNRO
Yes. But then, after I had published the story, he had left university. I was working as a waitress between my first and second years, I got a letter from Gerry. It was really a wonderful letter all about the story. It was my first fan letter. But it wasn’t about me at all, and it didn’t mention my beauty, or that it would be nice for us to get together or any of that. It was simply a literary appreciation. So that I appreciated it less than I might have if it had been from anybody else because I was hoping that it would be more. But it was a nice letter. Then, after I moved back to London and had the job at Western, he somehow heard me on the radio. I did an interview. I must have said where I was living and given the impression that I was not married anymore, because he then came to see me.
INTERVIEWER
And this was twenty-some odd years later?
MUNRO
Easily. More than twenty years later, and we hadn’t seen each other in the meantime. He didn’t look at all as I’d expected. He just called me up and said, This is Gerry Fremlin. I’m in Clint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have lunch together sometime. I knew his home was in Clinton and I thought he had probably come home to see his parents. I think by this time I knew that he was working in Ottawa, I’d heard that from somebody. And I thought the wife and children were back in Ottawa, and he’s home to visit his parents and he thought he’d like to have lunch with an old acquaintance. So this is what I expected until he turned up and I learned that he was living in Clinton and there was no wife and no children. We went to the faculty club and had three martinis each, at lunch. I think we were nervous. But we rapidly became very well acquainted. I think we were talking about living together by the end of the afternoon. It was very quick. I guess I finished out that term teaching at Western and then came up to Clinton, and we started living together there in the home where he had moved back to look after his mother.
INTERVIEWER
You hadn’t made the decision to come back here for writing.
MUNRO
I never made a decision with any thought of my writing. And yet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abandon it. I guess because I didn’t understand that you could have conditions for writing that would be any better than any other conditions. The only things that ever stopped me writing were the jobs—when I was defined publicly as a writer and given an office to work in.
INTERVIEWER
That seems reminiscent of your early story “The Office”: the woman who rents an office in order to write and is so distracted by her landlord she eventually has to move out.
MUNRO
That was written because of a real experience. I did get an office, and I wasn’t able to write anything there at all—except that story. The landlord did bug me all the time, but even when he stopped I couldn’t work. This has happened anytime I’ve had a setup for writing, an office. When I worked as writer-in-resid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in Australia, I had an office there,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 really posh, nice office. Nobody had heard of me, so nobody came to see me. Nobody was trying to be a writer there anyway. It was like Florida; they went around in bikinis all the time. So I had all this time, and I was in this office, and I would just sit there thinking. I couldn’t reach anything; I meant to, but it was paralyzing.
INTERVIEWER
Was Vancouver less useful for material?
MUNRO
I lived in the suburbs, first in North Vancouver, then in West Vancouver. In North Vancouver, the men all went away in the morning and came back at night, all day it was housewives and children. There was a lot of informal togetherness, and it was hard to be alone. There was a lot of competitive talk about vacuuming and washing the woolies, and I got quite frantic. When I had only one child, I’d put her in the stroller and walk for miles to avoid the coffee parties. This was much more narrow and crushing than the culture I grew up in. So many things were forbidden—like taking anything seriously. Life was very tightly managed as a series of permitted recreations, permitted opinions, and permitted ways of being a woman. The only outlet, I thought, was flirting with other people’s husbands at parties; that was really the only time anything came up that you could feel was real, because the only contact you could have with men, that had any reality to it, seemed to me to be sexual. Otherwise, men usually didn’t talk to you, or if they did they talked very much from high to low. I’d meet a university professor or someone, and if I knew something about what he knew, that would not be considered acceptable conversation. The men didn’t like you to talk, and the women didn’t like it either. So the world you had was female talk about the best kind of diet, or the best care of woolies. I was with the wives of the climbing men. I hated it so much I’ve never been able to write about it. Then in West Vancouver, it was more of a mixed suburb, not all young couples, and I made great friends there. We talked about books and scandal and laughed at everything like high-school girls. That’s something I’d like to write about and haven’t, that subversive society of young women, all keeping each other alive. But going to Victoria and opening a bookstore was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It was great because all the crazy people in town came into the bookstore and talked to us.
INTERVIEWER
How did you get the idea to start the bookstore?
MUNRO
Jim wanted to leave Eatons, the big department store in town. We were talking about how he wanted to go into business of some kind, and I said. “Look, if we had a bookstore I could help.” Everybody thought that we would go broke, and, of course, we almost did. We were very poor, but at that time my two older girls were both in school, so I could work all the time in the store, and I did. That was the happiest period in my first marriage.
