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灭亡：血缘政治的失败
本科毕论，导师说可以修改修改继续作为硕论选题，不过还是没有按着做。
试论西周中晚期世官制度的破坏及其后果
世官制度，是西周王朝基本的官员任命制度，以其为中心所构建的体系由于对权力的有序分配而成为王朝政治秩序稳定的保证。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世官制度存在性质，其中，楚刃、王和等学者力证世官制度在西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亦已为学术界所接受。然而，上述研究只是从孤立的观察角度来探讨世官制度，尚缺乏外部和综合的眼光来认识其所构建的西周王朝政治体系，更无法说明这一体系的变化及政治影响。因此，本文考察自周穆王以后西周中晚期王畿内的政治生态后，得出如下认识：西周原有而稳定的世官体系正是在此时期遭到了破坏，由此带来的混乱从内部削弱了王朝的实力，促使王朝走向灭亡。
一、西周世官体系的概貌
所谓世官制，又名世卿世禄制，是指经过权威者的确认，服事者的官职不仅可以终生担任，而且可以经由父传子或祖传孙的途径将此官职传与后代。它与宗法制结合在一起，宗子承袭固定的职位，代表宗族服事于外。地位较低的宗族成员则世代为大宗臣属，协助处理事务。有研究认为，西周官员的属吏主要为同族兄弟充任这表明宗族内部的宗法关系也被严格的政治化了。
土地是宗族的经济基础，但它并非依附于宗族，而是依附于官职。官职如若稳定不变，世代承袭，土地亦随之世代承袭，成为世邑。《礼记.礼运》：“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朱凤瀚先生据土田诉讼由王朝要臣裁决这一事实，认为世族财产受王朝法权保护，继而论断：“其族长只要能守住世袭的官职，其家族土田民人即不会被无故剥夺。”因此，在世官制度下，土地世袭传承，其数量和位置均无从变化。
由于世官制度的基础性，世官体系自然也是西周王朝的基本政治体系。在西周金文材料中反映世官制度的就有二十条之多。目前最早的世官制记载出现于康王时的《大盂鼎》：“令汝盂型乃嗣祖南公……锡乃祖南公旗”，盂所属的南宫家族，从政历史可追溯至周文王时。世官体系使宗族能够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西周时期许多著名的宗族，如周公、召公、虢公、毛公家族等，直到春秋时期，仍然继续在担任要职。《孟子.梁惠王下》：“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朱熹《集注》：“世臣，累世勋旧之臣，与国同休戚者也。”尽管在公一位的宰辅位置上，周天子既可能采取世官制度，也可能会挑选合适的人员担任 ，然而在西周中期以前，除了这种执政要位，其余官职的官吏任选均完全采用世官制度。就现有金文材料而言，当中找不到西周早期在一般官职上进行官吏任选活动的记录。可以说金文的阙失并非偶然，西周早中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军事胜利的成就，也说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土地、宗族与官职结合为一体，继而形成中央王朝内的各宗族对于权力的有序分配和持续稳定的政治体系。
二、西周中期以来官吏任选制度的变化
西周自建国以来，世官体系保证了中央王朝长期稳定的政治格局。然而自西周中期开始，在畿内所出现的政治变化，对世官制度造成冲击。随着官职的增多，官吏任选行为已不再局限于宰辅之位，开始蔓延至一般官员。另外一方面，内朝官异军突起，被赋予了先前所不曾享有的重要政治权力。
1、官职分工的发展和官吏任选行为的扩展
西周国家的历史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开垦及其私属化倾向日渐明显，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各种日常和紧急的事务会日益增多，为了提高效率，增强王朝的免疫力，对各种事务专门化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而到了西周中期，官职的分工已较成规模而渐趋精细。据张亚初和刘雨两位先生的统计，“西周早期有五十种职官专称和十一种职官泛称。到西周中期，职官专称发展到七十九种，职官泛称增加到十三种。到西周晚期与西周早期相比，职官名增加了近一倍。”分职的特点，在于它主要发生在卿大夫及以下的各级官职上，处理事务越具体，横向的职位和纵向的层级则越会细分。例如军队的主管官员，从西周早期到晚期均为司马一职，而其下属官职数量则呈几何状发展，官职和相应层级都在增加。因此可以推测，官职分工既然越来越细，那么相应各自的职权也就越来越小。西周中期的《扬簋》所记载一人兼任五职的事实，从侧面也说明了职权的细分现象。
