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魯
张家鲁能够弃而不舍的跟我磨《狄仁杰》许多年，他没有放弃，没有气馁，我觉得比较少编剧能这样子。
——陈国富
编剧突围心法
张家鲁：熬过来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提升
凭着先前对于编剧这个职业的感官了解，潜意识里感觉张家鲁或许是一个有着严谨思维逻辑与精致语言的城府之人，或许是一个语风尖锐、傲视于人的愤怒青年。然而真正接触之后，方觉他本人游离于这两种性情之外。高大俊朗的外形、温和谦逊的谈吐，这个被人称作张家鲁的台湾男人给人的直观印象便是有几分读书人的儒雅气质，在整个交谈过程当中，流露出一份良好的个人修养。
听张家鲁讲他过去的历程，基本上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成长史。从大学期间“被选择”读了社会学专业，却在课余时间把精力和热情用在了戏剧创作上，随后一直坚持写剧本投稿参与比赛，后因生活所迫去考了公务员，却忍受不了那份刻板、枯燥与乏味，转身去读了剧本创作的研究生，在那里遇到了以至今天对他都有所影响及帮助的老师陈国富。依靠自身的努力与执着，近些年他相继与国内的大牌导演冯小刚、陈凯歌、徐克进行合作，并小有所成。
张家鲁有他好玩的一面
1，大学时光：文艺青年的创作历练期
谈及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张家鲁坦言算是比较常规的，和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按部就班的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念完高中之后，凭高考分数分发学校。18岁的张家鲁稀里糊涂的就被安排到了台湾政治大学的社会学系。回味这段时光他感慨道，“那个时候哪知道社会学系学什么啊，我本身对写字或者电影比较有兴趣，但是那个时候分数不够，就先进去念，到时候再想办法转别的系。”真正入读之后发现所在专业的课程较松，老师管理上也不太严格，所以张家鲁拥有了太多的私人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转系的计划也就搁浅下来，就这样一直呆到大学毕业。
张家鲁上大学的那段时间，正是台湾刚刚实施解严的开始。张家鲁和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组剧社、办电影社，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完全是过一种文艺青年的生活”。描述那段光景的时候，张家鲁脸上洋溢着幸福感。张家鲁笑言，“就像在台湾年轻人必须当兵一样，可能北京的男孩女孩都会经历文艺青年的阶段。”
在那个尚且没有网络的年代，小剧场的演出生活在年轻人当中算是相当的时尚和前卫。文艺青年张家鲁先后参与了当时台湾的几个有影响力的剧社，认识了一些有共同语言与话题的朋友。凭借良好的形象以及兴致，时常参与一些剧目的演出和创作，为此甚至曾经一度想以演员作为职业理想。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以及对自身了解的加深，张家鲁还是逐渐倾向于做舞台剧的编剧。
从那起张家鲁开始接触大量的外国电影，对于他而言，犹如打开了视野的另一扇窗口，“本身台湾看外国片、好莱坞片非常方便，从那个时候开始看一些欧洲片，还有南美国家的比如阿根廷、巴西的电影。应该说那段时间算是开始过另外一种原来无法想象的不一样的人生。”也正是从那时起，张家鲁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闯荡电影圈：为了生活曾写过三级片剧本
大学毕业后，张家鲁难以逃脱服兵役的规则，在军营中度过了两年枯燥、无聊的时光。退伍后在家休整了三个月，期间他重新拿起了笔，开始了电影剧本的写作，“不知道怎么想的，先写写看，我第一次写电影剧本，也没用，就拿出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在这个由官方举办的电影剧本创作大赛上，张家鲁平生写就的第一个电影剧本获了奖，这令他感到相当意外。
也正是在这之后，开始有电影圈的人跟他接触，也让他跟这个行业有了交集。
在张家鲁即将入行的时候，台湾的整个电影环境已经处于低谷阶段，每年所拍的影片不过三四十部，而在此之前曾有过每年投拍两百多部影片的堪比港片繁荣时代的辉煌时期。那个获奖的剧本其实最终也没有拍摄，但是立志要投身电影圈的张家鲁还是义无反顾。
毕竟生活是现实的，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首先面临的还是生存难题。张家鲁在继续着创作着剧本的同时，也在做一些幕后工作来维持生计。曾经有人找到张家鲁问他有一个小成本的片子愿不愿意写——当时电影制作预算已经非常低，找新编剧价钱可以再压一点。这部片子就是当时深受观众喜爱的系列军教片---《报告班长》，“讲男孩子去当兵，在部队里面发生的事，有点像《士兵突击》，但是它是带点喜剧色彩的。”
