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世界研究 赵汀阳 民主如何正当
民主如何正当 （一）2008年11月17日 星期一 22:42赵汀阳
自由是现代政治理所当然的第一步。自由的目的是解放个人，使个人免于政府的强制干涉和迫害，这一成就具体落实为界定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民主则是现代政治得陇望蜀的第二步。人们不仅希望能够免于强制，进而还希望能够当家作主，人民不仅想要权利，而且还想要主权，不仅拒绝当奴隶，而且想成为统治者，这事想大了。虽然现代人喜欢把自由和民主一起颂扬，其实两者的境界相差甚远。尽管自由尚未完善，但即使是不完善的自由，也比民主更具政治正当性。事实上，单就民主本身而言，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假如人多等于道义所在，那么有理就等于声高。自由意在保护个人，民主则试图支配他人。凡是试图支配他人命运的事情，其政治正当性就总有严重疑问。就像专制是对他人的支配，民主也是对他人的支配，以人多去支配他人，正如以强力去支配他人一样无理。从德性上说，以多为胜甚至不如恃强凌弱体面，多不算本事。柏拉图以来许多最重要的思想家都质疑民主，他们有可能什么地方想错了，但决非无理，他们对民主的怀疑至少比今天世上流行的对民主的盲目和过度颂扬更为深刻。不过，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尽管民主漏洞百出，从来无法自圆其说，尤其非常容易威胁到公正、自由、和谐、秩序、卓越美德等等这些对于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可是在现代社会里，民主却作为时代最强音而胜出，比以上各种最重要的价值都更为耀眼，这是个问题。
民主往往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核心价值，这是错的。民主不是一种价值，而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者一种公共选择策略，总之是一种技术性手段。一种政治好不好，要取决于这种政治是否惠及所有人，是否能够促进有利于所有人的普遍价值。这一要求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显然过高，因为民主在理论上注定有利于多数人而非所有人，而在实践上往往只不过有利于多数人的政治代表们而非多数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民主都没有价值优势。如果民主有什么优点，民主的优点也与道义无关。如果民主显得好像有些道义优势，完全是与专制对比而被衬托出来的。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早就发现，民主确比暴政（坏的专制）好一些，但这没有证明民主是好的。群众总是按照利益去思考，他们在算计自己的利益上大致不差，但让群众为国家做主则是危险的，因为思考国家利益需要更大的眼界。柏拉图相信，具有卓越美德的人才能够按照原则去思考，才能够按照政治美德（正义）去发展各种美德和好生活。从现代观点来看，专制无法在制度上克服政治偶然性，无法保证不出现暴政和奴役，圣君可遇不可求，因此，专制肯定不是好的选择（海耶克、波普尔、柏林都论证了这一点），而民主虽无美德光辉，但据说能够杜绝最坏的政治状况，因此民主被认为是“最不坏的”制度。可是，除非能够证明每一种现实可求的政治制度都非常坏，这样才能够使民主以“最不坏”制度获得相对道义优势，但要证明这一点恐怕无望。
民主的致命问题是，民主与专制一样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要证明多数人伤害少数人好过少数人伤害多数人，恐怕太难。而且，关于专制总是迫害多数人的故事其实也不太真实。在正常情况下，专制采取的也是维护多数人利益而迫害少数人的政治策略，因为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多人民的支持而巩固统治。只有不可理喻的暴君才会昏到搞成众叛亲离，或者只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专制政府才会狗急跳墙与多数人为敌。按照理性人假定和博弈规律，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明智的统治策略都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因为触犯众怒是很冒险的，而暴政是最失败的政治策略，除非失心疯了，没有人会采取如此差的策略。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政府都更可能选择损害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当然，关键问题不在于专制和民主何者伤害的人数更多，而在于伤害是否具有正当理由，而专制以权力去害人与民主以票数去害人都同样缺乏道义理由，这才是问题所在。
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偏离了对所有人同样有利的普遍价值，就不是一种好制度。何种行为是否体现了普遍价值，或者，何种价值是否是一种普遍价值，有一个或许最好的检验原则：普遍模仿原则。它意味着：（1）当一个行为策略s被普遍模仿，s就被推广为任何个体之间的对称相互关系，无人能够独自幸免于难，也无人能够独享其成，既没有人能够排斥他人同时受益，也没有人会单方面受害；于是（2）如果s由于被普遍模仿而导致玩火自焚自取其祸，导致每个人利益受损，s就显然是坏的，而如果s被普遍模仿而使每个人获得利益改进，则显然是好的。其中道理是，只要一种行为被普遍模仿，就形成波及所有人的游戏，人们只能同命运，所以这一游戏之善恶立判。显然，有许多事情经不起普遍模仿的考验（比如战争、侵犯和欺骗等），那些经得起普遍模仿考验的事情就必定体现了每个人能够共享的普遍价值，而那些通得过普遍模仿检验的普遍价值就将被视为任何一种制度必须加以参照的正当性指标。根据如此标准，可以发现公正、自由、和谐，诸如此类，确是普遍价值，因此可用为制度的评价标准。
