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道路与国家：滇藏路上的大历史
http://moneyweek.dooland.com/site/magazine/article.php?id=292970
道路与国家：滇藏路上的大历史
主笔：李伟 《三联生活周刊》第750期 p166~182
滇藏路穿越了地球上最复杂的地质构造区，将中国众多民族的命运串联在了一起。从远古到近代，不同族群在此交往、汇聚、融合，一条道路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疆域的形成史。
天堑与通途
由滇入藏之路在民族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称为“藏彝走廊”（因其恰好处于藏族和彝族的聚集区域之间）。走廊的西部是青藏高原与西藏文明；东部是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由长江连通中原汉文明；向北则通达甘、青、河套地区，与北方游牧草原文明衔接；向南则呈扫帚状扩散到东南亚。这条道路不仅连接了西藏、云南两大边疆区域，也是一条沟通东亚各文明的天然通道。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难走、最复杂的道路。西藏高原举世无双的海拔高度，使其与周邻地区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同时，高原边缘地带的地貌特性和气候差异，又在微观上增强了其与周邻地区交往通行的难度。藏学家任乃强在1941年出版的《康藏史地大纲》中写道：青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接之处，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
由中原进入西藏，自古以来有三条主要通道，即唐蕃古道、川藏道和滇藏道。自唐之后，唐蕃古道逐渐废弃，由雅安为起点的川藏路是内地连通西藏的主干道。但最艰险的要数滇藏路。清人黄沛翘在其所撰《西藏图考》中就指出：“川、陕、滇入藏路有三，唯云南中甸之路峻险重阻，故行军皆由四川、青海二路。”
尽管这一交通线存在了千百年，但由于地处偏远，极少有汉族知识分子在此长期活动，因而沿线的地理状况也便失于记载。雍正年间清政府派出官员进驻滇西北，才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写于乾隆年间的《维西见闻记》，大约是这一区域所能见到最早的地理考察（维西是目前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资料。作者余庆远在论及滇藏道路时写道：“维西之道路，皆循金沙、浪沧之江以通，一线幽麓，悉盘曲千蹬，上临悬厂下逼危矶，山从人面，云向马头，未足以方其崎岖……引藤扪葛，险之莫胜；飞渡蓬莱，或可以形。”
其艰难，用马帮的话说就是：“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
三座南北走向的山脉（云岭、怒山、高黎贡山），是必须跨越的天堑，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十几座。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耸立在由滇入藏的咽喉要道。在雨季，陡峭的坡谷地带常发生崩塌与泥石流，导致道路中断，行人死伤。
翻山难，过江更难。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量充沛落差大，水流急，险滩多，两岸峡谷险峻，不仅船舶难以通航，就是纤夫也无立足之地。在很长时期内，只能在水流略和缓处用牛皮筏或竹筏渡江，或者在山谷间设置溜索。由于地处偏远，地势险峻，甚至连铁索桥都很难架设。《禀呈查勘潞江桥工》中讲到清代以竹筏渡怒江：“以大竹十根编联一筏，一人篙撑，每筏仅载四五人，货二三驮……遇夏涨水，尤为难渡，马则浮水而渡。”
当地俗语说：“峡谷一线天，把人隔两边，对岸能说话，相逢需一天。”直到今天，原始的牛皮船、溜索等交通方式仍没有退出舞台，在汽车、公路无能为力的地方继续发挥着作用。
交通艰险造成了区域的封闭与隔绝。直到清代，滇藏路区域仍被中原知识分子视为瘴疠横行的蛮荒流放之地。20世纪初，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这里进行了27年的考察。他在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写道：“要走到这个地区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它是亚洲最孤立的地区。新疆肯定是遥远的地方，但汽车和飞机使它接近文明。而这里也许从来听不见汽车的喇叭声，因为要在这样的高山深谷地区修建一条公路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飞机，要找一个搭帐篷的平地都很困难，怎么能有降落飞机的地方？这样，它就是最后一个接触文明的地区了。它的风景是美丽无比的，等待着爱好自然者的欣赏，但必须付出代价。”
然而地理的险阻、恶劣的气候没有阻挡人们的脚步。从远古到现在，迁徙的民族、往来的使臣、求法的僧侣、朝圣的信徒、征战的军队、坚韧的马帮，往来络绎，从未间断。不同文明、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始终持续。
事实上，天堑与通途并没有严格的分野。祖先们始终在克服地理障碍、寻找理想家园。能在高山、大河间穿行跨越，是人类对自然的技术性征服，跨越后，便有不同的结果。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开辟道路，从一个地理单元进入另一个地理单元，达到文化的融合甚至政治的统一，进而构造了疆域，这也是一种文明的成就。
远古通道
明朝嘉靖二十七年（1548），原居住在滇西北金沙江、澜沧江流域的傈僳族首领木必，决定带领他的“荞氏族”再次迁徙。
明朝时期，丽江木氏土司与西藏政治集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以争夺滇藏川大三角区域的控制权。木必的傈僳氏族被木氏土司推到前线对抗藏军。在一次争夺维西的战斗中，荞氏族寡不敌众，没有得到木氏土司的增援。首领木必决定带领这支被抛弃的氏族摆脱木氏统治，远走他乡。
他们沿澜沧江南下，连夜泅渡到西岸，再向西翻过碧罗雪山（怒山），进入怒江两岸，逐步占据怒江流域的知子罗（今碧江）、上帕（今福贡）等地。木必也因此成为统治怒江地区的大首领。汹涌的怒江为他们挡住了战争，开辟了新的家园。到19世纪，傈僳族又进行了数次由东向西的大迁徙。
继最早进入怒江的荞氏族之后，傈僳族中的虎、熊、竹、蜂、鼠、鱼等18个氏族，也先后进入了怒江，成为怒江人口最多的民族。
高黎贡山险峻陡峭，环境更恶劣一些，历史上诸多民族迁徙至此并没有长期停留。《澜沧江怒江传》中记载，此前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上曾有很多景颇族、傣族村寨，傈僳族到来后，他们就退出了这一区域。这部分景颇族继续向西而去，进入了今天的缅甸境内，而傣族人则沿江南下寻找肥沃的平坝与河谷。傈僳人留了下来，在山脊上耕种狩猎，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陡峭山坡上那些不可思议的玉米地。一般认为，“傈僳”之名，是从傈僳语“礼耻苏”演变而来，意思是住在山林里的人。他们显然更适应高山生活。
被史籍所记录下的族群迁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云南25个民族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北方的“外来户”，他们具体的迁徙之路至今尚未完全搞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横断山区的大江与河谷，是他们往来游走的通道。
“民族走廊”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英国人H.R.戴维斯还将云南西部形象地称作“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锁链”，也就是说，这条走廊不仅是不同民族往复游走的通道，也是连接印度文明与汉文明的“地域纽带”。
1978年，费孝通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他认为我国的民族研究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因为“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互相关系很深，分都分不开”。他主张，“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进行研究”。他将中国划分为8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北部草原、东北高山森林、西南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中原地区、沿海地区、岭南走廊以及藏彝走廊。
滇藏路所属的“藏彝走廊”，是我国最重要的民族迁徙通道与民族交融区，其中隐藏了众多民族形成的秘密。他们从哪儿来？祖先是谁？如何成为现在的民族？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进入中国的疆域版图？
从上世纪初开始，考古学家开始对藏彝走廊的早期人类感兴趣。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考古学家首推华西大学的美籍传教士J.H.埃德加，他找到了古人类使用的石器。真正取得突破的还是上世纪后半叶，考古学家在这一区域相继找到了5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藏学家石硕在《藏彝走廊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存》一文中总结了他们的活动轨迹：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大约1万至2万年前，一些北方人群已经开始经由黄河上游的甘青高原向南迁徙，沿河谷进入到了川西的藏彝走廊区域，最南抵达了攀枝花金沙江流域。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黄河上游的族群部落继续南下。1979年藏东昌都卡若遗址被发现，考古学家们发掘出27座房屋遗址，上万件陶器陶片，大批的石器和骨器，还找到了人工栽培的粟。距今5000年前的卡若文化，已经大量吸收了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因素。
在中原华夏文明的传说中，也若隐若现记录了这次史诗般的迁徙。《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有25个儿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其中一个叫“玄嚣”的“降居”在“江水”，另一个叫“昌意”的，则“降居”在了“若水”。“江水”和“若水”分别是岷江和雅砻江的古称。
从北方来
中国进入历史时代后，那些已经在藏彝走廊、横断山区定居的族群逐渐有了名称和记录。
在《石棺葬人群之族系》一文中，石硕认为，最早由北方迁入藏彝走廊的居民应该是在史书上被称作“夷”的人群。依据考古资料，他们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迁入，并源源不断融合了南下的人群与当地土著。其族群系统庞大，分布范围极广。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早期活动我们知之甚少。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史记》对夷人的来历完全不清楚，将夷人的几个部族“邛”、“莋”、“西僰”与中国并列，因年代久远，而“不可记已”。藏彝走廊留下的大量石棺墓葬就是他们的历史遗迹。一些民族学家认为，这些夷人就是现在彝族的直接祖先。
继夷人之后南下的，是我国另一支古老民族——羌族。《后汉书·西羌传》记录了一则古羌人向西向南迁徙的历史。在秦献公时代（公元前384～前362年），秦国势力向西拓展，与青海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发生了冲突，其中一支羌人的首领畏惧秦国的实力，率领族人向南向西迁徙，与其他羌人部族分离。
文献记载，这支南下、西迁的羌人后又分裂为“越嶲羌”、“广汉羌”、“武都羌”等，都进入了藏彝走廊。关于河湟一代的古羌人向藏彝走廊迁徙的史料，这是目前在汉文史籍中能找到的唯一记录，比事件的发生滞后了700多年。
还有一支南迁的民族是氐族，但在藏彝走廊中的分布区域并不大。后来相继被汉族、羌族所同化。另一部分岷江上游的羌人接受了藏文化，但也保留了原先氐人的文化特征，今天被称为“白马藏人”。
夷、羌、氐是最早由北方沿藏彝走廊南下的古老民族，他们同属于藏缅语族，是今天横断山区各民族的祖先。一般认为，距今6000多年前，汉藏语系人群分裂为藏缅语族和汉语族，而藏缅语族的人群则沿着藏彝走廊、横断山区不断南下、西进。今天我国一共有17个民族属于藏缅语族，包括藏、彝、纳西、羌、景颇、哈尼、拉祜、傈僳、普米、独龙、怒、白、基诺、阿昌、珞巴、门巴、土家（此外还有等人、摩梭等尚待识别的民族）。除土家族外，其他16个民族在藏彝走廊都有分布。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清晰保留着关于自己祖源的记忆，这些记忆通常以神话、传说等方式存在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在对藏缅语族考察时，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他们普遍存在着以猴或以猴为图腾崇拜的记忆、神话传说。
猕猴与罗刹女的结合而繁衍藏人，是藏族关于自身来源最普遍也最流行的传说。太古时代，在今山南雅砻河谷的山林里住着一只猕猴，猕猴与当地的罗刹女结为夫妇，生下6只小猕猴。这些小猴繁衍出500多只猴，因食物不够，老猴带领众猴吃山上的野生谷物，于是猴子身上的毛慢慢变短，尾巴逐渐消失，以后又会说话了，逐渐变成了人类。在《汉藏史集》中也记载，藏族最古老有4个氏族——塞、穆、东、冬，他们都是小猴变成人类后分化出来的。
在羌族的创世神话《木姐珠与冉比娃》中，羌人的父系始祖是一只猴子，他与天神之女相爱成婚，生育后代，为羌人之祖。彝族典籍《勒俄特依》称彝族源于雪，是雪族的子孙。雪族子孙有12种，其中第五种为猴。在永宁纳西族的神话中，洪水过后，幸存下来的男子与仙女结为夫妻，后来仙女受骗与雄猴交媾，生下半人半猴的二男二女，由此繁衍出永宁纳西族。
事实上，居住在藏彝走廊地区的这些族，除了共同的“猴祖”记忆外，他们还普遍保留着对祖先迁徙的记忆，而且迁徙的路线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由北方走向南方。
