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贡多的日出
跟随麦哲伦进行第一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水手，记下了他穿越南美大陆的旅途经历。他的记录极其准确，但还是像一篇幻境历险记。其中，他记下他看到过肚脐长在后腿上的猪、把蛋生在配偶背上的无爪鸟，还有长着匙形喙、类似鹈鹕的无舌鸟。他曾见到一种奇特的动物—它的头和耳像骡子、身子像骆驼、腿像鹿，又能发出马嘶声。他还描述了在帕塔哥尼亚高原遇见第一个土著居民时的情景：那个激动不已、身材魁梧的大汉在看到自己在镜中的可怕映像后，竟被吓得昏死了过去。
这是本短小而有趣的书，即使在那时就已经包含了现代小说的萌芽，但在对那个时代我们真实情况的描述中却远远算不上是最耸人听闻的。《印地编年史》给我们留下了更多数不胜数的其它例子。埃尔多拉多(El Dorado,在西班牙语里el是个冠词,相当于英语中的 the, dorado意味黄金的,相当于golden)，我们渴望追寻的梦幻之地，许多年来在无数地图上出 现，却因绘制者个人想象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着它的地理位置和轮廓形状。为了寻找永葆青 春的泉水，传说中一个叫阿尔瓦·努内斯·加贝萨的人跟随一支由六百人组成的探险队对 墨西哥北部进行了八年的探险，但队员们互相残杀，最后只有五人生还。在那个时代中许 多难解之谜中就有一个是关于那一万一千头骡子的故事。每头骡子都驮着一百磅重的黄金 ，一天从库斯科出发去支付阿塔华尔帕王的赎金，但就此不知去向。随后在殖民时期，卡 塔格纳地区出售产于冲积平原的母鸡，在那些母鸡的砂囊里能找到小颗粒的金子。那些创 建者们对黄金的贪求至今仍使我们感到困惑。就在上个世纪末，一个被指派前往巴拿马地 峡考察在那里建设连接两个大洋的铁路的可能性的德国使团只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项工程 只有在一个条件满足下才可行—由于当地普遍缺乏铁矿，应当用黄金来建造铁轨。
我们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并没能使我们超越自己原先的疯狂。曾经三度成为墨西哥独裁者的安东尼奥尔·洛佩斯将军在他为所谓的“点心战争”中失去的右腿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一个叫做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将军的暴君统治厄瓜多尔达十六年之久。在守灵那天，他的尸体被安放在总统座椅上，穿上整齐的制服，并戴上用来保护的勋章。在一次野蛮的大屠杀中杀害三万多农民的萨尔瓦多暴君、通神论者马克西米利亚诺·赫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发明了一个用来检测食物中是否有毒的类似钟摆的仪器，并下令将街上的路灯罩上红纸以驱散猩红热。而竖立于特加西古尔帕中心广场上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斯将军的雕像实际上是从巴黎一个二手仓库买来的内易元帅的雕像。
11年前，当代十分杰出的智利诗人帕布罗·聂鲁达用他的言辞启发了民众的心智。从此以后，怀着良好意愿的欧洲人、有时甚至是那些带有恶意的，被来自拉丁美洲的不可思议的消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所震撼。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现过许多着了魔的男人和历史上很出名的女性，他们的永不妥协的顽强表现缔造了一段段的传奇。我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的机会。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被困于熊熊燃烧的王宫中与敌军孤身奋战至死。
两起至今有待深入调查的空难夺去了一位伟大总统和一个曾唤醒民众尊严的民主战士的生命。这片土地经历了五次战争和十七次军事政变，当代拉美也出现过第一次以上帝名义发布种族灭绝命令的残暴的独裁者。与此同时，有两千万未满周岁的拉美儿童死亡—比1970以来欧洲的出生人口总数还要多。那些因为遭受镇压而失踪的人数达到了十二万，就好像乌萨普拉全城人都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一样。在阿根廷，许多孕妇被捕后在狱中生下了孩子，但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孩子到底是谁或现在何方，因为军人政府曾下令将他们偷偷摸摸地送到一些家庭或孤儿院收养。为了努力改变事情的现状，整个大陆有将近二十万人牺牲。 还有十多万人丧生在中美洲三个遭受厄运的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则相当于四年之内一百六十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百万人逃往了智利—一个有着好客传统的国家，这相当于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一共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且自认为是大陆最文明国家的乌拉圭也有五分之一的公民成为难民。自从1979年萨尔瓦多内战爆发以来，每过二十分钟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难民。如果拉美的那些逃亡者和难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比挪威的还要大。