根据以上标准，民主显然是不正当的。专制以强凌弱，民主以众暴寡，同样都违背公正。民主的逻辑是多数人的偏好高于正义或天理，这是对少数人的歧视和对真理的蔑视。专制和民主还同样都抑制了部分人的自由。关于民主优越性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流行论证认为，民主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这一阴险的论证暗中非法占用了不属于民主的证据。民主国家比较自由的真实原因与民主几乎无关，保证自由的是法治而不是民主。民主的本性是反对个人自由的，正如伯林论证的，民主此类过于“积极的”行为往往假自由之名去反对自由。对于一个成功的制度，法治比起民主重要得多，而法治的原理是公正。自由可以是民主的一个条件，但民主却不是自由的条件，两者关系不能颠倒。至于社会和谐，就更与民主无关，也超出民主所能，民主不能减少社会冲突，不能增大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专制和民主都是权力游戏，而权力游戏的逻辑直接就把人们划分为赢家和输家，这必定有损共同幸福。如何使一个社会冲突最小化并且合作最大化，这是比民主更重要也更深刻的和谐问题。总之，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都同样严重偏离公正、自由、和谐等普遍价值。现代人为了支持民主而给民主想象了太多好处，比如达尔给民主优势开列的清单 ，其中大多不太靠谱，有些甚至毫不相干。
既然民主并不高尚，民主的优势与道义无关，那么，民主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这是关键问题。民主真正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技术优势的政治策略。从目前已有的政治制度来看，任何制度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麻烦：既然总有人利益受损，那么如何对付利益受损人们的不满和反抗？一般地说，利益受损人们的政治反抗策略主要有：革命、反叛、分裂和消极抵抗。对于专制制度来说，这四种危险都存在，这是专制的技术劣势。即使专制政府能够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反叛，也仍然相当危险。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如果是合格的民主制度而非伪装的民主制度），革命和反叛的危险几乎不存在。这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各种利益集团通过选举而获得胜利或者获得部分权力的机会和策略永远存在，至少还能通过舆论和宣传去争权夺利，于是，政治竞争显然优于革命和反叛的暴力冒险。因此，民主制度能够提供相对安全的政治，尽管政治不合作的危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分裂和消极抵抗，但毕竟不是最危险的挑战。在这种技术意义上，民主优于专制。不过这一切都是在给定了法治和自由的条件下的比较，假如不存在法治条件，民主就很可能还不如专制。当法治缺席，民主非常容易变成比专制更可怕的暴民乱政。假如缺乏法治保护的个人自由，民主对个人的侵犯不见得弱于专制，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表面上看，民主和自由似乎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其实不然。民主和专制一样都是争夺统治权的权力政治，只是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但都不代表人民。与民主不同，自由并不争夺统治权，而只是试图限制统治权，以划清权力界限去限制政府的权力范围而给个人留出不可侵犯的空间。因此，自由才真正代表了人民利益，民主只是假装代表人民利益，实际上代表的是群众领袖的利益。民主与其说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方式，还不如说是解决公共选择问题的一种政治技术，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民主的技术性优势特别表现为能够以可量化评估的方式去表达政治正当性。在民主之前，民心向背没有清楚的统计依据，人们以直观方式估计的“民心所向”虽然大致不假，但不是严格证据，难免有争议，于是，政治正当性是可质疑的。正当性的质疑是严重的政治危险，它正是革命和叛乱的理由。避免质疑的最好办法就是民主，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就是让人民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政治责任和政治风险，即使是错误和愚蠢的选择，也仍然是政治正当的，人民只能自己承担责任。民主本身虽然缺乏政治正当性，但却可以使公共选择具有程序合法性，从而使政治质疑失去理由（因为政治选择是人民自选的），因此民主能够成功回避对政治正当性的深度追问。民主把政治问题肤浅化，这个学术缺点却正是民主政治的成功之处。