那个时候的张家鲁二十多岁的年纪，认为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抓住，不能放过，随后便有了一个写三级片剧本摆在了他的面前。当时他在一部电影里当场记，认识了一个制片，了解到他业余时间也在写剧本便问，愿不愿意写写三级片。张家鲁有自己的判断“但凡看一个电影市场是不是开始没落的时候，三级片出现了之后就代表这个市场不行了。”台湾当时也有过这种类型，但是质量都很差，张家鲁想尝试写一个不一样的剧本，就答应了下来。然后飞去香港与投资方面谈。“这个剧本写的还可以，但到了那儿我才发现，投资方根本连剧本看都没看。剧本对他们来讲不重要，重点是带我去的台湾制片能不能搞定一个小有知名度的三级片女演员。”
生活中往往充满了戏剧性，张家鲁的这个机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丝毫没有征兆。因为这个女演员临时宣布“从良”，所以导致这部影片彻底搁置。张家鲁谈到那个自认为写的还算不错的剧本仍有些遗憾，前段时间还有朋友提起看能否重新拿出来拍摄，但张家鲁已经找不到了。
退伍之后的那一年张家鲁做了许多事，也写了各种类型的剧本，但在其中大半年的时间里，所得到的收入只相当于现在几千块人民币。每一个家长在子女步入社会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担心能不能养活自己，在为张家鲁担心之余，父母与他形成了一个约定，做电影的同时，要去参加公务员的考试，以至将来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糊口。然而考试却出奇的顺利，在被录取之后相当长时间，张家鲁没有去报到，而是继续从事着电影相关的事情。直到实在逃不过去了，才去那个叫“新闻局”的单位上班。
张家鲁形容那五年做公务员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期的状态。简单而又重复性的工作，剩下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却感到相当乏味。“我需要等待时机，因为当时环境的确不好，我硬要去弄、硬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让自己遍体鳞伤，但是我事后想难免还是觉得有些遗憾，我毕竟离开了这个行业一段时间，等于是我在二十六七岁到三十岁这个阶段，我不敢说最好的五年，但是应该也是蛮精华的五年，我在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有一种特别的心情，想要把这个空白给补上。”
张家鲁很感谢陈国富的知遇之恩
3，十年合作：被严师陈国富发现
也是那段时间，张家鲁遇到了自己的爱人，然后结婚，这是对于他在那段远离电影的日子里最大的收获。而出于对电影情怀的难以割舍，也是想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张家鲁考取了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的研究生，专业是剧本创作。在那里，他遇到了日后成为亦师亦友现在又是事业合作伙伴的陈国富。
作为80年代台湾新浪潮涌现出来的新锐导演，陈国富当时已经拍了四五部片子，后来负责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亚洲区的监制工作，闲暇时间在学校做兼职教授。他给张家鲁上的课程是电影研究。
“那个时候，遇到的大多数老师都是属于‘温良恭谦让’类型。而陈导比较不一样，他觉得我今天教了你，必须要告诉你学校以外的这个社会，他会用那样的标准要求你，他批评非常的直接，接近难听的地步了。”这是张家鲁对于陈导教书时的评价，有一些学生因为受不了这种看似严厉的教学方式而放弃了这门课程的选修，“对于写作，很多事情讲感觉。当你用一个标准检验你写的故事是不是能够符合业界的眼光要求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有差别了。熬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对自己是一个提升。”
学生时代的张家鲁，被陈导发现其剧本写作的灵性及努力。毕业之后，陈导邀其加盟，让他担任所在公司的专职编剧，张家鲁心中窃喜却又不露声色，“我第一个念头说好，但是没有立刻答应，好让他看起来我是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从张家鲁研究生毕业后去陈国富所在公司上班，到现在已经有10个年头了。两人从最初的师生关系，延伸到编剧上的搭档、生活中的朋友，无论是哪一种情谊能够保持得这么长久都算是难得了。