卿大夫及其下属官职的增多，自然需要新的人选。事实上，在西周中晚期，天子已经在一般官职上采用官吏任选的办法，将世族所承袭的祖业更换为新增加的职事。尽管在这一时期，世官制并不是完全地被官吏任选行为所取代，然而官员系统日益朝着纵横两个方向扩展，只有超越固定的等级差异才能填补新出现的空白。因此这种官吏任选行为伴随着官职分工的普遍存在，势必促使周天子利用手中增加的职位资源，引发宗族官职的升降。《史记.秦本纪》载，秦人起初担任周孝王的马政官，而到了周宣王时期，秦庄公却成为拥兵七千的西垂大夫。在金文中，西周中期的《牧簋》载，周王将原任司徒一职的牧平调为新设立的监察官员。西周中期的免诸器记载免从司林升为司徒，再从司徒转任司空的过程。西周晚期的《元年师兑簋》载，师兑继承祖职，辅助师和父，掌管左右走马和五邑走马之职，而在之后的《三年师兑簋》中，师兑的职位即提升为走马。尽管囿于金文记录的简省，还很难对金文册命中的世官和官吏任选现象进行完整地归类，然而从上述两条金文材料看，无论是册命的口气还是记录的内容，都没有反映出作为特例的恩宠或需求，相反倒更像是常态的公事。并且升官的层级从低到高，均有所涉及。因此有理由相信，官吏任选行为的采用范围，即使规模不够大，也一定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官吏任选任职的种种行为，无论是平调、升任还是左迁，都并非像世袭那样有着已定的标准可供依循，仅仅只是出于周天子己意，以君主的信任为新的标准。内朝官职的日益重要，正可以说明这一点。
2、内朝官职权力的上升
所谓内朝，指服务于王室内部的官职系统，有别于服务于王国范围的官职系统即外朝。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内朝官会不断向政务官转变，继而又被新的内朝官所代替。这种趋势由来已久，早在西周中期，内朝官已经能够干预国家政务。《逸周书.祭公解》载祭公告诫周穆王云：“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然而彼时内朝官从职权上说，仍然只是掌管王家事务 。到了西周晚期，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宰、膳夫和内史等内朝官员，均作为负责国家政务的高级官员出现，仅列在司徒之后。可见在此时期，内朝官的职权力及其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变。
在西周时期，内朝官员本来职权不大，地位也不高，其得以改变的内因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由于时常伴主左右，懂得小心翼翼，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从而获得君主的委任，参与或执掌重要事宜。二是由于在君主身边，作为君主消息的主要渠道，对内能够影响君主意见，对外也能够宣布和透露各种明暗消息。三是随着西周王室的日益腐化，君主也越来越依赖内朝官员的作用。总之，随着君主的信任程度增加，内朝官员由浅及深逐步在影响国家的政策。
例如，内史本负责王家典籍和行政文书，负有出入王命的职使。《周礼.春官.内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诏王治……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0，与文献相应，据张亚初、刘雨的统计，在西周中期26条涉及内史的金文材料中，周天子让内史宣读册命有20条之多。然而从前述引文来看，内史又有掌国法、考政事的特殊权力，很明显是君主信任的结果。这种结果应是西周晚期所出现的，文献中屡次出现的将领尹吉甫，以及《诗经.小雅.节南山》中以尹氏与大师并举，都说明内史的职权，随着新使命的增加而显得重要 。又如《诗经.大雅.常武》：“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程伯休父为巫史世族重黎氏之后，本应负责王室祭祀、占卜之事，此时却为司马，在外征伐，所以《国语.楚语》中的观射父感慨：“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并且不仅是史官，在西周晚期，其他内朝官员的职权也不再限于王室内部，《大克鼎》记载膳夫也曾职掌“出入王命”，后来此职位成为军事官长。《师询簋》则记载作为禁卫将领的师询因为拥立新天子而获得了参与政治决策的许可。因此可以看到，内朝官员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西周晚期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局面
官吏任选行为的扩展不仅打破了稳定的世官体系，而且出现了通过官吏任选而获得晋升的新兴官员势力。内朝官职的变化又说明君主的宠信日渐成为新的官吏任选标准，由此出现了新兴的内朝势力。这些新兴的宗族与传统的世官家族相对立，在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大环境下，为了宗族的生存与发展，彼此之间展开了政治上的各种博弈。
1、大小宗族间的竞争
