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考英语改革谈到自身道德危机
PS 明天教授开会,原本要上的课取消了,遂将Reading搁置一旁,抽时间写这样一篇文章。由于时间有限,许多地方无法详细论述,若诸位觉得有值得商榷之处未进行阐述,实在抱歉。由于学业繁忙,留言难以回复,还请见谅。换句话说,这是一篇“表达”观点的文章,并非想与任何人进行“辩论”。如果文中的观点恰好对各位有启发,则不胜荣幸。
嫌长可以从第六段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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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以来,在人人、豆瓣、微博等地看了不少议论“部分地区(中)高考英语改革”的文章,我感兴趣的倒不是文章的观点,而是分析和揣摩为何文章的作者会持有那样的观点,换言之,什么样的教育背景、自身经历、阶级、政治立场让他们产生了那些或大同小异或大相径庭的观点。(Why do I sound like a Marxist? (╯▽╰))我一直喜欢从这个角度去“围观”各种网络争论,争论中观点针锋相对,未见得是对错之分,往往是出发点和目的之别。分析这些观点的成因,有助于对争论的问题以及整个舆论的构成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虽然我并不认为这种所谓的“深层次”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人往往由于环境与认知能力所限,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弄清楚各种观点的成因和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更成熟、更有效率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
对于北京市教委将把原本属于英语的分数分配给语文和其他学科(如果我对政策变化的记忆有错,还请谅解),持支持观点的人要么从自身的学习经历出发,觉得英语占时间多而用处少,要么认同教委给出的理由,即削减英语的分数而提高语文的分数,会有助于增强现在的学生的母语能力。
后一种所谓的官方观点受到了不少人的批判,因为将英语教育和母语教育树立成敌对或竞争关系,这种逻辑本身值得商榷。虽然我手上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但根据直觉,大多数英语水平高的人,母语水平也不坏,我以为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则两门语言能力都强说明这个人在语言方面的天分可能高于平均值,无论是母语还是英语,如果跟其他人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差不多,学习效果都比周边人的人突出。第二个原因是,一个人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在现实生活中是全方位的,例如在一所省级重点中学里,无论是语文、数学、外语还是其他学科,教育资源都比其他学校更为充足,加之这些学校的学生大多是通过入学考试选拔进入的,学习好的学生遇上更优质的资源,自然是好上加好。单个学生有擅长语言与否的差别,但若将这些学生看做一个整体与其他资源匮乏的学校的学生进行比较,他们显然在各学科上是高水平均衡发展的。
但要说英语的学习完全没有占用母语学习的时间,却也不能成立。扪心自问,六年的初高中学习中,我们究竟是花在英语的时间多还是花在语文的时间多?我想大多数人应该是前者。但这个问题也被不少人一针见血地剖析过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在于学英语本身,而在于各个学科的评分制度之间存在着严重不平衡。数学、英语等学科在评分上可以实现大规模地拉开分数,而语文的分数段则相对集中。决定一个人花在某个学科上的时间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分差”。所以,如果在学习总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想让大家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语文上,最好的办法未见得是拨30分给语文,而是想办法通过改革语文考试的内容和评分方式,让分差的体现更为明显。退一步讲,即使不改变考试的内容,只要按照考生在该科考试中的排名百分比调整分数,使语文的分差可以和数学一样拉大,或者数学通过同样的方式缩小分差,也可以达到目的。实际上,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中学生确实在语文上花的时间太少,所以对致力于加强语文教育的改革措施是赞同的,但我不认为这是英语造成的问题,也不认为把英语的30分分配到语文头上,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一直对教育改革出台的各种方案持怀疑态度,原因不在于我预设了某种排斥教育部门的立场,认为只要是他们颁布的措施,就必将失败(我想对缺乏公信力的ZF,不少人是持这种观点的;也不是全无道理),而是每次出台的政策都是不实际或不可操作的,只要稍微预想一下这些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情况就能预见它们失败的结果。我不喜欢用诛心论的方式看人,所以我相信颁布改革措施的部门出发点是好的,但好的出发点却也不是“护身符”,作为操作不利的遮羞布。“好的动机”背后很可能是对原因的错误分析,和对实际情况的严重忽视,在我看来,这都是能力低下和“不专业”的表现。所谓“不专业”,意思是身为教育部门的公职人员,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研究和管理教育相关的事务,而且还是在坐拥大量统计数据、比一般人更有看清全局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与管理,竟然对形成“英语占用语文时间”这一现象的原因看得如此似是而非、有失准确,当真令人难对改革抱有信心。
