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废话

  
  刘震云说过，世界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
  其实说是废话，也不是废话。
  比如寒暄。两个熟人，尤其是半生不熟的人，打马错镫一路扬长之前，总得用几句废话润滑润滑。诸如“干嘛去，吃了么”之类短促的，省略主语的疑问句。回答更为简练短促，通常以“恩恩，啊啊，有点事”作答，或者讲求礼尚往来的还要同样地加一句“你干嘛去，你吃了么”。在这类对话，信息的有用性为零，问的人并不是天生的窥私狂，答的人也并没有耐心站住把自己规划和盘托出。
像这种问的人不想知道答案，答得人不认真答，反问的人也不想知道答案。可谓是实打实的废话。但这种废话就不得不说，说得起劲，听得舒服，说了几千年还在说。因为两人见面，各奔前程，没有时间驻足深谈，什么都不说肯定是不成体统，说的太深又是不合时宜，只好隔靴搔痒，就刚好搔到了礼仪之邦的痒处。
废话就是痒痒挠。
比如开会。尤其是某些机关开会，往往是“一腔热血，满口废话”。“大力，坚持，落实，狠抓，高度重视，重要讲话”，大而无当的词语叠床架屋又陈陈相因。那为什么有些领导就对废话如此热衷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大气候决定的。孔夫子口才很好，但看不起口才好的人，“巧言令色，鲜矣仁”。敦厚的中国文化自秦统一中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降，就排斥“刺头”。古时候医学不发达，或许还不能验证“病从口入”，但血淋淋的例子都是血淋淋的标本，证明着“祸从口出”。
宁说一句话，不说两句话，最好不说话。
能说保守话，不说实在话，最好说废话。
废话是官场上的小聪明。
比如写文章。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主席是将“作文章”作为排比中的一项，代表着从容和温良。但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是温顺的。不说革命年代，戏剧作为开启民智的先导，小说是“左翼文联”的标枪，散文作为“文艺界的轻骑兵”砍瓜切菜，即便是当下，真正的文章也不应该是一团和气。巴尔扎克说“小说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如果哪个民族的“秘史”就是一团的和和美美，你好我好大家好，无疑只会是一个庸碌的民族。
真正的文章应该是找到民族的隐疾，揭开伤口再撒把盐。
真正的文章是消毒杀菌，应该带着血腥气。
可惜我们是在一个温驯的时代，读着被阉割的文字。
鲁迅之后，再无鲁迅。
所以我写文章时候总是小心谨慎临此大事，就差戒斋三日，沐浴更衣了。
因我深知，孕育出一篇好文章会像怀孕一样既兴奋期待，又惶恐不安，如果写文章不像生孩子，那还是别写了，写出来也是废话。
  脱口而出的不是废话，就是假话。
  因我深知，废话千千万，写在文章里最有害，因为写的时候浪费了电和键盘，打印出来浪费了墨和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