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策特是谁？
（原文于2013年第5期《时代建筑》“力的表示：建筑与结构的关系”。因篇幅有限，原文配图有所删减，在此贴出撰文过程中康策特及各事务所提供的完整资料，图片版权归各事务所所有，转载请豆邮联系。） ===================================================================== 康策特是谁？ ——一个瑞士结构师的诗意抗争 The Poetic Struggle of A Swiss Structural Engineer: An Interview with Jürg Conzett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His Work 摘要：文章第一部分通过对康策特的专访，试图展示其早年职业生涯的发展以及部分项目的幕后故事；第二部分以四组方案为例，介绍其作品的思想以及与建筑师合作中的哲学，并简要介绍了当年 ETH 的结构与建筑学教育背景。 作者：李博
七月的一个下午，瑞士格劳宾登州 Graubünden 的首府库尔 Chur，市民和游人稀疏地坐在火车站广场上， 享受着咖啡和夏日的温暖。 环绕着库尔的山峦，在老屋和蓝天间穿插着，增添了一道墨绿的衬色。 广场往下，是这个阿尔卑斯山畔小城最繁华的火车站大街。在熙熙攘攘的商业街的3号，老房子沿街而立却极尽低调。一侧，是人来人往的街道，另一侧，是僻静的后院。在老房上层的办公室里，我们迎来了迎接的主人：他就是如今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瑞士结构师——约格・康策特 Jürg Conzett。 笔者：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 Zürich，以下简称 ETH）完成了学业之后，您在彼得・卒母托（Peter Zumthor）的事务所工作了7年之久。作为一个结构师，您在建筑师事务所里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呢？您的工作是负责协调建筑师和结构师之间的交流么，抑或专职为事务所里的项目负责结构的计算？ 康策特：不是作为专职的结构师。之所以在毕业后进入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就感觉到结构师的教育里缺少了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正是建筑师一直在讨论的内容，一些职业中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设计，如何与住区、景观等因素发生关系呢？而当时的我，想要通过实习去搞清楚这些问题。 最初，我想去卒母托那里实习。那个时候卒母托刚刚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很多事情实际上也不太清楚（如何给结构专业实习生分配工作）。我说，我先来试一个月，完了之后再商量看看工作是否过重。当时的事务所还很小，只有三个人。 笔者：事务所刚成立。 康策特： 对，在事务所成立之前，他已经有一些建成项目了。但是当时他赢得了第一个大型公共建筑项目的竞赛，在库尔森林里建造一所学校。 笔者：离这里很近？ 康策特： 是的，我的工作就是从这个项目开始的。7年里，基本上在建筑师事务所里该干的工作，我都干了，我的透视也画得不错。 笔者：那么，您是同时进行着建筑师和结构师的工作？ 康策特： 不，因为那毕竟是个建筑师事务所，就像一般的情况一样，结构工程师都是外包的。在此其间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体会：我当时很快地就注意到，专业的结构师期待着建筑师告诉他们想要什么，而建筑师在建造这一层面上其实并不总是知道想要什么。当时我的角色很奇怪。我总是（在项目概念产生的时候）很快地开始动手做模型，通过模型来检验设计的样子，然后和卒母托进行大量的讨论。然后，我们才去找专家，去找外聘的工程师。 对我来说，我就在那个时候体会到，就在这个环节上，建筑师和结构师两者间缺少了一个连接。而在这一点上，我至今保持着敏感。在设计的过程中，结构师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一个建议，一方面，在结构上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也应该满足建筑其他方面的需求。当时大概在80年代，专业的合作出现了一些间隙。 笔者：您当时是否也参与了结构的计算呢？ 康策特： 没有，我们只是提出概念，比如说厚度之类的计算，都是非常粗略的估算。精确的计算，则委托给外部的结构工程师。我当时是处在建筑师这一边的。基本上，我得面对我专业上的同行，去维护建筑师的利益。这也是很特别的一段经验，对我影响很深。 笔者：作为建筑师的实习，而不是结构工程师？ 康策特： 嗯，是的，或者可以说是培训。其实另一方面，我也为这个领域带入一些新的东西，这么来说我也不仅仅是学徒。他（卒母托）有时也会注意到，说，哦原来这里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可以操作的余地。 笔者：您是否也推荐学生们去对方专业的事务所实习呢？ 康策特： 当然，这么做很有价值。我们事务所也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有一个建筑专业的实习生，事务所也会因此更加丰满和充实。 笔者：在日本，所有的学生在头三年都同时学习建筑和结构。三年之后，学生能够自行选择在哪个方向上继续深造。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和瑞士，都涌现出了很多在结构和建筑设计上结合得很好的项目。 康策特： 确实如此。有次我见了佐佐木睦朗，他向我介绍过这个情况，我觉得非常好。然后他说，他不能做桥梁的项目，因为在日本，基建（结构）工程师和（民建）结构工程师之间是有清晰的界限的，两者是不同的专业。在瑞士传统的概念里，一个结构工程师包办了他所在地区的所有设计，包括民建、基建、桥梁等等。我念大学的时候，选择的深入专题是构造。