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民主制的麻烦

作者：David Runciman
译者：景页
原文地址：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3/nov/08/trouble-with-democracy-david-runciman
　　西方民主制这几月很难熬。这个夏天我们看到，公民和他们选出的政要的每日言行，都被间谍机构监听、实时掌控。想到政要们可能与这种监听合谋已经够糟了，更糟的是，连政要们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九月份，我们看到西方领导人在叙利亚试图夺取先锋，却被立法机构拦下（英国议会未表达任何决断性意见，甚至连出兵都不反对；无论什么动议，只要提出来，议会就反对，像个生闷气的孩子）。
　　
　　在这场党派纷争中，交战双方的原则立场都没赢。奥巴马、卡梅隆、奥朗德四处挣扎，为解决阿萨德的化学武器找寻一个行得通的方法；最后关头，普金拯救了时局。普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让民主制度颜面扫地的文章，得意洋洋地强调，相对于大惊小怪、反复无常的民主制度，成熟的政治家才干具备诸多优势。
　　
　　事情一路坏下去。十月份，美国政府关门十七天，华盛顿内讧将这个国家带至灾难性的违约的边缘。美国政客们与全球经济玩起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令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看客们内里五味杂陈，既有绝望，又不乏一丝丝掩不住的幸灾乐祸。普金傻乐着。中国方面啧啧摇头。欧盟官员们发出厌世的叹息。用不着为改选犯愁的政客和拥有听话、易掌控议会的政客，看到美国的境况，心里混杂着同情与蔑视。想象一下，一边是无休止的吵闹，一边还要治理国家，恐怕连呼吸的时间都不够，何谈仔细思考问题。这能是政府运行的方式吗？
　　
　　这种想法，生活在西方民主制度之下的我们时而会有。对独裁者的嫉妒心理是民主政治的习惯性特征。我们并不是真心想要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对那意味着的东西我们仍心存恐惧——但我们的确嫉妒独裁者拥有的危机之中果断行动的能力。尽管普金有这样那样的过错，人们很难想象他会对间谍们策谋的事情完全不知情。看到他赤裸着上身捕猎的照片，我们可能会大笑，但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懂得如何猎杀。我们的领袖知道他们要捕获的是什么？当奥巴马在华盛顿想方设法为解决政府停摆寻一条权宜之计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们正利用他此番缺席世界政治舞台的机会，谋取对于政治系统的实用价值。
　　
　　中国政治家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长远打算，不受周而复始的选举轮回的限制。同时，技术官僚斩断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制约与平衡束缚，采取快速行动，无需在行动之前摆平议会或公共的声音。记不清有多少次，西方学者们向我讲述，跟中国官员打交道有多痛快，他们总能把事情办了。如果你有个大计划亟待实施，不管是绿化城市环境、校准交通系统，还是加速整个行业发展，带它去中国，有可能在新意丧失之前变成现实。没有哪个西方学者（就算有也少得微乎其微）愿意沿用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他们眼中，那是一种压迫性的、不开明的制度。学者们始终不移地钟情于民主制度，他们只是想让它像中国的制度一样说干就干。
　　
　　对独裁者的嫉妒心理存在一种历史的反讽。近已百年内，在任一政治制度都会面对的危机处理方面，民主制表现得比独裁制优越。民主制赢得战争的胜利。民主制活过经济危机。民主制直面环境挑战。正因为独裁者们无需服众、说干就干，终于在最后关头犯下大错。独裁者犯错之后，将领着整个国家跟他一起跌落悬崖。民主制度下的领袖犯错之后，将在终极毁灭发生之前被我们踢出局。
　　
　　然而，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这样想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安慰。我们嫉妒独裁者是因为问题出现的时候，长远思考是需要镇定的神经的。令民主制赢在最后的那些品质——躁动不安、受不了挫败——也会让民主制难以进行长远思考。人们红着眼睛看着那些能够把握住时机的政治系统。民主制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生存技巧是糊里糊涂混过去。民主制的死结在于，注定了渴望那些得不到的东西。
　　
