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字头上一把刀 —— 再论国人血性之遗失

                
                （宋后的元明清三代，刑罚则有过于宋之远甚，刑罚更加残酷化，并大量复活了肉刑。图片源自网络）
论及国人何以缺乏血性，凡事多采取忍让退缩的态度，有明暗两个机制的约束，在明的一面，是专制政体相对于个体的压倒性优势，导致民众个体孤立无援，只得忍气吞声，而在暗的一面，则与专制政体采用残酷的手段，将恐惧植入到民众的内心，从而使得民众在不自觉中采取放弃的心态。
若干年前，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大陆学界和网络舆论上甚为流行，大有社会科学可由经济学一统天下、解释一切的架势。某次餐聚，就有一经济学爱好者严肃地问：“还有什么社会现象是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好笑之余，我的解释是，如果说经济学处理的是人的欲望的问题，其核心机制是以自愿交换为手段的市场体系，那么，政治学则要处理的是人的恐惧的问题，其核心机制是以强制为手段的法律体系，通过事后追惩，实现个体规训，形成社会秩序。
以强制为后盾的惩罚，本是一切政治社会所共通的机制，在哈耶克等人的论述中，这种机制运行下，以一般性规则为基础的法治中，事后的追惩更多是作为秩序的底线而发挥作用，既可以形成可欲的社会秩序，又能为个体划出自行其事的广阔私域，“法无禁止即自由”，形成秩序和自由共存的良性状态。同时，个体也可以通过自由的联合，促进法治的演化。
然而，在大一统的专制帝国，这一共通机制的惩罚功能被单方面地极度放大，远远超过了作为社会秩序底线所必需的程度。早在韩非子那里，就提倡“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畏之”，也就是将恐惧作为手段，不外是为了通过严刑峻法，将恐惧植入个体的内心，使民众陷入动辄得咎的恐惧之中，无条件地臣服于专制统治之下。
自从法家思想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们所接受奉行，此一政治文化就贯穿了中国传统政治之始终，即使在所谓独尊儒术的时代，其实也是外儒内法或者儒表法里，恐惧作为治国之术，从来都是重中之重。
尽管期间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如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但宫刑仍保留，故司马迁以此被宫），大一统帝国的刑罚一直都以残酷著称。宋代号称宽仁，为宽贷杂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本来是对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种代用刑，但到后来，却演变为常用刑种之一，《水浒传》中的“贼配军”，无不脸刻金印。此外，凌迟这一刑罚，也是在宋代所发明，并逐渐推广开来。
至于宋后的元明清三代，刑罚则有过于宋之远甚，刑罚更加残酷化，并大量复活了肉刑。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开棺戮尸等等，不仅不绝于书，通过口耳相传，更达于村妇村妇，以致江湖流传所谓的满清十大酷刑，令人谈虎色变。
专制统治者的恐惧植入不仅通过具体的刑罚残酷而实现，还指向了更深的层次。在农业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不仅生存维艰，更难抵御各种天灾人祸，为此，家族就成为了寻求救助、共度难关的最后保障，也因此发展出以家庭为本位的情感和伦理文化。专制统治者发明的株连刑罚，不仅惨无人道，更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而加以根本之改变。
在株连面前，即使有某个个体试图挺身而出，“脑袋掉了碗大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一想到自己的亲人、家族，所作所为的牵连，尚不止于自身的存亡，而是自己至亲至爱之人，多半也就只好放弃所念。家庭是人们接受、继承文化的最重要纽带，株连带来的恐惧，更会通过家庭、家族逐代相传，就这样一代一代地植入到了民众的内心，而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本能反应。
但是，即使是如此严刑峻法，专制统治者也并不满足，依旧会随意地创造诸多法外之刑。明成祖朱棣对方孝孺实施唯一一次“诛十族”，并用极其下流之手段，将敢于抗争的官员铁铉的女眷卖入勾栏之中，甚至，“据永乐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如此作为的目的，当然并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下流，而是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作为。
专制统治者的法外之刑，还特别针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的精英分子，也就是当时的读书人。在农业社会当中，读书人具有巨大而单向的文化影响力，在其当中造成的恐惧，可以通过其创作的各种文字作品向其他社会阶层扩散弥漫，如此一来，恐惧的效应也就可以得到最大化。
有明一代令人闻风丧胆的诏狱或“锦衣狱”，可直接拷掠刑讯，取旨行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均无权过问，狱中刑法更是极其残酷，而其受害者，多为当时的各级官员和士人，东林党人，即多被其祸。清代由于外族掌权，对汉人尤其是汉人知识分子猜忌甚多，试图通过残酷镇压，消除民族思想，故自顺治朝起，历经四代，都大兴文字狱，论其起因，多为子虚乌有，至于惩治，则通常广为株连，其结果就是读书人不问时事，埋首故纸堆，而广大百姓，更加沦为行尸走肉一般的存在。
回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帝国政治传统，长期推行严刑峻法，最大程度地将恐惧植入到了民众的内心，广为株连，则将这种恐惧植入到了当时人们最主要的生活空间和文化传承的家庭当中，形成一种代代相传、不学而能的惯性思维，而专政统治者尚通过种种法外之刑、雷霆之怒，进一步打击具有较高的认知和活动能力的精英分子，最终，即造成一“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世界。俗语云，“忍字头上一把刀”，并非仅仅是拆字之谈，而是深切地揭示出，忍让的根源，在于强权的残酷，在这样的世界中，所谓的血性，自然荡然无存。(/莫之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