我敢说更值得瑞典文学院关注的应当是这样一些惊人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它们在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这些现实并非只存在于作品的描述中，它们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决定着我们每天能看到的不计其数的死亡瞬间。它充满伤感，但又美丽异常，丰富滋养了我们的创造力之源。凭借着这创造力，我这个漂泊怀旧的哥伦比亚人靠着运气仅以一票之多而获奖。但不论是诗人或是乞丐，音乐家或是预言家，武士或是恶棍，亦或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生活的芸芸众生，我们无需有太多的想象力。因为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让别人相信我们生活的真实状况。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之病的症结所在。
如果那些有着相同本质的困难险阻妨碍了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世界的另一端的本土文化领域中广受称赞的人才们为何竟找不到解读我们的合理方式。他们利用他们衡量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于是那种误解现象就变得再自然不过了。但他们忘却了每个人生活中的不幸都并不一致，我们对自我本性的探求也同样历经艰辛。用不适合我们的方式来解读我们的现状只能使我们变得更不为人所知、更不自由、更加孤独。敏感的欧洲人如果把我们置身于他们历史上曾有过的处境里，也许会更容易理解我们。只需回想一下，伦敦花了三百多年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又花了三百年才成为一个有主教的教区；罗马人在黑暗和困惑中苦苦挣扎了二十个世纪，才迎来一个巩固其历史地位的伊特拉斯坎王。而今天以清淡的奶酪、精确的钟表，又崇尚和平闻名于世的瑞士人，直到十六世纪还在为掠夺财富在欧洲大陆大肆屠杀。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该国军队的一万二千名雇佣军还洗劫并毁坏了罗马城，杀害了八千多居民。
我无意引用53年前托马斯·曼曾在这里颂扬过的托尼奥·克罗格关于将纯洁的北方和热情的南方融为一体的幻想。但我确信：包括在座的各位，所有那些为一个更人道的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如果考虑一下看待我们的方式，也许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只要孤独还未被转化成一种具体的法律去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各地都会有自己一席之地的人，伴随我们梦想的孤独就依旧会使我们感到孤立无助。
拉丁美洲既不渴望，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做一个随波逐流的小卒。也不该一厢情愿地希望西方人也像我们一样如此渴求自立和创新。然而大大缩短了欧美间距离的航海的发展却反而加大了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当我们艰难地尝试社会改革时，为什么不能利用一下那种我们在文学创作中被慷慨赋予的创造力呢？进步的欧洲人可以把追求祖国的社会公正视为己任，而我们拉丁美洲难道就不能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吗？请注意：我们历史上所遭受的难以估量的暴行和痛楚都是长期以来不公待遇和难言的暴力统治造成的，而不是离我们3000里格远的人所设计的阴谋。但是许多欧洲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似乎忘记了他们年轻时创造的伟大成就，幼稚地认为除了在世界上两巨头的仁慈照顾下度日外没有别的出路。而这，朋友们，就是我们现在孤独的程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用生命来反抗压迫、掠夺和遗弃。无论是洪水或是瘟疫，饥饿或是灾难，甚至是年复一年永无休止的战争，都不能扼杀生命的力量，它永远比死亡强大。这种强势不断发展壮大：每年净增人口七千四百万—足足是纽约人口的七倍。大多数新增人口出现在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拉美国家。而与此相反的是，世界上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已经积聚了可以灭绝生活在这个不幸星球上所有生物一百次的可怕力量。
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当年像我这样接受诺贝尔奖时说：“我拒绝接受这是人类末日的观点。”如果我还没能弄明白32年前他拒绝接受的那种巨大悲剧不过是自人类起源以来的一个简单的科学事实，我就会觉得不配站在这个当年他曾站过的位置上。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会被仅仅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令人畏惧的事实面前，我们这些传说的创作之人将愿意相信任何事情，并会感到现在开始去建立一个与现今事实相反的乌托邦还犹时未晚。一个崭新的无边界的乌托邦将会诞生。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决定别人怎么去死；爱情将成为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而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将最终并永远享有出现在世上第二次机会。