张家鲁总结陈导身上有两个特质吸引了他，“其一是陈导做事极富逻辑性。他却能够清醒地告诉你，这个案子能不能做，为什么，一二三四五，条理非常清晰分析的头头是道，有着完整的一套路线；其二就是他的专注力。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专心的，大家都说娱乐圈是花花世界，但我跟他这些年，总觉得还在继续当时的研究生工作，依然保持一种单纯的工作环境。陈导的生活就是工作可能占90%，他的专注力是非同寻常的。他不太喜欢去做一些交际或者是应酬，他不干这一套，他完全靠工作上的努力到今天这个地位。”这些年，张家鲁发现只有两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是陈国富，另外一个就是徐克，“老爷(徐克)也是一个工作狂，无时无刻都在想工作的事情，精力过人，这一点让人家非常敬佩的。”
其实经历过这么多年，两个人在工作与生活上都已完全相熟。张家鲁说陈国富有时候就像是自己的大哥，在生活方面遇到某些问题自己会征求他的一些意见。而在工作合作过程中，张家鲁坦言他们曾经有过分歧却又否认有过争执，“他曾经是我的老师，不管是在美学上还是在市场上我还蛮相信他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有先知先觉的一面。于是乎就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我写完一个版本给他看，他不是光看，还会动手做修改。我觉得有些地方他改的真的不错，但是有些地方，我很难同意，便偷偷再改回去。他再看就能发现我其中的坚持……”两个人就这样暗地里往复多次，“剧本上没有所谓对错的事情，可能有比较趋向市场，可能有的背离市场，这个东西是有的，谁对谁错很难说。在这方面他蛮有包容的空间的，当他发现你的坚持是有价值的时候，就按照你的方式来做。这一点尤其是跟他一起工作的后辈来讲，非常棒。”
4、收获金马奖：我当时还没准备好
2003年的时候，凭着陈导的推荐以及自己写的一份电影《天下无贼》的剧本修改方案，张家鲁被冯小刚导演看中，“那时候《天下无贼》前面大概有两位编剧，我的修改计划是针对他们原来的剧本。冯导看过之后便说，要不请这位编剧来试试，于是我便从台北来到了北京。”
虽然之前有过在上海写电视剧剧本的经历，但是北京之行，还是让张家鲁感到既兴奋又陌生。“这完全是另一种状况，因为是我的头一部电影，又是跟国内顶尖团队合作，感到特别幸运。”然而更加幸运的是，这部影片让张家鲁拿到了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改编剧本奖，这让张家鲁颇感意外，“其实那还是没有想到的事情，糊里糊涂就得了一个金马奖。因为觉得那是一个团队合作，应该大家得奖。其实那时候我才三十三四岁吧，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得这个奖，如果晚几年自己写好一个更有代表性的作品得奖的话，就比较实至名归了。”实际上去年《风声》参加金马奖的时候张家鲁曾经有过企望，但是却事与愿违。对此，他也看透“得奖这个东西尤其是跟运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评审组合是谁。但是去年的《斗牛》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心服口服的，是拐了一个影片类型出来，跟以前的不一样。”
5、《狄仁杰》：剧本修改了300多稿
谈到上映的古装悬疑动作新片《狄仁杰》的创作，张家鲁笑了，带着自信带着逃出生天的笑容。
《狄仁杰》最初构想是在2002年，“陈导当时身为监制，要不停的有案子往下推动、开发。那时候他听国外的朋友说，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写了一部小说，在西方世界蛮有名，讲述中国有个狄公断案的故事，名字就叫做《狄公案》。它是偏公案性的，很多玄幻的东西在里面，其实跟推理悬疑是沾不上边，后来我们运用了这个角色开始创作，写完一个版本之后哥伦比亚公司因为某些原因结束了在亚洲的制作业务，就没有拍。直到2006年、2007年，华谊这边有兴趣，就重新接手，找来徐克做导演，我们又开始另外一个阶段的关于《狄仁杰》的创作。”对于这近十年而磨成的电影，张家鲁感叹到：“有一次我打开电脑里《狄仁杰》的文件夹，好奇的算了一下，前前后后有300多个修改的版本。”
《狄仁杰》对于张家鲁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努力去创新：“这部片子是电影大片，但中国观众对于大片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看过太多失败的大片了，但《狄仁杰》在类型上做了一个创新。我们曾看过武侠片也看过悬疑推理片，但是这些类型的融合在华语片上，是相当少见的。像陈国富跟徐克两个影坛的奇人，走在两个极端上，老爷(徐克)他是一个非常脑袋里面有无数奇想的，非常天马行空的一个创作者；陈导演站在另一端，他非常严谨的，等于是一个作者，这两个人的合作，还能够顺利的把这样一部电影完成，这中间经历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