既然民主创造了一个肤浅的政治循环解释，即人民自己决定如何统治自己，这就解构或回避了各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存在完美解，任何政治原则和制度都经受不起严酷和深刻的思想质问，人们总能够发现问题仍然没有被真正解决，这种不满可以导致胡思乱想和不信任。民主所蕴含的政治循环解释却戏剧性地中止了政治质问：谁应该是统治者？当然是人民，那么谁又是被统治者？还是人民。人民自己决定如何统治自己，这一自相关意味着人民的选择同时就是选择的合理标准，于是，人民的任何愚蠢选择都不过是咎由自取，所有政治问题都似乎无从质疑了。尽管民主没有能够证明任何一种政治正当性，甚至不能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却使政治正当性问题在循环解释中消于无形。这一点很是奇妙，民主通过取消政治正当性问题而使自身成为唯一似乎政治正当的——当然这不是真的正当，而是使正当性问题失去了讨论的基础，从而掩盖各种政治问题，比如说，一种政治是否正义？是否真正使人民获益？是否增进人们的幸福？是否促进了社会信任？是否保护和发展了美德？如此等等。
民主创造的“统治者同时也是被统治者”或者所谓“人民自主统治自己”的政治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这要取决于民主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成分，不同成分组合的人物阵容将决定民主故事的真实性在“大致为真”和“完全骗局”之间波动。如果一个社会中人民的成分差异越小（包括文化、语言、宗教、民族、经济水平等等），或者说，如果人民的相似性和齐一性越高，那么民主故事的真实性就比较高，反之，民主故事的欺骗性就很高。只有人民有着大体一致的想法和利益，民主才能够比较真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各怀异心、利益相背，民主就是骗局。高度相似的民意保证了可靠的民主，而不是民主创造了一致的民意。民主所以在发达社会比较成功，部分是因为发达社会生产了越来越相似的大众，还有比较接近的经济水平，同样，民主所以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比较成功，也是因为人民有高度相似的民族性和宗教。人民的相似性才是民主制度比较成功的真实原因。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在社会差异很大的国家就比较失败。
现代社会以批量生产和标准化生产为特征。大众也是批量生产和标准化生产的产品，他们有着通用心灵。希腊发明了民主，但希腊社会的主体部分是思想活跃具有创造性的“公众”，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心灵具有复制性的“大众”，虽都是众人，但心智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民主也随之变质。大众教育、大众传播以及大众生活方式不仅生产了大众，而且生产了“大众知识”。大众与其说统一于大众利益还不如说统一于大众知识，因为大众利益虽然相似却互相冲突，所以大众利益是个很不可靠的概念，而大众知识则有高度一致性，人们按照习得的大众知识千人一面地解释各种事物，异口同声地支持民主、平等、人权等不甚了了的观念却同时被这些冠冕堂皇的观念所出卖。所以说，民主并不代表大众利益而是代表了大众知识，不是人民在夺权，而是大众知识在夺权。
大众教育和大众传播已经使现代民主势不可挡，而互联网的大众写作则有可能使民主走向最后凯旋。现代社会里，知识和信息的广泛传播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精英和大众在见识上的差距，无论精英还是大众的观点都无非来自通用和共享的知识库。通用知识一方面增进了群众的见识水平，另一方面却降低了所谓精英的思想水平（其实是自私愚蠢的伪精英），而那些确实见识更高的思想已经无力反对膨胀的大众知识和大众文化。事实上大众文化正是文化精英迎合大众趣味而故意生产的，同样，现代政治精英为了获得权力和成功也只能采取大众知识的标准观点和价值观。结果很是有趣，在现代民主下，到底是谁掌握了权力，变成一件很糊涂的事情，既非大众，也非精英。按照希腊人的看法，民主归根到底不是人民的胜利，而是伪装成民众领袖们的胜利，即那些所谓demagogoi的胜利（依靠政治煽动而成为民众领袖的人）；如果从现代情况去看，则似乎应该说，民主的结果不是人掌握权力，而是最具传播力和煽动性的大众知识在掌权，人民只是大众知识的载体而已。因此，对于现代民主，具体是谁掌握了权力是无所谓的，只要是承载了大众知识的心灵就行，爱谁谁，谁都一样。现代民主游戏归根到底并非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因为少数人毫无胜算，还没进入游戏就直接靠边站了，民主在实质上是几个多数集团之间的博弈，是各种大众观念之间的博弈。这是个严重问题：既然民主只不过是两个以上的优势利益集团和两种以上的主流大众观念之间的权力斗争，那么，民主的正当性就益发可疑了。
只在一个特殊语境中，民主才是充分正当的，这一特殊语境就是，强势的少数人掌握权力并且压迫弱势的多数人，也就是所谓专制或集权的语境。但在反抗专制的斗争胜利之后，民主就由反抗压迫的行为演变成优势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民主。每个优势政治集团都试图掌握政权以追求自身的利益，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个优势政治集团的趋利行为是更为正当的，情况反倒是，无论哪一个优势集团都有不正当的一面，无论哪个集团胜出，都同样压迫少数人。因此，当民主由反抗的政治变成常态的争权政治，由反抗强权的王牌变成争权夺利的王牌，民主的正当性就基本终结了，因为一旦民主完成了反抗少数人的暴政这一政治使命，就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蜕变趋势。如果忽视民主蜕变的这一秘密，就没有真正理解民主。