“送魂”是这些民族在丧葬中普遍保留的一种习俗。人死后要请当地祭祀为死者念送魂经，以便把死者的灵魂一站一站送到其祖先居住的地方。几乎所有有“送魂”习俗的民族，其送魂的地名、站点虽各不相同，但路线和方向却都指向“北方”。“北方”就是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是他们遥远的故乡。
在漫长的岁月中，“北方”逐渐成为一个虚幻抽象的地名，具体位置已完全不可考。如彝族的“北方”是一个江河水自北向南流淌和高寒积雪的地方；纳西族的“北方”是由“巨那汝罗神山”或“司布阿拉瓦”这两个地名符号代表的地方；哈尼族的“北方”具体一些，指向了大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的“努玛阿美”；拉祜族祖先居住的“北方”是川西南一带一个叫“阿沃阿戈东（多）”的地方。
人类学家认为，这些共同的迁徙记忆与地点不一的“北方”，正说明了这些讲藏缅语的民族是从同一个“祖源”中不断分化发展而来。正因为每个民族分化的“节点”不一样，形成的时间不同，所以他们保留下来的祖先的故乡也各不相同。
1992年，在云南德钦县，藏族青年格松德登在大雪还未封山前赶着马出来卖货
天下国家
云南被中原文明发现，是在战国末年，秦楚相争之时。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听取司马错建议，南下四川盆地，灭古蜀国，夺取巴蜀之地，以为竞争天下的基地之一。楚国意识到，失去长江上游的西南必危及王国安全，于是派遣大将庄蹻溯江而上。不料动作迟了一步，抢得先机的秦国沿江而下，直捣楚国后方，楚国随即灭亡。而楚将庄蹻却进入了云南，征服了滇国，成为滇国之王。
在秦之前，巴蜀商人已经开始与周边的西南夷贸易往来。其中一项重要的贸易就是由成都前往僰道（宜宾），购买奴隶（僰僮）。这条路沿青衣江南下，经过夹江、乐山，又循岷江至现在的宜宾。秦国占据巴蜀后，郡守李冰主持修建了五尺道，即由宜宾向南进入滇东北。这一带山势险阻，开凿困难，筑路采取了火烧的办法。崖石经过火烧质地疏松，易于开凿；或火烧后再浇冷水，石头炸裂，这是古代常用的一种凿石方法。秦人用此法凿通五尺道，在山崖上留下了大量火烧痕迹，直至晋代还很明显。这条道一直修到了现在云南曲靖附近。
但秦始皇的中国仍旧是“中原的中国”，始皇帝以郡县制确定了帝国的疆域，对建制以外的世界并没有太多的关心。他一生出巡五次，行程重点都在边缘地带——从陇西、碣石到会稽——似乎都在确认帝国边界。修建长城，则是对北部边界的一种确认。秦国与周边的民族也有一条明确的界限。
汉承秦制，到100多年后继位的汉武帝，“中原的中国”开始走向“天下国家”。所谓“天下国家”，即认为全部人类都是一体，帝国本身并没有边界。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观点：“天下国家是从天边到天边，其中只有统治权的顺位而没有边界的区划。”华夷之间的区别，是天下一统中内地与边境的不同，是肢体与心腹的关系。这也就是董仲舒说的：“无手足则肢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向汉武帝汇报了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见到了产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当地人告诉他，这些源自中国的物品是当地商人从身毒（今印度）采购回来的。身毒的位置在大夏东南数千里，风俗与大夏接近，地方湿热，毗邻大河，当地人以大象作为战争中的坐骑。张骞由此估计，身毒距离四川并不远，而且比受匈奴骚扰的丝绸之路也更安全。
汉武帝于是将扩张的战略转向了西南，打通蜀身毒道，则可以开辟一条新路通往大夏，进而遏制匈奴，断其“右臂”。另一方面，道路修通可以将中原文化向更远的地方传播，开疆拓土，巩固边疆，使天子“威德遍于四海”。
同年，汉武帝就由四川派出了四支部队，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但是，四支部队都受到周边被称作“西南夷”的部族阻挡，无法向前。他们经常被部落首领们问到一个相同的问题——“汉孰与我大？”
寻路的结果并非完全失败，使臣们不仅带回来一个“夜郎自大”的成语，而且获得了新的认识。汉中原文明首次知道在滇国以西千余里，一个叫滇越的地方还有乘象国，是蜀商往来走私的重要商贸集散地。而且滇国所在滇池地区沃野千里，十分富饶。
寻路受阻，使汉武帝认识到要打通道路必须先收服西南夷诸部族，于是汉王朝连续向西南用兵，先后建立了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在公元前109年，汉军兵临滇国城下，滇王于是降汉。滇王仍旧做滇王，管理属民，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授权官印。汉武帝在滇国所在地建立了益州郡，由此云南正式进入中原王朝版图。4年后，汉军又征服了在大理洱海一代的昆明夷，设置数县，归属益州郡。
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与中原所不同的边郡。中央政府根据各归附部落的人口多少、力量强弱和影响大小等，分别对其首领和各级酋豪授予王、侯、君、长等称号和印缓，并赋予他们掌治其民的权力。这些王、侯、君、长地位世袭，但与一般郡县长吏有别，后者多由朝廷任命，行使国家权力。在经济上，归附的部族免征赋税，或只是象征性地缴纳一些土特产。如果边境出现叛乱，这些部族则需派出军队平叛，听中央指挥。此后，唐朝的羁縻州和明朝的土司制度，实际上都是汉朝边郡制的延续。
为了实现对西南的有效控制，汉帝国重新整修了秦朝的五尺道，并向南经昭通、曲靖抵达滇池，把四川和云南现在的昆明地区连接起来。《水经注·若水注》中描述了五尺道的险峻：“朱提郡（昭通）西南二百里，所得绾堂狼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屈八十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陟者若将阶天。”
除了五尺道外，由蜀往西南下有一条早已存在的古商道，称为灵关道（零关道），大约是从今天的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邛崃到雅安，向南经汉源，过越西到达西昌后继续南行，从会理西南渡金沙江，过云南大姚、姚安、祥云抵达大理。
汉武帝在云南置益州郡后，五尺道也向西继续延伸到大理与灵关道汇合。大理以西，在汉朝时是古哀牢国地域。哀牢国与昆明部族相接，地域广大，大约包括今天的保山、德宏地区，西抵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其位置正好占据着身毒道的要津。
汉朝控制大理后，便与哀牢国做了邻居。汉武帝继续向西拓展，修筑“博南道”，由大理向西穿越澜沧江和云岭（云岭南段当时称为博南山）。这条路，实际上已自东向西跨越了藏彝走廊，修建难度远超五尺道。后来，汉朝在此建立永昌郡，因而又称永昌道。这条路不仅多高山大川，而且猛兽横行，有毒雾瘴疠。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录了当时一首行人歌谣：“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沧，为他人。”这首雄壮而苍凉的《通博南歌》，是史籍所记云南最古老的民谣。
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连在一起共同构成蜀身毒道的国内部分。道路的修建，加速了民族间的交流与文化传播。汉武帝所期待的“汉德广”不久就实现了。东汉光武帝时，哀牢国内发生部族冲突，各部落开始纷纷转向强大的汉朝要求“内属”。公元51年，哀牢国部族首领贤栗率领本部到越嶲郡，要求成为汉朝的属国。汉光武帝封其为“君长”，每年只需要象征性地缴纳贡赋：一块布、一斛盐。公元69年哀牢国王柳帽最终归附，他代表了77个王，总人口达55万。汉朝于是在此建立永昌郡，哀牢国从此消亡。《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永昌郡共有20多万户，189万多人，在东汉105个郡国中居第二位。
随着道路修通，部族归附，郡县设置，汉王朝的影响力继续向西扩散。现在缅甸境内的一些国家和部落，如敦忍乙、掸国、僬侥等沿永昌道派出使者，直达东汉的都城洛阳。他们带来了犀牛、大象、水牛等贡品。掸国国王雍由调还被封为“汉大都尉”。公元120年，掸国再次派出使团，其中还包括一支魔术杂技团。他们在宫廷上表演了“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等节目，表演者称来自“海西”，也就是被称为“大秦”的东罗马帝国。
但汉武帝想经过西南中国到达西域的目的没有完成，甚至官方意义的蜀身毒道也没有开通，因为史书上没有任何汉朝与身毒往来使节的记录，两国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汉武帝却通过道路修建，逐渐把藏彝走廊南端的整片土地和人口都收入了帝国版图。
历史学家许倬云因此认为，汉朝“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行政单位叫作‘道’。道是一条直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面。从一条线，慢慢扩张，然后成为一个面，建立一个行政单位……汉帝国的扩充，是线状的扩充，线的扩充能够掌握一定的面时，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
秦汉的五尺道、永昌道从藏彝走廊的南部边缘穿过，由怒江西岸腾冲继续向西，而没有沿河谷北上转入康藏地区。当时的西藏高原尚处于王朝的前夜——“小邦时代”，部落之间彼此征战，互不统属，对汉帝国既无吸引，也无挑战，其魅力远不如西域与身毒。
不过，就在汉武帝追亡逐北、经略西南时，一个名叫“玛聂乌贝拉”的孩子在西藏波密出生了。相传他舌大覆面，脚间有蹼。因为长相怪异，玛聂乌贝拉在年少时就被他的部落驱逐。后来，这个孩子被山南名为“雅隆悉补野”（简称“雅隆”）的部落迎请，成为他们第一代王，也就是后来神话中的“聂赤赞普”。
吐蕃王朝正史的序幕由此拉开。
大国博弈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藏进入了金属时代。依据考古发掘，早在5000～1万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且分布范围极为广泛。这些本地土著部落，就是后来藏族祖先的主体。公元前4世纪，西藏高原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三个大的部落联盟：西部阿里和拉达克的象雄部落、南部雅鲁藏布江河谷以南的吐蕃部落，以及东北唐古拉山脉南北草原地带的苏毗部落。吐蕃部落，即是由迎请玛聂乌贝拉的雅隆部落发展而来。
直到公元6世纪前后，西藏的故事都在本土演绎。如果听到外部消息，也是辗转而来。西藏形成了三大部落后，位于高原东北部、距离中原王朝较近的苏毗率先进入了汉文史籍，在隋朝时被称为“女国”。
到公元7世纪，雅隆部落的第32任赞普松赞干布继位。他先后征服了象雄、苏毗和其他小部落，完成了统一大业，这就是吐蕃王朝，其范围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周边地区势力较强能与其抗衡的国家大致有四个：东面的大唐王朝、南面的天竺、西面的大食和北面的突厥。其中最强大、最有威胁的，就是唐帝国。
与吐蕃相比，唐朝俨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古老而发达，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强大。贞观八年（634），18岁的松赞干布向唐朝派出了使臣，两国开始正式交往。当时唐朝已经灭掉了强大的东突厥，解除了北方最大的威胁，迎来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在边疆与民族问题上，唐太宗继承了汉朝以来的“华夷一体”观念。他强调：“中国既安，远人自服”，“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周边部族纷纷归附，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就在吐蕃遣使的前4年，唐太宗获得了“四夷尊长”所上的“天可汗”尊号，他们还请求开辟“参天可汗驿道”。公元666年，唐王朝的影响力达到顶峰。这一年，唐高宗率领突厥、于阗、波斯、天竺、昆仑、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诸蕃酋长、各州刺史、都督共同封禅泰山，其场面宏大，“古来帝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
当吐蕃使者抵达长安时，中原帝国对于这个未来最强大的对手还并不了解，他们甚至误认为吐蕃就是先秦时代那西迁羌族的一支，被称作“发羌”或“唐旄”。
当时，吐蕃与唐朝并不接壤，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包括今天的新疆东南部、青海全部、甘南以及从属于横断山区的川西和滇西北高原。在这个区域内，从北向南依次分布着吐谷浑、党项羌、白兰羌、东女国以及滇西北的松外蛮等部族。除了属于鲜卑族的吐谷浑较为强大外，其他都是内部组织松散的游牧部落。
立国之初，唐朝强而吐蕃弱。唐朝凭借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控制了中间地带，建立了属国和大量的羁縻州。所谓“羁縻州”是汉朝边郡的延续，当地部族首领管理本部，唐朝中央派出地方官和军队，并进行征税。
最初吐蕃通过和亲与唐朝结盟，积攒实力。度过了近30年的和平期后，不断强大的吐蕃向东发展，开始与唐朝发生冲突。唐蕃双方正式交恶，是从争夺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吐谷浑开始的。7世纪60年代初，双方在青海湖地区开战，经过激烈争战，以“大非川”一战唐王朝损失惨重而结束。稍后，吐蕃又在西线用兵，取得夺取安西四镇的战略性胜利。
几乎在同一时期，唐蕃双方在与滇西北相连的川西高原上也发生了军事冲突，并且战争延续到了云南大理西洱河。于是，滇西及滇西北成为唐蕃重要战略节点。
吐蕃是如何深入到滇西北，甚至兵锋直指大理洱海？他们是从哪里进入的？对这个问题，唐王朝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一直认为，今天位于川西理县的“安戎城”是吐蕃南下云南的通道，实际上，吐蕃军队所走的路线就是今天的“滇藏路”，自西藏高原东部沿横断山区藏彝走廊的河谷南下。即从拉萨东行，经工布地区进入今西藏东南的芒康及四川巴塘一带，然后再向南顺江而下，沿着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的河谷地带进入滇西北地区。大概在678年后，吐蕃在金沙江上架设了一座铁索桥，就是当时著名的“神川铁桥”。通过铁桥，吐蕃军队得以跨过金沙江进入大理洱海。
