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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5 转自art-ba-ba 这份持久的好奇：ICA院长畅谈张恩利

石夫 2013-10-25 17:40:23

《空间绘画》，墙上水彩，展览现场，伦敦当代艺术学院（ICA）

伦敦当代艺术学院（ICA，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由Roland Penrose与Herbert Read等艺术家创办于1946年。如今，ICA仍在继续支持在世艺术家的创作，展示其作品。它以先锋实验著称，不仅包容艺术，更面向音乐、电影及其他关于当代创意文化的讨论。本月，常驻上海的艺术家张恩利将在ICA剧院创作“空间绘画”。临近开幕，爱安啊采访了ICA院长Gregor Muir，并在此与读者分享他发现张恩利的故事，他的首次中国之行，张恩利的创作及其对此次伦敦个展的期待。

差不多十年前，我和Carolyn Bourgeois同为某奖项的评委。我们对录像艺术的品味相近，比如我们对继前铁幕或前东欧的艺术家的共同青睐。当时，杨福东有一组三屏录像装置，很有趣的波普风格，还配了一首他自己写的歌。我们都很喜欢，于是我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代理画廊：香格纳，当时这家画廊在FIAC有个难找的小展位，当时的杨福东还籍籍无名。我走进展厅时，觉得它就像一个装扫帚的橱，不过，当时展厅里就挂了一幅张恩利画的树。我从没见过他的画。灰蒙蒙、绿油油的树下是黄色的签名，我仍然记得：当时心想，好美。它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它好像是上世纪之交的产物——“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奇怪的是，它又很摩登。从风格上看，所有细节都会指向它不属于我们的时代。我开始为之着迷，并自忖到底是什么让我如此着迷：有些和技法有关，比如画得很薄，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打底的格子。我对这件作品简直入了迷，当时又跑回去看了好多次。但我仍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它，在众多观念或极简当代艺术的作品中，偏偏爱上这张树。

自此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对张恩利投诸持续的关注，并在数年之后，真的去了上海。我受到了那张树的启发，还在当时就职的泰特美术馆讨论过它。当时，只有通过拍卖行认识的人才会讨论中国的艺术；也只有他们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当然，当时蓬皮杜艺术中心也在展出杨福东等人的作品。之后我转去Hauser and Wirth画廊工作，并告诉画廊老板我所见过的这位中国艺术家，他的来历是多么与众不同。
我在中国待了五六天，天天都去张恩利的工作室，把他所有的画都看了一遍。我量了每张画的尺寸——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在干嘛，滑稽得像个殡葬师。我好像要把他彻头彻尾地弄明白——在那之前，我从没见过他，也从没去过M50（张恩利工作室所在的艺术园区）；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这几年我去过好几次张恩利的工作室，但好像我每次去都会下雨。于是每次我们都坐在他的工作室里，有点冷——那是一个厂房改造的工作室——他的绝大多数画都在那里完成。他曾经有过表现主义的绘画时期——他的新表现主义的画作被藏在后房里。这些画中，一群人在吃饭、还有个秃顶的男子。我开始意识到，他的画想要捕捉的，是工人们常去的饭馆的气氛；他捉住了共产主义的尾巴，那真正的毛主席的影响力——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兴趣还投向公共厕所、公共游泳池、公共澡堂，老一辈的上海人在这些地方抽着烟。在我看来，他有着某种特定的风格，就像画家Peter Howson或那些欧洲的“后朋克”画家——有点德国画家 Immendorff或Tony Bevan的味道。但似乎张恩利能够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欧洲艺术家创作之大成——即便我不想承认——那些画也不再是80年代了。但如果你把他的画同80年代的其他欧洲画作放在一起，考验你眼力的时候就到了：你会发现他的画其实很中国，好像他属于那么一群人——他们是城市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也恰是吸引我的地方。
他绘画的转折始于画树，以及画那些公共空间与公社场景。我们就此讨论了很长时间，他很容易就开始画他身边的东西。好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那些画的树其实都撷取自照片，那些照片里的树在那些照片被拍摄的那段时间并不起眼。它们就挨着他的工作室——只是普通的树，就算按上海的标准来说也只是普通的树。我注意到我颇为喜爱的一点在于，这些树的画面有种向上看的感觉，一种看着树的感觉。一方面，你知道他不太画上海作为一座都市的风景——就我所知，他应该只画过一次——其他的画都只是细节、或画晚上的场景、或其他什么。但他其实一直都在记录，只是连他自己都未察觉。原谅我这么说，但他作为一名记录者纯属自然而然。他是个很简单、很纯真的人，就是画画。他一直在那个工作室里画——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来到上海，找到这个工作室，一直画到现在。他很坚持；他只想画画。之后事出偶然，有一天他开始画盒子，然后就发现自己对画各种容器上了瘾。