6、编剧经验谈：所有的剧本最重要的都是角色
曾有媒体称张家鲁为现在台湾唯一的职业编剧，对此他颇有些凄凉的感觉，其一是对于台湾的电影整体环境的堪忧，另外一点就是他看到目前仍有很多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在业余时间写剧本投比赛，就如同当年的自己，却不能靠这个来为生，“其实我觉得这对于电影行业来讲不是件好事情，而且照理说你干这个行业就可以养家糊口，能够让自己的日子过得下去了，但现在没有这个环境。你说我算是一个电影编剧吧，但是我现在所有的作品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在内地写的剧本，因为现在内地有这个市场需求，而且给的不管是酬劳各方面都会比其他地方好太多。”现在台湾的影片预算普遍偏低，所以造成一些人编、导合一，自己先写剧本再去找投资，所以编剧这项分工在行业里渐渐抹去了，这也是台湾很少出现专职编剧的原因之一。
两个月前，张家鲁由台湾搬家去了香港。毕竟那里相对于台湾而言，电影环境要好很多。他曾多次相邀业界同仁得闲时一起吃饭，然而最后却发现，在香港竟找不到香港导演，所有人都到北京来了……
谈到内地与台湾在创作上的不同，张家鲁回忆起当年做公务员的时候，曾经给国内写过一些爱情喜剧之类的电视剧，“那时候我开始关注国内的一些状况。我写出来的东西有太大的断裂，跟国内的环境衔接不上，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你要是为内地写东西，一定要符合内地的文化氛围，能够衔接得上。”
“知耻后勇”，他一直没有脱离研究生的生涯。张家鲁近几年的电影作品所描写的都是一些年代片，比如《梅兰芳》、《风声》，语言上的操控对他来讲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是另外一个时空感，而《狄仁杰》更不用讲，那是要创造另外一个世界出来了，“创作的前提是功课要做足。”
在写《梅兰芳》之前，张家鲁多少听到过关于梅先生的一些绯闻、琐事但都是小道消息。在写剧本的时候重新认识这个人物，等于是全新的探索跟研究的过程。有时候他蛮庆幸能够站在这样的角度。“你太了解梅先生，你可能会写不动。还有点担心就是梅先生的家人对剧本会有什么意见，后来还好梅葆玖先生给我们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它不只是文艺，或者是人物传记片，更希望能还原梅先生。这方面做了一些发挥。当然，编剧都会有遗憾的。”
从早年间退伍后写的剧本《季风季节》获得了台湾新闻局的优良剧本奖开始，张家鲁便有了一个“得奖专业户”的称号，他有很多心得和大家分享“所有的好剧本最重要的就是角色，我觉得其实观众到后来吃的还是角色，如果要让观众喜欢、同情甚至讨厌这个角色，这之后你才有得谈往下的故事该怎么走。一个剧本能不能有兴趣让我跟着这个人物往下走，去经历接下来的100分钟或者120分钟，这个东西没有的话，对我来讲就毫无意义了。”
对于创作者在剧情中忽略的漏洞，张家鲁说，“如果你喜欢这个角色的话，你会忽视那个漏洞，因为从一部电影来讲编剧是一人之智力敌亿万人之智力，不可能没有漏洞的，即使是在今年的一些电影里面要仔细去挑的话一定可以挑得出。”
7、上升空间：不排除以后去做导演
虽然目前在电影编剧领域小有成就，再也不会为生计发愁，但是张家鲁除了在工作上写的剧本之外，偶尔还会自己写一些东西，仍会拿去参加比赛，“因为这些东西跟所谓的金马奖可能又不太一样，金马奖算是一个业界的肯定，而那些比赛更像是在一个创作团队里面进行。”
张家鲁坦言因为性格的原因，人比较懒，而导演工作太过于辛苦也让他对去做导演没有那么积极，“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话最好，我不排除将来可能去拍个片子，当导演，但是如果说要我自己鼓着劲去求人，可能我比较干不来的事。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角色嘛，我觉得真的就是说不要有那么多大师，如果大家都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匠人，一个工匠，一个木工师傅。在不同的位置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管对自己、对行业都是好事情。所以说如果今天在编剧这个岗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到受大家肯定，愿意多给我一些机会，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苏毅）
——陈国富
编剧突围心法
