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琦访谈（一）：“我们希望有更多读者能到金字塔的顶端和我们会合”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77年（前身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成立于1967年），一向以“弘扬中西文化，传播古今知识”为宗旨，迄今已出版了逾1300种书籍，其中大多数为学术著作，这在极度商业化的香港真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很自然，对甘琦的专访也是从表达敬意开始的。
                
                
“我们只有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才有意义”
2013-09-14 08:13:17 来源： 晶报
晶报记者 刘忆斯/文、图
“我们希望有更多读者能到金字塔的顶端和我们会合”
晶报：极度商业化的香港却出了家专出学术书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下简称中大社），真蛮有象征意义的。
甘琦：其实中大社当年就是由一批兼通中西的前辈创立的，内地读者熟知的宋淇先生就是创始人之一，它的创社理念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理念是一致的。当时世界处于“冷战”的大背景下，香港处于殖民地的小背景下，因此，在香港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独特地方，存续和传播中国文化、使之与世界文化融通互动，成就了中大社的特殊使命。何炳棣先生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就是1969年由中大社首版，他的英文著作《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也由中大社1975年出版，这两本书加上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内部我们称为“中国文明三书”，堪称为中大社定调子的书，这个调子，就是张广直先生所强调的超越“专业”的“通业”，就是把中国文明置诸世界历史文明中的比较视野。也因此，中大社一开始就是一家中、英双语出版社，向中、英文学术界开放，所以作者群荟萃了李约瑟、钱穆、钱存训、狄百瑞、刘殿爵、饶宗颐、王尔敏、胡秀英、许倬云、王赓武、安乐哲等中西大家。
晶报：中大社是一个大学出版社，我想知道，一个大学出版社和非大学出版社有什么区别？
甘琦：一个大学出版社的立身之本是知识创新，其次才是知识普及。先说知识创新，顾名思义，肯定是要做原创的东西，新东西，一个大学出版社要是只出重印的书，是无法想象的。接下来，将具有创新性的知识进行普及性的传播，是大学出版社的第二使命。
晶报：中大社在保证知识创新上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制度作为保障？
甘琦：中大社沿用的是西式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程序，就是匿名评审加学术委员会制度。所谓匿名评审，就是先请相关领域的至少两位专家对书稿进行匿名评议，匿名是双向的，专家不知道作者是谁，作者不知道专家是谁，以避免学术外因素介入，保证评审的客观性。
在选择匿名评审人上，出版社是慎重和讲究的，既要使书稿得到专业判断，又要避免门派偏见，这一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和相应的数据库。等收到两位匿名评审人的意见后，接下来就会启动学术委员会这个环节。学术委员会主要是考察评审人选择的合理性、评审报告及编辑部建议的价值，并做出出版决策。遇到有争议的书稿，会引入第三方评议，或请学术顾问委员会仲裁，学术顾问委员会包括金耀基先生这样的大学者。
晶报：匿名评审加学术委员会可以保证书在内容上的价值，那对于一本书的商业价值中大社是如何考量的？
甘琦：我们会尽量把市场因素压缩到最低，当然，我们也有一定的出版压力，需要在选题上进行适当平衡。大学每年对我们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并不要求我们赚多少钱，只希望我们出好书，这样的老板，如今就算在世界范围内也少有。当然大学也不会一味支持，因为它认为不会经营的出版社必然缺乏活力，所以出版社处在这个平衡点上，要靠经营获得发展空间。要发展，就得自己给自己压力。我们知道中大社的书在香港读者眼里，就是阳春白雪，就是那些放在金字塔顶端的书，我们认为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读者能到金字塔的顶端和我们会合。目前来看，中大社在香港卖得最好的书，还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书，香港选题和日本选题的书也卖得不错。但总的来说，我们是一家内容主导，编辑独立的出版社，不会因为市场部说“这书卖不出去”，我们就不出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大学出版社，我们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我们的梦想是做一套以中国人为主体讲述的中国历史”
晶报：谈谈你们的编辑部吧。