在西周中晚期，世官体系已经遭到破坏，层级的流动不再限于公卿之间，而是贯通了全体服事的官员。一方面，官职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为小宗族提供了更多的竞争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对官职的依赖性，官职的高低成为土地转移的有效渠道。西周中期的《永盂》载师永获得了师俗父的土地。师俗父曾出现在之前的《五祀卫鼎》和《师晨鼎》中，地位尚高，这里是金文中的最后一次出现，可知在此前后他的官职遭贬，家族也随之衰微了。作于西周晚期的《诗经.大雅.瞻卬》有云：“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郑玄笺：“此言王削黜诸侯及卿大夫无罪者”，亦可与此情形相对应。此外，李峰在研究金文中所赏赐土地的规模后，指出西周中期以后畿内的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事实。各宗族之间亦不乏有土地的争夺，如西周晚期的《鬲攸从鼎》即载有违约侵占土地的诉讼。这些都正给大世家带来迫切的危机感。因此大小宗族都在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而展开竞争，即使同族之内也不例外，如在西周中期贵为辅佐大臣的虢叔氏到了晚期逐渐式微，而虢仲、虢季氏则在此时登上政治舞台，虢仲氏的虢公长父及其子虢公鼓，虢季氏的虢宣公及其子虢文公，都曾在厉、宣、幽三世执任重权，成为了新兴世家。而更为典型的宗族竞争场景完整呈现在西周晚期的《禹鼎》和膳夫克诸器的对比当中，今叙述如下，借以说明此时竞争的种种特征。
禹鼎主人禹是井氏大宗，为周公子邢侯次子之后，食采于畿内井邑。宗族在西周中期曾一度显赫，一直被称为“井伯”，担任过司马的职务，在周天子册命礼上担任右者，可见当时井氏家族的地位很高，应为卿一级。井伯大宗在懿王之后即不见于金文，直到此次重新出现在禹鼎铭上。其时禹“允朕圣祖考，政于井邦”，继承其祖父的职事，依旧主持井氏家族，然而从禹受武公令出征鄂侯以及作器赞扬武公的功德来看，他已经成为武公的家臣，可见这中间的空白应是家族大概的衰落时期。而同期井氏小宗的地位则超越了大宗，如居于丰地的井叔家族，在懿王时就屡担任王朝册命礼上的右者，之后更是担任公位要职。井氏大宗的衰落，带来了土地的流失，相当一部分土地被转移给身为内朝官的膳夫克。克鼎铭载膳夫克拥有出入王命的重要职权，并受到高度宠信，获赏七个地方的田地。有学者指出，膳夫克所受到土田的赏赐，但赏册文书上并未说明其立有明显的功绩，宠信的意味更加浓厚。在膳夫克所受赐的土地中，就包括了井氏大宗的田地民人，连流散到量地的井人，也一并赏赐。可见，在西周中晚期，获得君主信任的新兴宗族已然对传统的世代大族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即使是曾居卿位的世家，也难免不仅地位江河日下，土地民人遭到剥夺和流散。可以想见，这种竞争与消长的影响，将在日后持续扩大。
2、宗族本位的凝聚倾向
传统的政治秩序正在被破坏，而新的平衡秩序还远未形成。为了适应竞争的环境，畿内大小宗族都在寻求着自保。由此出现了两种政治现象，其一是宗族本位开始发挥政治作用，宗族向心力凝聚日渐明显；其二则是出现了结党的现象，宰辅的权势在变化。二者都指向共同一点，即对王权的漠视和对自身的重视。
早在西周中期的土地财富观念上，即已出现了以本族集团以本位的趋向。由此开始，到西周晚期，伴随着宗族的竞争日渐激烈，这种以本族利益为优先的倾向也不再仅仅限于经济观念。面对各种混乱和危险，大小宗族更多的是想到保全自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强调认真履行自己服王政事的职责。《国语.郑语》：“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司徒尚如此，其余官员自不必多论。宗族内部凝聚力度增加。西周晚期的琱生诸器记载了召氏在宗族内部的一次土地分配，身为小宗的琱生对分配结果很满意，因而“对扬朕宗君其休”，作器铸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此器正与此对应，体现了大宗召伯虎对兄弟之情的重视。朱凤瀚先生也以为“西周晚期时的贵族家族深感旧有的社会关系已不可靠……因此在贵族阶级内出现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的、注重族人团结的风尚。”由于在宗族服事王室的体制中，对宗族本位的强调，实质就是让周天子的君统和宗统权威退居二线。这自然对王权的有效控制构成冲击，继而降低国家的行政效率。《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孔颖达疏云：“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离散去者，我不敢效我友自放逸而去也。”群臣的离散不居，不从王命，可见一斑。
3、宗族间的结党活动
然而宗族本位只是在增强宗族的内在抵御力量，如何在竞争中立于不败，还需要宗族之间的各自联合。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纵向的联合，低层官员依附于高级官员。二是横向的联合，在竞争中寻找盟友，新兴宗族与传统世家培植各自的政治势力。