以上差不多是我对这个改革方案的看法,但这些并不是我感兴趣的。我个人以为,母语教育的改革要从增加阅读量和阅读难度的角度入手,每个学期一本薄薄的语文教材的阅读量(假设学生不进行自主课外阅读)未免显得太过寒碜。除了课本的设置之外,语文教育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老师的言传身教、言谈举止、言论主张,说到底需要改革的不只是教材的难度,还有从业者的素养,但这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最残酷的做法是通过严格考核“清退”能力不达标的教师,但这在伦理道德和经费支持上都是无法操作的。
最让我感兴趣(实际上是感到有些担忧的)是那些对这项措施振臂高呼、坚决拥护的人。正如不少网友讽刺的,这些人大概都是在读书期间被英语折磨得死去活来,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网上的嘲讽大多集中攻击他们的“暴民”心态,大概有点打砸抢的精神,“既然我没有,那大家也都别想得到!”在更为“明智”的人看来,这种心态不仅傻,而且不道德。正如某些文章已经非常精彩地分析过的,这项改革措施如果被广泛采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高考英语比重下降,并不代表将来企业招工或其他重要的甄选不考英语。学校削弱英语教育之后,经济条件更优渥、父母更重视教育的家庭考虑都更长远的未来,依然会让孩子在课外补习英语,而经济条件不太好或父母不太主张学习英语的孩子,则会失去原本学校里那点所谓的“公平资源”。长此以往,恐怕英语的好坏便直接和家境挂钩了,实际上这种趋势早就在现实中存在了,此项改革非但不能弥补这种情况,反倒可能严重加剧不公。
我试图理解那些为这项措施欢呼雀跃的人,难道他们不曾想到改革的后果?他们自己不往往就属于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教育不公平的受害者群体?为改革欢呼雀跃的人,认识不到这种改革的可能风险的人,有多少是真正享受过因为不均分配而集中的优质资源的人呢?或许原因恰恰就出在他们并不属于享受过优质资源的团体。我会在看到新闻的第一时间预想到改革所带来的不公平,恰恰是因为我在很大程度上相信教育、相信公平、相信自身的努力,这些所有的相信,原本就是非常“中产阶级”的想法(You REALLY sound like a Marxist!!⊙﹏⊙)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所持的观点不同,这种差异作为一个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但在实际对话中,尤其是在网络这种与大量背景不同的陌生人的对话中,又很容易被忘记。我以自己习惯的思维方式解读这项改革措施,习惯性地假设其他人应该看到改革措施的风险,或者说应该从造成不公平的风险这个角度衡量这项改革措施。一旦有人不能看到这种风险,我就认为对方太“傻”,“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一旦我认为有人可能看到了却还不把它当回事,继续为不用再学习曾经折磨过自己的英语而欢呼,便只能认为他们是无法控制自己曾经的嫉妒和如今的暴民式窃喜。虽然我不想完全否认这两种可能,但仍认为如此解读他人的“用心”,未免有种将自己预设的立场和逻辑强加于他人的嫌疑,而不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试着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很大一部分为这项改革措施欢呼的人,并不太关心改革是否会导致不公平的加剧,因为他们原本就生活在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环境中,与其看重要通过相当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才能得到的所谓公平,不如为现实的、立刻就可以丢掉的学习包袱开心,尽管现实中学生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未必真的会因此减少。如果将这些支持者的支持理由考虑进去,或许问题会变得更清晰。很多人之所以认为此项改革措施适合现实情况,理由是英语学了很多年,最终却不能自如运用,不能为生活带来改变,无论这种改变是物质意义上的让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还是精神层面上的可以看英文报纸、书籍和影视剧。现实情况的确如此,从付出与收获的角度来看,抱怨是合理的。针对这种抱怨,有反对改革的声音指出,学习英语的目的说到底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要“做什么”,它只是一种甄选机制。鉴于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一个有四六级证书的学生,可能连一封电子英文邮件都写得惨不忍睹,但一本证书至少证明了就算他是个连英文邮件都无法写好的人,但已经比很多其他人好了,他们甚至写不出像样的句子。