　　首个认识到民主生活内在矛盾特性的人是一位法国贵族。1831 年，亚克西斯·托克维尔来美国考察监狱系统，当时他秉持着十九世纪对民主制的偏见。在他眼里，这是一种混乱、愚蠢的政治系统。然而，一年后，旅行结束的时候，托克维尔的想法改变了。他认为美国民主比它看起来好得多。表面上看，一片混乱：政客们争吵不休、报上刊登的净是对政府的指责和误导性的新闻（“美国新闻界的任务就是，”托克维尔写道，“进行粗俗的攻击，既无准备也无技巧，牺牲掉原则，只为博取人心。”）分散民众注意力。没人有能力对局面施加控制。太多噪音，缺乏足够的信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剩的噪音将产生极富适应力的政治体制，不会僵化，不会陷入泥沼。粗糙的美国政治正是这种核心健康的标志。美国人民不断跌进坑里又爬出来。托克维尔写道，民主制犯下很多过错，又纠正了这些错误。很多火苗是美国人燃起的，又是他们扑灭的。托克维尔的才智在于发现了与这种系统共存的心理效应。分为两种路径。
　　
　　其一，许多人可能会对于民主政治始终无法扭成一股力有所行动深感愤怒。托克维尔把民主制称为“不及时的”统治形式，因为它似乎从未对时局有所响应。当局面十足得坏，政客们常常还在为一些旁枝末节争吵不休。危机一过去，他们就拿出了解决方案。这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托克维尔怀疑民主社会的民众对国王、暴君有一种按耐不住的向往，他们至少知道怎么做做样子。公民梦想着得到能砍下一批人头的政治家的拯救。梦想中的政治家迟迟不见，人们的挫败情绪咕嘟咕嘟冒着泡。愤怒与厌恶始终存在于民主社会的表层。
　　
　　其二，民主制度的不及时性可能造成的另一种心理效应是自满。如果民主制果真不像看起来那么糟，人们就很容易假想，没有哪个危机会像看上去那么严重。事情最终会变好，只要我们不反应过度。托克维尔发现，美国民主建立在一个信念之上：人民必须相信乱糟糟的制度最终会变好。问题是，这种信念会蒙上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见政客们正在上演的愚蠢错误。有些危机的的确确和它们看起来一样糟，美国也不能例外。
　　
　　托克维尔的分析是现代民主制度运作的最佳向导，穿过历史的长河，一直适用到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对于民主观念，有多少人心怀绝望，就有多少人无忧无虑、信心满满。只要看看当今美国政坛那一撮亡命之徒就知道了。如果你认为这个体制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你当然就会把政府关掉。毕竟，危难呼唤极端手段。如果你认为不管你向这个体制投掷什么，它都能运转良好、生存下去，政府停摆也没什么大不了。事情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糟。实施焦土政策的共和党人已经用行动放弃了美国的民主梦，同时又对它胸怀期待。共和党人不想丢掉民主梦，不想采用瓷器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用什么也不会用它）。但他们再也忍受不了为实现民主梦而做的种种妥协。孰不可忍的愤怒情绪、耸耸肩叹一声“这都是命定”，这两种心态正是民主生活的双生罪。政客们一人戏二角。
　　
　　世事向来如此。整个二十世纪的民主史就是危机不断重演的故事，政客与公众位于双生情绪的两头——对于危机时而过度反应、时而反应不够，从未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对于独裁者的嫉妒时常泛起。20 世纪决断性的危机发生在 1914 年，这种嫉妒演化成一种永久性的标记。当人们认识到，基督教不能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焦虑的情绪开始膨胀——民主制究竟是否具备击退德国军事武器的能力？民主国家能否和协同力？1915 年十月，“泰晤士报”在读者来信版面展开一场大辩论，讨论全面战争状态下民主制度和独裁制度各自的优越性。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民主制度没把关注点放在对的位置。一位读者认为，德国君主能依够照政客们的功绩对他们进行提拔，“民主制度下，人们没有这样的意识，选举领袖依照的是出身、演讲技巧和好的团队。”1915 年十月，战争的重心转至东方，德军挫败俄军，取得军事胜利，斯时，英军刚刚在达达尼尔海峡被土耳其人羞辱。很明显，那位读者暗指的政客是谁。该为此次英军惨败负责的正是温斯顿·丘吉尔。德军掌握进军节奏的将军是埃里希·鲁登道夫。民主制的麻烦是，将权力交给了丘吉尔那样的轻量级选手。独裁制的优势在于，掌权的是鲁登道夫那样的重量级选手。
　　
　　鲁登道夫在 1916 年与兴德堡一起成为德国最有力的独裁者，随着战事的发展，西方民主国家对于他的膜拜愈加强烈。英法美国民众并不想鲁登道夫成为他们的领袖。他们只不过希望自己亲手选出的政客能够向他看齐。1917 年，美国参战，“大西洋月刊”派出新闻新星HL·门肯前往德国采访这位领袖。门肯深信鲁登道夫代表了德国崛起的原因：他无情、实际、果断。这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形成的对比真是强烈得不能再强烈了。威尔逊是个光说不练的延宕者，一面承诺着不让美国卷入战争，一面改变主意、带领美国参战。鲁登道夫很少在公开场合讲话，是个安静的毁灭者。这样看起来，民主制度一本糊涂账、一片混乱局面，根本不是独裁制度的对手。