尽管周天子的信任是官吏任选行为的标准，但面对庞大的官员集团，天子难以核实每一个人选，需要高级官员的举荐，由此出现了中下级宗族依附于高级宗族以期获荐的政治现象。西周晚期的《柞钟》记载柞受周天子册命，却称赞典礼上的右者仲太师的功绩。从金文中可以看出右者与受命者有着上下级的关系，如此看来，柞作为仲太师的下级，不认为自己得任是由于天子的赏识，而是上司的举荐，故此心存感激，郭沫若先生指出：“这明明是知有恩人的仲大师，而不知有王了。”可见该官员的心目中，周天子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已被自己的上司取而代之，这就使发生在官员层级之间的依附现象。随着这种依附现象的增多，必然带来党派的经营。而周天子出于巩固王权的需要，亦在利用这一点，以便在竞争和宗族本位的趋势下，能够更有效率地重新凝聚尽可能多的宗族力量。尤其在厉王之后，面临着畿内残破，王室力量下降的局面 ，更需要如此。像番生、毛公等统领卿事寮和太史寮的辅政权臣均出现在西周晚期，《毛公鼎》同时记载了周王所授予毛公的副署王命特权。似乎这种承认结党，提升宰辅权力的做法是在对王权进行限制。然而周天子在选择作为党派中心的高级宗族时，仍旧贯彻自己的意志，以信任作为惟一标准。不仅新兴的宗族因而得以跻身其中，老牌的执政世家也需要如此。《吕氏春秋.当染》：“周厉王染於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国语.周语上》：“厉王说荣夷公……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因此，为了得到周天子最大程度的信任，新兴宗族和传统世家都在寻找相似的盟友，凝聚成对立明显的政治势力。如周宣王时的《诗经.大雅.烝民》，即昭示了新任官员樊氏与内朝家族尹氏之间的联合。
周天子对结党的利用，一方面使得宰辅重臣的威望升高。西周晚期的宰辅被寄予了之前所不曾有的厚望，《诗经.小雅.节南山》：“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郑玄笺云：“言任至重”，《诗经.大雅.烝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一方面也会使官员人选出现同质化倾向，大量投机分子占据主要官位，对不同建议和宗族进行排斥。政治学理论认为，在要求专业的官员岗位上以私党划分人选，往往会导致行政质量的下降。《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郑玄笺云：“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敛之臣，言不知厌也。”又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孔颖达疏云：“使此七人朋党于朝，言王政所以乱也。”《国语.郑语》中的史伯批评幽王：“去和而取同。”韦贤注：“和，谓可否相济，同，谓同欲。”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周天子越来越依靠辅佐的同时，也为各种行政失策提供了足够的可能。厉王的专利止谤和幽王的废嫡立宠，背后都离不开执政大臣的积极影响和支持。
四、结论
在西周晚期，王室不仅要应付旱灾、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同时也要防备犬戎和淮夷等周边民族的入侵。然而此时在王畿的内部，作为政治活动和行政事务的主体，大小宗族正不断在争权夺利，排斥异己。两百年来维系的血缘纽带不断遭到削弱，过去那种团结协作的局面不见了，反而是各种各样的消极和不满正逐渐积累。王权的控制力量和行政效率均在下降，日常的生活生产秩序遭到破坏。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旧有世官体系既已受到冲击，而新的官员任免制度又没有建立。大小官员的升降完全由周天子个人意志决定，这不仅对周天子本人要求过高，而且也让各宗族政治风险增加，失去了传统的安全感。尽管周天子希望利用党派来补救这些缺陷，但反而促使官员质量降低，为政策失误制造更大的空间。李峰根据对西周晚期地理和政治局面的分析，指出当时犬戎的势力已经深入泾河流域，对于宗周有着直接的威胁。若想有效抵御威胁，周人必须能够快速反应，并集结起一支精锐部队。但是这样的要求，在当时混乱的政治环境下显然已变得十分奢侈，西周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动荡并非随着王朝的灭亡而停止。即使在二百年后的王子朝之乱中，也不难看到叛乱支持者包括了一群失去职位和宠信的官员。伴随着游士阶层的兴起，传统的世官体系进一步走向瓦解，而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确立一个全新的标准，能够稳定可靠并且较为客观地决定官员任免是解决内部混乱争端的有效方法。秦代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最终建立，则是这个需求的必然趋势。