张家鲁：熬过来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提升
凭着先前对于编剧这个职业的感官了解，潜意识里感觉张家鲁或许是一个有着严谨思维逻辑与精致语言的城府之人，或许是一个语风尖锐、傲视于人的愤怒青年。然而真正接触之后，方觉他本人游离于这两种性情之外。高大俊朗的外形、温和谦逊的谈吐，这个被人称作张家鲁的台湾男人给人的直观印象便是有几分读书人的儒雅气质，在整个交谈过程当中，流露出一份良好的个人修养。
听张家鲁讲他过去的历程，基本上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成长史。从大学期间“被选择”读了社会学专业，却在课余时间把精力和热情用在了戏剧创作上，随后一直坚持写剧本投稿参与比赛，后因生活所迫去考了公务员，却忍受不了那份刻板、枯燥与乏味，转身去读了剧本创作的研究生，在那里遇到了以至今天对他都有所影响及帮助的老师陈国富。依靠自身的努力与执着，近些年他相继与国内的大牌导演冯小刚、陈凯歌、徐克进行合作，并小有所成。
张家鲁有他好玩的一面
1，大学时光：文艺青年的创作历练期
谈及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张家鲁坦言算是比较常规的，和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按部就班的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念完高中之后，凭高考分数分发学校。18岁的张家鲁稀里糊涂的就被安排到了台湾政治大学的社会学系。回味这段时光他感慨道，“那个时候哪知道社会学系学什么啊，我本身对写字或者电影比较有兴趣，但是那个时候分数不够，就先进去念，到时候再想办法转别的系。”真正入读之后发现所在专业的课程较松，老师管理上也不太严格，所以张家鲁拥有了太多的私人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转系的计划也就搁浅下来，就这样一直呆到大学毕业。
张家鲁上大学的那段时间，正是台湾刚刚实施解严的开始。张家鲁和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组剧社、办电影社，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完全是过一种文艺青年的生活”。描述那段光景的时候，张家鲁脸上洋溢着幸福感。张家鲁笑言，“就像在台湾年轻人必须当兵一样，可能北京的男孩女孩都会经历文艺青年的阶段。”
在那个尚且没有网络的年代，小剧场的演出生活在年轻人当中算是相当的时尚和前卫。文艺青年张家鲁先后参与了当时台湾的几个有影响力的剧社，认识了一些有共同语言与话题的朋友。凭借良好的形象以及兴致，时常参与一些剧目的演出和创作，为此甚至曾经一度想以演员作为职业理想。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以及对自身了解的加深，张家鲁还是逐渐倾向于做舞台剧的编剧。
从那起张家鲁开始接触大量的外国电影，对于他而言，犹如打开了视野的另一扇窗口，“本身台湾看外国片、好莱坞片非常方便，从那个时候开始看一些欧洲片，还有南美国家的比如阿根廷、巴西的电影。应该说那段时间算是开始过另外一种原来无法想象的不一样的人生。”也正是从那时起，张家鲁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闯荡电影圈：为了生活曾写过三级片剧本
大学毕业后，张家鲁难以逃脱服兵役的规则，在军营中度过了两年枯燥、无聊的时光。退伍后在家休整了三个月，期间他重新拿起了笔，开始了电影剧本的写作，“不知道怎么想的，先写写看，我第一次写电影剧本，也没用，就拿出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在这个由官方举办的电影剧本创作大赛上，张家鲁平生写就的第一个电影剧本获了奖，这令他感到相当意外。
也正是在这之后，开始有电影圈的人跟他接触，也让他跟这个行业有了交集。
在张家鲁即将入行的时候，台湾的整个电影环境已经处于低谷阶段，每年所拍的影片不过三四十部，而在此之前曾有过每年投拍两百多部影片的堪比港片繁荣时代的辉煌时期。那个获奖的剧本其实最终也没有拍摄，但是立志要投身电影圈的张家鲁还是义无反顾。
毕竟生活是现实的，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首先面临的还是生存难题。张家鲁在继续着创作着剧本的同时，也在做一些幕后工作来维持生计。曾经有人找到张家鲁问他有一个小成本的片子愿不愿意写——当时电影制作预算已经非常低，找新编剧价钱可以再压一点。这部片子就是当时深受观众喜爱的系列军教片---《报告班长》，“讲男孩子去当兵，在部队里面发生的事，有点像《士兵突击》，但是它是带点喜剧色彩的。”