这是本短小而有趣的书，即使在那时就已经包含了现代小说的萌芽，但在对那个时代我们真实情况的描述中却远远算不上是最耸人听闻的。《印地编年史》给我们留下了更多数不胜数的其它例子。埃尔多拉多(El Dorado,在西班牙语里el是个冠词,相当于英语中的 the, dorado意味黄金的,相当于golden)，我们渴望追寻的梦幻之地，许多年来在无数地图上出 现，却因绘制者个人想象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着它的地理位置和轮廓形状。为了寻找永葆青 春的泉水，传说中一个叫阿尔瓦·努内斯·加贝萨的人跟随一支由六百人组成的探险队对 墨西哥北部进行了八年的探险，但队员们互相残杀，最后只有五人生还。在那个时代中许 多难解之谜中就有一个是关于那一万一千头骡子的故事。每头骡子都驮着一百磅重的黄金 ，一天从库斯科出发去支付阿塔华尔帕王的赎金，但就此不知去向。随后在殖民时期，卡 塔格纳地区出售产于冲积平原的母鸡，在那些母鸡的砂囊里能找到小颗粒的金子。那些创 建者们对黄金的贪求至今仍使我们感到困惑。就在上个世纪末，一个被指派前往巴拿马地 峡考察在那里建设连接两个大洋的铁路的可能性的德国使团只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项工程 只有在一个条件满足下才可行—由于当地普遍缺乏铁矿，应当用黄金来建造铁轨。
我们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并没能使我们超越自己原先的疯狂。曾经三度成为墨西哥独裁者的安东尼奥尔·洛佩斯将军在他为所谓的“点心战争”中失去的右腿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一个叫做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将军的暴君统治厄瓜多尔达十六年之久。在守灵那天，他的尸体被安放在总统座椅上，穿上整齐的制服，并戴上用来保护的勋章。在一次野蛮的大屠杀中杀害三万多农民的萨尔瓦多暴君、通神论者马克西米利亚诺·赫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发明了一个用来检测食物中是否有毒的类似钟摆的仪器，并下令将街上的路灯罩上红纸以驱散猩红热。而竖立于特加西古尔帕中心广场上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斯将军的雕像实际上是从巴黎一个二手仓库买来的内易元帅的雕像。
11年前，当代十分杰出的智利诗人帕布罗·聂鲁达用他的言辞启发了民众的心智。从此以后，怀着良好意愿的欧洲人、有时甚至是那些带有恶意的，被来自拉丁美洲的不可思议的消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所震撼。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现过许多着了魔的男人和历史上很出名的女性，他们的永不妥协的顽强表现缔造了一段段的传奇。我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的机会。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被困于熊熊燃烧的王宫中与敌军孤身奋战至死。
两起至今有待深入调查的空难夺去了一位伟大总统和一个曾唤醒民众尊严的民主战士的生命。这片土地经历了五次战争和十七次军事政变，当代拉美也出现过第一次以上帝名义发布种族灭绝命令的残暴的独裁者。与此同时，有两千万未满周岁的拉美儿童死亡—比1970以来欧洲的出生人口总数还要多。那些因为遭受镇压而失踪的人数达到了十二万，就好像乌萨普拉全城人都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一样。在阿根廷，许多孕妇被捕后在狱中生下了孩子，但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孩子到底是谁或现在何方，因为军人政府曾下令将他们偷偷摸摸地送到一些家庭或孤儿院收养。为了努力改变事情的现状，整个大陆有将近二十万人牺牲。 还有十多万人丧生在中美洲三个遭受厄运的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则相当于四年之内一百六十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百万人逃往了智利—一个有着好客传统的国家，这相当于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一共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且自认为是大陆最文明国家的乌拉圭也有五分之一的公民成为难民。自从1979年萨尔瓦多内战爆发以来，每过二十分钟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难民。如果拉美的那些逃亡者和难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比挪威的还要大。