这其中的区别并不在于是房子还是桥，根本上来说，这些都是属于结构的范畴。 笔者：如果认真地去观察您的作品，会发现有很多细心的设计。比如说，在枕木峡（Traversina）峡谷的两条步行桥里，您在第一条桥的护栏上将高度做高并将护栏满铺，而第二条桥底端的混凝土基座则被塑造成了一个长椅的形状。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设计都并非出于纯粹结构上的考虑，而更多地体现了对于建筑的敏感。它们都是从使用者切身体会出发的设计。这些特殊的设计在您的工作中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康策特：您的观察非常细致，猜想也完全正确。第二条步行桥这个项目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第一条桥被砸毁之后，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时间和预算上，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当时我汇报了第一个设计，造价比后来的设计要便宜一些，基本上那个设计是一个简单的吊桥，您可以想象，是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峡谷里都可以见到的那种。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很害怕，说，虽然我们都很信任你，相信这座桥在结构上一定安全，但是没有人敢走啊。然后我就想，为了节省费用，我们可能做得有点过头了。这个设计里面，桥处于一个完全暴露的状态，而且下面的峡谷又那么深。事实上，设计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使用者的感受一并考虑进去。 就像您之前所说的，一条桥首先得解决建筑上功能，人们必须通过这条桥走到对岸去，否则它就毫无用处。我们必须得明白，去照顾使用者的感受是设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然，作为一条桥，无论如何要保证的它能在物理上连接两岸，但是这个教训却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如果我们无视人的心理需求，那么即使它的构造和结构多么的精美，也没有人愿意走。 笔者：在设计进行到某个阶段时，我们总是必须要决定选用哪一种结构类型。第二座步行桥的结构原型，来自于 Jawerth 桁架结构体系，不过在经过修改之后，下弦的方向倒置了。而在布鲁日的步行桥，概念则来自于原始的中世纪拉升帷幔的滚轮结构。这些历史上的结构都被重新发明，经过细致的磨砺之后，很好地适应了具体项目的特殊情况。结构史对您来说就犹如一座参考案例的图书馆，是这样么？您如何看待结构工程和建造的历史？ 康策特：是的。但是我想补充一句，（这种向历史原型借鉴的思路）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并不是说，好，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然后突然在某个角落亮起了一盏灯，一拍脑袋说，就做个中世纪一样的构造吧。在布鲁日的步行桥这个项目，我们的基本概念是使用一种尽可能简单的结构系统，这才是设计的根本目标。然后在追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滚轮的概念才出现。滚轮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系统，在原始的机器上可能很常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在翻书的时候翻到中世纪，突然地，啊哈，给我逮着了。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在设计的过程中逐渐成形，而历史上的案例，更像是在背景音里细细私语，并暗示着一条可能的设计走向。 这个项目里，我们首先想要解决一个存在的问题。在布鲁日的场地，我们既要满足行人渡桥，又要允许船只通行，但现场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建一座开合的吊桥，或者可以水平转动的平转桥，所以我们被逼着去考虑其他的结构系统。当然你也可以说，通过系统的研究吊桥这一类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但是正如您之前所说，我们身边就有现存的大量案例以供参考，像一座图书馆一般，那么去向历史学习，会开拓我们选择的视野。 我们回到第二座步行桥。对于下弦弧形拉索的修改，不是仅仅去考虑结构是否可行，而是更多地遵从直觉。我还记得这个想法是在有次和妻子晚餐的时候产生的。她说，一座桥对于她来说，就应该是高低弯曲的。这种直觉的判断，我并不知道其背后的原理，但是我感觉到，它确实就该是这个样。然后她说，她就是特喜欢这样的形式。确实，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很在意到这一点（这个直觉判断得出的结论）。虽然没法说清楚，但这样的想法和思维确实非常神秘，充满了吸引力。我们总是不断地去思考背后的原理，去想这种（遵从直觉的）做法到底有什么好处。 使用修改过的 Jawerth 桁架结构，正是为了可以施加预应力。但是在原始的 Jawerth 结构里，两条弧线处于相反的方向，并且通过中间斜向的拉力达到稳定的。在步行桥的设计上我们发现，（结构原型经过修改之后），其中的某些桥墩可以承载压力。在这些受压的地基处，就不再需要用深地基铆实，相反地，刚性变的更强。［1］ 正如因霍夫（Eduard Imhof）所写到，影响我们心理的效应，无声地潜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得出的这一个设计看上去非常漂亮，各个环节之间也互相呼应，它优点很多，很讨人喜欢。这个例子很好的说明了，怎么进行综合性的思维推演，又如何将各个层面的问题咬合在一起。 笔者：在奥托广场的项目中，外墙是一个自承重结构。您在这个项目里是如何和建筑师 Jüngling + Hagmann 合作的呢？