反过来想,问题会更清楚,如果一个社会里英语资源非常稀缺,大家的水平都不高,它才最容易被当做甄选机制,人人都能听和说的母语是不能作为甄选机制的。而且,正如前文已经指出过的,英语资源往往是跟其他教育资源捆绑的,故而当一个招工单位对英文提出要求时,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招工对象的整体教育背景(甚至是家庭背景,因为教育背景也跟家庭紧密相关)提出要求。我不反对英语作为一种甄选机制,就算没有英语,大概也会有其他东西取而代之,吹拉弹唱,能用来充当甄选机制的东西不胜枚举。但我不太赞同将这种以稀缺资源为甄选机制的想法接受得太过轻松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要忍受这种机制的存在,另一方面应该尽可能缓解这种局面,方法自然是要求更多的教育资源的投入和教育资源更平均的分配。我一直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中等教育问题很多,问题太多不可能同时解决,有轻重缓急,而投入和分配的合理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应该首先讨论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需要同时讨论,如果新投入的教育资源只流向资源已经颇为集中的大城市的重点学校,那就与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了。
但这些年的一些改革措施,却恰恰是朝着资源集中方向而去的。例如说,几年前校长推荐制参加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目前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了(老了),但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有资格推荐的学校都是每个省的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如果不太考虑具体的学生个体,可以这么说,即使没有这项政策,参加高考进入北大的也很可能就是这些中学的学生。结构点来看,无非是其实很相似的A替代了很相似的B,对于整体的学生结构,没有太大影响。我并不是说因为A与B背景类似,就不该区分对待,只是感到奇怪,为什么教育改革要率先关注A与B的问题,而不是这所资源集中的学校与其他学校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当然,原因很可能是A与B的问题容易解决,只要几个精英学校带头进行就行了,而且学校和学生都不会从这项改革中失去什么,毕竟在结构上几乎是没有调整的,而校际差异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禁忌的。
但我以为还有另一层微妙的原因,那就是这项改革措施所针对的群体是在媒体上更有话语权的群体。校长实名推荐上大学这项改革措施所标榜的是“素质教育”,对立面当然是高考的唯分数论。所以欣赏该项改革措施的人是怀有“高分低能”偏见的人。这种错觉也许有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但并不是这个“基础”中的每个人都觉得这种事跟自己相关,一个既没有好成绩,也没有课外特长的人大概不会对政策感兴趣,因为将因政策改变命运的A或B显然不是自己。会“觉得”这件事跟自己有关的(未必真有关)大概是认为“唯分数论”的确对自己有所限制的人。这样的人大多有着一些除学习之外的特长,就算没有可量化的特长,也会认为自己比较“有思想”,不像有些学霸。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觉得自己有特长或“有思想”呢?我想大部分还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差,从小学过一两样技能,或身处大城市“见多识广”的年轻人。所以说到底,还是享受优质资源(包括教育资源、课外活动资源甚至地理位置资源)的人群。而在媒体中比较有话语权的人,就算不是这些学生本身,恐怕也是这个阶级出身的人吧(Admit you you are a Marxist!! >_<)。这些人在网络中参与教育改革方面的讨论,对政策制定者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动,对政策发表意见——是正面的、积极的意见。这大概是另一个造成很多在我看来更迫切、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被忽略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粗陋、简化的分析,例外当然是有的,且包括笔者在内数量不少,但我想强调的是,网民的经济基础分部与现实中的大众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讨论诸如医疗保险、养老金、教育改革等问题时,如果将网民当做人民看待,可能在有意无意中陷入一种过于“精英化”的讨论。自认为在讨论全世界,其实全世界绝大多数人跟讨论的事情无涉。“精英化”的讨论未见得都不好,有的事情只能在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精英间进行,但具体到高考改革之类的教育问题上,也未见得是好事。
