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百岁张充和的回首静思
张充和老人生于1913年，今年正是百岁之贺。在她居住的美国，纽约海外昆曲社举行“张充和百岁祝寿公演”，以老人一生所钟爱的艺术形式敬献一份厚意。而国内的出版界，亦献上“百岁张充和作品系列”：《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曲人鸿爪：张充和曲友本事》（第一种为首版，后两种为修订重出），讲述这位文化老人的人生故事，并及昆曲、书法、诗词等雅人深致之事。苏炜在写《天涯晚笛》时曾说，“已经不止一位友人这样问过我：为什么要写张充和？……如果说，‘大时代’、‘大史诗’的故事是一幅画上的真山真水，‘张充和’，就是山水云烟间的‘留白’。我想，对于今天这个世界，张充和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在‘无’、在‘不变’、在‘留白’、在‘淡出’与‘游离’之上。”
张充和是时代风云的局外人，她注目的是更具超脱意蕴的某些东西，亦即是说，她需要营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因之，她在万里之外的异国，精心保存着传之数百年的古墨，细细研磨开，书写各体汉字，包括她珍爱的昆曲工尺谱。她极尽耐心地教授外国学生欣赏中国诗词，练习汉字书法，既传播着故土的文化，亦埋藏着自己的文化之思。她在美国精心地保留着逾半世纪历程的《曲人鸿爪》三册，那里面有着昆曲人的留痕墨迹，更使她回忆起故土与海外播散的笙歌弦管之声。“张充和一生淡泊名利，从来不想刻意在生活里——包括社会上、历史中，扮演一个什么特别的角色”。其实，这也是张家四姊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的共有品性，不过她们的性格相异，表现的形态各有特点罢了。
在《古色今香》中，有重要的一部分是张充和为沈从文的题字。其中有湘西凤凰沈从文墓上那四句极有名的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张充和在沈二哥逝世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拟就的，“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表面似为急就章，却精准地点出沈从文的一生品性，大约既要归因于张充和的洞察力，亦表明她与沈从文在对待世事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对于时代的风云，他们都是某种程度的游离者，沈从文在启蒙、救国、左翼文学的滚滚潮流中，固执地写自己乡下人的湘西蛮野故事，而张充和虽然也历经北京求学、战争颠沛流离、辗转昆明重庆等，却不改其对书法、诗词、昆曲的钟情；面对1949年的“坎儿”，张充和选择了离开，因为她直觉自己所喜爱的那个世界即将荡然无存，而沈从文的遭际我们已熟知，精神分裂，自杀，小说创作终止，转行文物研究。事实上，沈从文、张充和都不属于“弹性大，适应力强”的人，他们的才情更适合承平之世，在波折起伏的诡谲时代，恐会险遇连连。不过区别在于，张充和自知不敌，躲了出去，为自己换取了自由的空间与时间；而沈从文勉力留下，横遭不幸，荒废了小说家天赋的近四十年。可以想见，书写沈从文诔文的极佳人选，确非张充和莫属，“不折不从，亦慈亦让”，看来亦有她自己的心结在里面。
《天涯晚笛》中，张充和的亲口讲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如与沈尹默的交往、昆明生活回忆、在重庆曲社及礼乐馆的经历等，而对某些文坛往事的澄清或更有趣味，除去胡适书写“清江引”曲子词的公案外，大约卞之琳和张充和的故事为最著名。卞之琳、张充和之间，一直以来有着传扬久远的“罗曼史”。不过充和自己澄清，“什么罗曼史哟，一点也没发生‘罗曼’”。虽有著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仍只是诗人卞之琳一厢情愿的单恋而已。“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啰里啰嗦的”，这是一种天然的距离，充和是直率简白的性情，而卞之琳多诗人的敏感、优柔、迂回，从女方一面看来，显然是无法投契的。而也正是充和如此的性情，或许为美国青年傅汉思与她的结交相恋提供了联结之径，终于结为连理（其时充和已三十五岁，在她的时代，显然是不多见的“大龄”女性）。两人的结婚之日是1948年11月21日，而12月在北平即将易帜之时，充和随丈夫撤出，辗转青岛、苏州、上海，到了美国。这是一个“乱世佳人”的故事，撇开故旧、背井离乡，再也不愿回头。我们不免猜测，充和是否感到了某种“惘惘的威胁”，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故土若不复存在，她亦不再眷恋形同虚壳的那片土地。或许，有着如此的心灵状态，原本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她，不会不在与傅汉思交往时有着别一层思虑吧。