您是在设计的哪个阶段提出使用桁架作为外墙结构的？因为在设计中，建筑内的自由的功能分布和建筑的整体概念都来自与外墙，您在合作也许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康策特：奥托广场这个项目，首先是由建筑师参加竞赛独立赢得的。空间的形态以及构造的基本概念都来自于建筑师。必须说明一点，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是在卒母托的事务所里结识的，彼此之间聊过很多也互相了解，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着深厚 的共识。回到这个项目，建筑师提出了一开始的构思并赢得了竞赛，然后他们来找我，说希望以内廊作为概念来发展方案，并且希望能把底层做成无柱空间。甲方也十分认同这一点，同时希望上面几层 也能做成无柱空间。 当时首先想到的是 Schatzalp 酒店，我们以前去达沃斯时一起去过。那个房子用的是早期的混凝土结构，有些地方高达两层的桁架结构被隐藏了起来，门也做了移动。然而人是感知不到这个结构的。这个结构把首层的部分空间从柱子中解放了出来。笔记本里有些草图，我们把这个原型发展成为一个系统，这样得到了棋盘式开窗的设计。
笔者：立面在竞赛时是…… 康策特：初期赢得建筑竞赛的时候，立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原来方案的立面上只开了一些狭长的窗洞。而当时内廊的概念已经十分清晰，于是我们就产生了把内廊的样式延伸出立面的想法，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从外立面上大致地感知到建筑内部的结构。当然，立面也可以用另外一些简单的方法解决，但是立面并不是这个设计中的一开始最重要的因素。真正决定整个设计的，是要在室内满足甲方对于功能安排的需求，这是整个设计的出发点。最后甲方对空间、结构以及立面的设计都十分满意，认为非常符合他们的预期。 笔者：造价会比普通的立面贵很多么？ 康策特： 嗯，这取决于我们怎么去评判一项投资值不值得。首先，它是一个承重的混凝土结构外墙，它当然比砖墙结构加外保温的做法要贵（作者注：按照瑞士的保温规范，这是一种廉价的外墙做法），这是肯定的。而我们提出的结构可以在长边立面上承受30米的跨度，只要配以更多的拉筋就可以。然而，如果配筋量太大也是不成立的。当时我们对此写过一份长达40页的报告，对比其他所有可能的结构体系中，内部与外墙的整体造价，直到得出一个合适的分配比例。 这个项目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建筑的外观与内部空间的功能，通过结构咬合在了一起。我们从内部（内廊）的概念出发，加上甲方对于灵活（无柱）空间的要求，以及合理的结构设计，达成了最终理想的结果。 笔者：提供了更好的空间质量和更大的灵活性。 康策特： 是的，在剖面上没有一根柱子，所有的空间净高都被充分利用，这样的设计没法再做分毫的削剪了。甲方很清晰的对空间使用提出了要求，对设计帮助很大。 笔者：最终的空间呈现出一种非常特殊品质。 康策特： 是的。 笔者：您认为建筑师和结构师是否有着共同的目标？您与您的事务所是如何与建筑师合作的呢？在设计中是否有时也会与建筑师发生矛盾，而您又是如何处理的？ 康策特：毫无疑问，共同的目标就是合理地去建造。（建筑师和结构师）处理问题的方法肯定是存在差别的。比方说，应对一个桥梁的项目，结构师会先去考虑在工程上如何建造；而这一点对于建筑师来说，肯定是相对而言没那么重要的，他们会更关注建筑里复杂的功能，更关注人们如何去感知建筑。 就像我一开始强调的，对于一座桥而言，（第二座步行桥）建筑功能的设计也会是一个难点。在结构设计上，你可以说，哦，那里缺了面承重墙，它得承着上部的荷载。但是我认为，当今我们必须要强调整体的合作，而尽可能地忽略各工种在工作方法上的差异。事实上，这些差异也没有那么巨大了。我们各事其长，应该更强调分工之后如何合作，而非在合作上如何分工。比如在我们的事务所，用物理模型推敲方案特别重要， 就像建筑师一样。 笔者：这在结构师事务所里应该算是特别么？ 康策特： 我想是的，我们可能是结构师事务所里模型做得最多的。 此外我还想谈谈草图。设计开始的时候，画图并不需要很精确，而草图更能帮助我们去逼近问题的核心。解决问题的方法多种多样，在每个角落都可能隐藏着线索。要通往目标，并不总是只有唯一的路径，只要最终的结果能够独立地解决问题，那就是好的设计。然而为了到达终点，我们需要尝试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们得认真地探究每一个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 笔者：作为结构师并不只是作精确的计算？ 康策特： 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在寻求解决方案的阶段，建筑师和结构师的工作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我也觉得合作中的矛盾很有趣，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人们互相交流，共同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保持灵活很重要。比方我提出一个想法，对方说，哦，原来如此，这里不好，那里也行不通。然后我再尝试给出新的方案，去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对我来说，难点总是在于最后如何进行建造。当我给出一个缺陷更少的设计，总有一种感觉，为了使奇怪的想法能够成立而去做设计，这个设计就不好，我就觉得不应该这么去做。 笔者：您认为建筑和结构设计中不可被对方取代的核心部分是什么？这两个渐行渐远的专业是否应该重新拉近彼此的关系，就像古时一样？ 康策特：是的，但是这不太现实。我也不想把自己定得太死。但总的来说，双方的目标都是希望达到一个各方面均衡的整体设计，谁也不希望一个建筑看起来像是各专业的设计结果拼贴在一起的作品，零散而缺乏整体性。