为了克制民主的蜕变，就必须使民主受制于能够压缩民主空间的政治条件，这就是法治和自由。这意味着，假如民主要成为至少相对有益的政治行为，就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1）民主决不能在政治上优先；（2）法治和自由必须优先于民主，如果不存在法治和自由，就绝对不能行使民主，或者说，民主必须以法治和自由作为先决条件。法治和自由是决不能省略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大治秩序（kosmos），民主只有基于这种秩序才能避免成为大乱状态（chaos）。显然，只有当法治规定并且保护了表现为个人权利的自由，社会才能够保持一种不被民主随便破坏的基本秩序，个人才拥有不被民主随便侵犯的自由空间和基本利益，有了这样的基本保障之后，民主的行为空间就被压缩到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样，民主才是一个低风险的政治策略，否则将是最危险的政治冒险。法治、自由和民主三者结合是西方现代政治的最高成就，法治维持公正，自由保护个人，民主为众谋利。三者之中，法治和自由堪称公理，唯有民主乏善可陈，绝非独立可行之政治原则，只有在法治和自由的限制下使民主无法作乱，民主才是可用的。民主只能是有限民主而不能是无限民主。
给定存在法治和自由的制度安排，假如非要选择民主制度不可，那么必须思考什么是最优的民主模式。目前流行的现代民主模式并不能令人满意，其实很可能还不如希腊。这里准备提出一种改进的民主理论，可以称为“兼容民主”（compatible democracy），即能够与普遍理性以及各种普遍价值达到兼容的民主。由于民主本身并不具备正当性，民主就只能从其它事物那里借来正当性，因此，假如民主能够改进为与明显正当的各种普遍价值保持一致和兼容，大概就是所能够指望的最优民主了。即使如此，民主是否能够获得充分正当性，还仍然是个开放的问题。
当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成为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去解决的问题，民主才成为必要，而公共选择所以成为问题，则是因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偏好不一。社会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有些诡异的事情：如果一个共同体是由荣辱与共、志同道合的人们组成，那么，这个共同体本来就已经万众一心，公共选择自然不成问题。显然，一个事事都能同心同德的完美共同体必有完美民主，可是完美民主反而使民主成为多余的。因此，只有当共同体是不完美的，民主才有意义。可问题是，人们为什么非要组成不完美共同体？这是因为，完美共同体往往不可能（没那么多同心同德的人），即使可能，其规模一定太小而做不成什么事情，尤其在与比较大的共同体竞争时会非常不利甚至无法自保，因此，能够立足的共同体都需要有一定规模。不完美共同体有两种情况：（1）共同体包含一些其实不愿意加入而不得已加入的人，这意味着共同体具有强迫性；（2）共同体成员在某些事情上有着共同利益，在另一些事情上却存在着冲突，但每个人通过共同利益之所得毕竟大于互相冲突之所失，因此那些利益相对受损的人们仍然理性地选择忍了留在共同体中，以便享受相对更大的共同利益。情况（1）是坏的共同体，但最为常见，其中的民主往往成为无理的压迫。民主所以需要改进，意义就在于此。改进的民主或许能够使（1）转变为（2）。尽管（2）也不完美，但勉强过得去。
在不完美共同体内，人们是否应该追求完美的公共选择？答案是否定的。完美公共选择遵循的是全体一致规则（unanimity），看上去很美，其实是灾难性的。秘密在于，假如采用全体一致规则，那么每个成员都有否决权，这样势必杜绝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变化，特别表现为：（1）好事都做不成。导致社会变化的好事（比如技术进步、更合理的经济政策或者漏洞更少的法律之类）总会影响某些人的既定利益，受影响的人会行使否决权；（2）坏事都难以改变。总会有人为私利去否决纠正坏事的方案，比如资本家会否决提高征税律，奴隶主会否决取消奴隶制 。全体一致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全体一致规则本身就不可取，于是，以多为胜的民主就成为合理的公共选择，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
民主的合理性不能混同于正当性。人们有时候会误以为民主的合理性等于正当性，这看上去似乎相去不远：既然没有比民主更好的策略，那么民主就是正当的。这种相似性其实似是而非，其错误类似于说，既然没有能够治病的药，水就算是合格的药。如前所论，民主必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这已经严重偏离公正、自由以及和谐等普遍价值，因此民主在正当性上毫无优势可言，民主的优势仅仅在于它在技术上的合理性，但这一点决不是以合理性代替正当性的理由。以蒙混过关的方式去论证民主正当性反而拒绝了对民主的改进。如果满足于“民主毕竟是最不坏的”之类的安慰性陈词滥调，就不可能深入民主的问题。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好东西的替代品。由于民主本质所注定的局限性，也许民主不可能彻底改良，但仍有机会去增大民主与公正、自由、和谐等普遍价值的兼容性，从而借得相对的正当性，这才是必须努力的。