试论西周中晚期世官制度的破坏及其后果
世官制度，是西周王朝基本的官员任命制度，以其为中心所构建的体系由于对权力的有序分配而成为王朝政治秩序稳定的保证。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世官制度存在性质，其中，楚刃、王和等学者力证世官制度在西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亦已为学术界所接受。然而，上述研究只是从孤立的观察角度来探讨世官制度，尚缺乏外部和综合的眼光来认识其所构建的西周王朝政治体系，更无法说明这一体系的变化及政治影响。因此，本文考察自周穆王以后西周中晚期王畿内的政治生态后，得出如下认识：西周原有而稳定的世官体系正是在此时期遭到了破坏，由此带来的混乱从内部削弱了王朝的实力，促使王朝走向灭亡。
一、西周世官体系的概貌
所谓世官制，又名世卿世禄制，是指经过权威者的确认，服事者的官职不仅可以终生担任，而且可以经由父传子或祖传孙的途径将此官职传与后代。它与宗法制结合在一起，宗子承袭固定的职位，代表宗族服事于外。地位较低的宗族成员则世代为大宗臣属，协助处理事务。有研究认为，西周官员的属吏主要为同族兄弟充任这表明宗族内部的宗法关系也被严格的政治化了。
土地是宗族的经济基础，但它并非依附于宗族，而是依附于官职。官职如若稳定不变，世代承袭，土地亦随之世代承袭，成为世邑。《礼记.礼运》：“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朱凤瀚先生据土田诉讼由王朝要臣裁决这一事实，认为世族财产受王朝法权保护，继而论断：“其族长只要能守住世袭的官职，其家族土田民人即不会被无故剥夺。”因此，在世官制度下，土地世袭传承，其数量和位置均无从变化。
由于世官制度的基础性，世官体系自然也是西周王朝的基本政治体系。在西周金文材料中反映世官制度的就有二十条之多。目前最早的世官制记载出现于康王时的《大盂鼎》：“令汝盂型乃嗣祖南公……锡乃祖南公旗”，盂所属的南宫家族，从政历史可追溯至周文王时。世官体系使宗族能够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西周时期许多著名的宗族，如周公、召公、虢公、毛公家族等，直到春秋时期，仍然继续在担任要职。《孟子.梁惠王下》：“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朱熹《集注》：“世臣，累世勋旧之臣，与国同休戚者也。”尽管在公一位的宰辅位置上，周天子既可能采取世官制度，也可能会挑选合适的人员担任 ，然而在西周中期以前，除了这种执政要位，其余官职的官吏任选均完全采用世官制度。就现有金文材料而言，当中找不到西周早期在一般官职上进行官吏任选活动的记录。可以说金文的阙失并非偶然，西周早中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军事胜利的成就，也说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土地、宗族与官职结合为一体，继而形成中央王朝内的各宗族对于权力的有序分配和持续稳定的政治体系。
二、西周中期以来官吏任选制度的变化
西周自建国以来，世官体系保证了中央王朝长期稳定的政治格局。然而自西周中期开始，在畿内所出现的政治变化，对世官制度造成冲击。随着官职的增多，官吏任选行为已不再局限于宰辅之位，开始蔓延至一般官员。另外一方面，内朝官异军突起，被赋予了先前所不曾享有的重要政治权力。
1、官职分工的发展和官吏任选行为的扩展
西周国家的历史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开垦及其私属化倾向日渐明显，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各种日常和紧急的事务会日益增多，为了提高效率，增强王朝的免疫力，对各种事务专门化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而到了西周中期，官职的分工已较成规模而渐趋精细。据张亚初和刘雨两位先生的统计，“西周早期有五十种职官专称和十一种职官泛称。到西周中期，职官专称发展到七十九种，职官泛称增加到十三种。到西周晚期与西周早期相比，职官名增加了近一倍。”分职的特点，在于它主要发生在卿大夫及以下的各级官职上，处理事务越具体，横向的职位和纵向的层级则越会细分。例如军队的主管官员，从西周早期到晚期均为司马一职，而其下属官职数量则呈几何状发展，官职和相应层级都在增加。因此可以推测，官职分工既然越来越细，那么相应各自的职权也就越来越小。西周中期的《扬簋》所记载一人兼任五职的事实，从侧面也说明了职权的细分现象。