可能这样的设计也行得通，但这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有时候，我们有种感觉，啊哈，一旦确定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原则，就能一下子得到非常多的方案，这正是我们想要追求的。我觉得这是种理性明智的工作方式。项目的最终，如果我们正确地解决了难题，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方法是对的，就应该这么来。在更大的层面来开，（保持开放和合作的心态以寻求共同的原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笔者：一切的因素都紧紧咬合在一起。 康策特： 这是我认为我的工作中最有趣的部分。 笔者：在《结构作为空间》一书的导言里，Moosen Mostafavi 写到，您从很早就开始迷恋爱德华・因霍夫教授在制图学上的创造。因霍夫对您有怎样的影响呢？您在求学的其间，是否也有喜欢的人或作品？他们对您有产生了哪些影响？ 康策特：制图学的影响主要来自我父亲。他是一名测量工程师，曾经师从因霍夫。我至今还留有我父亲的遗物，里面有很多因霍夫的书。这主要是家庭的影响。年轻的时候，我总是很喜欢细细地品读这些地图，现在家里也还保存着很多。今天看来，因霍夫当年的态度和立场是特别有意思。 笔者：还没有电脑时手绘的数据地图，基本上都是数字化的等高线图，或是图形式的绘画。因霍夫的作品在我看来，重视的则是读者的感知。 康策特： 是的，正是如此。因霍夫说过，我们必须留心去唤醒人们正确的感知。他并不是反对数学。 笔者：看您的作品，第一眼看去往往看不到背后的结构计算。但是从形式上，却强烈的感觉到了一种美。 康策特： 有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影响是，我总是会先着眼于现有的素材，然后去不断研究它，挖掘它。建造的历史是很吸引人的，我一直怀有一个梦想，好好地去研究一下那些古老的建筑。您问我喜欢什么，那么雷蒂亚铁路（Rhätische Bahn）算是一个，沿路的那些壮阔的高架桥算是其中之一（图03）。她们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我在读书时师从克里斯蒂安・门（Christian Menn）教授，在当年的瑞士他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物（图04）。我也很喜欢旅行，在英国看了很多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的作品，当然还有瑞士的罗伯特・迈雅（Robert Maillart）（图05）。 笔者：我还记下了一些名字，比如理查德・柯莱（Richard Coray）。（图06） 康策特：对，没错。这些人都是在瑞士实践的工程师。他们的项目就在我们身边，去看也很方便。我们现在正在修复迈雅的 Tschiel 桥。我也收集了很多柯莱的脚手架结构的资料，有很多建造时的施工照片。我对他们和他们的作品都很着迷。
图02. 爱德华・因霍夫展示不同比例尺的地图，背景为因霍夫的水彩渲染地形图（来源：瑞士电视台档案）Eduard Imhof showing his maps drawn in different scales（Schweizer Fernsehen Archiv）
图06.理查德・柯莱为 Salginatobel 桥设计的脚手架使得大跨度的山谷作业得以实现，Scaffolding of Salginatobelbrücke by Richard Coray（ETH-Biblothek Zürich，Bildarchiv/Robert Maillart-Archiv） ===================================================================== 1. 起步的结构师 1980年，康策特在 ETH 结构专业毕业后，加入刚刚独立的卒母托事务所工作，一干就是7年。92年，他与结构师吉安弗郎科・布朗茨尼（Gianfranco Bronzini），以及拥有建筑师和结构师双学位的帕特里克・伽特曼（Patrick Gartmann）共同成立了 CBG 结构师事务所。97年，康策特与卒母托再度携手， 在千禧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设计了瑞士馆“共鸣体”（Klangkörper）——一座由木檩堆叠而成的声音与光的迷宫。在林业发达的瑞士，木材的加工和使用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木工也成为瑞士人对于国家以及民族认知的一部分。卒母托把阿尔卑斯山坳里的晒木厂搬到汉诺威，向世人展示着瑞士人对于土地和山的热爱。这座巨大的晒木厂犹如木材工业流水线中的一个切片，置身其中，似能嗅到山林中富氧的空气。观众在这个切片里，看到的是树木的一生：从生长到成材，再经由精细加工后成为建筑和家具材料，与瑞士人一起，继续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怀抱里。
图07.（建筑师：彼得・卒母托；结构师：约格・康策特，帕特里克・伽特曼） Model of Swiss Pavilion Klängkörper, World Expo 2000 in Hannover, Germany. Architect: Peter Zumthor. Structure Engineer: Jürg Conzett, Patrick Gartmann. 然而，这座晒木厂并不是世界大观里的猎奇微缩模型，而是观众可以切身体验的实体与场景。除了视觉上体量巨大的木垛，细心者还能发现缝隙之间的金属构件。传统的晒木厂里，木材交错堆叠，为了抵消山风造成的巨大侧推力，人们会往木垛顶部堆叠巨石或重物。到了卒母托和康策特手中，这些巨石被置换成精确到毫米的可调节金属控件。九米高的木垛分散布置，莱茵河畔的风穿过木垛之间的过道以及檩条之间的缝隙，横向荷载被最大化地消解了。垛与垛之间的横向连接构件，则将进一步将晒木厂拉结成一个巨大的整体结构，以此抵抗着横向的荷载和扭力。