2009年，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在美国看望张充和，带来半个多世纪前她给挚友靳以写的一幅杜甫《赠卫八处士》。“九十六岁的张充和把这幅没有装裱的条幅轻轻捧在胸前，于是所有的过去似乎都历历在目”，那还是抗战时期的重庆北碚，国破家散，四处流离，而张充和的慰藉是，尚有诸多朋友，诗词酬答，笙歌弦管。而不几年时间，时代剧变，当日的友人各有各的路途与归宿，充和亦飘泊海外。此时再看那幅题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难免让人发出造化弄人的叹息。而张充和晚年时为一位华语作家马逢华的《忽值山河改》题写书名，而这本书的题材和内容，都是她喜欢的，毕竟，那种因时代风云变幻漂泊异乡的感受，于张充和显然是不陌生的。
《曲人鸿爪》三集，由张充和汇集而成，既是她自己的选择，亦无意中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曲人的精神世界”之见证者。她精通昆曲艺术，且历经抗战、内战，后移居海外，与华语区域的昆曲人士均过从甚密，实是搜集曲人书画题签的极佳人选。而我们从这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曲人鸿爪》中，更可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曲人鸿爪》的分段计抗战前后、1949-1966年、1966年以后，在已形诸笔墨、留于纸端的书画之外，那些当初挥洒雅趣的雅士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有幸，亦有不幸，却均应和着中国二十世纪的时代诡谲风云。在如此的情态下，返观这些优雅的字画，大约会有一些新的认知与体味，而张充和的选择，及其淡泊的与其坚持的，或有更深的意义存焉。
张充和的诗集《桃花鱼》中有句云：“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这写于早年的诗句，无意中预示了充和的人生路途，自由是她的心之念之，为此可以漫漫跋涉，虽天涯亦在所不辞。世间的许多事物已然风流云散，唯她的“不变”仍旧不变，这份轻逸存之弥远，大约是由于有某些拙实厚重的东西作为根基吧。
张充和是时代风云的局外人，她注目的是更具超脱意蕴的某些东西，亦即是说，她需要营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因之，她在万里之外的异国，精心保存着传之数百年的古墨，细细研磨开，书写各体汉字，包括她珍爱的昆曲工尺谱。她极尽耐心地教授外国学生欣赏中国诗词，练习汉字书法，既传播着故土的文化，亦埋藏着自己的文化之思。她在美国精心地保留着逾半世纪历程的《曲人鸿爪》三册，那里面有着昆曲人的留痕墨迹，更使她回忆起故土与海外播散的笙歌弦管之声。“张充和一生淡泊名利，从来不想刻意在生活里——包括社会上、历史中，扮演一个什么特别的角色”。其实，这也是张家四姊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的共有品性，不过她们的性格相异，表现的形态各有特点罢了。
在《古色今香》中，有重要的一部分是张充和为沈从文的题字。其中有湘西凤凰沈从文墓上那四句极有名的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张充和在沈二哥逝世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拟就的，“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表面似为急就章，却精准地点出沈从文的一生品性，大约既要归因于张充和的洞察力，亦表明她与沈从文在对待世事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对于时代的风云，他们都是某种程度的游离者，沈从文在启蒙、救国、左翼文学的滚滚潮流中，固执地写自己乡下人的湘西蛮野故事，而张充和虽然也历经北京求学、战争颠沛流离、辗转昆明重庆等，却不改其对书法、诗词、昆曲的钟情；面对1949年的“坎儿”，张充和选择了离开，因为她直觉自己所喜爱的那个世界即将荡然无存，而沈从文的遭际我们已熟知，精神分裂，自杀，小说创作终止，转行文物研究。事实上，沈从文、张充和都不属于“弹性大，适应力强”的人，他们的才情更适合承平之世，在波折起伏的诡谲时代，恐会险遇连连。不过区别在于，张充和自知不敌，躲了出去，为自己换取了自由的空间与时间；而沈从文勉力留下，横遭不幸，荒废了小说家天赋的近四十年。可以想见，书写沈从文诔文的极佳人选，确非张充和莫属，“不折不从，亦慈亦让”，看来亦有她自己的心结在里面。