卿大夫及其下属官职的增多，自然需要新的人选。事实上，在西周中晚期，天子已经在一般官职上采用官吏任选的办法，将世族所承袭的祖业更换为新增加的职事。尽管在这一时期，世官制并不是完全地被官吏任选行为所取代，然而官员系统日益朝着纵横两个方向扩展，只有超越固定的等级差异才能填补新出现的空白。因此这种官吏任选行为伴随着官职分工的普遍存在，势必促使周天子利用手中增加的职位资源，引发宗族官职的升降。《史记.秦本纪》载，秦人起初担任周孝王的马政官，而到了周宣王时期，秦庄公却成为拥兵七千的西垂大夫。在金文中，西周中期的《牧簋》载，周王将原任司徒一职的牧平调为新设立的监察官员。西周中期的免诸器记载免从司林升为司徒，再从司徒转任司空的过程。西周晚期的《元年师兑簋》载，师兑继承祖职，辅助师和父，掌管左右走马和五邑走马之职，而在之后的《三年师兑簋》中，师兑的职位即提升为走马。尽管囿于金文记录的简省，还很难对金文册命中的世官和官吏任选现象进行完整地归类，然而从上述两条金文材料看，无论是册命的口气还是记录的内容，都没有反映出作为特例的恩宠或需求，相反倒更像是常态的公事。并且升官的层级从低到高，均有所涉及。因此有理由相信，官吏任选行为的采用范围，即使规模不够大，也一定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官吏任选任职的种种行为，无论是平调、升任还是左迁，都并非像世袭那样有着已定的标准可供依循，仅仅只是出于周天子己意，以君主的信任为新的标准。内朝官职的日益重要，正可以说明这一点。
2、内朝官职权力的上升
所谓内朝，指服务于王室内部的官职系统，有别于服务于王国范围的官职系统即外朝。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内朝官会不断向政务官转变，继而又被新的内朝官所代替。这种趋势由来已久，早在西周中期，内朝官已经能够干预国家政务。《逸周书.祭公解》载祭公告诫周穆王云：“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然而彼时内朝官从职权上说，仍然只是掌管王家事务 。到了西周晚期，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宰、膳夫和内史等内朝官员，均作为负责国家政务的高级官员出现，仅列在司徒之后。可见在此时期，内朝官的职权力及其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变。
在西周时期，内朝官员本来职权不大，地位也不高，其得以改变的内因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由于时常伴主左右，懂得小心翼翼，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从而获得君主的委任，参与或执掌重要事宜。二是由于在君主身边，作为君主消息的主要渠道，对内能够影响君主意见，对外也能够宣布和透露各种明暗消息。三是随着西周王室的日益腐化，君主也越来越依赖内朝官员的作用。总之，随着君主的信任程度增加，内朝官员由浅及深逐步在影响国家的政策。
例如，内史本负责王家典籍和行政文书，负有出入王命的职使。《周礼.春官.内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诏王治……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0，与文献相应，据张亚初、刘雨的统计，在西周中期26条涉及内史的金文材料中，周天子让内史宣读册命有20条之多。然而从前述引文来看，内史又有掌国法、考政事的特殊权力，很明显是君主信任的结果。这种结果应是西周晚期所出现的，文献中屡次出现的将领尹吉甫，以及《诗经.小雅.节南山》中以尹氏与大师并举，都说明内史的职权，随着新使命的增加而显得重要 。又如《诗经.大雅.常武》：“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程伯休父为巫史世族重黎氏之后，本应负责王室祭祀、占卜之事，此时却为司马，在外征伐，所以《国语.楚语》中的观射父感慨：“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并且不仅是史官，在西周晚期，其他内朝官员的职权也不再限于王室内部，《大克鼎》记载膳夫也曾职掌“出入王命”，后来此职位成为军事官长。《师询簋》则记载作为禁卫将领的师询因为拥立新天子而获得了参与政治决策的许可。因此可以看到，内朝官员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西周晚期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局面
官吏任选行为的扩展不仅打破了稳定的世官体系，而且出现了通过官吏任选而获得晋升的新兴官员势力。内朝官职的变化又说明君主的宠信日渐成为新的官吏任选标准，由此出现了新兴的内朝势力。这些新兴的宗族与传统的世官家族相对立，在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大环境下，为了宗族的生存与发展，彼此之间展开了政治上的各种博弈。
1、大小宗族间的竞争