　　
　　门肯错了。鲁登道夫深受所有独裁者共有的弱点之苦，那就是，不够灵活。1918 年，鲁登道夫未能果断突围，就此失去撤退的可能，只能咬牙坚持到最后，与军队一起崩溃。延宕者威尔逊却成为灵活的那一位。西方民主制度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原因在于，尽管犯下比独裁更多的错，他们也改掉更多的错。调整政策、改变策略、革新纲领、甚至换掉领导者，民主制度敲敲打打、削减、变更着一切，直到产生作用。1917 年，黑暗中的法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换了三任总统，才让后来拯救这个国家的克莱蒙梭艰难上任。那时，法国政坛看上去是民主制的绝地：党派分裂、心胸狭窄、草木皆兵。只有回过头来看，才知道，正是这种不安分、不满足，促成了改变。西方民主制度经受住一战的考验，正是因为它足够混乱，不致被自身的弱点牵绊。
　　
　　然而，胜利不足以停止人们对独裁者的嫉妒。虽然威尔逊击败了专制君主，但在雷厉风行这方面，还差得远。一战以后，威尔逊的对头换成了列宁：送别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威尔逊希望创建一个对民主制度安全的世界。可惜这个制度本身不会让他如愿。躁动、缺乏耐心的特性曾让民主国家赢得战争，同样是这些特性，阻挠着威尔逊构建长久和平的努力。总统希望人民将目光放长远，选民们却只关注眼前利益：工资、工作、物价、复仇。参议院不许美国加入国联。英法民众只想要回本国利益，政客们又开始琐碎的内讧。
　　
　　在一战那样的重大角逐中，民主国家获得了胜利，原因在于，它们犯错之后继续往前走。获胜之后，它们继续赶路，将胜利的果实白白浪费掉。
　　
　　这种模式在整个二十世纪不断重演。三十年代早期，大萧条处于最低谷，人们普遍表现出对独裁制度的嫉妒，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只有向独裁制度取经才能得以生存。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起来是行动派，做出艰难决定，挡开危难（墨索里尼尤其受人膜拜，让火车准点发车的本事，为人们一再称道）。选举产生的政客与之相比，好比悲惨的侏儒——被选民们吓得掌不了权，被议会束缚得改变不了国家进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出现证明上述分析是错误的。这是一位因善变而扬名的领导人，从不万分确定自己在做的事或相信的东西，他愿意多做尝试，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值得努力。在罗斯福漫长的总统任期内，总有危难来临的预警：要么国家将要被毁灭，要么罗斯福竟是个独裁头子。此二者皆未成真。在罗斯福忙乱而多谋的领导之下，美国踉跄着度过危机。最终灭亡的是独裁统治。奥巴马不是罗斯福，但他面临的批判与罗斯福大抵一致。有人控诉他是独裁头子，有人贬损他为不可救药的延宕者。事实上，他两者都不是。奥巴马只是一位民主政治家，竭尽全力，想找条路突围出去。
　　
　　冷战期间，西方的评论家们始终担心他们会输，因为苏联人冷酷无情得多。政客们终日忙于改选，无法为全局胜利部署一以贯之的战略，造成一再错过时机。这种担忧横贯整个八零年代，一直到冷战以西方的胜利告终，担忧依然存在。里根执政期间，白宫满是雄心壮志的冷战战士，人手一册（据演讲撰稿人佩吉·诺南所说）的读物是《论民主制的覆灭》，作者是一位忧心忡忡、装腔作势的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雷伟尔。像其他人一样，雷伟尔发现苏联体制深陷泥潭：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同时他声称，苏联会把民主国家一道拉入深渊，因为民主国家太不果断，在最后关头赢不了残酷的政治角力。苏联分裂，西方阵营不知道怎么从中获利。民主政治无休止的诸多盘算会挡住前进的道路。所以克里姆林宫里头脑冷静的暴君，在没什么可输的情况下，会将我们团团围住。等到危机降临，民主制难以应变。
　　
　　但是等到危机降临，民主制根本无需应变。冷战的结尾和一战的结尾很像：胜利意外的擒住胜利者。即便有诸多盘算，民主制还是赢了。多亏那诸多盘算，民主制赢了。在苏联忙着给自己挖洞、深陷阿富汗战场的时候，西方人看电视、买东西。一天晚上，他们打开电视机，看到柏林墙倒了。一如 1918 年，人们想要将这次胜利演绎为一个宏大的道德寓言。这场胜利一定意味着某项重大的事情，民主制拿下如此压倒性的胜利。不仅如此，这场胜利一定是民主制的一次机会，夯实对世界的掌控，让地球上每个人都处于这种正义的制度之下。然而，重大的事情没有发生。墙倒了就倒了，西方人继续买东西。
　　