最后说说“精英”,我所说的是一种广义的“精英”,家境宽裕,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大体都算。今年早些时候波士顿发生爆炸案,一名中国女生不幸殒命,当时对死难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的人不问具体情况,直接将死难者划入富二代,并认为富二代的死不值得同情。当然,这种言论立马就遭到了严厉的斥责,被认为是没人性、没良心和不道德的。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纷纷对这类言论感到愤怒,甚至进行讨伐。我当时写了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认为与其去想那些幸灾乐祸的人是否有人性,不如想想是什么让他们产生这样在他人看来残忍、不人道的想法。当时我把问题归结于“体制”,即虽然他们的言论不人道,但说到底还是长期对体制不满的爆发。虽然存在着一些误解,和对自身情绪的放纵,但立场和逻辑并不难理解。对愤怒声讨不人道言论的态度,我反倒略有微词,我绝不是认为那些言论仅仅因为说它们的人可能遭受了体制性的不公平就正确,就合理,就不是对被害者家人的伤害,我所微词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思维的“精英”们太容易满足一种讽刺的姿态,仿佛一看透了他人的愚笨或是道德低劣,自身的智力或道德得到了体现,便认为事情没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了。正如精英们斥责不人道言论的问题时所说的,这是“道德问题”,我以为精英们,或者说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因为先天条件而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同样存在着道德危机。必须声明的是,我并不是在指责他人,因为我是把自己看做定义中的“精英”的,所以与其说这是在评论他人的道德,不如说是在讲述一种自己的不安。因为机缘而占据了更多的资源的人,如何在现代这个尊奉平等的语境下,实现道德的生活?遵纪守法、诚信待人等传统观念固然是道德的一部分,但究竟以什么样的态度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才是道德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与兴趣。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从阶级、经济基础等方向入手思考问题,但考虑到目前中国的情况,这似乎又决定了太多的前提,不应该被轻易忽视。不应该强求每个人都对社会进行所谓的反思,但明知自己身处这个不公平的体制当中,无意甚至有意地在侵占在更公平的体制下属于别人的资源,平日不反思却时不时在他人有不道德表现时加以斥责,这真的是完全没有道德危机的生后方式么?
PS: I am not a Marxist!! O(╯□╰)o
嫌长可以从第六段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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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以来,在人人、豆瓣、微博等地看了不少议论“部分地区(中)高考英语改革”的文章,我感兴趣的倒不是文章的观点,而是分析和揣摩为何文章的作者会持有那样的观点,换言之,什么样的教育背景、自身经历、阶级、政治立场让他们产生了那些或大同小异或大相径庭的观点。(Why do I sound like a Marxist? (╯▽╰))我一直喜欢从这个角度去“围观”各种网络争论,争论中观点针锋相对,未见得是对错之分,往往是出发点和目的之别。分析这些观点的成因,有助于对争论的问题以及整个舆论的构成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虽然我并不认为这种所谓的“深层次”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人往往由于环境与认知能力所限,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弄清楚各种观点的成因和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更成熟、更有效率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
对于北京市教委将把原本属于英语的分数分配给语文和其他学科(如果我对政策变化的记忆有错,还请谅解),持支持观点的人要么从自身的学习经历出发,觉得英语占时间多而用处少,要么认同教委给出的理由,即削减英语的分数而提高语文的分数,会有助于增强现在的学生的母语能力。
后一种所谓的官方观点受到了不少人的批判,因为将英语教育和母语教育树立成敌对或竞争关系,这种逻辑本身值得商榷。虽然我手上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但根据直觉,大多数英语水平高的人,母语水平也不坏,我以为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则两门语言能力都强说明这个人在语言方面的天分可能高于平均值,无论是母语还是英语,如果跟其他人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差不多,学习效果都比周边人的人突出。第二个原因是,一个人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在现实生活中是全方位的,例如在一所省级重点中学里,无论是语文、数学、外语还是其他学科,教育资源都比其他学校更为充足,加之这些学校的学生大多是通过入学考试选拔进入的,学习好的学生遇上更优质的资源,自然是好上加好。单个学生有擅长语言与否的差别,但若将这些学生看做一个整体与其他资源匮乏的学校的学生进行比较,他们显然在各学科上是高水平均衡发展的。