(中/下)空腹桁架支架局部受力分析，纵向上木垛与其间横拉杆的局部应力分布分析 the 9th stack as vierendeel truss support; distribution of the tension between wood stacks and beams in longitudinal direction 在长达数月的展期里，一根根木头随着日落日出静静地呼吸着，慢慢地失去其内部的水份，变得更坚固耐用，同时也在尺寸上发生细微的变化。然而即使是细如发丝的变化，一旦堆叠起来，整体尺寸的变形便无法忽略。康策特和伽特曼在结构设计上的难点， 正在于让瑞士的木头适应莱茵河畔的水土，计算整体结构在展期内的变形。经过多轮验证，最终敲定使用870毫米长的热塑拉力弹簧，在每一垛木的顶部施以60千牛的压力。世博期间，一共需要对拉件进行两次调整，保持压力不低于40千牛，并使整体尺寸缩小90毫米。（图12） 整个晒木厂中木檩之间的连接，没有使用任何的钉子、螺丝或胶水（图13）。世博之后，晒干成材的木头踏入生命的另一段轮回， 拆解后进行销售并用于建造房屋，再一次融入人们的生活。这一概念契合了可持续建造的主题的同时，也在诉说着瑞士人对于生命和自然的理解和回应。从屋顶缝隙洒落的日光，从回廊传来的阵阵乐声，雨水敲打屋顶钢片的叮咚声，绕过木材笔直的边缘，在这个迷宫里展示着瑞士人的冷静和柔情（图14）。精确切割的一道道木檩，都由若隐若现的拉结钢件控制着，紧绷如弓弦。木头的身体随着水份变化，静止在时间里，因形变摩擦而发出的嘎吱声，仿佛侧耳可听。这一切的结构，都由康策特的计算精确地控制着。建筑师和结构师的情怀在这里达到了一种共鸣。“共鸣体”里的诗意，宛如瑞士的钟表：表盘上，是阅读时间的指针与刻度，简洁明了，没有一丝多余的元素；表盘后面，是精工细作的齿轮和轴承，包含了人类极致的手工艺；然而，这件极致的工艺品并不是供奉在书柜上画框里的易碎品，而是戴在腕上，与人的身体与生活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 2. 山谷中的抗争 地点从发达的工业城市汉诺威回到瑞士主场，格劳宾登州的阿尔卑斯山谷的行山路线 Viamala。从列托罗曼语的词意“险峻的路径”，我们似乎可以嗅到罗马时期泥土的气味：旅人和马匹沿山而行，沙石坠落弥散在空气里，与后莱茵河的水雾掺杂在一起。这条路线曾经在遥远的时代连接了峡谷的南北， 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岩层断落，道路易址，如今的痕迹只剩下沿路的刻画（图15，16）以及 St. Albin 礼拜堂的废墟。在该地的编年史里，曾留下一笔：“1428年 Sargans 的伯爵鲁道夫曾于桥上渡过莱茵河”。而此后漫长的岁月里， 周边地区政治和经济上的多方角力我们不得而知， 可以肯定的是，几百年里人们不断地与险峻的山石抗争，有过输赢，有血汗也有收获。 时间回到20世纪末，夏季的徒步行山运动在瑞士越来越受欢迎，重建古道的工程再次被纳入日程。百年之后，新一轮人与山的抗争再次展开。1993年刚开业不久的康策特事务所，受地方基金会委托设计一座步行桥，绕过泥泞的河流浅滩，直接横跨47米宽的枕木峡（Traversiner Tobel），以连接枕木道（Veia Traversina）两端残存的罗马古道（图17）。鉴于现场险峻的地理环境，结构师希望减少现场作业，更多地在工厂进行预制，并由直升机直接运输吊装。为了满足直升机最高荷载4.3吨的限制，桥的自重便成为设计的起点。 为减轻每个组装构件的自重，桥被设计为两部分（图18）：下部结构较轻，以杆件和拉索形成桁架满足跨度要求；上部结构较重，稳定整体并保护下部结构。在下部的横向剖面结构选型上，康策特先后排除交叉型斜撑（Schwedler）桁架以及单斜撑（Pauli）桁架，最终敲定为最轻的三弦桁架体系（图19）。两条呈反抛物线的钢索纵向连接各三弦桁架的端点，如同一道弯曲的手臂，在山谷之间轻轻托起一条木制的栈道（图20，21）。面对峡谷中杀手般山风，这条优雅的曲臂两端只是架在了峭壁上的两个纤细的基座上，盈盈欲坠。一旦两条钢索中的一条处在上风口，就会因为风所施加的压力而失去其在结构上应承载的拉力，此时另一条钢索的拉力便会带动整条桥旋转起来。针对这一问题，康策特对步行桥的上部结构做了特殊处理。（图22）首先，将两侧护墙外的竖向龙骨向下延伸，与下部楔形结构的斜向杆件交接。同时，楔形顶点固定于步道底面的中点。至此，各连接点之间保持着一个适宜的距离，而合成木板自身的尺寸和性能则给整体结构提供着足够的刚度，在剖面上形成了一个类桁架结构。在下部结构的纵剖面上，每一品之间使用交叉连接的拉索，与每品的横向结构一起形成整体三维结构。（图23） 为了减少木材尺寸收缩对整体结构带来的误差，所有构件的末端先与金属件连接，再以铆接或焊接固定。由于整体三维结构在纵横两向上稳定，且保有了一定的冗余，桥下的杆件和横梁可以像大提琴弦一般依次拆下更换。木桥的维护十分简便，而施工作业时仍能继续使用。（图24，25，26） 至此，康策特出色地完成了结构师的工作：在特殊的施工环境里，设计在力学性能、经济性、可实施性和工程管理，甚至美学的层面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图27，28）。如果留意到两侧的护栏，我们可以看到康策特建筑师的一面。从力学的角度考虑，栅栏式的护板较优，因为侧风可以从空隙中通过。但是在深深的枕木峡之上造桥，康策特毅然选择了站在建筑师的一方：他用木板将两侧的护栏满铺，不留一丝空隙，以求在视觉上达到更大的围护感；而构造上用于固定侧板的滑件节点，也很好地隐藏护栏的凹槽内，无处可见。如此，为了空间和视觉的效果，可能牺牲了一部分结构上的优势，同时节点的表现也让位于完整的建筑形象。步行桥跨于深谷之上，康策特通过建筑的处理，在视觉和心理上为使用者营造了一个尽可能提供安全感的步行空间，桥上空间的简洁也与桥下编织般结构的复杂行成强烈的对比。（图29，30）
(Source: http://www.traversinersteg.ch)
图17. Viamala（Via Mala）一路上险峻的山谷，其中中部的枕木道 Veia Traversina 横跨枕木峡 Traversiner Tobel