那个时候的张家鲁二十多岁的年纪，认为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抓住，不能放过，随后便有了一个写三级片剧本摆在了他的面前。当时他在一部电影里当场记，认识了一个制片，了解到他业余时间也在写剧本便问，愿不愿意写写三级片。张家鲁有自己的判断“但凡看一个电影市场是不是开始没落的时候，三级片出现了之后就代表这个市场不行了。”台湾当时也有过这种类型，但是质量都很差，张家鲁想尝试写一个不一样的剧本，就答应了下来。然后飞去香港与投资方面谈。“这个剧本写的还可以，但到了那儿我才发现，投资方根本连剧本看都没看。剧本对他们来讲不重要，重点是带我去的台湾制片能不能搞定一个小有知名度的三级片女演员。”
生活中往往充满了戏剧性，张家鲁的这个机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丝毫没有征兆。因为这个女演员临时宣布“从良”，所以导致这部影片彻底搁置。张家鲁谈到那个自认为写的还算不错的剧本仍有些遗憾，前段时间还有朋友提起看能否重新拿出来拍摄，但张家鲁已经找不到了。
退伍之后的那一年张家鲁做了许多事，也写了各种类型的剧本，但在其中大半年的时间里，所得到的收入只相当于现在几千块人民币。每一个家长在子女步入社会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担心能不能养活自己，在为张家鲁担心之余，父母与他形成了一个约定，做电影的同时，要去参加公务员的考试，以至将来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糊口。然而考试却出奇的顺利，在被录取之后相当长时间，张家鲁没有去报到，而是继续从事着电影相关的事情。直到实在逃不过去了，才去那个叫“新闻局”的单位上班。
张家鲁形容那五年做公务员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期的状态。简单而又重复性的工作，剩下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却感到相当乏味。“我需要等待时机，因为当时环境的确不好，我硬要去弄、硬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让自己遍体鳞伤，但是我事后想难免还是觉得有些遗憾，我毕竟离开了这个行业一段时间，等于是我在二十六七岁到三十岁这个阶段，我不敢说最好的五年，但是应该也是蛮精华的五年，我在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有一种特别的心情，想要把这个空白给补上。”
张家鲁很感谢陈国富的知遇之恩
3，十年合作：被严师陈国富发现
也是那段时间，张家鲁遇到了自己的爱人，然后结婚，这是对于他在那段远离电影的日子里最大的收获。而出于对电影情怀的难以割舍，也是想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张家鲁考取了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的研究生，专业是剧本创作。在那里，他遇到了日后成为亦师亦友现在又是事业合作伙伴的陈国富。
作为80年代台湾新浪潮涌现出来的新锐导演，陈国富当时已经拍了四五部片子，后来负责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亚洲区的监制工作，闲暇时间在学校做兼职教授。他给张家鲁上的课程是电影研究。
“那个时候，遇到的大多数老师都是属于‘温良恭谦让’类型。而陈导比较不一样，他觉得我今天教了你，必须要告诉你学校以外的这个社会，他会用那样的标准要求你，他批评非常的直接，接近难听的地步了。”这是张家鲁对于陈导教书时的评价，有一些学生因为受不了这种看似严厉的教学方式而放弃了这门课程的选修，“对于写作，很多事情讲感觉。当你用一个标准检验你写的故事是不是能够符合业界的眼光要求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有差别了。熬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对自己是一个提升。”
学生时代的张家鲁，被陈导发现其剧本写作的灵性及努力。毕业之后，陈导邀其加盟，让他担任所在公司的专职编剧，张家鲁心中窃喜却又不露声色，“我第一个念头说好，但是没有立刻答应，好让他看起来我是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从张家鲁研究生毕业后去陈国富所在公司上班，到现在已经有10个年头了。两人从最初的师生关系，延伸到编剧上的搭档、生活中的朋友，无论是哪一种情谊能够保持得这么长久都算是难得了。