自由是现代政治理所当然的第一步。自由的目的是解放个人，使个人免于政府的强制干涉和迫害，这一成就具体落实为界定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民主则是现代政治得陇望蜀的第二步。人们不仅希望能够免于强制，进而还希望能够当家作主，人民不仅想要权利，而且还想要主权，不仅拒绝当奴隶，而且想成为统治者，这事想大了。虽然现代人喜欢把自由和民主一起颂扬，其实两者的境界相差甚远。尽管自由尚未完善，但即使是不完善的自由，也比民主更具政治正当性。事实上，单就民主本身而言，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假如人多等于道义所在，那么有理就等于声高。自由意在保护个人，民主则试图支配他人。凡是试图支配他人命运的事情，其政治正当性就总有严重疑问。就像专制是对他人的支配，民主也是对他人的支配，以人多去支配他人，正如以强力去支配他人一样无理。从德性上说，以多为胜甚至不如恃强凌弱体面，多不算本事。柏拉图以来许多最重要的思想家都质疑民主，他们有可能什么地方想错了，但决非无理，他们对民主的怀疑至少比今天世上流行的对民主的盲目和过度颂扬更为深刻。不过，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尽管民主漏洞百出，从来无法自圆其说，尤其非常容易威胁到公正、自由、和谐、秩序、卓越美德等等这些对于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可是在现代社会里，民主却作为时代最强音而胜出，比以上各种最重要的价值都更为耀眼，这是个问题。
民主往往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核心价值，这是错的。民主不是一种价值，而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者一种公共选择策略，总之是一种技术性手段。一种政治好不好，要取决于这种政治是否惠及所有人，是否能够促进有利于所有人的普遍价值。这一要求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显然过高，因为民主在理论上注定有利于多数人而非所有人，而在实践上往往只不过有利于多数人的政治代表们而非多数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民主都没有价值优势。如果民主有什么优点，民主的优点也与道义无关。如果民主显得好像有些道义优势，完全是与专制对比而被衬托出来的。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早就发现，民主确比暴政（坏的专制）好一些，但这没有证明民主是好的。群众总是按照利益去思考，他们在算计自己的利益上大致不差，但让群众为国家做主则是危险的，因为思考国家利益需要更大的眼界。柏拉图相信，具有卓越美德的人才能够按照原则去思考，才能够按照政治美德（正义）去发展各种美德和好生活。从现代观点来看，专制无法在制度上克服政治偶然性，无法保证不出现暴政和奴役，圣君可遇不可求，因此，专制肯定不是好的选择（海耶克、波普尔、柏林都论证了这一点），而民主虽无美德光辉，但据说能够杜绝最坏的政治状况，因此民主被认为是“最不坏的”制度。可是，除非能够证明每一种现实可求的政治制度都非常坏，这样才能够使民主以“最不坏”制度获得相对道义优势，但要证明这一点恐怕无望。
民主的致命问题是，民主与专制一样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要证明多数人伤害少数人好过少数人伤害多数人，恐怕太难。而且，关于专制总是迫害多数人的故事其实也不太真实。在正常情况下，专制采取的也是维护多数人利益而迫害少数人的政治策略，因为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多人民的支持而巩固统治。只有不可理喻的暴君才会昏到搞成众叛亲离，或者只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专制政府才会狗急跳墙与多数人为敌。按照理性人假定和博弈规律，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明智的统治策略都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因为触犯众怒是很冒险的，而暴政是最失败的政治策略，除非失心疯了，没有人会采取如此差的策略。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政府都更可能选择损害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当然，关键问题不在于专制和民主何者伤害的人数更多，而在于伤害是否具有正当理由，而专制以权力去害人与民主以票数去害人都同样缺乏道义理由，这才是问题所在。
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偏离了对所有人同样有利的普遍价值，就不是一种好制度。何种行为是否体现了普遍价值，或者，何种价值是否是一种普遍价值，有一个或许最好的检验原则：普遍模仿原则。它意味着：（1）当一个行为策略s被普遍模仿，s就被推广为任何个体之间的对称相互关系，无人能够独自幸免于难，也无人能够独享其成，既没有人能够排斥他人同时受益，也没有人会单方面受害；于是（2）如果s由于被普遍模仿而导致玩火自焚自取其祸，导致每个人利益受损，s就显然是坏的，而如果s被普遍模仿而使每个人获得利益改进，则显然是好的。其中道理是，只要一种行为被普遍模仿，就形成波及所有人的游戏，人们只能同命运，所以这一游戏之善恶立判。显然，有许多事情经不起普遍模仿的考验（比如战争、侵犯和欺骗等），那些经得起普遍模仿考验的事情就必定体现了每个人能够共享的普遍价值，而那些通得过普遍模仿检验的普遍价值就将被视为任何一种制度必须加以参照的正当性指标。根据如此标准，可以发现公正、自由、和谐，诸如此类，确是普遍价值，因此可用为制度的评价标准。