然而，似乎正如枕木道（Veia Traversina）的名字“穿越枕木峡区之路”，人们企图在险峻的山谷（Viamale）里巧妙地穿越，山川却无法容忍人类的小动作。1999年3月里一场突如其来的落石，将精工细作的第一座步行桥毫不留情地埋葬在了谷底。 整个事务所都处于震惊之中。 康策特意识到在原址重建一座桥已经没有意义。为了避开落石频发区，康策特和布朗茨尼在枕木峡上下游走，重新相地。初定的选址，有着100米的跨度（图31）。最初的设计得到的回馈并不理想，委托方觉得巨大的跨度会把游人吓住（图32）。 “既要在结构设计上可行，又要保证成本在私募基金会可承担的范围之内。 于是，选址成为了项目中最关键的一环，”康策特说道，“正是把桥做成攀爬阶梯的想法，最后把我们从泥潭里解救出来。”（图33） 在与山谷的抗争中，康策特选择了迂回的策略，试图给出自己的回答。缓坡一侧的桥基沿坡降低，桥面部分的水平跨度大幅缩小至57米。空中的阶梯，在顺势解决了两岸落差问题的同时， 也为渡桥平添了几分意味。向上的阶梯，将让人胆颤的深谷重构成为某种被山水环绕着的仪式现场。最初的方案中，桥的剖面似乎是第一座步行桥下部结构的倒置。步行空间被延伸的倒三角所包裹，上部完全开放，下部则通过楔形结构抗拒着侧力和扭矩。（图34） 康策特没有满足于这个方案，仍然在继续修改结构去关注使用者的感受。第二个方案选择了一种类似 Jawerth 双弦桁架结构的系统，将下弦的曲线方向反置，并在右端将基座距离拉开，两侧的拉索则成为视觉上的防护网。（图35，36，37）对经典结构原型的大胆修改，“更多的来自于直觉”。在草图的推演中，我们看到形体可行性与情感的认同在不断的周旋。在卒母托的工作经历，使得康策特更习惯用铅笔和手绘粗略地勾勒方案，从使用者的视点去推敲空间氛围。而在找形推演图里神秘而复杂的几何背后，是 ETH 结构学所教授的图解静力学原理。（图38）这套以几何绘图为原则的找形方法，突破了冰冷的数字和不可见的剪力，把拉力和压力连接起来，织成一张可看可操作的轴力网，将力流的方向转换成可以去触摸、去行走的实实在在的形。 与第一座桥类似，预制的步道被空运至现场。不同的是，普通运输用直升机这次换成了荷载能力更大的“空中起重机”以提高单次运载的重量。由于步道宽度大于上部悬索的间隙，直升机悬吊着构件的一端，插入两条悬索之后，重新调整位置后再次拉升，从下方嵌入它们的位置，整个安装过程犹如一套经过精确彩排的体操动作。（图39，40） 在结构表达的选择上，康策特始终以渡桥者的感受作为原则。抵抗侧力的斜向拉杆被藏匿在步道下的龙骨之间。而用于增强纵向稳定性的四品木梁，则放在步道外缘看的见得地方，在半开放的护栏外提供了一层心理上的缓冲地带（图41）。吊索与桥面之间的拉索经过修改，仍旧保有一定的冗余，一方面交织的索在视觉上形成更好的庇护，另一方面，也允许在维护作业中对构件进行单独替换（图42）。在康策特的设计中，类似的多义设计数不胜数，各种问题交汇在一起，通过紧紧咬合着的概念和构造、结构设计，得到了统一的回答。 最后，让我们将登桥的仪式逆行一次。从桥上部如同纪念碑一般的桥基进入，伴随着山风往下走去，在一路阶梯的尽头，混凝土桥基在这里被雕刻成长椅的形状，以供的渡桥者暂作休息。两个桥基高低对视，形式上的对立似在暗喻着人对山的矛盾的情感，敬畏与亲近，相互抗争却又共生共存......（图44，45，46）
1 第一条桥原址 2 第二座桥新址 3 施工用缆车 4 林区道路
图35. 斯德哥尔摩 Hovet 冰球馆屋顶使用的 Jawerth 结构，其中上弦承载重力荷载，下弦施加预应力，原型中两弦在中间相连
图37. “攀山桥”的渡桥者视角草图，增加了两侧的拉索，推敲中仍为垂直平行布置
图38. 通过图解静力学优化力学及形体，圆上各半径向量的长度代表了上弦上各点受力均等，各半径向量的方向则代表了上弦弧线各片断的走向
图41. 最终定案横剖面图：布道外设有4品纵向木檩，稳定结构的同时给渡桥者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抵抗侧力的斜向拉锁则藏在桥的底部
===================================================================== 3. 超越原型的结构体系 从库尔的火车站步行两分钟，便来到康策特与 Jüngling + Hagmann 合作设计的奥拓广场大楼（Ottoplatz Gebäude）。树荫下，这栋社区机构建筑与三四层高的民居站在一起，十分低调，似乎除了国际象棋棋盘般的立面开窗，并无奇特之处。然而走进内部，才发现用的是纯剪力墙加预应力楼板的结构，无梁无柱。而首层的大跨度开窗，秘密正在于立面的结构设计。仔细观察立面，会发现竖向的控制线并非严格对齐，每个开窗的洞口尺寸总是略小于旁边实体部分的预制部件，实体在垂直向的交叠部分正暗示着内里的乾坤。（图47-51） 若将棋盘般的立面纵向剖切开来，我们会发现在正交布局之下，隐藏的血管一般密布的斜向拉筋，如一捆捆纤维，诡异地穿过狭窄的实体交叠部分，将一块块预制构件与水平向的楼板紧紧地捆扎在一起，在立面上形成高达三层的巨型桁架式剪力墙（图52-59）。而在上层的内部空间，内廊错动的门洞的开口比例与外立面如出一辙（图60）。内外的剪力墙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桁架结构，并将首层空间完全解放出来（图61，62）。除了沿街的大面积开窗部分用作社区服务功能，内部巨大的无柱空间也给大型集会活动提供了灵活的场所。上层空间虽被剪力墙构成的内廊分割，但无梁的横向大空间仍可依日后所需灵活调整，满足了甲方在功能上的要求。有趣的是，每一个局部的子空间都是同构的，两侧错落的门洞与开窗都在向用户投影着整个结构系统的全貌。 然而这样创新的结构是康策特的个人发明么？1900年，当时的 Schatzalp 酒店还是一座疗养院，迈雅（Maillart）为了在首层实现大跨无柱空间，在上层墙壁中埋入了皿字型的桁架，并将房间的开门错位布置（图 63）。康策特继承这一原型，并在整个奥拓广场大楼的立面上进行阵列，将跨度进一步扩大。端庄而不呆板的开窗设计，代表着机构的公共形象， 安静地服务着社区。创造性的结构设计又与立面造型紧紧咬合在一起，渗入到每一处室内的空间，赋予了这栋建筑一层多义而耐人寻味的性格。
转过街角，又来到了由康策特事务所与 Staufer & Hasler 设计的城市媒体大楼。大楼面对着库尔重要的城市广场，高密度的老城区与新城区的宽阔街道在这里相遇。建筑师希望将建筑的首层打开，并通过清晰的体量与较大的开窗面积，与城市公共空间一起达到高度的开放与连续性。（图64-68） 为了贯彻建筑师的意图，结构师将首层以上的立面设计成高达五层的空腹桁架结构（Vierendeel truss）。大量的先张预应力钢筋埋藏在窗洞之间，如同缠绕着骨头的筋腱，将结构上效率并不高的空腹桁架牢牢地绷紧，保证了较大开窗面积同时，使得空腹桁架在结构上仍能成立。在办公室内部，巨大的开窗将城市的景观投射进房间；而从城市广场望去，透气的建筑立面也向市民表达着开放的姿态。在架空的首层，仅靠着外圈的三根立柱，整个立面便被轻描淡写地托起。结构师将高难度的力学动作隐藏在建筑的缝隙里，结构表达上后退一步，而将建筑的城市性推向前台。（图69-74）
