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 - [转载]
晚上好!我今天来到耶路撒冷的身份是一名小说家,也就是说,我是职业满嘴跑谎言的人。
当然了,小说家不是唯一说谎话的群体,众所周知,政治家也属于这个群体。外交官和军事家们,还有二手车商贩、屠夫、建筑业者也偶尔说他们特定的谎言。但是小说家说的谎话有别于其他——从没有谁批评小说家说谎是不道德的。的确,小说家越是造出弥天大谎,他得到越多公众舆论的肯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答案是这样的:名义上,说一些富含技巧的谎言,也就是组成一些表面上看似真实的小说,小说家可以将真相置之于新空间并散发新的光泽。大多数情况下,顺藤摸瓜般摸出真相原本的形式并将其精确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我们正试着抓住被从隐匿之处诱出的真相尾巴,甩到小说化的地点,用小说的形式替换原有的形式。然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小说家需要认清我们之中的真相和谎言,为了说好谎,这很重要。
可是今天我却无意说谎。我应该尽可能的试着保持诚实。一年中我难得有几天和谎言无关的日子,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天。
那么让我告诉你们一些真相。回到日本的时候,很多人告诫我别来这里领这个耶路撒冷奖。有一些人甚至警告说,如果我来了,他们将煽动抵制我的书。原因,别无所然,因为加沙地区施虐的残酷战争。联合国说超过1000人在加沙禁区失去了生命,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老人和小孩。
在接到这个奖的通知之后,我问自己很多次,在这样的时候来到以色列并接受一个文学奖是否合适,会不会制造一种我支持争端中的某一方的印象,或者我支持一个选择放开自己压倒性军事力量的国家的政策,当然还有,我愿意看见我的书受制于抵制吗?
可是最后,在认真的考虑之后,我决意来到这里。一个促成我决定的原因是有太多人的建议我不要来。像很多其他的小说家一样,我倾向于选择被告诫的对立面。如果人们告诉我,特别是警告我,“别这样做哟”,或者“别去那里!”我倾向···想要“去那里”和“就这样做”。你可能这样说,作为一个小说家,这是我天性使然。小说家是一种特殊的畜生。他们无法真心的相信任何他们并未亲眼所见和亲手触碰的东西。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选择来到这里而不是远离。我选择亲眼看而不是不看。我选择给你们说而不是不说。
所以,请允许我传递一条信息——一条非常私人的信息。这是我在写小说时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事情。我无法将其诉诸于纸面并订在墙上,相反,它如同镌刻在我的意识之中。这件事差不多是这样的:
“在一堵又高又坚固的墙和一个试图打碎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是的,不管墙有多对,鸡蛋有多错,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其他人也许会通过谁对谁错来决定;也许时间和历史就会这样判断立场。但是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是出于如何的原因——站在墙的这边,那么他的作品又有多少价值可言!
这个关于墙和鸡蛋的隐喻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有时候,一切都非常简单和清楚。炸弹也好,坦克也好,火箭白磷弹也好统统都是那高墙。鸡蛋则是那些被这些武器压碎、燃烧、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就是真理隐喻的意义。
但这并非所有的意义,隐喻负载着更深层的意义。试着这样想,我们每个人某种意义上都是这样的鸡蛋。我们中的每人的灵魂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换的,居于脆弱的躯壳之中。这对我来说是如此,对你们来说同意也如此。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正对抗着一堵又高又坚固的墙。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却夺走我们的生命。它开始让我们杀人并让我们冷酷的、高效的、系统地去杀别人。
我写小说只因为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将个人灵魂的尊严置之外表,光泽四射。一个故事的目的在于令人警醒,在体制之上,树立灯塔以防止人们妄自菲薄堕入体制的蛛网。我真诚的相信小说家的责任是通过写故事——关于生死的故事、关于爱的故事、使人哭泣的故事、恐惧和欢笑得颤抖的故事,来试着阐明每个人灵魂的独一无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前行,日复一日,及其严肃的编纂小说的原因。
我父亲去年于九十高龄过往。他是一名退休教师,并且还是一位业余的佛教祈祷者。当他在京都的研究院时,他被征兵派往中国打仗。战后,我出生了。小时候,我常常在早餐前见到他在我家的小佛像供桌前长时间深切的祷告。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我他在为战场中死去的人祷告。他说他为所有的死去的人祷告,不管是敌人还是同盟。看着他躯跪于供桌前的背影,我好像感觉到了死亡的阴影正在他的头上翱旋。
我的父亲死了,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记忆,那些我永远无从知晓的记忆,唯有埋伏于他一生的死亡的存在遗留我的记忆之中。这是少数我能从他身上继续下去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一件。
我今天只希望传达给你们一件东西。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家、种族和宗教的个体,然而我们都是鸡蛋,我们是脆弱的鸡蛋,面对被称为“体制”的坚固的墙。表面上,我们毫无胜算。墙太高、太强甚至过于冷冰冰的。如果说我们有胜利的希望,那必然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代替,和来自我们的灵魂聚集积攒的温暖。
耗费片刻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真实的、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对体制剥削我们说不,我们应该对体制带走属于我们的生活说不。体制从未制造我们,我们制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必须对你们说的。
我很感激被授予耶路撒冷奖。我也对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都读我的书心怀感激,我想在以色列对读者们表示我的感谢。你们是我在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我希望我们一起分享一些,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发言。
谢谢。