我敢说更值得瑞典文学院关注的应当是这样一些惊人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它们在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这些现实并非只存在于作品的描述中，它们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决定着我们每天能看到的不计其数的死亡瞬间。它充满伤感，但又美丽异常，丰富滋养了我们的创造力之源。凭借着这创造力，我这个漂泊怀旧的哥伦比亚人靠着运气仅以一票之多而获奖。但不论是诗人或是乞丐，音乐家或是预言家，武士或是恶棍，亦或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生活的芸芸众生，我们无需有太多的想象力。因为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让别人相信我们生活的真实状况。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之病的症结所在。
如果那些有着相同本质的困难险阻妨碍了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世界的另一端的本土文化领域中广受称赞的人才们为何竟找不到解读我们的合理方式。他们利用他们衡量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于是那种误解现象就变得再自然不过了。但他们忘却了每个人生活中的不幸都并不一致，我们对自我本性的探求也同样历经艰辛。用不适合我们的方式来解读我们的现状只能使我们变得更不为人所知、更不自由、更加孤独。敏感的欧洲人如果把我们置身于他们历史上曾有过的处境里，也许会更容易理解我们。只需回想一下，伦敦花了三百多年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又花了三百年才成为一个有主教的教区；罗马人在黑暗和困惑中苦苦挣扎了二十个世纪，才迎来一个巩固其历史地位的伊特拉斯坎王。而今天以清淡的奶酪、精确的钟表，又崇尚和平闻名于世的瑞士人，直到十六世纪还在为掠夺财富在欧洲大陆大肆屠杀。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该国军队的一万二千名雇佣军还洗劫并毁坏了罗马城，杀害了八千多居民。
我无意引用53年前托马斯·曼曾在这里颂扬过的托尼奥·克罗格关于将纯洁的北方和热情的南方融为一体的幻想。但我确信：包括在座的各位，所有那些为一个更人道的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如果考虑一下看待我们的方式，也许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只要孤独还未被转化成一种具体的法律去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各地都会有自己一席之地的人，伴随我们梦想的孤独就依旧会使我们感到孤立无助。
拉丁美洲既不渴望，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做一个随波逐流的小卒。也不该一厢情愿地希望西方人也像我们一样如此渴求自立和创新。然而大大缩短了欧美间距离的航海的发展却反而加大了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当我们艰难地尝试社会改革时，为什么不能利用一下那种我们在文学创作中被慷慨赋予的创造力呢？进步的欧洲人可以把追求祖国的社会公正视为己任，而我们拉丁美洲难道就不能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吗？请注意：我们历史上所遭受的难以估量的暴行和痛楚都是长期以来不公待遇和难言的暴力统治造成的，而不是离我们3000里格远的人所设计的阴谋。但是许多欧洲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似乎忘记了他们年轻时创造的伟大成就，幼稚地认为除了在世界上两巨头的仁慈照顾下度日外没有别的出路。而这，朋友们，就是我们现在孤独的程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用生命来反抗压迫、掠夺和遗弃。无论是洪水或是瘟疫，饥饿或是灾难，甚至是年复一年永无休止的战争，都不能扼杀生命的力量，它永远比死亡强大。这种强势不断发展壮大：每年净增人口七千四百万—足足是纽约人口的七倍。大多数新增人口出现在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拉美国家。而与此相反的是，世界上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已经积聚了可以灭绝生活在这个不幸星球上所有生物一百次的可怕力量。
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当年像我这样接受诺贝尔奖时说：“我拒绝接受这是人类末日的观点。”如果我还没能弄明白32年前他拒绝接受的那种巨大悲剧不过是自人类起源以来的一个简单的科学事实，我就会觉得不配站在这个当年他曾站过的位置上。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会被仅仅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令人畏惧的事实面前，我们这些传说的创作之人将愿意相信任何事情，并会感到现在开始去建立一个与现今事实相反的乌托邦还犹时未晚。一个崭新的无边界的乌托邦将会诞生。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决定别人怎么去死；爱情将成为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而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将最终并永远享有出现在世上第二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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