铁桥的位置大概在今天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塔城村和中甸县之间。塔城村在金沙江西岸，中甸在东岸。藏族民众仍称此地为过去的“扎作”，藏语意为“铁索桥”。为了保护铁桥，吐蕃又在此建立了神川都督府，桥的两侧建东西二城。
铁桥的修建对于滇藏之间的交通，具有划时代意义。经此线，由中甸渡金沙江成为滇藏主路，直到清代还被称为“滇人入藏之大道”。更重要的是，滇藏线的战略地位开始凸显出来，成为西部势力南下威胁中原后方的重要通道。
凭借铁桥的通行能力，吐蕃势力得以不断进入滇西北威胁洱海，这引起了唐王朝的巨大震动。一方面，唐朝不断派出军队出征，以控制洱海以北地区；另一方面做出战略调整，大力扶植本地部族——六诏之一的南诏（即蒙舍诏），帮助其陆续统一六诏，形成制约吐蕃的力量。
公元8世纪30年代，唐朝与南诏军队联合作战攻破了洱海北面的剑川，后唐朝封南诏首领阁罗凤为“云南王”。尽管如此，剑川以北至金沙江仍被吐蕃控制。通过神川铁桥，吐蕃军队仍可以进退自如。
南诏做大后，野心不断膨胀，占据了唐在滇池的要塞“安宁城”。于是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决裂。8世纪中期，唐天宝年间，唐朝三次派大军出征南诏，都以惨败告终。为了对抗唐朝的威胁，南诏转而与吐蕃结盟，成为吐蕃的番邦属国。南诏与吐蕃联军开始携手进攻唐朝，并攻陷成都，掠走了大量财富和人口。
“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白居易所写的就是唐朝与南诏的战争。
南诏与吐蕃结盟后，滇藏路成为重要往来交通线，繁盛一时。南诏国王和吐蕃赞普都曾走这一路线互相拜会，以兄弟相称。史书记载，“天宝战争”后南诏就派出了60人的庞大使团赴拉萨。而后来唐朝的使臣崔佐时到大理时，吐蕃还有数百使者在城中。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可以推测道路上肯定会设有完善的驿传系统，提供马匹、食物和安全保障。
当时滇藏间的交通并不止上述通过铁桥的滇藏大道。在《云南志·蛮书》中还记载了一条路：是走汉武帝时修建的永昌路到今云南腾冲，然后向西北至今缅甸克钦邦北部的坎底坝，再翻越北部的高山进入现在西藏的察隅地区，由此前往拉萨。但这条路崎岖艰难，在崇山峻岭间行进，大规模通行较为困难，但仍有一些商人往来贸易。
然而，南诏对吐蕃的臣服也只维持了不到50年，双方矛盾不断激化。一方面原因在于，吐蕃向南诏征收沉重的赋税，通过占据神川铁桥，控制险要，时刻威胁南诏；另一方面，南诏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地方民族政权，通用汉语，请汉人为老师，对于中原政权有很强的归属感。在794年，南诏在吐蕃与唐朝间做出了重新选择，在大理点苍山与唐朝重新会盟。南诏国王异牟寻随后率兵攻打滇西北的吐蕃势力，并摧毁了金沙江上的神川铁桥，拔掉了家门口的这颗钉子。
从此以后，南诏疆域成为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统辖的云南安抚司。云南安抚司是一个很大的羁縻区，臣属于唐朝，而享有充分自治权。
政治的取向依据于利益得失。唐朝自“天宝战争”后元气大伤，军事力量退出了云南。重新会盟后，南诏为了自身的利益仍旧不断进犯边境，在请和与朝贡之间，战争从未结束。
另一方，吐蕃王朝仍旧四方征讨，在8世纪中叶第37任赞普赤松德赞期间疆域达到最大，北抵大漠，西跨葱岭，南方扩张至喜马拉雅山以南的泥婆罗，东方占据陕西西部、川西高原，直至滇西北。此后，吐蕃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到公元823年，唐朝与吐蕃王朝再度重新会盟。
吐蕃后期，苯教与佛教的争斗加快了王朝的分裂与崩溃。唐咸通七年（866），唐史为这个最强劲的对手记下了最后一笔：“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云丹）君臣不知所终。”此后再无吐蕃消息。
公元902年南诏覆灭，大唐王朝又延续了3年，直到905年寿终正寝。曾繁盛一时的滇藏路也陷入沉寂。
忽必烈的远征
经过30余年短暂的动荡后，在南诏故地，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但作为中原政权的承接者，宋王朝则放弃了对云南的管辖。当权者认为，唐朝在平服南诏的过程中耗尽了资源，以致灭国。后世史家，甚至编造了“宋挥玉斧”的故事：宋将王全斌收复了四川，希望继续进兵夺取云南，把地图给宋太祖赵匡胤看，赵匡胤害怕重蹈唐朝覆辙，用随身带的玉斧沿着大渡河勾画了一遍说：“此外非吾所有也。”
事实上，由于宋代对待云南的消极态度，直接导致了军事失败，致使国家覆灭。滇藏路的战略价值在400年后，又被蒙古人重新利用了。
1244年，蒙古军队对远在云南一隅的大理国采取了一次出其意料的军事行动。驻扎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的蒙古王子阔端派遣大将多尔达赤进攻大理国，兵锋直抵大理九和镇（今玉龙县九河乡）。大理国高禾率军迎战，被多尔达赤击败，高禾战亡，蒙军随后撤退了。这一战役被史书记为“九禾之战”。多尔达赤的这次远征是一次投石问路，寻找行军路线，尝试攻击大理的可能性。
此时的蒙古政权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
在军事上，蒙军已经消灭了金国和西夏，准备入主中原。南宋军队与蒙古军队最初的大规模交手是“端平入洛”战役，当时，战场主要发生在河南平原地区，宋军主动突袭，抢占金人溃败后的宋国故地，来不及构建坚固的城防工事，便遭遇到了蒙古铁骑的反击。步兵为主的宋军，只能依靠分队、迭战、布阵等队形变化与重甲、弓弩武器装备来应战，但往往一经骑兵冲击，密集列阵的步兵便“拥而挤之”，践踏自溃。于是，宋军只能战略回缩，东线退守淮河一线，中线稳定在大别山一带，西线守住四川北部和西部，利用江河、山地等不利于战马驰骋的地形，修筑城堡寨栅工事进行防守，抵御蒙古铁骑的攻击。蒙军无法从正面突破，战争便进入僵持状态。
蒙军因此决定使用“斡腹”战术，即远程迂回到背后，在薄弱处发动攻击。于是，作为宋朝的侧翼——四川，成为主战场，蒙军希望拿下四川，顺长江而下。宋朝看出了蒙军的意图，加强了四川的防御。蒙军多次攻占成都，却始终无法实现“斡腹”。于是，一个更大的迂回包抄计划是攻占当年赵匡胤玉斧之外的大理，东逼两广。大理国因此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战略要地。
军事之外，蒙古政权还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疆土越来越大，部族越来越多，统治阶层需要新的精神资源，甚至执政合理性的依据。这时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藏传佛教。在1244年多尔达赤进兵大理之前，先进兵入藏，召后藏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噶贡坚赞，前往凉州拜会王子阔端。因而，多尔达赤在1244年的行动具有双重目的。
事实上，这是多尔达赤第二次进兵入藏。5年前，他率大军沿唐蕃古道攻城略地，前锋直达拉萨附近的澎波，反抗者尽行诛灭，有一举征服西藏之意。然而就在多尔达赤烧毁热振寺和杰拉康寺后，却突然停止军事行动，撤回了凉州，其原因，可能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病重，下令召其子阔端到和林（今蒙古国中部哈拉和林）。于是，阔端动身后命令多尔达赤回师。
然而短短几年后，蒙古政权对西藏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们改变了武力征服的策略，变化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蒙古高层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现代研究者认为，藏传佛教的文化特点比较适合蒙古民族的性格与民族传统，能够为蒙古面临的政治变革和新兴的统治阶层提供一种理论依据。它较之萨满教更系统、更完备，藏传佛教糅合了苯教的特征，大量“神咒法术”又与萨满教相通。
自吐蕃王朝解体后，青藏高原社会陷入分裂割据。但一个以佛教传播、发展为标志的青藏高原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却悄然而至。尤其是10世纪后，佛教普及到民间，逐渐成为青藏高原各部居民共同的信仰和精神纽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牢固的身份认同。
在唐代文献中，对于“吐蕃”统治的各部族都有具体称谓，如“羊同”、“苏毗”、“党项”、“白兰”、“诸羌”等。但是到了宋辽时期，对这一群体的称呼更加笼统，仅以“蕃”或“吐蕃遗种”指称。尤其是宋人所指的“吐蕃遗种”，主要分布于甘青和藏彝走廊，在唐代该地区是受吐蕃王朝统治的吐谷浑和诸羌部落的聚集区域。这也说明，西藏文明的向东发展，融合了大量中间地带的部族，使他们成为藏族的一部分。因此，当蒙军采用大迂回战术穿越藏彝走廊攻击大理国时，就面临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必须要争取这一区域藏民族的支持，长途行军离不开补给和向导。
当西藏宗教领袖萨班智达噶贡坚赞与阔端进行历史性会晤前，西藏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型。佛教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量，寺庙与教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政体已经形成。但由于世俗力量的弱化，众多教派和地方势力分散格局，教派有得到外部力量支持的需求。
迫于武力压力，当年过花甲的萨班出发时，已经是1245年的春夏之交。此行吉凶难卜，他将后藏萨迦派政教事务逐一托付，还带上了传人，他的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纳多吉，可以做人质长期质押。但萨班或许未曾意料到，他此行将给西藏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因为阔端又去参加了兄长贵由汗的登基大典，双方的见面一直拖延到1247年。会谈的过程很顺利，阔端愿皈依佛教，而西藏地区则归顺蒙古政权。同时，阔端授权萨迦派管理卫藏政教事务，萨班给西藏各地僧俗势力与百姓一封公开信（《萨班致蕃人书》），向西藏僧俗各界说明归顺蒙古的利害关系。
蒙古政权的扩张为中原文明带来了新鲜血液，并由此将西藏纳入了中国版图。萨班与阔端的会面，确认了13世纪后西藏文明向东发展的趋势，西藏政权与中央王朝建立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解决了西藏问题后，远征大理的诸项条件基本具备。1251年7月，蒙哥登上蒙古汗位，结束了自1241年窝阔台汗死后10年间“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混乱局面，重新开始扩张。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命令他的弟弟——忽必烈远征大理，从而迂回夹击南宋。
1252年，忽必烈组成了大约16万人的远征军，50万匹战马，在宁夏六盘山集结。在此他还特地召见了萨班的继承人、他日后的国师——八思巴。八思巴的出现有利于帮他解决沿途藏区的问题。不久，沿途最大的蕃族首领赵阿哥潘归附，他的儿子带领部众加入了远征军。在派往大理招降的使者被杀后，忽必烈领兵南下，至现在的甘青川交界处——若尔盖达拉沟后，分兵三路：大将兀良合台率西路军，取“晏当路”；忽必烈率中路军南下；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进攻“白蛮”。
西路军的进军路线大体为：自达拉沟经今四川阿坝、马尔康西北、壤塘、炉霍、甘孜、德格、白玉、西藏贡觉、昌都、芒康、盐井、云南德钦、小中甸进入大理境内。其中昌都经中甸至大理一线，就是此前的滇藏大道。
忽必烈亲率的中路军，经四川若尔盖、红原、马尔康、满陀（今丹巴境）、色巫绒、九龙、木里，云南永宁、奉科、大具、丽江古城、鹤庆、邓川、上关而至大理城下。其间在今云南玉龙县奉科乡境内，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金沙江，后来留下了“元跨革囊”的典故。
东路军经四川松潘、茂县北部、黑水、理县、邛崃山脉、小金、金汤、泸定县岚安、沈村渡、得妥南下至黎州白水村，然后由此渡大渡河至青羌地界进而至大理建昌府境内，此后经四川西昌、会理，云南永胜县、永胜县顺州，再西南行渡金沙江至鹤庆经邓川、上关而至大理城下。
1253年底，三路大军攻破大理城。第二年春天，忽必烈北返，留下兀良合台收复剩余地区。到1255年，蒙军已基本平定大理国。
此次远征对忽必烈而言是一段极为艰苦的历程，此前他从未独当一面。在翻越雪山时，因山路崎岖盘旋，必须步行通过，忽必烈常被人背过去。汉将董文炳为中路军殿后，所率46骑中，最后只剩下两骑能从行。北方的蒙古士兵与战马进入南方湿热地区，多发疫病，减员很大。攻陷大理后，战马就已损失了近40万匹。
蒙古三路大军远征大理的路线可谓史无前例。史地大家顾祖禹对此役倍加称道：“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端倪者，无如蒙古忽必烈之灭大理也。”
此一战役也成为忽必烈本人重要的政治资本。他在当皇帝前曾指挥过两次重要战役，一次为1253年远袭大理，另一次是1259年围攻鄂州（今武汉）。这两大战役的获胜，帮助他压倒其弟阿里不哥，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胜出。1260年3月，忽必烈即蒙古汗位，宣布以“汉法”治国，要“讲前代之定制”，以“实现天下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在南征途中会见了另一位西藏宗教领袖——噶玛噶举派大师噶玛拔希。噶玛拔希本身就是康巴人，在忽必烈途经的藏彝走廊地区很有影响力，活佛转世也是从他开始的。忽必烈希望噶玛拔希能随军南下，但被他拒绝了。因为，噶玛拔希看到萨迦派的八思巴已经成为忽必烈的坐上师，忽必烈不可能再成为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了。
自从萨班会晤阔端并取得支持后，西藏各教派首领也随之纷纷前往蒙古地区，通过各自渠道竞相依附于蒙古王室，借助外力与萨迦派进行权力角逐。如止贡派受到蒙哥汗的保护，蔡巴派受到忽必烈的保护，帕竹派和雅桑派托庇于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这种供施利益关系，使西藏形成了主要依靠外部支持的政体模式。于是，从13世纪蒙元帝国开始，西藏文明便与中原王朝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依附关系。
噶玛拔希从忽必烈的营帐离去，后来被蒙哥汗封为大国师。但遗憾的是蒙哥汗命短，在重庆钓鱼城战役中亡故。大汗的争夺在忽必烈与其弟弟阿里不哥之间展开。噶玛拔希没有看清形势，站在了阿里不哥一边。很快，阿里不哥失败身死，噶玛拔希也被流放广东潮州。终元一代，噶玛噶举派都遭到政治打压，直至改朝换代。
