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科学哲学的先声与石里克知识论体系的内在里路
by企鹅君
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与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莫里茨•石里克成为了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哲学界中现代意义上科学哲学的奠基者。然而，当我们试图将石里克置入19至20世纪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时，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当然可以说石里克是休谟的后继者，在物理学革命之际继承经验主义并将其建构为一套和科学发展相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是在19世纪欧洲哲学纷纷扬扬的诸流派中，无论是黑格尔体系，尼采体系，马克思体系，还是美国实用主义，或英国的功利主义，我们都很难称其中任何一个哲学体系与石里克系统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
这是否意味着石里克具有划时代的，独一无二的原创性？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无论是维也纳学派的迅速形成，在科学界引起的反响和共鸣，还是其哲学文本中处处体现出的细致分析及与同道的讨论，都明显揭示出：石里克的历史地位，与其说是一套体系的开创者，不如说是将一套业已成熟的方法论带入主流哲学讨论范畴的引介者。而之所以这种引介得以获得成功，又将牵涉到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与学术生态的诸多问题讨论。
当我们审视作为科学哲学讨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革命时，一个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现象是那一代科学家高度自觉的哲学意识和分析能力；例如，爱因斯坦和玻尔的论战中娴熟的逻辑分析和意义阐释，海森堡和狄拉克高度天才的解析能力和本质洞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代人属于天才井喷的一代：在他们的自我认知中，他们是一个伟大传统的一部分，一套成熟世界图式的继承者，以及，哲学讨论中无可置疑的参与者。
如果“言必称希腊”的话，我们自然会提到百科全书般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科学的双重鼻祖。而在启蒙时代后，科学（“自然哲学”）突破性的进展中，为科学史读者耳熟能详的那些名字同样也是哲学上积极的思辨者与贡献者：如为多门学科奠基的亥姆霍兹，他天才的学生赫兹、迈克尔逊、威廉•冯特乃至威廉•詹姆士，以自己名字命名音速的马赫，以及和他论战直到身心俱疲而自杀的玻尔兹曼，当然还有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庞加莱。
尴尬的是，在哲学史的话语中，我们很难对他们做出定位和评价：这一方面由于同一时代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掌握着主流哲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是由于物理学高度数学化和实证化的门槛阻止了普通思辨哲学家的理解和介入。如果我们站在更远的视角上来看待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以及与自然科学（某种意义上包括自然哲学）的分道扬镳，会意识到这一点：自康德之后，某种意义上归咎于黑格尔庞大的主观唯心体系对经验主义的拒斥，现代意义上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的大分裂在十九世纪业已发生。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工作无非是天才哲学家将两者裂缝试图黏合的一次回光返照；而战后它们更义无反顾地走上两条截然不同乃至难以交流的道路。
从细节上来讲，今天我想做的工作是至少粗略地梳理石里克的科学哲学认识论中的主要脉络，并阐释其与19世纪物理学家（或更准确地说，早期科学哲学家）思想间明晰的内在联系。
在1931年那篇著名的宣言式演讲《哲学的未来》中，石里克对哲学史怀着一种和1737年的休谟类似的，骄傲并反讽的态度。文中对哲学史的叙述非常节省地限制在古希腊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和康德之中。事实上，康德是两大流派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最后一位哲学家。石里克强调这一学科方法论上的不完备性，和在他眼中显而易见的学科发展停滞，并以一种带有对落后状态的不可容忍的方式提出了属于未来哲学的解决方案：唯一的出路便是向自然科学学习，采纳彻底的经验主义（他力图表述得让严肃哲学研究者能够理解，而不至于被理解为又一位科学家的越界厥词），分析每个语词的意义，将先验的，超验的，感性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未经实证的命题逐出哲学的视野。