类似的墙结构整体设计，在 Miller & Maranta 的巴塞尔 Volta 学校中再一次得到应用。基地上原有的工业厂房在地下留下了6米深的巨大油缸，建筑师则将这个空间改造成体育馆。学生在这个特殊空间里嬉戏的同时，城市的集体记忆也得以传承。（图75-78） 在结构上，大跨空间被置于建筑的底部，而较小隔间的课室则位于上层。 康策特通过连接分割课室的墙体，在大空间的上部形成了一个由墙和楼板组成的箱形结构，整体的荷载则落于两侧的剪力墙上。为了解决40米径深导致的黑房问题，建筑师在剖面上垂直开辟了四个错动的光井。这一动作，极大的弱化了箱形结构的整体性，给结构设计带来了新的难题。（图79-84） 这一次，康策特给出的解答，是在箱形结构的墙体内布置斜向的钢筋受拉件。（图85-90）在剖面图上可以看到，大尺度的预应力钢筋在垂直的方向穿越课室空间，飞跃数个楼层。而在平面上，钢筋在楼板内部又形成弯折的曲线，犹如箭弓上绷紧的弦。所有的预应力结构如同大型的桥梁结构一般，紧紧地把光井切断的墙体和楼板重新捆扎在了一起。 在结构上大张大和的设计，悄无声息地隐藏在墙体和楼板之中，建筑的外表和空间仍然呈现出一种极尽克制的冷静姿态。然而，倒置的底部大空间、主立面上错位的开窗以及内部错动的光井，仍旧在暗示着墙体和楼板内不可见的复杂结构。内敛的外表下，涌动着的巨大张力。
===================================================================== 4. 原形的继承与发展 我们将城市背景中的青山拉近，来到阿尔卑斯山上的村落。深山里的房子，混凝土用得越来越少，木房子越来越多，建筑的形式也从摩登的平屋顶回到了富有情感的坡屋顶。如果说瑞士的城市受到了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那山区里的小屋则仿佛是桃源里未受凡尘侵扰过的文化遗产。无论材料工业发展得多么迅猛，人们对于房屋形式的感知，似乎仍停留在劳吉埃所定义的原型（Urhütte / primitive hut）（图H1）。
在森佩尔的形式物质更替理论里（Stoffwechseltheorie），文化的进化似乎总是滞后于材料以及技术的进化。人们沉湎于旧的形式与符号，即使有了物理性能更为优越的材料，仍热衷于以既定的形式制造器具。从最初捆扎木头的藤叶，到石柱上费事费力的雕花；从最初羊皮缝制而成的水囊，到玻璃制成圆底水瓶；直至今日，在汇聚了最高科技的智能手机上，用户界面仍模仿着现实世界中的机械按钮、物理材质的高光与阴影。山谷里的居民对建筑的集体认知，仍旧来自于数千年的传承。一个房子，四周是围合的墙体，上方是挡风遮雨避雪的坡屋顶，这与不断发展的建材性能并无关系。正如加什顿・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诗学》里说，人的记忆，深深地根植于我们居住的空间和房屋里。 然而对于狂热追求质量的瑞士人来说，即使对传统的小屋有极大的归宿感，它的力学、声学、热学性能放在今天都显得落后了。康策特与建筑师合作，力求挖掘瑞士小屋在结构和构造上的潜力，以满足当代人的生活。 在瓦尔斯 Vals 附近的农耕小镇 Duvin，社区的学校及多功能建筑由建筑师吉翁・卡旻纳达（Gion A. Caminada）设计，采用典型的井干式墙体作为基本结构。虽然在村民住宅上看到大量的井干式构造，但公共建筑对于跨度的要求要大上许多。康策特认为井干式结构的潜力没有得到足够的挖掘，在这个项目上，他给出了自己的尝试。（图H2-5） 让我们把楼板的建造过程还原一遍。首先，工人把木檩条通过侧面的插槽两两相嵌，满铺后架于承重墙之上。在每条木檩的上表面，已经预留好了4个均匀的凹槽。接下来，在满铺的木檩条之上布置钢筋，并与埋入凹槽的钢筋互相捆扎。随后浇入的混凝土，与木檩模板的表面与缝隙接合之后，形成双层的楼板。如此一来，楼板便以整体的结构实现了较大的跨度。下部的木檩虽然结构上的功效甚微，但是却作为工序中必要的一环保留下来，通过预制槽口与同材料的外墙紧紧咬合着。从表面看，混凝土楼板不仅没有干扰井干式构造的外观，下层空间的天面更因此变得简洁，繁复的过梁得以取消，提高了层内净高。（图H6-7）
理查德・柯莱（Richard Coray）为瑞士的桥梁设计过许多的脚手架，它们跨越山谷，辅助人们搭起桥梁之后便退场离去。在康策特的手上，这些脚手架和模板不再是临时的演员，而是成为了建筑的骨肉，融入到构造里去。当地富足的手工艺同时被充分利用起来，木材通过进一步的加工而更紧密的连结在一起。传统的木楼板被赋予了新的角色，作为模板和钢筋混凝土一起解决了稳定性和跨度问题。通过先进的现代工程技术，预制的井干式结构焕发了新生。 在与卡旻纳达（Gion A. Caminada）合作的另一个多功能建筑里，康策特借鉴了迈雅（Maillart）的一个双弧下弦桁架结构。因为当地临近有木材加工厂，材料的加工和调度都极为便利，超常规尺寸的木梁可以方便地运输到场地。在推敲的草图里我们看到，结构原型中分成两段的下弦被拉直成弓形，用上了特制的超长木片。竖向的杆件则像拨开的窗帘一般，向弓形的两端靠拢。上方的屋脊由于受到两侧的挤压，并不需要来自下部的支撑力，中间部分的梁腹被留空出来。（图I1，I2） 在下弦的两端，康策特使用传统的巴伐利亚式夹件构造，折叠的金属片像发夹一般，通过铆钉与胶合的受拉薄木片铆实，然后固定于屋脊梁的两端。而靠近两端的竖向短杆，因为只承受垂直向的压力，构造被极大地简化，只是通过榫铆卡在上下弦之间。（图I3，I4）
坐落于 St. Peter 的另一个学校建筑群里，康策特与建筑师 Conradin Clavuot 合作，在12 x 24米的空间当中，使用三根巨大的楔形过梁撑起整个屋顶。简单的天面设计结合大面积的侧窗，使得空间性格清晰可读。在木梁的剖面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内部下缘的抗侧推拉索。与瑞士馆不同的是，后张预应力拉筋这一次被彻底隐藏，空间的表达则被推到了建筑的前台。（图J1-3）