但要说英语的学习完全没有占用母语学习的时间,却也不能成立。扪心自问,六年的初高中学习中,我们究竟是花在英语的时间多还是花在语文的时间多?我想大多数人应该是前者。但这个问题也被不少人一针见血地剖析过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在于学英语本身,而在于各个学科的评分制度之间存在着严重不平衡。数学、英语等学科在评分上可以实现大规模地拉开分数,而语文的分数段则相对集中。决定一个人花在某个学科上的时间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分差”。所以,如果在学习总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想让大家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语文上,最好的办法未见得是拨30分给语文,而是想办法通过改革语文考试的内容和评分方式,让分差的体现更为明显。退一步讲,即使不改变考试的内容,只要按照考生在该科考试中的排名百分比调整分数,使语文的分差可以和数学一样拉大,或者数学通过同样的方式缩小分差,也可以达到目的。实际上,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中学生确实在语文上花的时间太少,所以对致力于加强语文教育的改革措施是赞同的,但我不认为这是英语造成的问题,也不认为把英语的30分分配到语文头上,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一直对教育改革出台的各种方案持怀疑态度,原因不在于我预设了某种排斥教育部门的立场,认为只要是他们颁布的措施,就必将失败(我想对缺乏公信力的ZF,不少人是持这种观点的;也不是全无道理),而是每次出台的政策都是不实际或不可操作的,只要稍微预想一下这些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情况就能预见它们失败的结果。我不喜欢用诛心论的方式看人,所以我相信颁布改革措施的部门出发点是好的,但好的出发点却也不是“护身符”,作为操作不利的遮羞布。“好的动机”背后很可能是对原因的错误分析,和对实际情况的严重忽视,在我看来,这都是能力低下和“不专业”的表现。所谓“不专业”,意思是身为教育部门的公职人员,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研究和管理教育相关的事务,而且还是在坐拥大量统计数据、比一般人更有看清全局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与管理,竟然对形成“英语占用语文时间”这一现象的原因看得如此似是而非、有失准确,当真令人难对改革抱有信心。
以上差不多是我对这个改革方案的看法,但这些并不是我感兴趣的。我个人以为,母语教育的改革要从增加阅读量和阅读难度的角度入手,每个学期一本薄薄的语文教材的阅读量(假设学生不进行自主课外阅读)未免显得太过寒碜。除了课本的设置之外,语文教育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老师的言传身教、言谈举止、言论主张,说到底需要改革的不只是教材的难度,还有从业者的素养,但这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最残酷的做法是通过严格考核“清退”能力不达标的教师,但这在伦理道德和经费支持上都是无法操作的。
最让我感兴趣(实际上是感到有些担忧的)是那些对这项措施振臂高呼、坚决拥护的人。正如不少网友讽刺的,这些人大概都是在读书期间被英语折磨得死去活来,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网上的嘲讽大多集中攻击他们的“暴民”心态,大概有点打砸抢的精神,“既然我没有,那大家也都别想得到!”在更为“明智”的人看来,这种心态不仅傻,而且不道德。正如某些文章已经非常精彩地分析过的,这项改革措施如果被广泛采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高考英语比重下降,并不代表将来企业招工或其他重要的甄选不考英语。学校削弱英语教育之后,经济条件更优渥、父母更重视教育的家庭考虑都更长远的未来,依然会让孩子在课外补习英语,而经济条件不太好或父母不太主张学习英语的孩子,则会失去原本学校里那点所谓的“公平资源”。长此以往,恐怕英语的好坏便直接和家境挂钩了,实际上这种趋势早就在现实中存在了,此项改革非但不能弥补这种情况,反倒可能严重加剧不公。