张恩利
我对这些树的兴趣还在于它们成为了对上海的记录。当你抬头看、还一幢高楼都看不见的时候——全然关乎“虚空”。就好像你抬头看，在他近期的画中你会发现这一点，看着看着就把城市看没了。想必这便是张恩利的独特之处。他与杨福东的共同点在于通过记录身边事物来创造一种情境或气氛；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开始记录城市的关键变化。它变得太厉害，都认不出来了。他们所经历的不只是文化冲击、更是文化创伤。所以，可能创作起初是好玩有趣，但它逐渐打开了几扇门，放入了几个人，于是他们获得了某种解脱。他们不再被束缚。我认为张恩利的“宇宙观”拓展了不少，从他的画作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上海的变化身影。对我来说，有点古怪但颇为有趣的一点是，上海同欧洲之间的联系，因为它长久以来都是欧洲远在东亚的前哨。我初到上海时的发现心情至今记忆犹新，好像随时下一个转角过后就是曾经的欧洲。我们会由此想起欧洲现代传统中的“中国风”（Chinoiserie）时期，当时大多取材于中国和日本，再话归于所谓亚洲。我觉得张恩利就像是安迪•沃霍尔把美国卖回给美国一样——非常“狡黠”。我看到那张树的时候，心想为什么它那么有意思、那么现代、种种——如今我可以说，他就好比是把欧洲现代主义卖回给了欧洲。就好像他找到了一个隐蔽的上了锁的密室，并由此拯救他带回来的一个地方及一段传统的记忆。他画得薄，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墨画。他常会送给我带给他灵感的水墨画册，有时，他也会用那种大头毛笔画树叶。

张恩利在工艺美校学的画画，他的老师还有当时能搞到手的所有艺术杂志。他曾给我看过那些艺术杂志，当时唯一能买到手的杂志也只有那种教学类杂志。不过那些杂志印刷质量很糟糕，所有的西方插画都是黑白复印，不堪入目。文字也不忍卒读，比如一段写梵高的模棱两可的古怪文字，随便放在哪种语言都解释不通。张恩利有幅很棒的画，标题是《西方绘画》，画的是另一幅画——他几乎是要指向在当时还被本土文化严格限制的那些作品的异国情调的本质。我记得在那之后的几年，他有一段低落期，我觉得那是因为变化实在太多太快。如果你需要一种日常来每天脚踏实地工作，那你需要每天每天都是日常的日常，但上海没有这种日常。上海丢失了任何意义上的日常，因为在这里，唯一的恒常恰是改变本身。我认为，这一事实以某种方式浸入了张恩利的绘画主题，并慢慢漾开去、沉淀下来。上海总有一批“地下工作者”，有它非常先锋的地方。它有心跳有脉搏——不是机械的。它很真实，我觉得人们可能很想重访本世纪头一个十年、若非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因为这段时间所发生的改变至关重要。

在ICA的空间绘画将会相当有趣；这对我来说，是在他的创作中发现的一片处女地。他首次创作空间绘画是在安特卫普的Objectif，又先后到印度和圣保罗做了类似项目。在这儿，我觉得像是回到了他的最初创作，也就是那些描绘了一个既有房间的绘画，他的画将一个房间转化为一个空间。应该会是抽象的吧。目前看来，还是五颜六色的色块拼贴、和迷彩差不多，我很期待。令我期待的还有他在这样一个原先是剧院的空间中创作，而这个空间如今展出着各色各样的作品、举办着各式各样的活动。这个空间作为曾经的剧院尤其吸引我的原因在于，人们会把他的创作和舞美、或某种表演性的绘画联系起来。这些空间绘画带有戏剧性，所以我希望这个空间对这些画来说是好玩的、合适的。但是，你最直观的感受还是好像走入了画中，变身为画中人。他还会画在地面上。绘画会充满整个空间；它不会遗漏任何一片空间，或干扰空间中的任何活动——我们仍会在空间中举办活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画”中举办活动。这一抽象的想法使之不仅停留在场景绘画的层面上。它关乎绘画且关之切切。要知道，这个空间非常大，即便他画得很快、也很卖力。
我们也考虑到，在当下，中国艺术在伦敦的生态，这个展览会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所面向的是哪些观众。当然，ICA旨在展出单纯的“当代艺术”，而非局限于地域的艺术。我们对“爱国主义”的展览持谨慎态度，说白了我们不太做那样的展览。这次的关键在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空间、和这位艺术家做了这场展览，恰逢其时。我们希望谋求机构项目规划的平衡，而与张恩利这样的艺术家合作项目，将会拓展我们的视野。我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积极经济环境就必然会促生好的艺术。我认为——这不是自吹自擂或说ICA的好话那么简单——我们对张恩利这样的艺术家的关注十分有益。这是一份持续的好奇。我希望此次他来伦敦将不虚此行。我觉得他是中国坚持长期创作、且还会继续持久创作的艺术家之一。
“张恩利：空间绘画”
CA(伦敦当代艺术学院：伦敦 The Mall SW1Y 5AH)2013年10月16日－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