张家鲁总结陈导身上有两个特质吸引了他，“其一是陈导做事极富逻辑性。他却能够清醒地告诉你，这个案子能不能做，为什么，一二三四五，条理非常清晰分析的头头是道，有着完整的一套路线；其二就是他的专注力。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专心的，大家都说娱乐圈是花花世界，但我跟他这些年，总觉得还在继续当时的研究生工作，依然保持一种单纯的工作环境。陈导的生活就是工作可能占90%，他的专注力是非同寻常的。他不太喜欢去做一些交际或者是应酬，他不干这一套，他完全靠工作上的努力到今天这个地位。”这些年，张家鲁发现只有两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是陈国富，另外一个就是徐克，“老爷(徐克)也是一个工作狂，无时无刻都在想工作的事情，精力过人，这一点让人家非常敬佩的。”
其实经历过这么多年，两个人在工作与生活上都已完全相熟。张家鲁说陈国富有时候就像是自己的大哥，在生活方面遇到某些问题自己会征求他的一些意见。而在工作合作过程中，张家鲁坦言他们曾经有过分歧却又否认有过争执，“他曾经是我的老师，不管是在美学上还是在市场上我还蛮相信他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有先知先觉的一面。于是乎就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我写完一个版本给他看，他不是光看，还会动手做修改。我觉得有些地方他改的真的不错，但是有些地方，我很难同意，便偷偷再改回去。他再看就能发现我其中的坚持……”两个人就这样暗地里往复多次，“剧本上没有所谓对错的事情，可能有比较趋向市场，可能有的背离市场，这个东西是有的，谁对谁错很难说。在这方面他蛮有包容的空间的，当他发现你的坚持是有价值的时候，就按照你的方式来做。这一点尤其是跟他一起工作的后辈来讲，非常棒。”
4、收获金马奖：我当时还没准备好
2003年的时候，凭着陈导的推荐以及自己写的一份电影《天下无贼》的剧本修改方案，张家鲁被冯小刚导演看中，“那时候《天下无贼》前面大概有两位编剧，我的修改计划是针对他们原来的剧本。冯导看过之后便说，要不请这位编剧来试试，于是我便从台北来到了北京。”
虽然之前有过在上海写电视剧剧本的经历，但是北京之行，还是让张家鲁感到既兴奋又陌生。“这完全是另一种状况，因为是我的头一部电影，又是跟国内顶尖团队合作，感到特别幸运。”然而更加幸运的是，这部影片让张家鲁拿到了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改编剧本奖，这让张家鲁颇感意外，“其实那还是没有想到的事情，糊里糊涂就得了一个金马奖。因为觉得那是一个团队合作，应该大家得奖。其实那时候我才三十三四岁吧，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得这个奖，如果晚几年自己写好一个更有代表性的作品得奖的话，就比较实至名归了。”实际上去年《风声》参加金马奖的时候张家鲁曾经有过企望，但是却事与愿违。对此，他也看透“得奖这个东西尤其是跟运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评审组合是谁。但是去年的《斗牛》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心服口服的，是拐了一个影片类型出来，跟以前的不一样。”
5、《狄仁杰》：剧本修改了300多稿
谈到上映的古装悬疑动作新片《狄仁杰》的创作，张家鲁笑了，带着自信带着逃出生天的笑容。
《狄仁杰》最初构想是在2002年，“陈导当时身为监制，要不停的有案子往下推动、开发。那时候他听国外的朋友说，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写了一部小说，在西方世界蛮有名，讲述中国有个狄公断案的故事，名字就叫做《狄公案》。它是偏公案性的，很多玄幻的东西在里面，其实跟推理悬疑是沾不上边，后来我们运用了这个角色开始创作，写完一个版本之后哥伦比亚公司因为某些原因结束了在亚洲的制作业务，就没有拍。直到2006年、2007年，华谊这边有兴趣，就重新接手，找来徐克做导演，我们又开始另外一个阶段的关于《狄仁杰》的创作。”对于这近十年而磨成的电影，张家鲁感叹到：“有一次我打开电脑里《狄仁杰》的文件夹，好奇的算了一下，前前后后有300多个修改的版本。”
《狄仁杰》对于张家鲁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努力去创新：“这部片子是电影大片，但中国观众对于大片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看过太多失败的大片了，但《狄仁杰》在类型上做了一个创新。我们曾看过武侠片也看过悬疑推理片，但是这些类型的融合在华语片上，是相当少见的。像陈国富跟徐克两个影坛的奇人，走在两个极端上，老爷(徐克)他是一个非常脑袋里面有无数奇想的，非常天马行空的一个创作者；陈导演站在另一端，他非常严谨的，等于是一个作者，这两个人的合作，还能够顺利的把这样一部电影完成，这中间经历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
6、编剧经验谈：所有的剧本最重要的都是角色