木氏土司的战争与移民
1382年，朱元璋立国已15年，明朝大将傅友德率十余万大军进驻云南楚雄，兵锋直指大理。此前元朝梁王的部队已经被击溃，梁王自杀身死，而元朝所封的土官段世仍占据大理。段世要求独立自治，就像唐时的南诏、宋时的大理国，但志在一统天下的朱元璋，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
段世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傅友德，称西南为不毛之地，到雨季时疠疫横行，道路阻绝，你们不服水土，必然“形如鬼魅，色如黑漆，毛发脱落，骨脊露出……欲活不能”，“弩人发毒箭，弓人激劲矢”，最后威胁说：你们还是“宁做中原死鬼，莫做边地游魂”。
在决心收复云南的朱元璋面前，这封信没起到任何作用。明军一鼓作气，攻克大理，段世就擒。朱元璋结束了这个自元以来割据洱海130年的独立政权，于是“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蕃国，归于统一”。
明军攻克云南大理后，统治云南丽江的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得，率领部众归附明军。此前，他受元朝册封，为丽江宣抚司副使。因归附有功，阿甲阿得被朱元璋赐姓木，即去掉“朱”字的前两笔。
就在第二年，年过七十的木得跋涉三个月，亲自赶着丽江产良马前往南京进献。朱元璋亲自接见这位从西南来的少数民族头领，赐给他世袭丽江知府的头衔，并颁发委任状一道，赐给“诚心报国”银字金带一条，银牌一面，金元宝六个，衣冠一套等。当年，木得在丽江建立了丽江府公署，开始管理当地的部众，征收钱粮。
虽然朱元璋攻取云南比较顺利，但随后各族相聚反抗，历时十余年才得以平定。如何维护边境稳定，是大明王朝始终头痛的问题。明代初期承袭了元朝建立的土官制度，朝廷统领，当地夷首土酋自治。凡归降的部族首领，大都授予原职，允许世袭。省内腹地比较发达区域，由中央派流官管理，但在边远区域则必须更多依赖当地土司。
丽江位于滇藏线的南端出发点，北上进入三江峡谷、藏彝走廊，是康藏往来云南的重要枢纽，位置极为重要。军事上，藏彝走廊是蒙元军队时常穿行的通道，明朝担心北元势力通过这条走廊，与云南的蒙古势力相联合。
当时，藏彝走廊的主要居民是被称为“西番”的藏族部族。明王朝对西番土司一直抱有成见，因此占据重要地缘区位的木氏土司，也就具有关系国家稳定的战略价值。因其“政治可靠”，木氏成为大明王朝在滇西北地区的代理人。政府给予其明确的任务：“守石门（丽江石鼓镇）以绝西域，守铁桥（丽江塔城）以断吐蕃。”
明正统年间，明朝政府将维西、中甸、小中甸等地区陆续划归丽江管辖，引发了藏族上层不满，于是地方势力出兵重新占领了这两个地区。1442年起，在明朝的默许下，木氏土司开始进行军事反击和扩张，沿着滇藏线河谷向北进军。双方反复拉锯，战争持续了100多年。
至今在奔子栏、中甸东旺和四川乡城一带，还能看到高耸的土筑碉楼，这些是当年藏人抵御木氏土司的防御工事。清朝人余庆远在《维西见闻录》中说，纳西人用数十人扛一块巨木，撞击碉楼的四角，碉楼便坍塌下来。藏人受不住，只有节节败退。明万历年间，木氏已将现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的一些县、凉山彝族自治州部分地区，还有西藏芒康县南部地区，收纳在其势力范围。滇藏路自丽江至芒康盐井一段，都为木氏土司所控制。
每取得一次胜利，木氏土司都会亲自带上厚礼进京朝贡，一方面表达忠心，另一方面取得中央的支持。《木氏宦谱》记载，明代14任土司，有12人曾赴京朝贡，共进贡19次。朝廷也对木氏多次封赏。西番各部不满木氏的入侵，也多次上告，但明王朝都不予表态。藏族人称木氏土司为“姜萨当甲布”，即纳西丽江王。
随着木氏土司的军事进攻，纳西移民也不断进入原先的藏区。木氏土司有计划地从丽江、鹤庆一带迁徙了大量本族民众，亦农亦戍，与明王朝的军屯类似。纳西族分布于是越来越广，在明代晚期，纳西族区域向北突破北纬30度，已经到兰州，分布面积大约是元代的两倍。
纳西移民带去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这些区域开始逐渐开垦出大片梯田，种植水稻和红米（旱稻）。明代前，当地藏族多用硬质木材制作犁铧，纳西族带来了丽江铁犁，被当地人称为“姜肯”。核桃、蚕豆、玉米等作物也得到了推广。今天，沿滇藏路很多村落都长有高大的核桃树，就是当年纳西移民所种植的。
明末清初，达赖喇嘛联合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取得了西藏的统治权，并向东进入康区。木氏土司势力受到打击，逐步退出了藏区，控制区缩回到原先的“姜萨旦”（即丽江地区）。但木氏土司所引发的民族大融合并没有结束。
移入藏区的纳西人仍留在原地繁衍生息，他们普遍接受了藏族文化，成为“麽些古宗”（纳西藏族）。西藏芒康盐井是藏区唯一的纳西族民族乡，这些纳西后裔们今天已经基本同化于藏族。另一方面，藏族也逐渐接受了一些纳西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他们普遍种植大米。在迪庆藏区方言中，纳西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很多农作物、生活用品的词汇都借用了纳西语，大小中甸的藏族服饰跟德钦等地的也有所不同，受到了纳西族和白族的影响。
明朝时期，移民是云南的主题。明政权通过建设众多“卫所”，在云南派驻了大量军队。军人携带了家室，成为军户，不许更改，不许逃亡。这种方式，避免了屯垦戍边的士兵与其他民族通婚，从根本上避免汉族转化为其他民族的趋势。在明朝，云南汉族人数快速增加，超过了所有本地民族的总和。历代“夷多汉少”的局面被扭转。明代后期，囊括云南所有民族的统一称谓——“云南人”出现了。
三省分界与“天下一统”
明末清初，滇藏路上的格局又发生了逆转。这一次颠覆的力量来自西藏。
1637年秋天的一个黄昏，来自青海和硕特部的领袖固始汗化装成商人潜入哲蚌寺，觐见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授予固始汗“持戒法王”的名号，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部正式联手，他们之间的联盟持续了70多年。
当时，格鲁派正处在一个最艰难的时期。
元以后，源自西藏本土的帕竹政权建立，标志着西藏社会向统一政体方向前进。但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却因宗教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下降而受到遏制。格鲁派诞生后，自然受到了帕竹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二者结成了政教联盟。16世纪，格鲁派势力得到迅速发展，支系庞大的寺庙系统遍布卫藏各地。
然而，格鲁派的快速崛起对其他教派产生了严重威胁，它们纷纷与当地地方势力联合。帕竹内乱后，势力较大的噶玛噶举派与后藏的仁蚌家族联合，发起了对格鲁派的攻势，占据了拉萨一带。噶玛噶举派虽在元朝被打压，但在明朝重获尊崇，被封为“大宝法王”，为三大法王之首。有20年的时间，格鲁派被禁止参加每年的祈愿法会。后来，仁蚌家族又被属下辛厦家族推翻，其首领藏巴汗统治了后藏地区。藏巴汗依旧是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并且其势力较之仁蚌家族更加强大。
于是，前藏与后藏分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前藏以帕竹贵族为首支持格鲁派，后藏由藏巴汗势力支持噶玛噶举派。但帕竹贵族已经衰落，藏巴汗正如日中天，格鲁派一方就处于劣势。于是，五世达赖向驻牧新疆额尓吉斯河畔的和硕特蒙古求援，其首领固始汗将扶持格鲁派视为入主藏区的大好时机，于是，便有了他们在哲蚌寺的秘密会晤。
1637年，和硕特部在固始汗率领下由新疆奔袭青海，击溃了蒙古喀尔喀部，杀死该部信奉噶玛噶举派的首领却图汗。两年后，他们再从青海出发，率军进入川滇藏走廊，击败了噶玛噶举派的另一个支持者——白利土司，占据了从甘孜、德格到芒康、金沙江两岸的大部分地区。在佯装撤军回青海的途中，固始汗突然反戈一击，改道藏北当雄，挥师直指日喀则藏巴汗老巢。1642年3月，日喀则城破，藏巴汗被擒。
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使五世达赖与和硕特蒙古的联盟获得压倒性胜利，他们联手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固始汗继续在藏区扫荡噶玛噶举派势力，迫使后者逃往藏彝走廊的南端德钦、中甸等木氏土司的控制区。固始汗又一路南下，击败了木氏土司，获得里塘、巴塘、德钦、中甸、维西等地区。木氏土司的势力范围被压缩回丽江。
此时正值清军入关，王朝更替。清军虽然入主中原，却只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国土。大漠南北、宁夏、甘肃、新疆、西藏等大半个中国还控制在蒙古各部手中。南明流亡政府退入贵州、云南，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活动，彼此呼应。尤其是在蒙藏势力占据藏彝走廊后，清朝的国防压力骤然增大。于是，藏彝走廊成为一个最敏感的地缘政治区。
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引发“三藩之乱”，局势变得更严峻。吴三桂曾多次送礼、遣使觐见达赖喇嘛，希望获得支持。康熙皇帝始终担心，蒙藏势力通过藏彝走廊与吴三桂联手，西北和西南就会连成一片，清朝的半壁江山也将不复存在。所以，在清军尚未完全平定吴三桂叛乱时，就已开始向丽江、鹤庆增兵，防止蒙藏势力南下。战事平定后，康熙便下旨向中甸派驻军队。但实际上，自1665年以来，蒙古和硕特部就占据了中甸，中甸地方既受达赖喇嘛也受和硕特蒙古统治，清朝想要夺取这一区域的控制权，仍需要很长时间的筹备与等待。
在清代，统一边疆的重点在于解决蒙古问题。清军在入关前就开始收服蒙古各部。主要手段，除政治上的优遇、加官晋爵和利用各部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外，还有两个重要政策：一是广泛联姻，维系满蒙贵族的政治联盟；二是尊崇藏传佛教，以笼络和安抚蒙古人心，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兴黄教安蒙古”政策。达赖与固始汗结成联盟后表示归顺清廷，顺治皇帝采取了政教分开的管理原则，封达赖为最高宗教领袖，固始汗为最高行政领袖。
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的首要敌人是盘踞在新疆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曾于17世纪末叶在拉萨学经，与五世达赖及其重臣桑结嘉措早有联系。康熙调动大军，两次御驾亲征，重创准噶尔部，噶尔丹病故。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接收旧部，继续与清朝对抗。
此时康熙已经知道了五世达赖早于1682年圆寂，第巴桑结嘉措密不发丧长达15年。早在固始汗死后，蒙藏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就被打破，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权落入五世达赖之手，蒙藏联合掌权的模式逐渐趋于瓦解，双方矛盾逐渐激化，都试图援引实力强大的准噶尔蒙古为后盾。
“匿丧”事件暴露后，和硕特蒙古拉藏汗袭杀第巴桑结嘉措，废除其所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策妄阿拉布坦的准噶尔部借此出兵，击败拉藏汗，以期望控制新达赖。康熙为防止准噶尔联合藏彝走廊的和硕特蒙古分支，果断出兵，史称“驱准保藏”。1718年清军发兵三路进军西藏，送新立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入藏坐床。噶尔丹部被击败，只有500余残部翻越昆仑山逃回新疆。
西藏平定后，清政府借机废除了蒙古汗王在西藏的统治，终结了蒙藏间的政教联盟，建立四噶伦制执政，这使得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重回西藏统治的企图彻底落空。
1723年，青海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叛乱，发兵进逼西藏。这年10月，清朝以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征讨。在藏彝走廊地区，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行动：四川提督岳钟琪率兵6000人进驻松潘，云南提督郝玉麟率兵2000人由中甸沿滇藏道占领昌都。康区的蒙古移民、喇嘛和藏族因此相继表示投诚归顺，“愿归版图，永为子民”。
1724年2月，清军攻打柴达木，罗卜藏丹津率残部200人落荒而逃。至此，和硕特蒙古在康区和藏区的统治被彻底终结。借助两次入藏平叛，清政府最终获得了藏彝走廊的控制权。(未完)
由于地理环境险要，交通闭塞，民族杂居，政治宗教势力盘根错节，藏彝走廊区域的行政界线从未清晰。这也使中央权力始终无法深入。自17世纪中开始，和硕特部占据滇藏川区域七八十年，使当地部族“唯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1724年，年羹尧奏陈善后事宜，提出所占甘青川滇的藏族地区划归附近地方官府管辖，即对藏彝走廊地区进行重新划界。尤其是要清理滇川藏三角区域，使原先被蒙古和硕特部统治的各族部落“分别划归川、滇以资管理”。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和硕特部的历史影响，从而确立清政府的直接统治。
确定地方行政区划，建立权力机构，分设官职，驻防军队，是政府行使权力的必要措施。经过一段时间酝酿，1726年，滇川两省正式会同西藏要员勘定边界，滇、川、藏三方在金沙江以西的宁静山山头树立界碑。宁静山以东巴塘、理塘划归四川雅州府管理，宁静山以西昌都、察雅、类乌齐呼图克图辖区和已赏给达赖的芒康、贡觉等地划归西藏管理。川滇两省以德钦红岩石为界，金沙江外中甸、江内其宗、腊普、德钦都划归云南；而巴塘、理塘至昌都划归四川，且土照壁以下划归云南中甸。自此，云南的西北边界得以固定。
中甸、德钦是云南入藏的咽喉要地，清政府两次入藏用兵后，对此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两地划归云南，彻底阻断了漠西蒙古南下云南的企图，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这是清王朝天下一统的重要决策。
雍正年间，云南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实行统一管理。雍正皇帝认为“有德者可得天下大统”，不论民族都有君临天下的权利，其关键在“德”。而“华夷之分”，不过就是一国内籍贯不同，所谓天下一统，“华夷之辨”已经毫无意义了。