INTERVIEWER
Did you always have the sense that the marriage wouldn’t last?
MUNRO
I was like a Victorian daughter—the pressure to marry was so great, one felt it was something to get out of the way: Well, I’ll get that done, and they can’t bug me about it, and then I’ll be a real person and my life will begin. I think I married to be able to write, to settle down and give my attention back to the important thing. Sometimes now when I look back at those early years I think, This was a hard-hearted young woman. I’m a far more conventional woman now than I was then.
INTERVIEWER
Doesn’t any young artist, on some level, have to be hard-hearted?
MUNRO
It’s worse if you’re a woman. I want to keep ringing up my children and saying, Are you sure you’re all right? I didn’t mean to be such a . . . Which of course would make them furious because it implies that they’re some kind of damaged goods. Some part of me was absent for those children, and children detect things like that. Not that I neglected them, but I wasn’t wholly absorbed. When my oldest daughter was about two, she’d come to where I was sitting at the typewriter, and I would bat her away with one hand and type with the other. I’ve told her that. This was bad because it made her the adversary to what was most important to me. I feel I’ve done everything backwards: this totally driven writer at the time when the kids were little and desperately needed me. And now, when they don’t need me at all, I love them so much. I moon around the house and think, There used to be a lot more family dinners.
INTERVIEWER
You won the Governor-General’s Award for your first book, which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 the Pulitzer Prize in our country. It happens only very rarely in the States that a first book wins such a big prize. When it does, the writer’s career often seems to suffer afterward.
MUNRO
Well, I wasn’t young, for one thing. But it was difficult. I had about a year when I couldn’t write anything because I was so busy thinking I had to get to work on a novel. I didn’t have the burden of having produced a huge best-seller that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as Amy Tan did with her first book, for instance. The book sold very badly, and nobody—even though it had won the Governor-General’s Award—nobody had heard of it. You would go into bookstores and ask for it, and they didn’t have it.
INTERVIEWER
Do reviews matter much to you? Do you feel you’ve ever learned from them? Have you ever been hurt by them?
MUNRO
Yes and no, because really you can’t learn much from reviews, you can nevertheless be very hurt. There’s a feeling of public humiliation about a bad review. Even though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you, you would rather be clapped than booed off stage.
INTERVIEWER
Were you a big reader growing up? What work if any had an influence?
MUNRO
Reading was my life really until I was thirty. I was living in books. The writers of the American South were the first writers who really moved me because they showed me that you could write about small towns, rural people, and that kind of life I knew very well. But the thing about the Southern writers that interested me, without my being really aware of it, was that all the Southern writers whom I really loved were women. I didn’t really like Faulkner that much. I loved Eudora Welty, Flannery O’Connor, Katherine Ann Porter, Carson McCullers. There was a feeling that women could write about the freakish, the marginal.
INTERVIEWER
Which you’ve always done as well.
MUNRO
Yes. I came to feel that was our territory, whereas the mainstream big novel about real life was men’s territory. I don’t know how I got that feeling of being on the margins, it wasn’t that I was pushed there. Maybe it was because I grew up on a margin. I knew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the great writers I felt shut out from, but I didn’t know quite what it was. I was terribly disturbed when I first read D. H. Lawrence. I was often disturbed by writers’ views of female sexuality.
INTERVIEWER
Can you put your finger on what it was that disturbed you?
MUNRO
It was: how I can be a writer when I’m the object of other writers?
INTERVIEWER
What is your reaction to magic realism?
MUNRO
I did love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I loved it, but it can’t be imitated. It looks easy but it’s not. It’s wonderful when the ants carry off the baby, when the virgin rises into the sky, when the patriarch dies, and it rains flowers. But just as hard to pull off and just as wonderful is William Maxwell’s So Long, See You Tomorrow, where the dog is the character. He’s dealing with a subject that potentially is so banal and makes it brilliant.
INTERVIEWER
Some of your newer stories seem to mark a change in direction.
MUNRO
About five years ago, when I was still working on the stories that were in Friend of My Youth, I wanted to do a story with alternate realities. I resisted this because I worried it would end up a Twilight Zone kind of stuff. You know, really junky stuff. I was scared of it. But I wrote “Carried Away,” and I just kept fooling around with it and wrote that weird ending. Maybe it’s something to do with age. Changing your perceptions of what is possible, of what has happened—not just what can happen but what really has happened. I have all these disconnected realities in my own life, and I see them in other people’s lives. That was one of the problems—why I couldn’t write novels, I never saw things hanging together any too well.
INTERVIEWER
What about your confidence? Has that changed over the years?