后一个命题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盛行哲学的一纸战书：对于传统哲学家来说，拒斥形而上讨论和心灵体系是不可接受的——用经验论排斥理性主义意味着哲学的死亡。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石里克攻击的直接目标便是他在《自然哲学》第三章中所针对的柏格森与叔本华。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这些体系属于“泛灵论”，是“原始的心理模型”，“实际上妨碍了对自然的理解”。这种攻击性姿态也迫使哲学学界认真看待他，并严肃地讨论认识论问题。
而石里克高扬的实证雄心指向的则是用物理学哲学传统来规范哲学界的混乱状况，如其在《论文集》序言中所说：“克服各哲学体系间的分裂”。如果我们对他的思想史做一个描述，那么第一点便是：石里克首先是一个物理学家，然后才成为一个积极的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光在不同介质中的反射的，而导师是普朗克。极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他在1922年接受了维也纳大学的归纳科学哲学和历史讲座教授，并从此拉开了维也纳学派的序幕；而这个教职的第一任拥有者便是恩斯特•马赫，卓越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之后，坚持一种执拗而折中原子论的玻尔兹曼接过了教席并更改了名字以与其论敌马赫相区别。石里克将教席名改回了马赫时期的名称，显然是向马赫致敬，乃至表明自己承续自马赫传统的学术身份。
在《普通认识论》与《自然哲学》中，石里克对科学的定义都是极为果断的“获得实在知识”。这种绝对实在论的体系建立应归功于恩斯特•马赫。马赫强烈拒斥笛卡尔式心物二元论及其变体，认为基本的观察陈述便是关于感觉材料的陈述，科学定律只是由试验数据抽象而成的概述，与其说是实在物不如说是思维内容。马赫极端的实在论和简约主义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用“马赫剃刀”排除了玻尔兹曼的原子假说，因为这是无法观测到而在理论上不够经济的假设（我们不应当苛责马赫，因当时并无说得通的原子模型，其解释力甚至弱于风行一时的唯能论）。持着继承于马赫的批判武器，石里克要求将一切形而上假设乃至未检验约定逐出哲学。马赫的绝对实在论在石里克处更偏向物理主义，并形成了一套绝对还原主义：生物学还原为化学，化学还原为物理学，物理学运用数学工具，等等。
石里克从休谟出发，否决了贝叶斯归纳的论证，宣称不存在任何逻辑上有效的归纳推理，并认为归纳法永远是一种累加判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明确提出，在公理体系中，选定公理并没有任何实在理由：所有的理由只不过是选定这些公理比较方便。这里，一种强烈的约定主义倾向表露出来了：科学体系是一种符号与约定，“迟早有一天我们必须从这一系统中挣脱出来”以“牵涉到这被描述的实在”。
这个明晰的约定系统-物理实在相对应的科学图式有着更加系统化的先例：作为约定主义创始人的庞加莱在他晚期的论文中明确地揭示了这个科学图式。约定由方便性的原则建立，只要其满足完备和自洽，便可以在逻辑上合法；然而构造约定是一件不涉及真实性判断的工作，问题在于用实验事实和实在现象来持续不断地检验该体系。
庞加莱反复强调的主题之一是“规律的演变”，即否定宏观时空尺度上自然律的恒常性，更明确的表述是，他时刻意识到存在具有更大统合性理论的存在可能。他也反对柏格森含混的体系，然而庞加莱的说明和石里克的重大不同在于，他强调自然律的导出基于物理学家手中或多或少有些歪曲的图像，“我们必须按照这种描述并且仅仅按照这种描述来推论，否则我们就会冒失去我们研究的对象的观念本身的特点。”
石里克在明确表示他从庞加莱处获得了教益之后，又写了一篇《约定论批判》。这篇文章的主题在于公式-自然律分离，批判将自然律视为约定的错误观念。石里克引入了一个和公认定义不太相同的约定论概念：“将自然定律视为同义反复的约定”。这篇文章的论证不甚明晰，也并不太清楚为何对这一简单的，存在于逻辑和定义层面的悖谬需要用这种方式进行反驳；他反对图像，但基于的理由是量子力学层面的微观与宏观的切割，这对庞加莱论证并不构成合理的诘问。但是在结尾处，石里克给出了与庞加莱几乎相同的表述：约定性的符号并非自然律，只有和观测事实相符的约定才能被采纳。
关于科学解释/科学说明，石里克采用的策略是一种强有力的还原论，并对统摄性自然律有着强烈的信念：“说明就是普遍包摄特殊”，“把不同种类还原为同一个领域，不同的种类作为特殊事例而包含在同一领域之中”。这是一种马赫式科学定律理念的逆向判断，从普遍到特殊。石里克的理论显然与后来者亨佩尔的D-N说明模型相符。然而石里克同样面临着说明的合法性问题：以有限事实归纳而得出的，首先为约定然后被累加事实支撑的自然律如何具有逻辑上推理论证的合法性？然而在石里克的论证中，自然律的完备性使之成为D-N说明中自足的大前提。石里克对庞加莱的规律演变理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而在因果关系讨论中，石里克在宏观范畴接受决定论，但完全否定因果律的存在：他的论证核心是：“因果律本身不是定律，它只是表述了定律存在这一事实”，于是，一切因果论断都成为同义反复，而著名的休谟论断得以复现：在一切事物间寻找因果关系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一种有着原创性的逻辑论证，它精彩地引入了命题的意义分析等日后我们非常熟悉的哲学工具。