道路与国家：滇藏路上的大历史
主笔：李伟 《三联生活周刊》第750期 p166~182
滇藏路穿越了地球上最复杂的地质构造区，将中国众多民族的命运串联在了一起。从远古到近代，不同族群在此交往、汇聚、融合，一条道路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疆域的形成史。
天堑与通途
由滇入藏之路在民族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称为“藏彝走廊”（因其恰好处于藏族和彝族的聚集区域之间）。走廊的西部是青藏高原与西藏文明；东部是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由长江连通中原汉文明；向北则通达甘、青、河套地区，与北方游牧草原文明衔接；向南则呈扫帚状扩散到东南亚。这条道路不仅连接了西藏、云南两大边疆区域，也是一条沟通东亚各文明的天然通道。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难走、最复杂的道路。西藏高原举世无双的海拔高度，使其与周邻地区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同时，高原边缘地带的地貌特性和气候差异，又在微观上增强了其与周邻地区交往通行的难度。藏学家任乃强在1941年出版的《康藏史地大纲》中写道：青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接之处，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
由中原进入西藏，自古以来有三条主要通道，即唐蕃古道、川藏道和滇藏道。自唐之后，唐蕃古道逐渐废弃，由雅安为起点的川藏路是内地连通西藏的主干道。但最艰险的要数滇藏路。清人黄沛翘在其所撰《西藏图考》中就指出：“川、陕、滇入藏路有三，唯云南中甸之路峻险重阻，故行军皆由四川、青海二路。”
尽管这一交通线存在了千百年，但由于地处偏远，极少有汉族知识分子在此长期活动，因而沿线的地理状况也便失于记载。雍正年间清政府派出官员进驻滇西北，才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写于乾隆年间的《维西见闻记》，大约是这一区域所能见到最早的地理考察（维西是目前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资料。作者余庆远在论及滇藏道路时写道：“维西之道路，皆循金沙、浪沧之江以通，一线幽麓，悉盘曲千蹬，上临悬厂下逼危矶，山从人面，云向马头，未足以方其崎岖……引藤扪葛，险之莫胜；飞渡蓬莱，或可以形。”
其艰难，用马帮的话说就是：“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
三座南北走向的山脉（云岭、怒山、高黎贡山），是必须跨越的天堑，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十几座。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耸立在由滇入藏的咽喉要道。在雨季，陡峭的坡谷地带常发生崩塌与泥石流，导致道路中断，行人死伤。
翻山难，过江更难。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量充沛落差大，水流急，险滩多，两岸峡谷险峻，不仅船舶难以通航，就是纤夫也无立足之地。在很长时期内，只能在水流略和缓处用牛皮筏或竹筏渡江，或者在山谷间设置溜索。由于地处偏远，地势险峻，甚至连铁索桥都很难架设。《禀呈查勘潞江桥工》中讲到清代以竹筏渡怒江：“以大竹十根编联一筏，一人篙撑，每筏仅载四五人，货二三驮……遇夏涨水，尤为难渡，马则浮水而渡。”
当地俗语说：“峡谷一线天，把人隔两边，对岸能说话，相逢需一天。”直到今天，原始的牛皮船、溜索等交通方式仍没有退出舞台，在汽车、公路无能为力的地方继续发挥着作用。
交通艰险造成了区域的封闭与隔绝。直到清代，滇藏路区域仍被中原知识分子视为瘴疠横行的蛮荒流放之地。20世纪初，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这里进行了27年的考察。他在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写道：“要走到这个地区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它是亚洲最孤立的地区。新疆肯定是遥远的地方，但汽车和飞机使它接近文明。而这里也许从来听不见汽车的喇叭声，因为要在这样的高山深谷地区修建一条公路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飞机，要找一个搭帐篷的平地都很困难，怎么能有降落飞机的地方？这样，它就是最后一个接触文明的地区了。它的风景是美丽无比的，等待着爱好自然者的欣赏，但必须付出代价。”
然而地理的险阻、恶劣的气候没有阻挡人们的脚步。从远古到现在，迁徙的民族、往来的使臣、求法的僧侣、朝圣的信徒、征战的军队、坚韧的马帮，往来络绎，从未间断。不同文明、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始终持续。
事实上，天堑与通途并没有严格的分野。祖先们始终在克服地理障碍、寻找理想家园。能在高山、大河间穿行跨越，是人类对自然的技术性征服，跨越后，便有不同的结果。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开辟道路，从一个地理单元进入另一个地理单元，达到文化的融合甚至政治的统一，进而构造了疆域，这也是一种文明的成就。
远古通道
明朝嘉靖二十七年（1548），原居住在滇西北金沙江、澜沧江流域的傈僳族首领木必，决定带领他的“荞氏族”再次迁徙。
明朝时期，丽江木氏土司与西藏政治集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以争夺滇藏川大三角区域的控制权。木必的傈僳氏族被木氏土司推到前线对抗藏军。在一次争夺维西的战斗中，荞氏族寡不敌众，没有得到木氏土司的增援。首领木必决定带领这支被抛弃的氏族摆脱木氏统治，远走他乡。
他们沿澜沧江南下，连夜泅渡到西岸，再向西翻过碧罗雪山（怒山），进入怒江两岸，逐步占据怒江流域的知子罗（今碧江）、上帕（今福贡）等地。木必也因此成为统治怒江地区的大首领。汹涌的怒江为他们挡住了战争，开辟了新的家园。到19世纪，傈僳族又进行了数次由东向西的大迁徙。
继最早进入怒江的荞氏族之后，傈僳族中的虎、熊、竹、蜂、鼠、鱼等18个氏族，也先后进入了怒江，成为怒江人口最多的民族。
高黎贡山险峻陡峭，环境更恶劣一些，历史上诸多民族迁徙至此并没有长期停留。《澜沧江怒江传》中记载，此前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上曾有很多景颇族、傣族村寨，傈僳族到来后，他们就退出了这一区域。这部分景颇族继续向西而去，进入了今天的缅甸境内，而傣族人则沿江南下寻找肥沃的平坝与河谷。傈僳人留了下来，在山脊上耕种狩猎，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陡峭山坡上那些不可思议的玉米地。一般认为，“傈僳”之名，是从傈僳语“礼耻苏”演变而来，意思是住在山林里的人。他们显然更适应高山生活。
被史籍所记录下的族群迁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云南25个民族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北方的“外来户”，他们具体的迁徙之路至今尚未完全搞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横断山区的大江与河谷，是他们往来游走的通道。
“民族走廊”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英国人H.R.戴维斯还将云南西部形象地称作“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锁链”，也就是说，这条走廊不仅是不同民族往复游走的通道，也是连接印度文明与汉文明的“地域纽带”。
1978年，费孝通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他认为我国的民族研究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因为“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互相关系很深，分都分不开”。他主张，“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进行研究”。他将中国划分为8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北部草原、东北高山森林、西南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中原地区、沿海地区、岭南走廊以及藏彝走廊。
滇藏路所属的“藏彝走廊”，是我国最重要的民族迁徙通道与民族交融区，其中隐藏了众多民族形成的秘密。他们从哪儿来？祖先是谁？如何成为现在的民族？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进入中国的疆域版图？
从上世纪初开始，考古学家开始对藏彝走廊的早期人类感兴趣。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考古学家首推华西大学的美籍传教士J.H.埃德加，他找到了古人类使用的石器。真正取得突破的还是上世纪后半叶，考古学家在这一区域相继找到了5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藏学家石硕在《藏彝走廊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存》一文中总结了他们的活动轨迹：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大约1万至2万年前，一些北方人群已经开始经由黄河上游的甘青高原向南迁徙，沿河谷进入到了川西的藏彝走廊区域，最南抵达了攀枝花金沙江流域。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黄河上游的族群部落继续南下。1979年藏东昌都卡若遗址被发现，考古学家们发掘出27座房屋遗址，上万件陶器陶片，大批的石器和骨器，还找到了人工栽培的粟。距今5000年前的卡若文化，已经大量吸收了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因素。
在中原华夏文明的传说中，也若隐若现记录了这次史诗般的迁徙。《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有25个儿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其中一个叫“玄嚣”的“降居”在“江水”，另一个叫“昌意”的，则“降居”在了“若水”。“江水”和“若水”分别是岷江和雅砻江的古称。
从北方来
中国进入历史时代后，那些已经在藏彝走廊、横断山区定居的族群逐渐有了名称和记录。
在《石棺葬人群之族系》一文中，石硕认为，最早由北方迁入藏彝走廊的居民应该是在史书上被称作“夷”的人群。依据考古资料，他们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迁入，并源源不断融合了南下的人群与当地土著。其族群系统庞大，分布范围极广。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早期活动我们知之甚少。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史记》对夷人的来历完全不清楚，将夷人的几个部族“邛”、“莋”、“西僰”与中国并列，因年代久远，而“不可记已”。藏彝走廊留下的大量石棺墓葬就是他们的历史遗迹。一些民族学家认为，这些夷人就是现在彝族的直接祖先。
继夷人之后南下的，是我国另一支古老民族——羌族。《后汉书·西羌传》记录了一则古羌人向西向南迁徙的历史。在秦献公时代（公元前384～前362年），秦国势力向西拓展，与青海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发生了冲突，其中一支羌人的首领畏惧秦国的实力，率领族人向南向西迁徙，与其他羌人部族分离。
文献记载，这支南下、西迁的羌人后又分裂为“越嶲羌”、“广汉羌”、“武都羌”等，都进入了藏彝走廊。关于河湟一代的古羌人向藏彝走廊迁徙的史料，这是目前在汉文史籍中能找到的唯一记录，比事件的发生滞后了700多年。
还有一支南迁的民族是氐族，但在藏彝走廊中的分布区域并不大。后来相继被汉族、羌族所同化。另一部分岷江上游的羌人接受了藏文化，但也保留了原先氐人的文化特征，今天被称为“白马藏人”。
夷、羌、氐是最早由北方沿藏彝走廊南下的古老民族，他们同属于藏缅语族，是今天横断山区各民族的祖先。一般认为，距今6000多年前，汉藏语系人群分裂为藏缅语族和汉语族，而藏缅语族的人群则沿着藏彝走廊、横断山区不断南下、西进。今天我国一共有17个民族属于藏缅语族，包括藏、彝、纳西、羌、景颇、哈尼、拉祜、傈僳、普米、独龙、怒、白、基诺、阿昌、珞巴、门巴、土家（此外还有等人、摩梭等尚待识别的民族）。除土家族外，其他16个民族在藏彝走廊都有分布。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清晰保留着关于自己祖源的记忆，这些记忆通常以神话、传说等方式存在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在对藏缅语族考察时，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他们普遍存在着以猴或以猴为图腾崇拜的记忆、神话传说。
猕猴与罗刹女的结合而繁衍藏人，是藏族关于自身来源最普遍也最流行的传说。太古时代，在今山南雅砻河谷的山林里住着一只猕猴，猕猴与当地的罗刹女结为夫妇，生下6只小猕猴。这些小猴繁衍出500多只猴，因食物不够，老猴带领众猴吃山上的野生谷物，于是猴子身上的毛慢慢变短，尾巴逐渐消失，以后又会说话了，逐渐变成了人类。在《汉藏史集》中也记载，藏族最古老有4个氏族——塞、穆、东、冬，他们都是小猴变成人类后分化出来的。
在羌族的创世神话《木姐珠与冉比娃》中，羌人的父系始祖是一只猴子，他与天神之女相爱成婚，生育后代，为羌人之祖。彝族典籍《勒俄特依》称彝族源于雪，是雪族的子孙。雪族子孙有12种，其中第五种为猴。在永宁纳西族的神话中，洪水过后，幸存下来的男子与仙女结为夫妻，后来仙女受骗与雄猴交媾，生下半人半猴的二男二女，由此繁衍出永宁纳西族。
事实上，居住在藏彝走廊地区的这些族，除了共同的“猴祖”记忆外，他们还普遍保留着对祖先迁徙的记忆，而且迁徙的路线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由北方走向南方。