甘琦：外界常常误认为中大社是个大社，其实我们总共只有二十多个同事。特约中、英文文稿编辑不少，且遍布世界，但本部还是立足打造一个超强的、专业的编辑部。我相信那句老生常谈，如果没有一群好的人去执行一个好的制度，那再好的制度也是坏的。好在我们的人都是好的人（笑）。我们的编辑部发展到今天也才发展出10位编辑，基本是双语编辑，因为具体工作起来大多是中英混合的，有的书稿用中文写，邮件却用英文来回，评审报告一篇英文一篇中文的情况很常见，面对的媒体也是中的中、英的英。双语工作确实比较麻烦，何况以编辑标准而言很少有真正的双语者。但双语工作也有好处，就是可以在双重学术源流中去找好书稿。当然，语言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业务上，编辑必须对学术脉络和学术图景有认识，但这也还不够。编辑部固然有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但其实这些博士并不真的是因为纸上学历被请来的，我们也不太在意编辑之前是学什么的，我们最看重的是潜在的编辑素质这件事，说到底，我们需要的是没有被知识压垮、没有失去本能的人（笑）。
晶报：每年你们编辑部会收到很多书稿吧？中大社每年的出版比例是多少？
甘琦：我们的评审流程先是初审，收到的书稿中有90%以上会在这个环节被淘汰，其余不到10%的书稿会进入匿名评审，最后到学术委员会。送审的书稿会有三种情况：出版、不予出版、修改后出版。事实上，我们最终出版的书稿，极少有不经修改的。比如内地刚出版的唐宝林先生的巨著《陈独秀全传》，比如不久将会出版的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的英文著作The West as the Other（《西方作为他者》）。有意思的是，关于王铭铭教授的书稿，两份评审报告都十分正面，但一篇修改建议比另一篇多很多，王铭铭教授在日本近乎闭关地修改了三个月后，对我们感叹说，建议修改多的那份评审报告给他的帮助更大。现在这部书稿已经到了后期。
所以，匿名评审不仅帮助出版社判断书稿，同时使作者受惠，因为对善学习的作者来说，利用出版社资源获得同行宝贵意见，百利无害。很多评审报告都堪称杰作，令人感到学术的尊严和学者的敬业，可惜只能给到作者，不能拿出来分享。
晶报：中大社一年会出版多少种书？
甘琦：一年出版的新书数量不一，但平均下来，大致是30种中文书，30种英文书，总共60种左右。另外，每年重印书还有20种左右。按照西方出版社的编辑标准来看，一个配有编辑助理的大编辑，一年也就是组稿8-12种。我们的小型编辑部加上众多特约文稿编辑，一年做60种新书，已经是无比辛苦了。其实，书的成长周期是很慢的，你们要不停地给它“浇水”、“施肥”，要培养它，呵护它。现在内地一年出版40多万种，新书出版极快，仿佛一会儿就能出来一套书，实际上真正的好书，能留下来的书能有多少呢？你看《剑桥中国史》从1968年开始做，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全呢，《牛津通识读本》从1996年开始做，到今天也才做到400种而已。
晶报：我觉得你们社也应该推出《剑桥中国史》、《牛津通识读本》那样的书，哪怕一年只出一两本，但是可以一直做下去，做成中大社的招牌。
甘琦：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们确实有这个梦想，就是做一套以中国人为主体讲述的中国历史。因为《剑桥中国史》再好，作者群里再有中国人，也是一个由西方人主导的知识体系，可以说，这个知识体系影响了全世界的中国观。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一套由中国人主导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有外国学者参与，但代表的是中国人的中国观，不仅给中国人自己看，也给全世界的人看呢。这个梦想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编辑部，没有有世界文明眼光的中国历史学者，整体学科研究上没有深入到一定的深度，是无法做到的。至少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所以我弄得开始培养年轻人。说到品牌项目，近些年来精心积累的“中国近现代史书系”大概算吧。
我们还有一个野心，希望把中国当代的学术成果以“真正的英文书”的形态传播出去。为什么要强调“真正的英文书”，是因为有些英文书只是“把中文字变成英文字的英文书”。比如我刚才说到王铭铭教授的《西方作为他者》，本来就是用英文写作，加之密集修改，英文版书稿要比中文版更为严谨，而该书的英文母语编辑不仅是一流文字编辑，且通晓数种东方语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因此查考文献来源驾轻就熟，该书宣传推广等指向的也是英文学术和出版界。真正的英文书做起来很难，成本难以想象地高，但这么大的文化，总得有。
晶报：你们既出中文书，又出英文书，所以我一直都很好奇中大社的图书是怎么做发行的？你们的英文书是如何进入西方市场的？
甘琦：你问得特别在点上。一直以来，我们社都坚持用中、英文双语出版，因此建立了一个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发行系统。我们的发行平台是英文平台，英文书的北美市场代理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欧洲发行商是Eurospan，中文繁体版图书在台湾地区的代理商是三民书店，简体版图书大陆地区发行要通过几家进出口公司，三联韬奋中心有零售，香港本地市场、东南亚市场、澳大利亚新西兰市场，则由我们自己的发行部料理。我很为我们的发行部自豪，因为他们是在为很小众、很不主流的书做异常庞大、琐碎和辛苦的工作。不过，因为已经做出了口碑，欧美很多图书馆、研究机构以及固定的个人读者都会长期订购我们的书。□
来源： 晶报 http://jb.sznews.com/html/2013-09/14/node_119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