根据以上标准，民主显然是不正当的。专制以强凌弱，民主以众暴寡，同样都违背公正。民主的逻辑是多数人的偏好高于正义或天理，这是对少数人的歧视和对真理的蔑视。专制和民主还同样都抑制了部分人的自由。关于民主优越性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流行论证认为，民主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这一阴险的论证暗中非法占用了不属于民主的证据。民主国家比较自由的真实原因与民主几乎无关，保证自由的是法治而不是民主。民主的本性是反对个人自由的，正如伯林论证的，民主此类过于“积极的”行为往往假自由之名去反对自由。对于一个成功的制度，法治比起民主重要得多，而法治的原理是公正。自由可以是民主的一个条件，但民主却不是自由的条件，两者关系不能颠倒。至于社会和谐，就更与民主无关，也超出民主所能，民主不能减少社会冲突，不能增大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专制和民主都是权力游戏，而权力游戏的逻辑直接就把人们划分为赢家和输家，这必定有损共同幸福。如何使一个社会冲突最小化并且合作最大化，这是比民主更重要也更深刻的和谐问题。总之，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都同样严重偏离公正、自由、和谐等普遍价值。现代人为了支持民主而给民主想象了太多好处，比如达尔给民主优势开列的清单 ，其中大多不太靠谱，有些甚至毫不相干。
既然民主并不高尚，民主的优势与道义无关，那么，民主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这是关键问题。民主真正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技术优势的政治策略。从目前已有的政治制度来看，任何制度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麻烦：既然总有人利益受损，那么如何对付利益受损人们的不满和反抗？一般地说，利益受损人们的政治反抗策略主要有：革命、反叛、分裂和消极抵抗。对于专制制度来说，这四种危险都存在，这是专制的技术劣势。即使专制政府能够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反叛，也仍然相当危险。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如果是合格的民主制度而非伪装的民主制度），革命和反叛的危险几乎不存在。这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各种利益集团通过选举而获得胜利或者获得部分权力的机会和策略永远存在，至少还能通过舆论和宣传去争权夺利，于是，政治竞争显然优于革命和反叛的暴力冒险。因此，民主制度能够提供相对安全的政治，尽管政治不合作的危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分裂和消极抵抗，但毕竟不是最危险的挑战。在这种技术意义上，民主优于专制。不过这一切都是在给定了法治和自由的条件下的比较，假如不存在法治条件，民主就很可能还不如专制。当法治缺席，民主非常容易变成比专制更可怕的暴民乱政。假如缺乏法治保护的个人自由，民主对个人的侵犯不见得弱于专制，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表面上看，民主和自由似乎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其实不然。民主和专制一样都是争夺统治权的权力政治，只是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但都不代表人民。与民主不同，自由并不争夺统治权，而只是试图限制统治权，以划清权力界限去限制政府的权力范围而给个人留出不可侵犯的空间。因此，自由才真正代表了人民利益，民主只是假装代表人民利益，实际上代表的是群众领袖的利益。民主与其说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方式，还不如说是解决公共选择问题的一种政治技术，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民主的技术性优势特别表现为能够以可量化评估的方式去表达政治正当性。在民主之前，民心向背没有清楚的统计依据，人们以直观方式估计的“民心所向”虽然大致不假，但不是严格证据，难免有争议，于是，政治正当性是可质疑的。正当性的质疑是严重的政治危险，它正是革命和叛乱的理由。避免质疑的最好办法就是民主，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就是让人民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政治责任和政治风险，即使是错误和愚蠢的选择，也仍然是政治正当的，人民只能自己承担责任。民主本身虽然缺乏政治正当性，但却可以使公共选择具有程序合法性，从而使政治质疑失去理由（因为政治选择是人民自选的），因此民主能够成功回避对政治正当性的深度追问。民主把政治问题肤浅化，这个学术缺点却正是民主政治的成功之处。既然民主创造了一个肤浅的政治循环解释，即人民自己决定如何统治自己，这就解构或回避了各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存在完美解，任何政治原则和制度都经受不起严酷和深刻的思想质问，人们总能够发现问题仍然没有被真正解决，这种不满可以导致胡思乱想和不信任。