我试图理解那些为这项措施欢呼雀跃的人,难道他们不曾想到改革的后果?他们自己不往往就属于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教育不公平的受害者群体?为改革欢呼雀跃的人,认识不到这种改革的可能风险的人,有多少是真正享受过因为不均分配而集中的优质资源的人呢?或许原因恰恰就出在他们并不属于享受过优质资源的团体。我会在看到新闻的第一时间预想到改革所带来的不公平,恰恰是因为我在很大程度上相信教育、相信公平、相信自身的努力,这些所有的相信,原本就是非常“中产阶级”的想法(You REALLY sound like a Marxist!!⊙﹏⊙)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所持的观点不同,这种差异作为一个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但在实际对话中,尤其是在网络这种与大量背景不同的陌生人的对话中,又很容易被忘记。我以自己习惯的思维方式解读这项改革措施,习惯性地假设其他人应该看到改革措施的风险,或者说应该从造成不公平的风险这个角度衡量这项改革措施。一旦有人不能看到这种风险,我就认为对方太“傻”,“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一旦我认为有人可能看到了却还不把它当回事,继续为不用再学习曾经折磨过自己的英语而欢呼,便只能认为他们是无法控制自己曾经的嫉妒和如今的暴民式窃喜。虽然我不想完全否认这两种可能,但仍认为如此解读他人的“用心”,未免有种将自己预设的立场和逻辑强加于他人的嫌疑,而不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试着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很大一部分为这项改革措施欢呼的人,并不太关心改革是否会导致不公平的加剧,因为他们原本就生活在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环境中,与其看重要通过相当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才能得到的所谓公平,不如为现实的、立刻就可以丢掉的学习包袱开心,尽管现实中学生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未必真的会因此减少。如果将这些支持者的支持理由考虑进去,或许问题会变得更清晰。很多人之所以认为此项改革措施适合现实情况,理由是英语学了很多年,最终却不能自如运用,不能为生活带来改变,无论这种改变是物质意义上的让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还是精神层面上的可以看英文报纸、书籍和影视剧。现实情况的确如此,从付出与收获的角度来看,抱怨是合理的。针对这种抱怨,有反对改革的声音指出,学习英语的目的说到底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要“做什么”,它只是一种甄选机制。鉴于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一个有四六级证书的学生,可能连一封电子英文邮件都写得惨不忍睹,但一本证书至少证明了就算他是个连英文邮件都无法写好的人,但已经比很多其他人好了,他们甚至写不出像样的句子。反过来想,问题会更清楚,如果一个社会里英语资源非常稀缺,大家的水平都不高,它才最容易被当做甄选机制,人人都能听和说的母语是不能作为甄选机制的。而且,正如前文已经指出过的,英语资源往往是跟其他教育资源捆绑的,故而当一个招工单位对英文提出要求时,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招工对象的整体教育背景(甚至是家庭背景,因为教育背景也跟家庭紧密相关)提出要求。我不反对英语作为一种甄选机制,就算没有英语,大概也会有其他东西取而代之,吹拉弹唱,能用来充当甄选机制的东西不胜枚举。但我不太赞同将这种以稀缺资源为甄选机制的想法接受得太过轻松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要忍受这种机制的存在,另一方面应该尽可能缓解这种局面,方法自然是要求更多的教育资源的投入和教育资源更平均的分配。我一直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中等教育问题很多,问题太多不可能同时解决,有轻重缓急,而投入和分配的合理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应该首先讨论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需要同时讨论,如果新投入的教育资源只流向资源已经颇为集中的大城市的重点学校,那就与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了。
但这些年的一些改革措施,却恰恰是朝着资源集中方向而去的。例如说,几年前校长推荐制参加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目前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了(老了),但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有资格推荐的学校都是每个省的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如果不太考虑具体的学生个体,可以这么说,即使没有这项政策,参加高考进入北大的也很可能就是这些中学的学生。结构点来看,无非是其实很相似的A替代了很相似的B,对于整体的学生结构,没有太大影响。我并不是说因为A与B背景类似,就不该区分对待,只是感到奇怪,为什么教育改革要率先关注A与B的问题,而不是这所资源集中的学校与其他学校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当然,原因很可能是A与B的问题容易解决,只要几个精英学校带头进行就行了,而且学校和学生都不会从这项改革中失去什么,毕竟在结构上几乎是没有调整的,而校际差异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禁忌的。