“送魂”是这些民族在丧葬中普遍保留的一种习俗。人死后要请当地祭祀为死者念送魂经，以便把死者的灵魂一站一站送到其祖先居住的地方。几乎所有有“送魂”习俗的民族，其送魂的地名、站点虽各不相同，但路线和方向却都指向“北方”。“北方”就是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是他们遥远的故乡。
在漫长的岁月中，“北方”逐渐成为一个虚幻抽象的地名，具体位置已完全不可考。如彝族的“北方”是一个江河水自北向南流淌和高寒积雪的地方；纳西族的“北方”是由“巨那汝罗神山”或“司布阿拉瓦”这两个地名符号代表的地方；哈尼族的“北方”具体一些，指向了大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的“努玛阿美”；拉祜族祖先居住的“北方”是川西南一带一个叫“阿沃阿戈东（多）”的地方。
人类学家认为，这些共同的迁徙记忆与地点不一的“北方”，正说明了这些讲藏缅语的民族是从同一个“祖源”中不断分化发展而来。正因为每个民族分化的“节点”不一样，形成的时间不同，所以他们保留下来的祖先的故乡也各不相同。
1992年，在云南德钦县，藏族青年格松德登在大雪还未封山前赶着马出来卖货
天下国家
云南被中原文明发现，是在战国末年，秦楚相争之时。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听取司马错建议，南下四川盆地，灭古蜀国，夺取巴蜀之地，以为竞争天下的基地之一。楚国意识到，失去长江上游的西南必危及王国安全，于是派遣大将庄蹻溯江而上。不料动作迟了一步，抢得先机的秦国沿江而下，直捣楚国后方，楚国随即灭亡。而楚将庄蹻却进入了云南，征服了滇国，成为滇国之王。
在秦之前，巴蜀商人已经开始与周边的西南夷贸易往来。其中一项重要的贸易就是由成都前往僰道（宜宾），购买奴隶（僰僮）。这条路沿青衣江南下，经过夹江、乐山，又循岷江至现在的宜宾。秦国占据巴蜀后，郡守李冰主持修建了五尺道，即由宜宾向南进入滇东北。这一带山势险阻，开凿困难，筑路采取了火烧的办法。崖石经过火烧质地疏松，易于开凿；或火烧后再浇冷水，石头炸裂，这是古代常用的一种凿石方法。秦人用此法凿通五尺道，在山崖上留下了大量火烧痕迹，直至晋代还很明显。这条道一直修到了现在云南曲靖附近。
但秦始皇的中国仍旧是“中原的中国”，始皇帝以郡县制确定了帝国的疆域，对建制以外的世界并没有太多的关心。他一生出巡五次，行程重点都在边缘地带——从陇西、碣石到会稽——似乎都在确认帝国边界。修建长城，则是对北部边界的一种确认。秦国与周边的民族也有一条明确的界限。
汉承秦制，到100多年后继位的汉武帝，“中原的中国”开始走向“天下国家”。所谓“天下国家”，即认为全部人类都是一体，帝国本身并没有边界。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观点：“天下国家是从天边到天边，其中只有统治权的顺位而没有边界的区划。”华夷之间的区别，是天下一统中内地与边境的不同，是肢体与心腹的关系。这也就是董仲舒说的：“无手足则肢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向汉武帝汇报了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见到了产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当地人告诉他，这些源自中国的物品是当地商人从身毒（今印度）采购回来的。身毒的位置在大夏东南数千里，风俗与大夏接近，地方湿热，毗邻大河，当地人以大象作为战争中的坐骑。张骞由此估计，身毒距离四川并不远，而且比受匈奴骚扰的丝绸之路也更安全。
汉武帝于是将扩张的战略转向了西南，打通蜀身毒道，则可以开辟一条新路通往大夏，进而遏制匈奴，断其“右臂”。另一方面，道路修通可以将中原文化向更远的地方传播，开疆拓土，巩固边疆，使天子“威德遍于四海”。
同年，汉武帝就由四川派出了四支部队，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但是，四支部队都受到周边被称作“西南夷”的部族阻挡，无法向前。他们经常被部落首领们问到一个相同的问题——“汉孰与我大？”
寻路的结果并非完全失败，使臣们不仅带回来一个“夜郎自大”的成语，而且获得了新的认识。汉中原文明首次知道在滇国以西千余里，一个叫滇越的地方还有乘象国，是蜀商往来走私的重要商贸集散地。而且滇国所在滇池地区沃野千里，十分富饶。
寻路受阻，使汉武帝认识到要打通道路必须先收服西南夷诸部族，于是汉王朝连续向西南用兵，先后建立了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在公元前109年，汉军兵临滇国城下，滇王于是降汉。滇王仍旧做滇王，管理属民，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授权官印。汉武帝在滇国所在地建立了益州郡，由此云南正式进入中原王朝版图。4年后，汉军又征服了在大理洱海一代的昆明夷，设置数县，归属益州郡。
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与中原所不同的边郡。中央政府根据各归附部落的人口多少、力量强弱和影响大小等，分别对其首领和各级酋豪授予王、侯、君、长等称号和印缓，并赋予他们掌治其民的权力。这些王、侯、君、长地位世袭，但与一般郡县长吏有别，后者多由朝廷任命，行使国家权力。在经济上，归附的部族免征赋税，或只是象征性地缴纳一些土特产。如果边境出现叛乱，这些部族则需派出军队平叛，听中央指挥。此后，唐朝的羁縻州和明朝的土司制度，实际上都是汉朝边郡制的延续。
为了实现对西南的有效控制，汉帝国重新整修了秦朝的五尺道，并向南经昭通、曲靖抵达滇池，把四川和云南现在的昆明地区连接起来。《水经注·若水注》中描述了五尺道的险峻：“朱提郡（昭通）西南二百里，所得绾堂狼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屈八十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陟者若将阶天。”
除了五尺道外，由蜀往西南下有一条早已存在的古商道，称为灵关道（零关道），大约是从今天的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邛崃到雅安，向南经汉源，过越西到达西昌后继续南行，从会理西南渡金沙江，过云南大姚、姚安、祥云抵达大理。
汉武帝在云南置益州郡后，五尺道也向西继续延伸到大理与灵关道汇合。大理以西，在汉朝时是古哀牢国地域。哀牢国与昆明部族相接，地域广大，大约包括今天的保山、德宏地区，西抵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其位置正好占据着身毒道的要津。
汉朝控制大理后，便与哀牢国做了邻居。汉武帝继续向西拓展，修筑“博南道”，由大理向西穿越澜沧江和云岭（云岭南段当时称为博南山）。这条路，实际上已自东向西跨越了藏彝走廊，修建难度远超五尺道。后来，汉朝在此建立永昌郡，因而又称永昌道。这条路不仅多高山大川，而且猛兽横行，有毒雾瘴疠。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录了当时一首行人歌谣：“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沧，为他人。”这首雄壮而苍凉的《通博南歌》，是史籍所记云南最古老的民谣。
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连在一起共同构成蜀身毒道的国内部分。道路的修建，加速了民族间的交流与文化传播。汉武帝所期待的“汉德广”不久就实现了。东汉光武帝时，哀牢国内发生部族冲突，各部落开始纷纷转向强大的汉朝要求“内属”。公元51年，哀牢国部族首领贤栗率领本部到越嶲郡，要求成为汉朝的属国。汉光武帝封其为“君长”，每年只需要象征性地缴纳贡赋：一块布、一斛盐。公元69年哀牢国王柳帽最终归附，他代表了77个王，总人口达55万。汉朝于是在此建立永昌郡，哀牢国从此消亡。《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永昌郡共有20多万户，189万多人，在东汉105个郡国中居第二位。
随着道路修通，部族归附，郡县设置，汉王朝的影响力继续向西扩散。现在缅甸境内的一些国家和部落，如敦忍乙、掸国、僬侥等沿永昌道派出使者，直达东汉的都城洛阳。他们带来了犀牛、大象、水牛等贡品。掸国国王雍由调还被封为“汉大都尉”。公元120年，掸国再次派出使团，其中还包括一支魔术杂技团。他们在宫廷上表演了“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等节目，表演者称来自“海西”，也就是被称为“大秦”的东罗马帝国。
但汉武帝想经过西南中国到达西域的目的没有完成，甚至官方意义的蜀身毒道也没有开通，因为史书上没有任何汉朝与身毒往来使节的记录，两国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汉武帝却通过道路修建，逐渐把藏彝走廊南端的整片土地和人口都收入了帝国版图。
历史学家许倬云因此认为，汉朝“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行政单位叫作‘道’。道是一条直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面。从一条线，慢慢扩张，然后成为一个面，建立一个行政单位……汉帝国的扩充，是线状的扩充，线的扩充能够掌握一定的面时，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
秦汉的五尺道、永昌道从藏彝走廊的南部边缘穿过，由怒江西岸腾冲继续向西，而没有沿河谷北上转入康藏地区。当时的西藏高原尚处于王朝的前夜——“小邦时代”，部落之间彼此征战，互不统属，对汉帝国既无吸引，也无挑战，其魅力远不如西域与身毒。
不过，就在汉武帝追亡逐北、经略西南时，一个名叫“玛聂乌贝拉”的孩子在西藏波密出生了。相传他舌大覆面，脚间有蹼。因为长相怪异，玛聂乌贝拉在年少时就被他的部落驱逐。后来，这个孩子被山南名为“雅隆悉补野”（简称“雅隆”）的部落迎请，成为他们第一代王，也就是后来神话中的“聂赤赞普”。
吐蕃王朝正史的序幕由此拉开。
大国博弈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藏进入了金属时代。依据考古发掘，早在5000～1万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且分布范围极为广泛。这些本地土著部落，就是后来藏族祖先的主体。公元前4世纪，西藏高原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三个大的部落联盟：西部阿里和拉达克的象雄部落、南部雅鲁藏布江河谷以南的吐蕃部落，以及东北唐古拉山脉南北草原地带的苏毗部落。吐蕃部落，即是由迎请玛聂乌贝拉的雅隆部落发展而来。
直到公元6世纪前后，西藏的故事都在本土演绎。如果听到外部消息，也是辗转而来。西藏形成了三大部落后，位于高原东北部、距离中原王朝较近的苏毗率先进入了汉文史籍，在隋朝时被称为“女国”。
到公元7世纪，雅隆部落的第32任赞普松赞干布继位。他先后征服了象雄、苏毗和其他小部落，完成了统一大业，这就是吐蕃王朝，其范围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周边地区势力较强能与其抗衡的国家大致有四个：东面的大唐王朝、南面的天竺、西面的大食和北面的突厥。其中最强大、最有威胁的，就是唐帝国。
与吐蕃相比，唐朝俨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古老而发达，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强大。贞观八年（634），18岁的松赞干布向唐朝派出了使臣，两国开始正式交往。当时唐朝已经灭掉了强大的东突厥，解除了北方最大的威胁，迎来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在边疆与民族问题上，唐太宗继承了汉朝以来的“华夷一体”观念。他强调：“中国既安，远人自服”，“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周边部族纷纷归附，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就在吐蕃遣使的前4年，唐太宗获得了“四夷尊长”所上的“天可汗”尊号，他们还请求开辟“参天可汗驿道”。公元666年，唐王朝的影响力达到顶峰。这一年，唐高宗率领突厥、于阗、波斯、天竺、昆仑、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诸蕃酋长、各州刺史、都督共同封禅泰山，其场面宏大，“古来帝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
当吐蕃使者抵达长安时，中原帝国对于这个未来最强大的对手还并不了解，他们甚至误认为吐蕃就是先秦时代那西迁羌族的一支，被称作“发羌”或“唐旄”。
当时，吐蕃与唐朝并不接壤，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包括今天的新疆东南部、青海全部、甘南以及从属于横断山区的川西和滇西北高原。在这个区域内，从北向南依次分布着吐谷浑、党项羌、白兰羌、东女国以及滇西北的松外蛮等部族。除了属于鲜卑族的吐谷浑较为强大外，其他都是内部组织松散的游牧部落。
立国之初，唐朝强而吐蕃弱。唐朝凭借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控制了中间地带，建立了属国和大量的羁縻州。所谓“羁縻州”是汉朝边郡的延续，当地部族首领管理本部，唐朝中央派出地方官和军队，并进行征税。
最初吐蕃通过和亲与唐朝结盟，积攒实力。度过了近30年的和平期后，不断强大的吐蕃向东发展，开始与唐朝发生冲突。唐蕃双方正式交恶，是从争夺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吐谷浑开始的。7世纪60年代初，双方在青海湖地区开战，经过激烈争战，以“大非川”一战唐王朝损失惨重而结束。稍后，吐蕃又在西线用兵，取得夺取安西四镇的战略性胜利。
几乎在同一时期，唐蕃双方在与滇西北相连的川西高原上也发生了军事冲突，并且战争延续到了云南大理西洱河。于是，滇西及滇西北成为唐蕃重要战略节点。
吐蕃是如何深入到滇西北，甚至兵锋直指大理洱海？他们是从哪里进入的？对这个问题，唐王朝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一直认为，今天位于川西理县的“安戎城”是吐蕃南下云南的通道，实际上，吐蕃军队所走的路线就是今天的“滇藏路”，自西藏高原东部沿横断山区藏彝走廊的河谷南下。即从拉萨东行，经工布地区进入今西藏东南的芒康及四川巴塘一带，然后再向南顺江而下，沿着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的河谷地带进入滇西北地区。大概在678年后，吐蕃在金沙江上架设了一座铁索桥，就是当时著名的“神川铁桥”。通过铁桥，吐蕃军队得以跨过金沙江进入大理洱海。
铁桥的位置大概在今天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塔城村和中甸县之间。塔城村在金沙江西岸，中甸在东岸。藏族民众仍称此地为过去的“扎作”，藏语意为“铁索桥”。为了保护铁桥，吐蕃又在此建立了神川都督府，桥的两侧建东西二城。