MUNRO
In writing, I’ve always had a lot of confidence, mixed with a dread that this confidence is entirely misplaced. I think in a way that my confidence came just from being dumb. Because I lived so out of any mainstream, I didn’t realize that women didn’t become writers as readily as men, and that neither did people from a lower class. If you know you can write fairly well in a town where you’ve hardly met anyone else who reads, you obviously think this is a rare gift indeed.
INTERVIEWER
You’ve been a master at steering clear of the literary world. Has this been conscious or largely circumstantial?
MUNRO
It certainly was circumstantial for a long time, but then became a matter of choice. I think I’m a friendly person who is not very sociable. Mainly because of being a woman, a housewife, and a mother, I want to keep a lot of time. It translates as being scared of it. I would have lost my confidence. I would have heard too much talk I didn’t understand.
INTERVIEWER
So you were glad to be out of the mainstream?
MUNRO
This is maybe what I’m trying to say. I probably wouldn’t have survived very well otherwise. It may have been that I would lose my confidence when I was with people who understood a lot more than I did about what they were doing. And talked a lot about it. And were confident in a way that would be acknowledged to have a more solid basis than mine. But then, it’s very hard to tell about writers—who is confident?
INTERVIEWER
Was the community you grew up in pleased about your career?
MUNRO
It was known there had been stories published here and there, but my writing wasn’t fancy. It didn’t go over well in my hometown. The sex, the bad language, the incomprehensibility . . . The local newspaper printed an editorial about me: A soured introspective view of life . . . And, A warped personality projected on . . . My dad was already dead when they did that. They wouldn’t do it while Dad was alive, because everyone really liked him. He was so liked and respected that everybody muted it a bit. But after he died, it was different.
INTERVIEWER
But he liked your work?
MUNRO
But he liked my work, yes, and he was very proud of it. He read a lot, but he always felt a bit embarrassed about reading. And then he wrote a book just before he died that was published posthumously. It was a novel about pioneer families in the southwest interior, set in a period just before his life, ending when he was a child. He had real gifts as a writer.
INTERVIEWER
Can you quote us a passage?
MUNRO
In one chapter he describes what the school was like for a boy who lived a little earlier than he did: “On other walls were some faded brown maps. Interesting places like Mongolia were shown, where scattered residents rode in sheepskin coats on small ponies. The center of Africa was a blank space marked only by crocodiles with mouths agape and lions who held dark people down with huge paws. In the very center Mr. Stanley was greeting Mr. Livingston, both wearing old hats.”
INTERVIEWER
Did you recognize anything of your own life in his novel?
MUNRO
Not of my life, but I recognized a great deal of my style. The angle of vision, which didn’t surprise me because I knew we had that in common.
INTERVIEWER
Had your mother read any of your work before she died?
MUNRO
My mother would not have liked it. I don’t think so—the sex and the bad words. If she had been well, I would have had to have a big fight and break with the family in order to publish anything.
INTERVIEWER
Do you think you would have done it?
MUNRO
I think so, yes, because as I said I was more hard-hearted then. The tenderness I feel now for my mother, I didn’t feel for a long time. I don’t know how I would feel if one of my daughters wrote about me. They’re about at the age now where they should be coming out with a first novel that is all about childhood. It must be a dreadful experience to go through, becoming a character in your kid’s novel. People write carelessly wounding things in reviews like, oh, that my father was a seedy fox farmer, and things like this, reflecting on the poverty. A feminist writer interpreted “My Father,” in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as straight autobi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She made me into someone who came out of this miserable background, because I had a “feckless father.” This was an academic at a Canadian university, and I was so mad, I tried to find out how to sue her. I was furious.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I thought, It doesn’t matter for me, I’ve had all this success, but all my father had was that he was my father. He’s dead now. Is he going to be known as a feckless father because of what I did to him? Then I realized she represented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people who had grown up on a totally different economic planet. They live in a welfare state to a certain extent—Medicare. They’re not aware of the devastation something like illness could cause to a family. They’ve never gone through any kind of real financial trouble. They look at a family that’s poor and they think this is some kind of choice. Not wanting to better yourself is fecklessness, it’s stupidity or something. I grew up in a house that had no indoor toilet, and this to this generation is so appalling, truly squalid. Actually it wasn’t squalid. It was fascinating.
INTERVIEWER
We didn’t ask you questions about your writing day. How many days a week do you actually write?
MUNRO
I write every morning, seven days a week. I write starting about eight o’clock and finishup around eleven. Then I do other things the rest of the day, unless I do my final draft or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keep working on then I’ll work all day with little breaks.
INTERVIEWER
Are you rigid about that schedule, even if there’s a wedding or some other required event?