　　冷战胜利被白白浪费了，和一战胜利被白白浪费一样。部分的原因是民主制度下，人们缺乏耐心。政客们（小布什、布莱尔）不愿静候民主制的长远利益自行现身，总在加速进程，却迎来灾难性的后果。2001 年以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弘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却造成了恐怖主义的蔓延，民主制失去人心。对于民主制身处的困境，还有一样东西脱不了干系，那就是民主社会典型的自满情绪。上世纪末，一种思维模式变得愈加熟练，拿来就用：事情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糟；民主制到最后总能混过去。始于零七零八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产物。阴云密布之时，政客们、银行行长们和广大公众都以为形势会自行好转。我们还在买东西、盯着笔记本电脑，在阴云中踉跄着前行，差一点跌落深谷。
　　
　　民主的两难在于，如何在没保证的自满与没尽头的躁动之间，寻一条出路。这太难了。因为对自满的克制像另一种躁动的表现，涤除躁动又像另一种自满的彰显（countering complacency sounds impatient and countering impatience sounds complacent）。这是一处信心陷阱，无路可出。告诉茶党美国付担得起奥巴马医改，是一种徒劳，就像告诉奥巴马医改的设计者们茶党也有他们的道理，也是一种徒劳。告诉独立党英国民主制终将适应移民大潮，和告诉看“卫报”的自由派独立党干了几件实事一样，都是没用的。在民主国家，你总能用短期的混乱遏制长期的实力，一如你总能用短期的实力换来长期的混乱。
　　
　　对于独裁者的嫉妒一次次发作，不会根除。独裁与民主的战场可能转向东方。中国和印度将为夺取二十一世纪的战利品交恶。但模式是不会变的。印度民主的局面也是乱糟糟的，亟待果断作风。瓷器国的独裁统治是有效的，但呼唤更多的灵活性。长远来看，体制越灵活，就越容易发展。但前提是，短期的弱点不会挡道。此阶段，西方民主国家面临各自版本的信心陷阱。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各种敷衍了事的解决方案，执政党试图让船别沉，一直开着，等待好日子回来。我们的政治何其狭隘、何其短视，我们的领袖只求亡羊补牢时候不晚。但当他们奔波于一次次重蹈的民主战争中，危险始终存在，那就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威胁。民主制过去做过自行调整，适应环境挑战。而现在，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规模比前一次大，后果也不一样。这是一次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够信心满满地直面的危机。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了。长远来看，民主的躁动与民主的自满的竞争中，自满可能取胜。果真如此，我们就都输了。
　　
　　乱糟糟的民主社会为持续不断的间谍活动创造了条件，国家安全机构利用我们分散的注意力，对我们实施监听。在我们买东西、盯着笔记本电脑的时候，他们获得完美良机，监视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公众对此次监听曝光的反应，很好地展示了民主的躁动与自满。因为我们不留意他们，他们就能在不让我们知道的情况下监视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勾当，公民们觉得愤怒、厌恶。大家都在喊，必须有所行动。但很多人耸耸肩，不以为然：要是没什么可藏的，何必计较有没有被监听呢？乐购和谷歌都能从我们每日生活细节整理信息，情报机构也这样做，并不奇怪啊。类似混杂的反应也出现在政坛。有人愤怒，有人因毫不知情而窘迫。还有很多人相对无所谓，因为那些间谍也是拿钱干活的。情报组织是民主安全必须付出的代价。
　　
　　民主社会的思维模式将滑向不远处的深渊，掉进去。违背民主的行径向我们慢慢爬来，我们不为所动，直到有一天，日常民主活动——言论自由、唱反调的部分政客——把它们揭露出来。等到那时候，民主国家已经没有主动权了；它们只能做些小幅微调，再滑向下一个深渊。民主国家的难题都一样，那就是，施加一以贯之、保持警惕的压力，将可能触发危机的力量控制住。这比等到危机出现再应对容易多了。新型信息科技，非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让它变得更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走神。环绕全球的信息过剩让人们不可能长时间保守秘密。同时，为公共社会全面改革而设立的宽泛的民主协定（broad democratic agreement for wide-ranging reform of public life）也得不到守卫。太多噪音，信号不够。让我们一起祈祷，这一次危机，平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