在西周中晚期，世官体系已经遭到破坏，层级的流动不再限于公卿之间，而是贯通了全体服事的官员。一方面，官职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为小宗族提供了更多的竞争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对官职的依赖性，官职的高低成为土地转移的有效渠道。西周中期的《永盂》载师永获得了师俗父的土地。师俗父曾出现在之前的《五祀卫鼎》和《师晨鼎》中，地位尚高，这里是金文中的最后一次出现，可知在此前后他的官职遭贬，家族也随之衰微了。作于西周晚期的《诗经.大雅.瞻卬》有云：“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郑玄笺：“此言王削黜诸侯及卿大夫无罪者”，亦可与此情形相对应。此外，李峰在研究金文中所赏赐土地的规模后，指出西周中期以后畿内的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事实。各宗族之间亦不乏有土地的争夺，如西周晚期的《鬲攸从鼎》即载有违约侵占土地的诉讼。这些都正给大世家带来迫切的危机感。因此大小宗族都在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而展开竞争，即使同族之内也不例外，如在西周中期贵为辅佐大臣的虢叔氏到了晚期逐渐式微，而虢仲、虢季氏则在此时登上政治舞台，虢仲氏的虢公长父及其子虢公鼓，虢季氏的虢宣公及其子虢文公，都曾在厉、宣、幽三世执任重权，成为了新兴世家。而更为典型的宗族竞争场景完整呈现在西周晚期的《禹鼎》和膳夫克诸器的对比当中，今叙述如下，借以说明此时竞争的种种特征。
禹鼎主人禹是井氏大宗，为周公子邢侯次子之后，食采于畿内井邑。宗族在西周中期曾一度显赫，一直被称为“井伯”，担任过司马的职务，在周天子册命礼上担任右者，可见当时井氏家族的地位很高，应为卿一级。井伯大宗在懿王之后即不见于金文，直到此次重新出现在禹鼎铭上。其时禹“允朕圣祖考，政于井邦”，继承其祖父的职事，依旧主持井氏家族，然而从禹受武公令出征鄂侯以及作器赞扬武公的功德来看，他已经成为武公的家臣，可见这中间的空白应是家族大概的衰落时期。而同期井氏小宗的地位则超越了大宗，如居于丰地的井叔家族，在懿王时就屡担任王朝册命礼上的右者，之后更是担任公位要职。井氏大宗的衰落，带来了土地的流失，相当一部分土地被转移给身为内朝官的膳夫克。克鼎铭载膳夫克拥有出入王命的重要职权，并受到高度宠信，获赏七个地方的田地。有学者指出，膳夫克所受到土田的赏赐，但赏册文书上并未说明其立有明显的功绩，宠信的意味更加浓厚。在膳夫克所受赐的土地中，就包括了井氏大宗的田地民人，连流散到量地的井人，也一并赏赐。可见，在西周中晚期，获得君主信任的新兴宗族已然对传统的世代大族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即使是曾居卿位的世家，也难免不仅地位江河日下，土地民人遭到剥夺和流散。可以想见，这种竞争与消长的影响，将在日后持续扩大。
2、宗族本位的凝聚倾向
传统的政治秩序正在被破坏，而新的平衡秩序还远未形成。为了适应竞争的环境，畿内大小宗族都在寻求着自保。由此出现了两种政治现象，其一是宗族本位开始发挥政治作用，宗族向心力凝聚日渐明显；其二则是出现了结党的现象，宰辅的权势在变化。二者都指向共同一点，即对王权的漠视和对自身的重视。
早在西周中期的土地财富观念上，即已出现了以本族集团以本位的趋向。由此开始，到西周晚期，伴随着宗族的竞争日渐激烈，这种以本族利益为优先的倾向也不再仅仅限于经济观念。面对各种混乱和危险，大小宗族更多的是想到保全自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强调认真履行自己服王政事的职责。《国语.郑语》：“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司徒尚如此，其余官员自不必多论。宗族内部凝聚力度增加。西周晚期的琱生诸器记载了召氏在宗族内部的一次土地分配，身为小宗的琱生对分配结果很满意，因而“对扬朕宗君其休”，作器铸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此器正与此对应，体现了大宗召伯虎对兄弟之情的重视。朱凤瀚先生也以为“西周晚期时的贵族家族深感旧有的社会关系已不可靠……因此在贵族阶级内出现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的、注重族人团结的风尚。”由于在宗族服事王室的体制中，对宗族本位的强调，实质就是让周天子的君统和宗统权威退居二线。这自然对王权的有效控制构成冲击，继而降低国家的行政效率。《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孔颖达疏云：“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离散去者，我不敢效我友自放逸而去也。”群臣的离散不居，不从王命，可见一斑。
3、宗族间的结党活动
然而宗族本位只是在增强宗族的内在抵御力量，如何在竞争中立于不败，还需要宗族之间的各自联合。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纵向的联合，低层官员依附于高级官员。二是横向的联合，在竞争中寻找盟友，新兴宗族与传统世家培植各自的政治势力。