民主所蕴含的政治循环解释却戏剧性地中止了政治质问：谁应该是统治者？当然是人民，那么谁又是被统治者？还是人民。人民自己决定如何统治自己，这一自相关意味着人民的选择同时就是选择的合理标准，于是，人民的任何愚蠢选择都不过是咎由自取，所有政治问题都似乎无从质疑了。尽管民主没有能够证明任何一种政治正当性，甚至不能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却使政治正当性问题在循环解释中消于无形。这一点很是奇妙，民主通过取消政治正当性问题而使自身成为唯一似乎政治正当的——当然这不是真的正当，而是使正当性问题失去了讨论的基础，从而掩盖各种政治问题，比如说，一种政治是否正义？是否真正使人民获益？是否增进人们的幸福？是否促进了社会信任？是否保护和发展了美德？如此等等。
民主创造的“统治者同时也是被统治者”或者所谓“人民自主统治自己”的政治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这要取决于民主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成分，不同成分组合的人物阵容将决定民主故事的真实性在“大致为真”和“完全骗局”之间波动。如果一个社会中人民的成分差异越小（包括文化、语言、宗教、民族、经济水平等等），或者说，如果人民的相似性和齐一性越高，那么民主故事的真实性就比较高，反之，民主故事的欺骗性就很高。只有人民有着大体一致的想法和利益，民主才能够比较真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各怀异心、利益相背，民主就是骗局。高度相似的民意保证了可靠的民主，而不是民主创造了一致的民意。民主所以在发达社会比较成功，部分是因为发达社会生产了越来越相似的大众，还有比较接近的经济水平，同样，民主所以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比较成功，也是因为人民有高度相似的民族性和宗教。人民的相似性才是民主制度比较成功的真实原因。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在社会差异很大的国家就比较失败。
现代社会以批量生产和标准化生产为特征。大众也是批量生产和标准化生产的产品，他们有着通用心灵。希腊发明了民主，但希腊社会的主体部分是思想活跃具有创造性的“公众”，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心灵具有复制性的“大众”，虽都是众人，但心智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民主也随之变质。大众教育、大众传播以及大众生活方式不仅生产了大众，而且生产了“大众知识”。大众与其说统一于大众利益还不如说统一于大众知识，因为大众利益虽然相似却互相冲突，所以大众利益是个很不可靠的概念，而大众知识则有高度一致性，人们按照习得的大众知识千人一面地解释各种事物，异口同声地支持民主、平等、人权等不甚了了的观念却同时被这些冠冕堂皇的观念所出卖。所以说，民主并不代表大众利益而是代表了大众知识，不是人民在夺权，而是大众知识在夺权。
大众教育和大众传播已经使现代民主势不可挡，而互联网的大众写作则有可能使民主走向最后凯旋。现代社会里，知识和信息的广泛传播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精英和大众在见识上的差距，无论精英还是大众的观点都无非来自通用和共享的知识库。通用知识一方面增进了群众的见识水平，另一方面却降低了所谓精英的思想水平（其实是自私愚蠢的伪精英），而那些确实见识更高的思想已经无力反对膨胀的大众知识和大众文化。事实上大众文化正是文化精英迎合大众趣味而故意生产的，同样，现代政治精英为了获得权力和成功也只能采取大众知识的标准观点和价值观。结果很是有趣，在现代民主下，到底是谁掌握了权力，变成一件很糊涂的事情，既非大众，也非精英。按照希腊人的看法，民主归根到底不是人民的胜利，而是伪装成民众领袖们的胜利，即那些所谓demagogoi的胜利（依靠政治煽动而成为民众领袖的人）；如果从现代情况去看，则似乎应该说，民主的结果不是人掌握权力，而是最具传播力和煽动性的大众知识在掌权，人民只是大众知识的载体而已。因此，对于现代民主，具体是谁掌握了权力是无所谓的，只要是承载了大众知识的心灵就行，爱谁谁，谁都一样。现代民主游戏归根到底并非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因为少数人毫无胜算，还没进入游戏就直接靠边站了，民主在实质上是几个多数集团之间的博弈，是各种大众观念之间的博弈。这是个严重问题：既然民主只不过是两个以上的优势利益集团和两种以上的主流大众观念之间的权力斗争，那么，民主的正当性就益发可疑了。
只在一个特殊语境中，民主才是充分正当的，这一特殊语境就是，强势的少数人掌握权力并且压迫弱势的多数人，也就是所谓专制或集权的语境。但在反抗专制的斗争胜利之后，民主就由反抗压迫的行为演变成优势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民主。每个优势政治集团都试图掌握政权以追求自身的利益，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个优势政治集团的趋利行为是更为正当的，情况反倒是，无论哪一个优势集团都有不正当的一面，无论哪个集团胜出，都同样压迫少数人。因此，当民主由反抗的政治变成常态的争权政治，由反抗强权的王牌变成争权夺利的王牌，民主的正当性就基本终结了，因为一旦民主完成了反抗少数人的暴政这一政治使命，就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蜕变趋势。如果忽视民主蜕变的这一秘密，就没有真正理解民主。