MUNRO
I am so compulsive that I have a quota of pages. If I know that I am going somewhere on a certain day, I will try to get those extra pages done ahead of time. That’s so compulsive, it’s awful. But I don’t get too far behind, it’s as if I could lose it somehow. This is something about aging. People get compulsive about things like this. I’m also compulsive now about how much I walk every day.
INTERVIEWER
How much do you walk?
MUNRO
Three miles every day, so if I know I’m going to miss a day, I have to make it up. I watched my father go through this same thing. You protect yourself by thinking if you have all these rituals and routines then nothing can get you.
INTERVIEWER
After you’ve spent five months or so completing a story, do you take time off?
MUNRO
I go pretty much right into the next one. I didn’t use to when I had the children and more responsibilities, but these days I’m a little panicked at the idea of stopping—as if, if I stopped, I could be stopped for good. I have a backlog of ideas. But it isn’t just ideas you need, and it isn’t just technique or skill. There’s a kind of excitement and faith that I can’t work without. There was a time when I never lost that, when it was just inexhaustible. Now I have a little shift sometimes when I feel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lose it, and I can’t even describe what it is. I think it’s being totally alive to what this story is. It doesn’t even have an awful lot to do with whether the story will work or not. What happens in old age can be just a draining away of interest in some way that you don’t foresee, because this happens with people who may have had a lot of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to life. It’s something about the living for the next meal. When you travel you see a lot of this in the faces of middle-aged people in restaurants, people my age—at the end of middle age and the beginning of old age. You see this, or you feel it like a snail, this sort of chuckling along looking at the sights. It’s a feeling that the capacity for responding to things is being shut off in some way. I feel now that this is a possibility. I feel it like the possibility that you might get arthritis, so you exercise so you won’t. Now I am more conscious of the possibility that everything could be lost, that you could lose what had filled your life before. Maybe keeping on,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is actually what you have to do to keep this from happening. There are parts of a story where the story fails. That’s not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 story fails but your faith in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the story doesn’t fail. That it might is the danger. This may be the beast that’s lurking in the closet in old age—the loss of the feeling that things are worth doing.
INTERVIEWER
One wonders though, because artists do seem to work to the very end.
MUNRO
I think it’s possible that you do. You may have to be a little more vigilant. It’s something I never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think of losing twenty years ago—the faith, the desire. I suppose it’s like when you don’t fall in love anymore. But you can put up with that because falling in love has not really been as necessary as something like this. I guess that’s why I keep doing it. Yes, I don’t stop for a day. It’s like my walk every day. My body loses tone now in a week if I don’t exercise. The vigilance has to be there all the time. Of course it wouldn’t matter if you did give up writing. It’s not the giving up of the writing that I fear. It’s the giving up of this excitement or whatever it is that you feel that makes you write. This is what I wonder: what do most people do once the necessity of working all the time is removed? Even the retired people who take courses and have hobbies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fill this void, and I feel such horror of being like that and having that kind of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 I’ve ever had to fill my life has been writing. So I haven’t learned how to live a life with a lot of diversity. The only other life I can imagine is a scholarly life, which I probably idealize.
INTERVIEWER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lives too, the life of a single pursuit as opposed to the serial.
MUNRO
You go and play golf and you enjoy that, and then you garden, and then you have people in to dinner. But I sometimes think what if writing stops? What if it just peters out? Well, then I would have to start learning about something. You can’t go from writing fiction to writing nonfiction, I don’t think. Writing nonfiction is so hard on its own that it would be learning a whole new thing to do, but maybe I would try to do that. I’ve made a couple of attempts to plan a book, the sort of book everybody’s writing about their family. But I haven’t got any framework for it, any center.
INTERVIEWER
What about the essay, “Working for a Living,” that appears in The Grand Street Reader? That reads like a memoir.
MUNRO
Yes. I’d like to do a book of essays and include it.
INTERVIEWER
Well, William Maxwell wrote about his family in that way in Ancestors.
MUNRO
I love that book, yes. I asked him about it. He had a lot of material to draw on. He did the thing you have to do, which is to latch the family history onto something larger that was happening at the time—in his case, the whole religious revival of the early 1800s, which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I didn’t know that America had been practically a Godless country, and that suddenly all over the country people had started falling down in fits. That was wonderful. If you get something like that, then you’ve got the book. It would take a while. I keep thinking I’m going to do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then I get the idea for one more story, and that one more story always seems so infinitely more important, even though it’s only a story, than the other work. I read that interview in The New Yorker with William Trevor, when he said something like, and then another little story comes along and that solves how life has got to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