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之死
王重民之死
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王重民先生的古籍目录、版本学知识突获青睐。
李贽是明朝思想家,是 “评法批儒”中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人物代表。这时,传来在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 《史纲评要》。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之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厂二校”中的“二校”,“两校”领导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王先生的夫人刘修业女士在 《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第5期)中回忆说,“两校”领导曾指着王发火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他听到会上讲话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先生悲愤难抑,泪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 “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冠心病复发的王先生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但是,来人仍然强调他一定要作检查,然后离去。这一夜,王先生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这次他却再没有回来。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他临走前还在他书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我事后细想,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的”。几年前被关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里,他还能默默忍受,此时只是开会批判、写检查,并未拳脚相加,但他却以死相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志业。他,容不下权力对学术、知识的亵渎。[2]
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王重民先生的古籍目录、版本学知识突获青睐。
李贽是明朝思想家,是 “评法批儒”中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人物代表。这时,传来在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 《史纲评要》。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之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厂二校”中的“二校”,“两校”领导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王先生的夫人刘修业女士在 《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第5期)中回忆说,“两校”领导曾指着王发火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他听到会上讲话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先生悲愤难抑,泪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 “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冠心病复发的王先生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但是,来人仍然强调他一定要作检查,然后离去。这一夜,王先生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这次他却再没有回来。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他临走前还在他书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我事后细想,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的”。几年前被关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里,他还能默默忍受,此时只是开会批判、写检查,并未拳脚相加,但他却以死相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志业。他,容不下权力对学术、知识的亵渎。[2]
-
仙窟千载 赞了这篇日记 2020-02-03 12:4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