为了克制民主的蜕变，就必须使民主受制于能够压缩民主空间的政治条件，这就是法治和自由。这意味着，假如民主要成为至少相对有益的政治行为，就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1）民主决不能在政治上优先；（2）法治和自由必须优先于民主，如果不存在法治和自由，就绝对不能行使民主，或者说，民主必须以法治和自由作为先决条件。法治和自由是决不能省略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大治秩序（kosmos），民主只有基于这种秩序才能避免成为大乱状态（chaos）。显然，只有当法治规定并且保护了表现为个人权利的自由，社会才能够保持一种不被民主随便破坏的基本秩序，个人才拥有不被民主随便侵犯的自由空间和基本利益，有了这样的基本保障之后，民主的行为空间就被压缩到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样，民主才是一个低风险的政治策略，否则将是最危险的政治冒险。法治、自由和民主三者结合是西方现代政治的最高成就，法治维持公正，自由保护个人，民主为众谋利。三者之中，法治和自由堪称公理，唯有民主乏善可陈，绝非独立可行之政治原则，只有在法治和自由的限制下使民主无法作乱，民主才是可用的。民主只能是有限民主而不能是无限民主。
给定存在法治和自由的制度安排，假如非要选择民主制度不可，那么必须思考什么是最优的民主模式。目前流行的现代民主模式并不能令人满意，其实很可能还不如希腊。这里准备提出一种改进的民主理论，可以称为“兼容民主”（compatible democracy），即能够与普遍理性以及各种普遍价值达到兼容的民主。由于民主本身并不具备正当性，民主就只能从其它事物那里借来正当性，因此，假如民主能够改进为与明显正当的各种普遍价值保持一致和兼容，大概就是所能够指望的最优民主了。即使如此，民主是否能够获得充分正当性，还仍然是个开放的问题。
当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成为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去解决的问题，民主才成为必要，而公共选择所以成为问题，则是因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偏好不一。社会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有些诡异的事情：如果一个共同体是由荣辱与共、志同道合的人们组成，那么，这个共同体本来就已经万众一心，公共选择自然不成问题。显然，一个事事都能同心同德的完美共同体必有完美民主，可是完美民主反而使民主成为多余的。因此，只有当共同体是不完美的，民主才有意义。可问题是，人们为什么非要组成不完美共同体？这是因为，完美共同体往往不可能（没那么多同心同德的人），即使可能，其规模一定太小而做不成什么事情，尤其在与比较大的共同体竞争时会非常不利甚至无法自保，因此，能够立足的共同体都需要有一定规模。不完美共同体有两种情况：（1）共同体包含一些其实不愿意加入而不得已加入的人，这意味着共同体具有强迫性；（2）共同体成员在某些事情上有着共同利益，在另一些事情上却存在着冲突，但每个人通过共同利益之所得毕竟大于互相冲突之所失，因此那些利益相对受损的人们仍然理性地选择忍了留在共同体中，以便享受相对更大的共同利益。情况（1）是坏的共同体，但最为常见，其中的民主往往成为无理的压迫。民主所以需要改进，意义就在于此。改进的民主或许能够使（1）转变为（2）。尽管（2）也不完美，但勉强过得去。
在不完美共同体内，人们是否应该追求完美的公共选择？答案是否定的。完美公共选择遵循的是全体一致规则（unanimity），看上去很美，其实是灾难性的。秘密在于，假如采用全体一致规则，那么每个成员都有否决权，这样势必杜绝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变化，特别表现为：（1）好事都做不成。导致社会变化的好事（比如技术进步、更合理的经济政策或者漏洞更少的法律之类）总会影响某些人的既定利益，受影响的人会行使否决权；（2）坏事都难以改变。总会有人为私利去否决纠正坏事的方案，比如资本家会否决提高征税律，奴隶主会否决取消奴隶制 。全体一致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全体一致规则本身就不可取，于是，以多为胜的民主就成为合理的公共选择，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
民主的合理性不能混同于正当性。人们有时候会误以为民主的合理性等于正当性，这看上去似乎相去不远：既然没有比民主更好的策略，那么民主就是正当的。这种相似性其实似是而非，其错误类似于说，既然没有能够治病的药，水就算是合格的药。如前所论，民主必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这已经严重偏离公正、自由以及和谐等普遍价值，因此民主在正当性上毫无优势可言，民主的优势仅仅在于它在技术上的合理性，但这一点决不是以合理性代替正当性的理由。以蒙混过关的方式去论证民主正当性反而拒绝了对民主的改进。如果满足于“民主毕竟是最不坏的”之类的安慰性陈词滥调，就不可能深入民主的问题。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好东西的替代品。由于民主本质所注定的局限性，也许民主不可能彻底改良，但仍有机会去增大民主与公正、自由、和谐等普遍价值的兼容性，从而借得相对的正当性，这才是必须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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