不仅于此，在《广义认识论》中，石里克的语言分析和命题意义分析更成为了核心：假如一个断言不是定义，又无法通过事实被证明或者被否认，那么这个断言则是毫无意义的（这个思路后来被艾耶尔发扬光大）。在这方面，石里克独立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而完成了初期工作，之后三人间的频繁信件来往使得他们的思想能够较为充分地交流；然而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共同的先导同样是19世纪的另一位出色学者，数学家与逻辑学家弗雷格。与上述许多物理学家一样，他同样在德国工作，在世时并没有声名彰显，然而他的语义理论和逻辑理论则影响巨大。石里克的同僚卡尔纳普、哥德尔等人则明确地引证和称赞弗雷格的工作。弗雷格也应该位列19世纪科学哲学群星璀璨的先驱者之中。
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论集成者，石里克的另一方面，甚至可能更重要的成就体现在他作为学术界领袖的地位。他成功地使科学哲学成为20世纪主流哲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并以其超凡的人格魅力组建了维也纳学派。随着石里克被纳粹极端分子枪杀，以及接踵而至的二战，维也纳学派和大量科学哲学家从德国以及欧洲大陆外逃，科学哲学研究的重镇转移到了英美学界而与分析哲学合流。然而，一个重大的缺憾在于，由于语言壁垒，流派之争，科学训练门槛等诸多因素，英语学界并未能完全吸收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欧陆科学哲学极为丰富的科学哲学资源和经验主义认识论传统，导致大量在之前已经产生丰富成果的领域，需要被后人再发现和重新建构，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参考文献：
【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法】彭加勒.最后的沉思.[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英】A. J. 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2005
【苏格兰】大卫·休谟.人性论.[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Balashov, Y. & Rosenberg, A. (2002). Philosophy of Science: Contemporary Readings.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与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莫里茨•石里克成为了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哲学界中现代意义上科学哲学的奠基者。然而，当我们试图将石里克置入19至20世纪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时，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当然可以说石里克是休谟的后继者，在物理学革命之际继承经验主义并将其建构为一套和科学发展相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是在19世纪欧洲哲学纷纷扬扬的诸流派中，无论是黑格尔体系，尼采体系，马克思体系，还是美国实用主义，或英国的功利主义，我们都很难称其中任何一个哲学体系与石里克系统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
这是否意味着石里克具有划时代的，独一无二的原创性？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无论是维也纳学派的迅速形成，在科学界引起的反响和共鸣，还是其哲学文本中处处体现出的细致分析及与同道的讨论，都明显揭示出：石里克的历史地位，与其说是一套体系的开创者，不如说是将一套业已成熟的方法论带入主流哲学讨论范畴的引介者。而之所以这种引介得以获得成功，又将牵涉到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与学术生态的诸多问题讨论。
当我们审视作为科学哲学讨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革命时，一个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现象是那一代科学家高度自觉的哲学意识和分析能力；例如，爱因斯坦和玻尔的论战中娴熟的逻辑分析和意义阐释，海森堡和狄拉克高度天才的解析能力和本质洞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代人属于天才井喷的一代：在他们的自我认知中，他们是一个伟大传统的一部分，一套成熟世界图式的继承者，以及，哲学讨论中无可置疑的参与者。