当然了,小说家不是唯一说谎话的群体,众所周知,政治家也属于这个群体。外交官和军事家们,还有二手车商贩、屠夫、建筑业者也偶尔说他们特定的谎言。但是小说家说的谎话有别于其他——从没有谁批评小说家说谎是不道德的。的确,小说家越是造出弥天大谎,他得到越多公众舆论的肯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答案是这样的:名义上,说一些富含技巧的谎言,也就是组成一些表面上看似真实的小说,小说家可以将真相置之于新空间并散发新的光泽。大多数情况下,顺藤摸瓜般摸出真相原本的形式并将其精确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我们正试着抓住被从隐匿之处诱出的真相尾巴,甩到小说化的地点,用小说的形式替换原有的形式。然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小说家需要认清我们之中的真相和谎言,为了说好谎,这很重要。
可是今天我却无意说谎。我应该尽可能的试着保持诚实。一年中我难得有几天和谎言无关的日子,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天。
那么让我告诉你们一些真相。回到日本的时候,很多人告诫我别来这里领这个耶路撒冷奖。有一些人甚至警告说,如果我来了,他们将煽动抵制我的书。原因,别无所然,因为加沙地区施虐的残酷战争。联合国说超过1000人在加沙禁区失去了生命,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老人和小孩。
在接到这个奖的通知之后,我问自己很多次,在这样的时候来到以色列并接受一个文学奖是否合适,会不会制造一种我支持争端中的某一方的印象,或者我支持一个选择放开自己压倒性军事力量的国家的政策,当然还有,我愿意看见我的书受制于抵制吗?
可是最后,在认真的考虑之后,我决意来到这里。一个促成我决定的原因是有太多人的建议我不要来。像很多其他的小说家一样,我倾向于选择被告诫的对立面。如果人们告诉我,特别是警告我,“别这样做哟”,或者“别去那里!”我倾向···想要“去那里”和“就这样做”。你可能这样说,作为一个小说家,这是我天性使然。小说家是一种特殊的畜生。他们无法真心的相信任何他们并未亲眼所见和亲手触碰的东西。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选择来到这里而不是远离。我选择亲眼看而不是不看。我选择给你们说而不是不说。
所以,请允许我传递一条信息——一条非常私人的信息。这是我在写小说时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事情。我无法将其诉诸于纸面并订在墙上,相反,它如同镌刻在我的意识之中。这件事差不多是这样的:
“在一堵又高又坚固的墙和一个试图打碎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是的,不管墙有多对,鸡蛋有多错,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其他人也许会通过谁对谁错来决定;也许时间和历史就会这样判断立场。但是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是出于如何的原因——站在墙的这边,那么他的作品又有多少价值可言!
这个关于墙和鸡蛋的隐喻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有时候,一切都非常简单和清楚。炸弹也好,坦克也好,火箭白磷弹也好统统都是那高墙。鸡蛋则是那些被这些武器压碎、燃烧、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就是真理隐喻的意义。
但这并非所有的意义,隐喻负载着更深层的意义。试着这样想,我们每个人某种意义上都是这样的鸡蛋。我们中的每人的灵魂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换的,居于脆弱的躯壳之中。这对我来说是如此,对你们来说同意也如此。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正对抗着一堵又高又坚固的墙。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却夺走我们的生命。它开始让我们杀人并让我们冷酷的、高效的、系统地去杀别人。
我写小说只因为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将个人灵魂的尊严置之外表,光泽四射。一个故事的目的在于令人警醒,在体制之上,树立灯塔以防止人们妄自菲薄堕入体制的蛛网。我真诚的相信小说家的责任是通过写故事——关于生死的故事、关于爱的故事、使人哭泣的故事、恐惧和欢笑得颤抖的故事,来试着阐明每个人灵魂的独一无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前行,日复一日,及其严肃的编纂小说的原因。
我父亲去年于九十高龄过往。他是一名退休教师,并且还是一位业余的佛教祈祷者。当他在京都的研究院时,他被征兵派往中国打仗。战后,我出生了。小时候,我常常在早餐前见到他在我家的小佛像供桌前长时间深切的祷告。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我他在为战场中死去的人祷告。他说他为所有的死去的人祷告,不管是敌人还是同盟。看着他躯跪于供桌前的背影,我好像感觉到了死亡的阴影正在他的头上翱旋。
我的父亲死了,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记忆,那些我永远无从知晓的记忆,唯有埋伏于他一生的死亡的存在遗留我的记忆之中。这是少数我能从他身上继续下去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一件。
我今天只希望传达给你们一件东西。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家、种族和宗教的个体,然而我们都是鸡蛋,我们是脆弱的鸡蛋,面对被称为“体制”的坚固的墙。表面上,我们毫无胜算。墙太高、太强甚至过于冷冰冰的。如果说我们有胜利的希望,那必然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代替,和来自我们的灵魂聚集积攒的温暖。
耗费片刻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真实的、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对体制剥削我们说不,我们应该对体制带走属于我们的生活说不。体制从未制造我们,我们制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必须对你们说的。
我很感激被授予耶路撒冷奖。我也对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都读我的书心怀感激,我想在以色列对读者们表示我的感谢。你们是我在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我希望我们一起分享一些,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发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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