第四个坡屋顶房子加建于一组山坡上的学校，由奥托广场大楼的作者 Jüngling + Hagmann 再一次与康策特合作设计。为了回应基地上四座相连的建筑，加建部分的屋脊顺延轴线，形成非对称的坡屋顶（图K1-4）。与上述两座坡屋顶房子不同的是，这个项目使用了纯钢筋混凝土的预应力结构，康策特给出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方案：取消天花下方所有的额外结构，在楼板内部布置抛物线状的拉筋，并绕开所有的天窗，通过后张预应力以及山墙的支承，使屋顶在结构上达到自稳定（图K5-8）。格鲁本曼（Grubenmann）的几个无柱屋顶设计可以视作这个结构的前身。［2］［3］
在上述案例中，康策特将新的技术应用于集体认知的原形和传统的建造工艺。经过改良，传统结构的力学性能得到提升，更好地满足了当代人的需求。而添加的结构构件或退于幕后，藏于其他构件之中，或以低调的姿态，在建筑领口、袖口以精工细作的构造镶上一道装饰。结构师将聚光灯让给建筑本身，既突破了惯性思维中建筑和结构行业之间的隔阂，又通过创造性的结构设计将建筑进一步推向前台。建筑与结构的设计，在这些案例中共鸣着，紧紧地咬合在一起。 ===================================================================== 5. 历史的遗产 时针拨回到1920年，爱德华・因霍夫（Eduard Imhof）在苏黎世创立了 ETH 制图学学院。在过往300年岁月里，因为种种原因，瑞士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精确的地图。 伴随着现代测量技术的发展， 因霍夫穷其一生，制作了大量的阿尔卑斯山区地图和模型。而最为人称道的，并不是他制图的精确，而是他将读者的视觉和心理认知纳为工作的重点，对冰冷的地理数据进行翻译，以生动的方式将山峦的起伏透过水彩的渲染与模型的阴影传达出来。 电子地图在今天得到广泛应用，因霍夫的手绘图已失去其使用的价值。然而在瑞士电视台的档案录像里，有这么一段评价：“因霍夫把制图学发展成为了一门艺术，并且进而把这门艺术，发展成为一门科学。”［4］在当年重绘地图的项目里，官方提议使用先进的仪器对全国进行统一比例的测绘，无差别地进行扁平式的信息收集。因霍夫提出反对，并建议对全国、州、市使用不同的比例。通过一系列大至山脉、小至村镇的缩放，人们能够对土地和城镇有一个更立体的认知。因霍夫注重实用的思想，在 ETH 校史里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后来的康策特也因学校和家庭的原因，深受影响。 1866年，卡尔・库尔曼（Karl Culmann）出版了《图解静力学》(Die graphische Statik)，系统化地将几何应用到力学的分析。图解静力学随后在 ETH 结构学院成为必修课。这门以找形为目的的方法，将结构师的教育从大量的计算拉回到了结构找型。冰冷的数字被尽可能地包裹在向量线段里，情感化的几何重新被推到幕前。正如因霍夫所强调的，这一方法重视人的感知，在力学和美学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影响着几代 ETH 学子。此后，建筑学院也将图解静力学纳为本科必修课。分家了几个世纪的结构和建筑专业，因为图解静力学而再一次紧紧地走到了一起，瑞士建筑界也不断涌现出在结构上充满想法的建筑，结构师和建筑师的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峰。 ===================================================================== 6.（尾声） 采访接近尾声，我们问康策特是否有话想要对他的读者说。 “刚才采访已经说了很多了，再总结一下吧。”他笑道，沉默了片刻，“我们得静下心来，花些时间，有时候必须不断地抗争，才能有所收获。就像我从卒母托身上学到的，开始着手前，先好好想清楚。只要我们为一个项目付出时间和精力，忘我地工作，就能把事情干好，同时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5］ （采访原话：»Ja, ich habe schon viel gesprochen... Also, einfach zusammenfassend: Man muss sich Zeit nehmen, und das muss man sich zum Teil auch erkämpfen. Aber das ist auch einbisschen näturlich die Schule von Zumthor, zu sagen. Ja, mal wirklich gut überlegt, was man macht. Und wenn man sich diese Zeit nimmt, intensiv daran arbeiten an einem Projekt, dann kann etwas Gutes herauskommen und das kann auch eine sehr grosse Befriedigung bedeuten.） 在我们收拾材料准备离开时，康策特打开了办公室的房门，几缕乐声流淌出来，流进斜阳照射的会客室。窗外的远景，山峦和绿树，仍在静静地环绕着这个城市。 =====================================================================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在 Jawerth 桁架结构的原型里，四个基座均须承受拉力。 ［2］ Structure as Space，edited by Mohsen Mostafavi，2006，P.143 ［3］ Grubenmann 家族在18世纪在瑞士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许多桥梁及教堂屋顶在结构设计上有突破性的发展。值得留意的是，Grubenmann 家族的建筑师当时被称为“建造师”（Baumeister），其职业工作除建筑设计，还包括了结构设计和项目工程管理。 ［4］ 瑞士电视台档案，Eduard Imhof，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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