如果“言必称希腊”的话，我们自然会提到百科全书般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科学的双重鼻祖。而在启蒙时代后，科学（“自然哲学”）突破性的进展中，为科学史读者耳熟能详的那些名字同样也是哲学上积极的思辨者与贡献者：如为多门学科奠基的亥姆霍兹，他天才的学生赫兹、迈克尔逊、威廉•冯特乃至威廉•詹姆士，以自己名字命名音速的马赫，以及和他论战直到身心俱疲而自杀的玻尔兹曼，当然还有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庞加莱。
尴尬的是，在哲学史的话语中，我们很难对他们做出定位和评价：这一方面由于同一时代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掌握着主流哲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是由于物理学高度数学化和实证化的门槛阻止了普通思辨哲学家的理解和介入。如果我们站在更远的视角上来看待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以及与自然科学（某种意义上包括自然哲学）的分道扬镳，会意识到这一点：自康德之后，某种意义上归咎于黑格尔庞大的主观唯心体系对经验主义的拒斥，现代意义上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的大分裂在十九世纪业已发生。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工作无非是天才哲学家将两者裂缝试图黏合的一次回光返照；而战后它们更义无反顾地走上两条截然不同乃至难以交流的道路。
从细节上来讲，今天我想做的工作是至少粗略地梳理石里克的科学哲学认识论中的主要脉络，并阐释其与19世纪物理学家（或更准确地说，早期科学哲学家）思想间明晰的内在联系。
在1931年那篇著名的宣言式演讲《哲学的未来》中，石里克对哲学史怀着一种和1737年的休谟类似的，骄傲并反讽的态度。文中对哲学史的叙述非常节省地限制在古希腊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和康德之中。事实上，康德是两大流派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最后一位哲学家。石里克强调这一学科方法论上的不完备性，和在他眼中显而易见的学科发展停滞，并以一种带有对落后状态的不可容忍的方式提出了属于未来哲学的解决方案：唯一的出路便是向自然科学学习，采纳彻底的经验主义（他力图表述得让严肃哲学研究者能够理解，而不至于被理解为又一位科学家的越界厥词），分析每个语词的意义，将先验的，超验的，感性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未经实证的命题逐出哲学的视野。
后一个命题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盛行哲学的一纸战书：对于传统哲学家来说，拒斥形而上讨论和心灵体系是不可接受的——用经验论排斥理性主义意味着哲学的死亡。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石里克攻击的直接目标便是他在《自然哲学》第三章中所针对的柏格森与叔本华。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这些体系属于“泛灵论”，是“原始的心理模型”，“实际上妨碍了对自然的理解”。这种攻击性姿态也迫使哲学学界认真看待他，并严肃地讨论认识论问题。
而石里克高扬的实证雄心指向的则是用物理学哲学传统来规范哲学界的混乱状况，如其在《论文集》序言中所说：“克服各哲学体系间的分裂”。如果我们对他的思想史做一个描述，那么第一点便是：石里克首先是一个物理学家，然后才成为一个积极的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光在不同介质中的反射的，而导师是普朗克。极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他在1922年接受了维也纳大学的归纳科学哲学和历史讲座教授，并从此拉开了维也纳学派的序幕；而这个教职的第一任拥有者便是恩斯特•马赫，卓越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之后，坚持一种执拗而折中原子论的玻尔兹曼接过了教席并更改了名字以与其论敌马赫相区别。石里克将教席名改回了马赫时期的名称，显然是向马赫致敬，乃至表明自己承续自马赫传统的学术身份。
在《普通认识论》与《自然哲学》中，石里克对科学的定义都是极为果断的“获得实在知识”。这种绝对实在论的体系建立应归功于恩斯特•马赫。马赫强烈拒斥笛卡尔式心物二元论及其变体，认为基本的观察陈述便是关于感觉材料的陈述，科学定律只是由试验数据抽象而成的概述，与其说是实在物不如说是思维内容。马赫极端的实在论和简约主义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用“马赫剃刀”排除了玻尔兹曼的原子假说，因为这是无法观测到而在理论上不够经济的假设（我们不应当苛责马赫，因当时并无说得通的原子模型，其解释力甚至弱于风行一时的唯能论）。持着继承于马赫的批判武器，石里克要求将一切形而上假设乃至未检验约定逐出哲学。马赫的绝对实在论在石里克处更偏向物理主义，并形成了一套绝对还原主义：生物学还原为化学，化学还原为物理学，物理学运用数学工具，等等。
石里克从休谟出发，否决了贝叶斯归纳的论证，宣称不存在任何逻辑上有效的归纳推理，并认为归纳法永远是一种累加判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明确提出，在公理体系中，选定公理并没有任何实在理由：所有的理由只不过是选定这些公理比较方便。这里，一种强烈的约定主义倾向表露出来了：科学体系是一种符号与约定，“迟早有一天我们必须从这一系统中挣脱出来”以“牵涉到这被描述的实在”。