曾有媒体称张家鲁为现在台湾唯一的职业编剧，对此他颇有些凄凉的感觉，其一是对于台湾的电影整体环境的堪忧，另外一点就是他看到目前仍有很多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在业余时间写剧本投比赛，就如同当年的自己，却不能靠这个来为生，“其实我觉得这对于电影行业来讲不是件好事情，而且照理说你干这个行业就可以养家糊口，能够让自己的日子过得下去了，但现在没有这个环境。你说我算是一个电影编剧吧，但是我现在所有的作品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在内地写的剧本，因为现在内地有这个市场需求，而且给的不管是酬劳各方面都会比其他地方好太多。”现在台湾的影片预算普遍偏低，所以造成一些人编、导合一，自己先写剧本再去找投资，所以编剧这项分工在行业里渐渐抹去了，这也是台湾很少出现专职编剧的原因之一。
两个月前，张家鲁由台湾搬家去了香港。毕竟那里相对于台湾而言，电影环境要好很多。他曾多次相邀业界同仁得闲时一起吃饭，然而最后却发现，在香港竟找不到香港导演，所有人都到北京来了……
谈到内地与台湾在创作上的不同，张家鲁回忆起当年做公务员的时候，曾经给国内写过一些爱情喜剧之类的电视剧，“那时候我开始关注国内的一些状况。我写出来的东西有太大的断裂，跟国内的环境衔接不上，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你要是为内地写东西，一定要符合内地的文化氛围，能够衔接得上。”
“知耻后勇”，他一直没有脱离研究生的生涯。张家鲁近几年的电影作品所描写的都是一些年代片，比如《梅兰芳》、《风声》，语言上的操控对他来讲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是另外一个时空感，而《狄仁杰》更不用讲，那是要创造另外一个世界出来了，“创作的前提是功课要做足。”
在写《梅兰芳》之前，张家鲁多少听到过关于梅先生的一些绯闻、琐事但都是小道消息。在写剧本的时候重新认识这个人物，等于是全新的探索跟研究的过程。有时候他蛮庆幸能够站在这样的角度。“你太了解梅先生，你可能会写不动。还有点担心就是梅先生的家人对剧本会有什么意见，后来还好梅葆玖先生给我们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它不只是文艺，或者是人物传记片，更希望能还原梅先生。这方面做了一些发挥。当然，编剧都会有遗憾的。”
从早年间退伍后写的剧本《季风季节》获得了台湾新闻局的优良剧本奖开始，张家鲁便有了一个“得奖专业户”的称号，他有很多心得和大家分享“所有的好剧本最重要的就是角色，我觉得其实观众到后来吃的还是角色，如果要让观众喜欢、同情甚至讨厌这个角色，这之后你才有得谈往下的故事该怎么走。一个剧本能不能有兴趣让我跟着这个人物往下走，去经历接下来的100分钟或者120分钟，这个东西没有的话，对我来讲就毫无意义了。”
对于创作者在剧情中忽略的漏洞，张家鲁说，“如果你喜欢这个角色的话，你会忽视那个漏洞，因为从一部电影来讲编剧是一人之智力敌亿万人之智力，不可能没有漏洞的，即使是在今年的一些电影里面要仔细去挑的话一定可以挑得出。”
7、上升空间：不排除以后去做导演
虽然目前在电影编剧领域小有成就，再也不会为生计发愁，但是张家鲁除了在工作上写的剧本之外，偶尔还会自己写一些东西，仍会拿去参加比赛，“因为这些东西跟所谓的金马奖可能又不太一样，金马奖算是一个业界的肯定，而那些比赛更像是在一个创作团队里面进行。”
张家鲁坦言因为性格的原因，人比较懒，而导演工作太过于辛苦也让他对去做导演没有那么积极，“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话最好，我不排除将来可能去拍个片子，当导演，但是如果说要我自己鼓着劲去求人，可能我比较干不来的事。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角色嘛，我觉得真的就是说不要有那么多大师，如果大家都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匠人，一个工匠，一个木工师傅。在不同的位置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管对自己、对行业都是好事情。所以说如果今天在编剧这个岗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到受大家肯定，愿意多给我一些机会，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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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骑士 赞了这篇日记 2018-04-25 15:1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