铁桥的修建对于滇藏之间的交通，具有划时代意义。经此线，由中甸渡金沙江成为滇藏主路，直到清代还被称为“滇人入藏之大道”。更重要的是，滇藏线的战略地位开始凸显出来，成为西部势力南下威胁中原后方的重要通道。
凭借铁桥的通行能力，吐蕃势力得以不断进入滇西北威胁洱海，这引起了唐王朝的巨大震动。一方面，唐朝不断派出军队出征，以控制洱海以北地区；另一方面做出战略调整，大力扶植本地部族——六诏之一的南诏（即蒙舍诏），帮助其陆续统一六诏，形成制约吐蕃的力量。
公元8世纪30年代，唐朝与南诏军队联合作战攻破了洱海北面的剑川，后唐朝封南诏首领阁罗凤为“云南王”。尽管如此，剑川以北至金沙江仍被吐蕃控制。通过神川铁桥，吐蕃军队仍可以进退自如。
南诏做大后，野心不断膨胀，占据了唐在滇池的要塞“安宁城”。于是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决裂。8世纪中期，唐天宝年间，唐朝三次派大军出征南诏，都以惨败告终。为了对抗唐朝的威胁，南诏转而与吐蕃结盟，成为吐蕃的番邦属国。南诏与吐蕃联军开始携手进攻唐朝，并攻陷成都，掠走了大量财富和人口。
“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白居易所写的就是唐朝与南诏的战争。
南诏与吐蕃结盟后，滇藏路成为重要往来交通线，繁盛一时。南诏国王和吐蕃赞普都曾走这一路线互相拜会，以兄弟相称。史书记载，“天宝战争”后南诏就派出了60人的庞大使团赴拉萨。而后来唐朝的使臣崔佐时到大理时，吐蕃还有数百使者在城中。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可以推测道路上肯定会设有完善的驿传系统，提供马匹、食物和安全保障。
当时滇藏间的交通并不止上述通过铁桥的滇藏大道。在《云南志·蛮书》中还记载了一条路：是走汉武帝时修建的永昌路到今云南腾冲，然后向西北至今缅甸克钦邦北部的坎底坝，再翻越北部的高山进入现在西藏的察隅地区，由此前往拉萨。但这条路崎岖艰难，在崇山峻岭间行进，大规模通行较为困难，但仍有一些商人往来贸易。
然而，南诏对吐蕃的臣服也只维持了不到50年，双方矛盾不断激化。一方面原因在于，吐蕃向南诏征收沉重的赋税，通过占据神川铁桥，控制险要，时刻威胁南诏；另一方面，南诏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地方民族政权，通用汉语，请汉人为老师，对于中原政权有很强的归属感。在794年，南诏在吐蕃与唐朝间做出了重新选择，在大理点苍山与唐朝重新会盟。南诏国王异牟寻随后率兵攻打滇西北的吐蕃势力，并摧毁了金沙江上的神川铁桥，拔掉了家门口的这颗钉子。
从此以后，南诏疆域成为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统辖的云南安抚司。云南安抚司是一个很大的羁縻区，臣属于唐朝，而享有充分自治权。
政治的取向依据于利益得失。唐朝自“天宝战争”后元气大伤，军事力量退出了云南。重新会盟后，南诏为了自身的利益仍旧不断进犯边境，在请和与朝贡之间，战争从未结束。
另一方，吐蕃王朝仍旧四方征讨，在8世纪中叶第37任赞普赤松德赞期间疆域达到最大，北抵大漠，西跨葱岭，南方扩张至喜马拉雅山以南的泥婆罗，东方占据陕西西部、川西高原，直至滇西北。此后，吐蕃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到公元823年，唐朝与吐蕃王朝再度重新会盟。
吐蕃后期，苯教与佛教的争斗加快了王朝的分裂与崩溃。唐咸通七年（866），唐史为这个最强劲的对手记下了最后一笔：“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云丹）君臣不知所终。”此后再无吐蕃消息。
公元902年南诏覆灭，大唐王朝又延续了3年，直到905年寿终正寝。曾繁盛一时的滇藏路也陷入沉寂。
忽必烈的远征
经过30余年短暂的动荡后，在南诏故地，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但作为中原政权的承接者，宋王朝则放弃了对云南的管辖。当权者认为，唐朝在平服南诏的过程中耗尽了资源，以致灭国。后世史家，甚至编造了“宋挥玉斧”的故事：宋将王全斌收复了四川，希望继续进兵夺取云南，把地图给宋太祖赵匡胤看，赵匡胤害怕重蹈唐朝覆辙，用随身带的玉斧沿着大渡河勾画了一遍说：“此外非吾所有也。”
事实上，由于宋代对待云南的消极态度，直接导致了军事失败，致使国家覆灭。滇藏路的战略价值在400年后，又被蒙古人重新利用了。
1244年，蒙古军队对远在云南一隅的大理国采取了一次出其意料的军事行动。驻扎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的蒙古王子阔端派遣大将多尔达赤进攻大理国，兵锋直抵大理九和镇（今玉龙县九河乡）。大理国高禾率军迎战，被多尔达赤击败，高禾战亡，蒙军随后撤退了。这一战役被史书记为“九禾之战”。多尔达赤的这次远征是一次投石问路，寻找行军路线，尝试攻击大理的可能性。
此时的蒙古政权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
在军事上，蒙军已经消灭了金国和西夏，准备入主中原。南宋军队与蒙古军队最初的大规模交手是“端平入洛”战役，当时，战场主要发生在河南平原地区，宋军主动突袭，抢占金人溃败后的宋国故地，来不及构建坚固的城防工事，便遭遇到了蒙古铁骑的反击。步兵为主的宋军，只能依靠分队、迭战、布阵等队形变化与重甲、弓弩武器装备来应战，但往往一经骑兵冲击，密集列阵的步兵便“拥而挤之”，践踏自溃。于是，宋军只能战略回缩，东线退守淮河一线，中线稳定在大别山一带，西线守住四川北部和西部，利用江河、山地等不利于战马驰骋的地形，修筑城堡寨栅工事进行防守，抵御蒙古铁骑的攻击。蒙军无法从正面突破，战争便进入僵持状态。
蒙军因此决定使用“斡腹”战术，即远程迂回到背后，在薄弱处发动攻击。于是，作为宋朝的侧翼——四川，成为主战场，蒙军希望拿下四川，顺长江而下。宋朝看出了蒙军的意图，加强了四川的防御。蒙军多次攻占成都，却始终无法实现“斡腹”。于是，一个更大的迂回包抄计划是攻占当年赵匡胤玉斧之外的大理，东逼两广。大理国因此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战略要地。
军事之外，蒙古政权还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疆土越来越大，部族越来越多，统治阶层需要新的精神资源，甚至执政合理性的依据。这时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藏传佛教。在1244年多尔达赤进兵大理之前，先进兵入藏，召后藏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噶贡坚赞，前往凉州拜会王子阔端。因而，多尔达赤在1244年的行动具有双重目的。
事实上，这是多尔达赤第二次进兵入藏。5年前，他率大军沿唐蕃古道攻城略地，前锋直达拉萨附近的澎波，反抗者尽行诛灭，有一举征服西藏之意。然而就在多尔达赤烧毁热振寺和杰拉康寺后，却突然停止军事行动，撤回了凉州，其原因，可能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病重，下令召其子阔端到和林（今蒙古国中部哈拉和林）。于是，阔端动身后命令多尔达赤回师。
然而短短几年后，蒙古政权对西藏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们改变了武力征服的策略，变化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蒙古高层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现代研究者认为，藏传佛教的文化特点比较适合蒙古民族的性格与民族传统，能够为蒙古面临的政治变革和新兴的统治阶层提供一种理论依据。它较之萨满教更系统、更完备，藏传佛教糅合了苯教的特征，大量“神咒法术”又与萨满教相通。
自吐蕃王朝解体后，青藏高原社会陷入分裂割据。但一个以佛教传播、发展为标志的青藏高原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却悄然而至。尤其是10世纪后，佛教普及到民间，逐渐成为青藏高原各部居民共同的信仰和精神纽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牢固的身份认同。
在唐代文献中，对于“吐蕃”统治的各部族都有具体称谓，如“羊同”、“苏毗”、“党项”、“白兰”、“诸羌”等。但是到了宋辽时期，对这一群体的称呼更加笼统，仅以“蕃”或“吐蕃遗种”指称。尤其是宋人所指的“吐蕃遗种”，主要分布于甘青和藏彝走廊，在唐代该地区是受吐蕃王朝统治的吐谷浑和诸羌部落的聚集区域。这也说明，西藏文明的向东发展，融合了大量中间地带的部族，使他们成为藏族的一部分。因此，当蒙军采用大迂回战术穿越藏彝走廊攻击大理国时，就面临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必须要争取这一区域藏民族的支持，长途行军离不开补给和向导。
当西藏宗教领袖萨班智达噶贡坚赞与阔端进行历史性会晤前，西藏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型。佛教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量，寺庙与教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政体已经形成。但由于世俗力量的弱化，众多教派和地方势力分散格局，教派有得到外部力量支持的需求。
迫于武力压力，当年过花甲的萨班出发时，已经是1245年的春夏之交。此行吉凶难卜，他将后藏萨迦派政教事务逐一托付，还带上了传人，他的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纳多吉，可以做人质长期质押。但萨班或许未曾意料到，他此行将给西藏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因为阔端又去参加了兄长贵由汗的登基大典，双方的见面一直拖延到1247年。会谈的过程很顺利，阔端愿皈依佛教，而西藏地区则归顺蒙古政权。同时，阔端授权萨迦派管理卫藏政教事务，萨班给西藏各地僧俗势力与百姓一封公开信（《萨班致蕃人书》），向西藏僧俗各界说明归顺蒙古的利害关系。
蒙古政权的扩张为中原文明带来了新鲜血液，并由此将西藏纳入了中国版图。萨班与阔端的会面，确认了13世纪后西藏文明向东发展的趋势，西藏政权与中央王朝建立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解决了西藏问题后，远征大理的诸项条件基本具备。1251年7月，蒙哥登上蒙古汗位，结束了自1241年窝阔台汗死后10年间“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混乱局面，重新开始扩张。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命令他的弟弟——忽必烈远征大理，从而迂回夹击南宋。
1252年，忽必烈组成了大约16万人的远征军，50万匹战马，在宁夏六盘山集结。在此他还特地召见了萨班的继承人、他日后的国师——八思巴。八思巴的出现有利于帮他解决沿途藏区的问题。不久，沿途最大的蕃族首领赵阿哥潘归附，他的儿子带领部众加入了远征军。在派往大理招降的使者被杀后，忽必烈领兵南下，至现在的甘青川交界处——若尔盖达拉沟后，分兵三路：大将兀良合台率西路军，取“晏当路”；忽必烈率中路军南下；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进攻“白蛮”。
西路军的进军路线大体为：自达拉沟经今四川阿坝、马尔康西北、壤塘、炉霍、甘孜、德格、白玉、西藏贡觉、昌都、芒康、盐井、云南德钦、小中甸进入大理境内。其中昌都经中甸至大理一线，就是此前的滇藏大道。
忽必烈亲率的中路军，经四川若尔盖、红原、马尔康、满陀（今丹巴境）、色巫绒、九龙、木里，云南永宁、奉科、大具、丽江古城、鹤庆、邓川、上关而至大理城下。其间在今云南玉龙县奉科乡境内，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金沙江，后来留下了“元跨革囊”的典故。
东路军经四川松潘、茂县北部、黑水、理县、邛崃山脉、小金、金汤、泸定县岚安、沈村渡、得妥南下至黎州白水村，然后由此渡大渡河至青羌地界进而至大理建昌府境内，此后经四川西昌、会理，云南永胜县、永胜县顺州，再西南行渡金沙江至鹤庆经邓川、上关而至大理城下。
1253年底，三路大军攻破大理城。第二年春天，忽必烈北返，留下兀良合台收复剩余地区。到1255年，蒙军已基本平定大理国。
此次远征对忽必烈而言是一段极为艰苦的历程，此前他从未独当一面。在翻越雪山时，因山路崎岖盘旋，必须步行通过，忽必烈常被人背过去。汉将董文炳为中路军殿后，所率46骑中，最后只剩下两骑能从行。北方的蒙古士兵与战马进入南方湿热地区，多发疫病，减员很大。攻陷大理后，战马就已损失了近40万匹。
蒙古三路大军远征大理的路线可谓史无前例。史地大家顾祖禹对此役倍加称道：“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端倪者，无如蒙古忽必烈之灭大理也。”
此一战役也成为忽必烈本人重要的政治资本。他在当皇帝前曾指挥过两次重要战役，一次为1253年远袭大理，另一次是1259年围攻鄂州（今武汉）。这两大战役的获胜，帮助他压倒其弟阿里不哥，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胜出。1260年3月，忽必烈即蒙古汗位，宣布以“汉法”治国，要“讲前代之定制”，以“实现天下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在南征途中会见了另一位西藏宗教领袖——噶玛噶举派大师噶玛拔希。噶玛拔希本身就是康巴人，在忽必烈途经的藏彝走廊地区很有影响力，活佛转世也是从他开始的。忽必烈希望噶玛拔希能随军南下，但被他拒绝了。因为，噶玛拔希看到萨迦派的八思巴已经成为忽必烈的坐上师，忽必烈不可能再成为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了。
自从萨班会晤阔端并取得支持后，西藏各教派首领也随之纷纷前往蒙古地区，通过各自渠道竞相依附于蒙古王室，借助外力与萨迦派进行权力角逐。如止贡派受到蒙哥汗的保护，蔡巴派受到忽必烈的保护，帕竹派和雅桑派托庇于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这种供施利益关系，使西藏形成了主要依靠外部支持的政体模式。于是，从13世纪蒙元帝国开始，西藏文明便与中原王朝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依附关系。
噶玛拔希从忽必烈的营帐离去，后来被蒙哥汗封为大国师。但遗憾的是蒙哥汗命短，在重庆钓鱼城战役中亡故。大汗的争夺在忽必烈与其弟弟阿里不哥之间展开。噶玛拔希没有看清形势，站在了阿里不哥一边。很快，阿里不哥失败身死，噶玛拔希也被流放广东潮州。终元一代，噶玛噶举派都遭到政治打压，直至改朝换代。
木氏土司的战争与移民