这个明晰的约定系统-物理实在相对应的科学图式有着更加系统化的先例：作为约定主义创始人的庞加莱在他晚期的论文中明确地揭示了这个科学图式。约定由方便性的原则建立，只要其满足完备和自洽，便可以在逻辑上合法；然而构造约定是一件不涉及真实性判断的工作，问题在于用实验事实和实在现象来持续不断地检验该体系。
庞加莱反复强调的主题之一是“规律的演变”，即否定宏观时空尺度上自然律的恒常性，更明确的表述是，他时刻意识到存在具有更大统合性理论的存在可能。他也反对柏格森含混的体系，然而庞加莱的说明和石里克的重大不同在于，他强调自然律的导出基于物理学家手中或多或少有些歪曲的图像，“我们必须按照这种描述并且仅仅按照这种描述来推论，否则我们就会冒失去我们研究的对象的观念本身的特点。”
石里克在明确表示他从庞加莱处获得了教益之后，又写了一篇《约定论批判》。这篇文章的主题在于公式-自然律分离，批判将自然律视为约定的错误观念。石里克引入了一个和公认定义不太相同的约定论概念：“将自然定律视为同义反复的约定”。这篇文章的论证不甚明晰，也并不太清楚为何对这一简单的，存在于逻辑和定义层面的悖谬需要用这种方式进行反驳；他反对图像，但基于的理由是量子力学层面的微观与宏观的切割，这对庞加莱论证并不构成合理的诘问。但是在结尾处，石里克给出了与庞加莱几乎相同的表述：约定性的符号并非自然律，只有和观测事实相符的约定才能被采纳。
关于科学解释/科学说明，石里克采用的策略是一种强有力的还原论，并对统摄性自然律有着强烈的信念：“说明就是普遍包摄特殊”，“把不同种类还原为同一个领域，不同的种类作为特殊事例而包含在同一领域之中”。这是一种马赫式科学定律理念的逆向判断，从普遍到特殊。石里克的理论显然与后来者亨佩尔的D-N说明模型相符。然而石里克同样面临着说明的合法性问题：以有限事实归纳而得出的，首先为约定然后被累加事实支撑的自然律如何具有逻辑上推理论证的合法性？然而在石里克的论证中，自然律的完备性使之成为D-N说明中自足的大前提。石里克对庞加莱的规律演变理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而在因果关系讨论中，石里克在宏观范畴接受决定论，但完全否定因果律的存在：他的论证核心是：“因果律本身不是定律，它只是表述了定律存在这一事实”，于是，一切因果论断都成为同义反复，而著名的休谟论断得以复现：在一切事物间寻找因果关系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一种有着原创性的逻辑论证，它精彩地引入了命题的意义分析等日后我们非常熟悉的哲学工具。不仅于此，在《广义认识论》中，石里克的语言分析和命题意义分析更成为了核心：假如一个断言不是定义，又无法通过事实被证明或者被否认，那么这个断言则是毫无意义的（这个思路后来被艾耶尔发扬光大）。在这方面，石里克独立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而完成了初期工作，之后三人间的频繁信件来往使得他们的思想能够较为充分地交流；然而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共同的先导同样是19世纪的另一位出色学者，数学家与逻辑学家弗雷格。与上述许多物理学家一样，他同样在德国工作，在世时并没有声名彰显，然而他的语义理论和逻辑理论则影响巨大。石里克的同僚卡尔纳普、哥德尔等人则明确地引证和称赞弗雷格的工作。弗雷格也应该位列19世纪科学哲学群星璀璨的先驱者之中。
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论集成者，石里克的另一方面，甚至可能更重要的成就体现在他作为学术界领袖的地位。他成功地使科学哲学成为20世纪主流哲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并以其超凡的人格魅力组建了维也纳学派。随着石里克被纳粹极端分子枪杀，以及接踵而至的二战，维也纳学派和大量科学哲学家从德国以及欧洲大陆外逃，科学哲学研究的重镇转移到了英美学界而与分析哲学合流。然而，一个重大的缺憾在于，由于语言壁垒，流派之争，科学训练门槛等诸多因素，英语学界并未能完全吸收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欧陆科学哲学极为丰富的科学哲学资源和经验主义认识论传统，导致大量在之前已经产生丰富成果的领域，需要被后人再发现和重新建构，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参考文献：
【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法】彭加勒.最后的沉思.[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英】A. J. 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2005
【苏格兰】大卫·休谟.人性论.[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Balashov, Y. & Rosenberg, A. (2002). Philosophy of Science: Contemporary Readings.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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