《天涯晚笛》中，张充和的亲口讲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如与沈尹默的交往、昆明生活回忆、在重庆曲社及礼乐馆的经历等，而对某些文坛往事的澄清或更有趣味，除去胡适书写“清江引”曲子词的公案外，大约卞之琳和张充和的故事为最著名。卞之琳、张充和之间，一直以来有着传扬久远的“罗曼史”。不过充和自己澄清，“什么罗曼史哟，一点也没发生‘罗曼’”。虽有著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仍只是诗人卞之琳一厢情愿的单恋而已。“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啰里啰嗦的”，这是一种天然的距离，充和是直率简白的性情，而卞之琳多诗人的敏感、优柔、迂回，从女方一面看来，显然是无法投契的。而也正是充和如此的性情，或许为美国青年傅汉思与她的结交相恋提供了联结之径，终于结为连理（其时充和已三十五岁，在她的时代，显然是不多见的“大龄”女性）。两人的结婚之日是1948年11月21日，而12月在北平即将易帜之时，充和随丈夫撤出，辗转青岛、苏州、上海，到了美国。这是一个“乱世佳人”的故事，撇开故旧、背井离乡，再也不愿回头。我们不免猜测，充和是否感到了某种“惘惘的威胁”，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故土若不复存在，她亦不再眷恋形同虚壳的那片土地。或许，有着如此的心灵状态，原本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她，不会不在与傅汉思交往时有着别一层思虑吧。
2009年，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在美国看望张充和，带来半个多世纪前她给挚友靳以写的一幅杜甫《赠卫八处士》。“九十六岁的张充和把这幅没有装裱的条幅轻轻捧在胸前，于是所有的过去似乎都历历在目”，那还是抗战时期的重庆北碚，国破家散，四处流离，而张充和的慰藉是，尚有诸多朋友，诗词酬答，笙歌弦管。而不几年时间，时代剧变，当日的友人各有各的路途与归宿，充和亦飘泊海外。此时再看那幅题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难免让人发出造化弄人的叹息。而张充和晚年时为一位华语作家马逢华的《忽值山河改》题写书名，而这本书的题材和内容，都是她喜欢的，毕竟，那种因时代风云变幻漂泊异乡的感受，于张充和显然是不陌生的。
《曲人鸿爪》三集，由张充和汇集而成，既是她自己的选择，亦无意中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曲人的精神世界”之见证者。她精通昆曲艺术，且历经抗战、内战，后移居海外，与华语区域的昆曲人士均过从甚密，实是搜集曲人书画题签的极佳人选。而我们从这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曲人鸿爪》中，更可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曲人鸿爪》的分段计抗战前后、1949-1966年、1966年以后，在已形诸笔墨、留于纸端的书画之外，那些当初挥洒雅趣的雅士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有幸，亦有不幸，却均应和着中国二十世纪的时代诡谲风云。在如此的情态下，返观这些优雅的字画，大约会有一些新的认知与体味，而张充和的选择，及其淡泊的与其坚持的，或有更深的意义存焉。
张充和的诗集《桃花鱼》中有句云：“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这写于早年的诗句，无意中预示了充和的人生路途，自由是她的心之念之，为此可以漫漫跋涉，虽天涯亦在所不辞。世间的许多事物已然风流云散，唯她的“不变”仍旧不变，这份轻逸存之弥远，大约是由于有某些拙实厚重的东西作为根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