尽管周天子的信任是官吏任选行为的标准，但面对庞大的官员集团，天子难以核实每一个人选，需要高级官员的举荐，由此出现了中下级宗族依附于高级宗族以期获荐的政治现象。西周晚期的《柞钟》记载柞受周天子册命，却称赞典礼上的右者仲太师的功绩。从金文中可以看出右者与受命者有着上下级的关系，如此看来，柞作为仲太师的下级，不认为自己得任是由于天子的赏识，而是上司的举荐，故此心存感激，郭沫若先生指出：“这明明是知有恩人的仲大师，而不知有王了。”可见该官员的心目中，周天子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已被自己的上司取而代之，这就使发生在官员层级之间的依附现象。随着这种依附现象的增多，必然带来党派的经营。而周天子出于巩固王权的需要，亦在利用这一点，以便在竞争和宗族本位的趋势下，能够更有效率地重新凝聚尽可能多的宗族力量。尤其在厉王之后，面临着畿内残破，王室力量下降的局面 ，更需要如此。像番生、毛公等统领卿事寮和太史寮的辅政权臣均出现在西周晚期，《毛公鼎》同时记载了周王所授予毛公的副署王命特权。似乎这种承认结党，提升宰辅权力的做法是在对王权进行限制。然而周天子在选择作为党派中心的高级宗族时，仍旧贯彻自己的意志，以信任作为惟一标准。不仅新兴的宗族因而得以跻身其中，老牌的执政世家也需要如此。《吕氏春秋.当染》：“周厉王染於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国语.周语上》：“厉王说荣夷公……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因此，为了得到周天子最大程度的信任，新兴宗族和传统世家都在寻找相似的盟友，凝聚成对立明显的政治势力。如周宣王时的《诗经.大雅.烝民》，即昭示了新任官员樊氏与内朝家族尹氏之间的联合。
周天子对结党的利用，一方面使得宰辅重臣的威望升高。西周晚期的宰辅被寄予了之前所不曾有的厚望，《诗经.小雅.节南山》：“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郑玄笺云：“言任至重”，《诗经.大雅.烝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一方面也会使官员人选出现同质化倾向，大量投机分子占据主要官位，对不同建议和宗族进行排斥。政治学理论认为，在要求专业的官员岗位上以私党划分人选，往往会导致行政质量的下降。《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郑玄笺云：“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敛之臣，言不知厌也。”又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孔颖达疏云：“使此七人朋党于朝，言王政所以乱也。”《国语.郑语》中的史伯批评幽王：“去和而取同。”韦贤注：“和，谓可否相济，同，谓同欲。”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周天子越来越依靠辅佐的同时，也为各种行政失策提供了足够的可能。厉王的专利止谤和幽王的废嫡立宠，背后都离不开执政大臣的积极影响和支持。
四、结论
在西周晚期，王室不仅要应付旱灾、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同时也要防备犬戎和淮夷等周边民族的入侵。然而此时在王畿的内部，作为政治活动和行政事务的主体，大小宗族正不断在争权夺利，排斥异己。两百年来维系的血缘纽带不断遭到削弱，过去那种团结协作的局面不见了，反而是各种各样的消极和不满正逐渐积累。王权的控制力量和行政效率均在下降，日常的生活生产秩序遭到破坏。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旧有世官体系既已受到冲击，而新的官员任免制度又没有建立。大小官员的升降完全由周天子个人意志决定，这不仅对周天子本人要求过高，而且也让各宗族政治风险增加，失去了传统的安全感。尽管周天子希望利用党派来补救这些缺陷，但反而促使官员质量降低，为政策失误制造更大的空间。李峰根据对西周晚期地理和政治局面的分析，指出当时犬戎的势力已经深入泾河流域，对于宗周有着直接的威胁。若想有效抵御威胁，周人必须能够快速反应，并集结起一支精锐部队。但是这样的要求，在当时混乱的政治环境下显然已变得十分奢侈，西周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动荡并非随着王朝的灭亡而停止。即使在二百年后的王子朝之乱中，也不难看到叛乱支持者包括了一群失去职位和宠信的官员。伴随着游士阶层的兴起，传统的世官体系进一步走向瓦解，而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确立一个全新的标准，能够稳定可靠并且较为客观地决定官员任免是解决内部混乱争端的有效方法。秦代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最终建立，则是这个需求的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