1382年，朱元璋立国已15年，明朝大将傅友德率十余万大军进驻云南楚雄，兵锋直指大理。此前元朝梁王的部队已经被击溃，梁王自杀身死，而元朝所封的土官段世仍占据大理。段世要求独立自治，就像唐时的南诏、宋时的大理国，但志在一统天下的朱元璋，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
段世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傅友德，称西南为不毛之地，到雨季时疠疫横行，道路阻绝，你们不服水土，必然“形如鬼魅，色如黑漆，毛发脱落，骨脊露出……欲活不能”，“弩人发毒箭，弓人激劲矢”，最后威胁说：你们还是“宁做中原死鬼，莫做边地游魂”。
在决心收复云南的朱元璋面前，这封信没起到任何作用。明军一鼓作气，攻克大理，段世就擒。朱元璋结束了这个自元以来割据洱海130年的独立政权，于是“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蕃国，归于统一”。
明军攻克云南大理后，统治云南丽江的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得，率领部众归附明军。此前，他受元朝册封，为丽江宣抚司副使。因归附有功，阿甲阿得被朱元璋赐姓木，即去掉“朱”字的前两笔。
就在第二年，年过七十的木得跋涉三个月，亲自赶着丽江产良马前往南京进献。朱元璋亲自接见这位从西南来的少数民族头领，赐给他世袭丽江知府的头衔，并颁发委任状一道，赐给“诚心报国”银字金带一条，银牌一面，金元宝六个，衣冠一套等。当年，木得在丽江建立了丽江府公署，开始管理当地的部众，征收钱粮。
虽然朱元璋攻取云南比较顺利，但随后各族相聚反抗，历时十余年才得以平定。如何维护边境稳定，是大明王朝始终头痛的问题。明代初期承袭了元朝建立的土官制度，朝廷统领，当地夷首土酋自治。凡归降的部族首领，大都授予原职，允许世袭。省内腹地比较发达区域，由中央派流官管理，但在边远区域则必须更多依赖当地土司。
丽江位于滇藏线的南端出发点，北上进入三江峡谷、藏彝走廊，是康藏往来云南的重要枢纽，位置极为重要。军事上，藏彝走廊是蒙元军队时常穿行的通道，明朝担心北元势力通过这条走廊，与云南的蒙古势力相联合。
当时，藏彝走廊的主要居民是被称为“西番”的藏族部族。明王朝对西番土司一直抱有成见，因此占据重要地缘区位的木氏土司，也就具有关系国家稳定的战略价值。因其“政治可靠”，木氏成为大明王朝在滇西北地区的代理人。政府给予其明确的任务：“守石门（丽江石鼓镇）以绝西域，守铁桥（丽江塔城）以断吐蕃。”
明正统年间，明朝政府将维西、中甸、小中甸等地区陆续划归丽江管辖，引发了藏族上层不满，于是地方势力出兵重新占领了这两个地区。1442年起，在明朝的默许下，木氏土司开始进行军事反击和扩张，沿着滇藏线河谷向北进军。双方反复拉锯，战争持续了100多年。
至今在奔子栏、中甸东旺和四川乡城一带，还能看到高耸的土筑碉楼，这些是当年藏人抵御木氏土司的防御工事。清朝人余庆远在《维西见闻录》中说，纳西人用数十人扛一块巨木，撞击碉楼的四角，碉楼便坍塌下来。藏人受不住，只有节节败退。明万历年间，木氏已将现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的一些县、凉山彝族自治州部分地区，还有西藏芒康县南部地区，收纳在其势力范围。滇藏路自丽江至芒康盐井一段，都为木氏土司所控制。
每取得一次胜利，木氏土司都会亲自带上厚礼进京朝贡，一方面表达忠心，另一方面取得中央的支持。《木氏宦谱》记载，明代14任土司，有12人曾赴京朝贡，共进贡19次。朝廷也对木氏多次封赏。西番各部不满木氏的入侵，也多次上告，但明王朝都不予表态。藏族人称木氏土司为“姜萨当甲布”，即纳西丽江王。
随着木氏土司的军事进攻，纳西移民也不断进入原先的藏区。木氏土司有计划地从丽江、鹤庆一带迁徙了大量本族民众，亦农亦戍，与明王朝的军屯类似。纳西族分布于是越来越广，在明代晚期，纳西族区域向北突破北纬30度，已经到兰州，分布面积大约是元代的两倍。
纳西移民带去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这些区域开始逐渐开垦出大片梯田，种植水稻和红米（旱稻）。明代前，当地藏族多用硬质木材制作犁铧，纳西族带来了丽江铁犁，被当地人称为“姜肯”。核桃、蚕豆、玉米等作物也得到了推广。今天，沿滇藏路很多村落都长有高大的核桃树，就是当年纳西移民所种植的。
明末清初，达赖喇嘛联合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取得了西藏的统治权，并向东进入康区。木氏土司势力受到打击，逐步退出了藏区，控制区缩回到原先的“姜萨旦”（即丽江地区）。但木氏土司所引发的民族大融合并没有结束。
移入藏区的纳西人仍留在原地繁衍生息，他们普遍接受了藏族文化，成为“麽些古宗”（纳西藏族）。西藏芒康盐井是藏区唯一的纳西族民族乡，这些纳西后裔们今天已经基本同化于藏族。另一方面，藏族也逐渐接受了一些纳西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他们普遍种植大米。在迪庆藏区方言中，纳西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很多农作物、生活用品的词汇都借用了纳西语，大小中甸的藏族服饰跟德钦等地的也有所不同，受到了纳西族和白族的影响。
明朝时期，移民是云南的主题。明政权通过建设众多“卫所”，在云南派驻了大量军队。军人携带了家室，成为军户，不许更改，不许逃亡。这种方式，避免了屯垦戍边的士兵与其他民族通婚，从根本上避免汉族转化为其他民族的趋势。在明朝，云南汉族人数快速增加，超过了所有本地民族的总和。历代“夷多汉少”的局面被扭转。明代后期，囊括云南所有民族的统一称谓——“云南人”出现了。
三省分界与“天下一统”
明末清初，滇藏路上的格局又发生了逆转。这一次颠覆的力量来自西藏。
1637年秋天的一个黄昏，来自青海和硕特部的领袖固始汗化装成商人潜入哲蚌寺，觐见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授予固始汗“持戒法王”的名号，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部正式联手，他们之间的联盟持续了70多年。
当时，格鲁派正处在一个最艰难的时期。
元以后，源自西藏本土的帕竹政权建立，标志着西藏社会向统一政体方向前进。但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却因宗教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下降而受到遏制。格鲁派诞生后，自然受到了帕竹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二者结成了政教联盟。16世纪，格鲁派势力得到迅速发展，支系庞大的寺庙系统遍布卫藏各地。
然而，格鲁派的快速崛起对其他教派产生了严重威胁，它们纷纷与当地地方势力联合。帕竹内乱后，势力较大的噶玛噶举派与后藏的仁蚌家族联合，发起了对格鲁派的攻势，占据了拉萨一带。噶玛噶举派虽在元朝被打压，但在明朝重获尊崇，被封为“大宝法王”，为三大法王之首。有20年的时间，格鲁派被禁止参加每年的祈愿法会。后来，仁蚌家族又被属下辛厦家族推翻，其首领藏巴汗统治了后藏地区。藏巴汗依旧是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并且其势力较之仁蚌家族更加强大。
于是，前藏与后藏分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前藏以帕竹贵族为首支持格鲁派，后藏由藏巴汗势力支持噶玛噶举派。但帕竹贵族已经衰落，藏巴汗正如日中天，格鲁派一方就处于劣势。于是，五世达赖向驻牧新疆额尓吉斯河畔的和硕特蒙古求援，其首领固始汗将扶持格鲁派视为入主藏区的大好时机，于是，便有了他们在哲蚌寺的秘密会晤。
1637年，和硕特部在固始汗率领下由新疆奔袭青海，击溃了蒙古喀尔喀部，杀死该部信奉噶玛噶举派的首领却图汗。两年后，他们再从青海出发，率军进入川滇藏走廊，击败了噶玛噶举派的另一个支持者——白利土司，占据了从甘孜、德格到芒康、金沙江两岸的大部分地区。在佯装撤军回青海的途中，固始汗突然反戈一击，改道藏北当雄，挥师直指日喀则藏巴汗老巢。1642年3月，日喀则城破，藏巴汗被擒。
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使五世达赖与和硕特蒙古的联盟获得压倒性胜利，他们联手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固始汗继续在藏区扫荡噶玛噶举派势力，迫使后者逃往藏彝走廊的南端德钦、中甸等木氏土司的控制区。固始汗又一路南下，击败了木氏土司，获得里塘、巴塘、德钦、中甸、维西等地区。木氏土司的势力范围被压缩回丽江。
此时正值清军入关，王朝更替。清军虽然入主中原，却只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国土。大漠南北、宁夏、甘肃、新疆、西藏等大半个中国还控制在蒙古各部手中。南明流亡政府退入贵州、云南，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活动，彼此呼应。尤其是在蒙藏势力占据藏彝走廊后，清朝的国防压力骤然增大。于是，藏彝走廊成为一个最敏感的地缘政治区。
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引发“三藩之乱”，局势变得更严峻。吴三桂曾多次送礼、遣使觐见达赖喇嘛，希望获得支持。康熙皇帝始终担心，蒙藏势力通过藏彝走廊与吴三桂联手，西北和西南就会连成一片，清朝的半壁江山也将不复存在。所以，在清军尚未完全平定吴三桂叛乱时，就已开始向丽江、鹤庆增兵，防止蒙藏势力南下。战事平定后，康熙便下旨向中甸派驻军队。但实际上，自1665年以来，蒙古和硕特部就占据了中甸，中甸地方既受达赖喇嘛也受和硕特蒙古统治，清朝想要夺取这一区域的控制权，仍需要很长时间的筹备与等待。
在清代，统一边疆的重点在于解决蒙古问题。清军在入关前就开始收服蒙古各部。主要手段，除政治上的优遇、加官晋爵和利用各部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外，还有两个重要政策：一是广泛联姻，维系满蒙贵族的政治联盟；二是尊崇藏传佛教，以笼络和安抚蒙古人心，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兴黄教安蒙古”政策。达赖与固始汗结成联盟后表示归顺清廷，顺治皇帝采取了政教分开的管理原则，封达赖为最高宗教领袖，固始汗为最高行政领袖。
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的首要敌人是盘踞在新疆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曾于17世纪末叶在拉萨学经，与五世达赖及其重臣桑结嘉措早有联系。康熙调动大军，两次御驾亲征，重创准噶尔部，噶尔丹病故。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接收旧部，继续与清朝对抗。
此时康熙已经知道了五世达赖早于1682年圆寂，第巴桑结嘉措密不发丧长达15年。早在固始汗死后，蒙藏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就被打破，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权落入五世达赖之手，蒙藏联合掌权的模式逐渐趋于瓦解，双方矛盾逐渐激化，都试图援引实力强大的准噶尔蒙古为后盾。
“匿丧”事件暴露后，和硕特蒙古拉藏汗袭杀第巴桑结嘉措，废除其所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策妄阿拉布坦的准噶尔部借此出兵，击败拉藏汗，以期望控制新达赖。康熙为防止准噶尔联合藏彝走廊的和硕特蒙古分支，果断出兵，史称“驱准保藏”。1718年清军发兵三路进军西藏，送新立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入藏坐床。噶尔丹部被击败，只有500余残部翻越昆仑山逃回新疆。
西藏平定后，清政府借机废除了蒙古汗王在西藏的统治，终结了蒙藏间的政教联盟，建立四噶伦制执政，这使得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重回西藏统治的企图彻底落空。
1723年，青海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叛乱，发兵进逼西藏。这年10月，清朝以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征讨。在藏彝走廊地区，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行动：四川提督岳钟琪率兵6000人进驻松潘，云南提督郝玉麟率兵2000人由中甸沿滇藏道占领昌都。康区的蒙古移民、喇嘛和藏族因此相继表示投诚归顺，“愿归版图，永为子民”。
1724年2月，清军攻打柴达木，罗卜藏丹津率残部200人落荒而逃。至此，和硕特蒙古在康区和藏区的统治被彻底终结。借助两次入藏平叛，清政府最终获得了藏彝走廊的控制权。(未完)
由于地理环境险要，交通闭塞，民族杂居，政治宗教势力盘根错节，藏彝走廊区域的行政界线从未清晰。这也使中央权力始终无法深入。自17世纪中开始，和硕特部占据滇藏川区域七八十年，使当地部族“唯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1724年，年羹尧奏陈善后事宜，提出所占甘青川滇的藏族地区划归附近地方官府管辖，即对藏彝走廊地区进行重新划界。尤其是要清理滇川藏三角区域，使原先被蒙古和硕特部统治的各族部落“分别划归川、滇以资管理”。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和硕特部的历史影响，从而确立清政府的直接统治。
确定地方行政区划，建立权力机构，分设官职，驻防军队，是政府行使权力的必要措施。经过一段时间酝酿，1726年，滇川两省正式会同西藏要员勘定边界，滇、川、藏三方在金沙江以西的宁静山山头树立界碑。宁静山以东巴塘、理塘划归四川雅州府管理，宁静山以西昌都、察雅、类乌齐呼图克图辖区和已赏给达赖的芒康、贡觉等地划归西藏管理。川滇两省以德钦红岩石为界，金沙江外中甸、江内其宗、腊普、德钦都划归云南；而巴塘、理塘至昌都划归四川，且土照壁以下划归云南中甸。自此，云南的西北边界得以固定。
中甸、德钦是云南入藏的咽喉要地，清政府两次入藏用兵后，对此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两地划归云南，彻底阻断了漠西蒙古南下云南的企图，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这是清王朝天下一统的重要决策。
雍正年间，云南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实行统一管理。雍正皇帝认为“有德者可得天下大统”，不论民族都有君临天下的权利，其关键在“德”。而“华夷之分”，不过就是一国内籍贯不同，所谓天下一统，“华夷之辨”已经毫无意义了。
还没人转发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