但我以为还有另一层微妙的原因,那就是这项改革措施所针对的群体是在媒体上更有话语权的群体。校长实名推荐上大学这项改革措施所标榜的是“素质教育”,对立面当然是高考的唯分数论。所以欣赏该项改革措施的人是怀有“高分低能”偏见的人。这种错觉也许有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但并不是这个“基础”中的每个人都觉得这种事跟自己相关,一个既没有好成绩,也没有课外特长的人大概不会对政策感兴趣,因为将因政策改变命运的A或B显然不是自己。会“觉得”这件事跟自己有关的(未必真有关)大概是认为“唯分数论”的确对自己有所限制的人。这样的人大多有着一些除学习之外的特长,就算没有可量化的特长,也会认为自己比较“有思想”,不像有些学霸。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觉得自己有特长或“有思想”呢?我想大部分还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差,从小学过一两样技能,或身处大城市“见多识广”的年轻人。所以说到底,还是享受优质资源(包括教育资源、课外活动资源甚至地理位置资源)的人群。而在媒体中比较有话语权的人,就算不是这些学生本身,恐怕也是这个阶级出身的人吧(Admit you you are a Marxist!! >_<)。这些人在网络中参与教育改革方面的讨论,对政策制定者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动,对政策发表意见——是正面的、积极的意见。这大概是另一个造成很多在我看来更迫切、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被忽略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粗陋、简化的分析,例外当然是有的,且包括笔者在内数量不少,但我想强调的是,网民的经济基础分部与现实中的大众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讨论诸如医疗保险、养老金、教育改革等问题时,如果将网民当做人民看待,可能在有意无意中陷入一种过于“精英化”的讨论。自认为在讨论全世界,其实全世界绝大多数人跟讨论的事情无涉。“精英化”的讨论未见得都不好,有的事情只能在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精英间进行,但具体到高考改革之类的教育问题上,也未见得是好事。
最后说说“精英”,我所说的是一种广义的“精英”,家境宽裕,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大体都算。今年早些时候波士顿发生爆炸案,一名中国女生不幸殒命,当时对死难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的人不问具体情况,直接将死难者划入富二代,并认为富二代的死不值得同情。当然,这种言论立马就遭到了严厉的斥责,被认为是没人性、没良心和不道德的。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纷纷对这类言论感到愤怒,甚至进行讨伐。我当时写了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认为与其去想那些幸灾乐祸的人是否有人性,不如想想是什么让他们产生这样在他人看来残忍、不人道的想法。当时我把问题归结于“体制”,即虽然他们的言论不人道,但说到底还是长期对体制不满的爆发。虽然存在着一些误解,和对自身情绪的放纵,但立场和逻辑并不难理解。对愤怒声讨不人道言论的态度,我反倒略有微词,我绝不是认为那些言论仅仅因为说它们的人可能遭受了体制性的不公平就正确,就合理,就不是对被害者家人的伤害,我所微词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思维的“精英”们太容易满足一种讽刺的姿态,仿佛一看透了他人的愚笨或是道德低劣,自身的智力或道德得到了体现,便认为事情没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了。正如精英们斥责不人道言论的问题时所说的,这是“道德问题”,我以为精英们,或者说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因为先天条件而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同样存在着道德危机。必须声明的是,我并不是在指责他人,因为我是把自己看做定义中的“精英”的,所以与其说这是在评论他人的道德,不如说是在讲述一种自己的不安。因为机缘而占据了更多的资源的人,如何在现代这个尊奉平等的语境下,实现道德的生活?遵纪守法、诚信待人等传统观念固然是道德的一部分,但究竟以什么样的态度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才是道德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与兴趣。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从阶级、经济基础等方向入手思考问题,但考虑到目前中国的情况,这似乎又决定了太多的前提,不应该被轻易忽视。不应该强求每个人都对社会进行所谓的反思,但明知自己身处这个不公平的体制当中,无意甚至有意地在侵占在更公平的体制下属于别人的资源,平日不反思却时不时在他人有不道德表现时加以斥责,这真的是完全没有道德危机的生后方式么?
PS: I am not a Marxist!!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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