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向黄昏 -----来自高中同学琪琪
昨天下午将要下雨时，我骑车在路上飞奔，黑的云团与土黄的阳光缠绕起来挤满了天空，马路上没有人，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列火车，我那些快乐的朋友们此时都是乘客。在路上，我记起了一个故事，现在来讲给你们听。
12年夏天，我在去西安的火车上，不快不慢。傍晚时经过孝感，我开始激动，那是五六点钟，粗壮的电线如波浪一样在麦田里跟着列车奔跑，夕阳不遗余力地向他示好。若是你，我是说，像我这样总是一个人在天空与土地的昏黄交际处旅行，会被感动，就像一颗子弹正好打在你的心窝上。车上没多少人，除了我们，只有一群去西北实习的学生，他们在玩牌，聊天，看一些校园情感的电影。
那些混账电影，它们会害了人的，可我不想说瞎话，只是发着呆。
他——坐在对面的那个老头，也不说话，像是一把枯枝，他身旁立着一把丑陋的雨伞，四个小时了，他就那样端坐着，似乎比那把雨伞还要安静。
这样倔强干瘪的老头，让人怀疑他是一件本该放在行李架上的物品。
天黑了，我无事可做，开始数老头雨伞上滴下来的水，不是开玩笑——不过那水滴像极了我爷爷长得要命的指甲，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小混蛋时，喜爱坐在门前石头上，我爷爷站在门口点烟，我抬头，看见阳光穿过他的指甲，老人干瘪的手上像挂着十粒透明的水珠，那时我觉得我苍老的爷爷是个美人儿。
一千零三十三下，乘警走来，查身份证，我只能停住。这位乘警——显得很高兴，大概是得到了女友的欢心，他操着一种恋爱的口吻教训我们得提防着小偷。
得啦，我只对这位乘警糟糕得要命的肚子好奇。
“劳驾，请问你相信，这个车里——会有小偷吗？”老头把证件塞进口袋，刚才的动静，他似乎注意到了我。
我不得不承认——我有些发抖，老头说话的眼神真要命。
“当然——我觉得不会的。”我往座位上靠近了些，老头脸上的皱纹像是小屁孩们嬉闹过的沙滩。
“那么，你愿意来跟我——一个糟老头儿——打上一个赌吗？”老头侧着右耳听我说话，他努力笑着，想把脸上的皱纹挤开。
真是要了我的命，如同在看昆汀的电影，台词刚开始，你就已经着了魔，祈祷这部电影不要结束，我使劲攥住这个老头的话，不让自己醉倒在地。
“当然，您觉得赌什么比较好？”
“我琢磨，”老头说，“我琢磨这个车里一定有小偷的，——如果没有的话，我愿意坐在这儿不下去。”
“即使到了终点吗？”
“即使到了终点。”他点头。
他的终点是乌鲁木齐，刚刚，我瞅见了他的车票。
“可能你不大会相信，我的确认识一个小偷，”老头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摊开，那是被什么东西侵蚀风干的一双手，“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在每一次乌鲁木齐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他有很好的技艺，准能偷到三个钱包，他用一个买票，一个吃饭，剩下一个用来支付列车长情人的项链。那时候，他像刚出发的——哦，我猜想你应该知道的——像刚出发的精子一样，总有力气与渴望，他偷过长发青年的吉他，教授的小说，农民皱巴巴的日记本，甚至八十三岁老太太头上的花簪——”
“简直应该称呼你的朋友‘小偷先生’啦”我说。
“他就那样偷着偷着，心里却孤独得要命——他甚至连其他小偷都没遇上一个，从十岁到二十岁，他偷到的乐器可以组成三个交响乐队，被列车长扔进炉膛的小说足足为这个国家节省了一二十吨燃煤。慢慢地，他长高了些——但还是那么瘦，他的身体安分下来，想法在脑袋里疯长，他整天整天地坐在那里，就像是一台摄像机，无声地记录着列车在铁轨上的摆动……”
我简直希望能遇上这位古怪的小偷先生，我坐的这辆车，正是从广州开往乌鲁木齐。
但是这个老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名堂。
我们安静了很长时间，他甚至不抬头看看我，搓着手。
“那个小偷，”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我认识他很久了，甚至我比他自己更懂他些。”
“当真吗？”我有些唏嘘。
尽管车里暗了，我还是看见老头抿了一下干瘪的嘴唇，他在回忆，像是准备揭开祖母留下的沾满灰尘的瓦罐。
“他小时候简直可爱得很，——听话得要命，”老头似乎是在瓦罐里掏出一张张纸条，慢慢念给我听，“他只是没有什么小朋友，多半时间，他坐在门前看书，——我记起来，他给我讲过，是一本儿童杂志，上面连载的小说《神秘岛》就是他童年的糖果。”
“有一段时间，天像是破了个洞，一直在下雨，邮差迟迟不来，小孩急得要命，翻过山去等，他只有薄薄一层肌肉，却跑得太快，撞到了石头上，脑袋磕破了，流了些血，染红了衣服——我这个朋友，一点儿都不感觉疼，但他害怕极了，他担心遭到妈妈的责骂，也心疼那件白色的小汗衫，于是他迎着风继续跑，好让风吹干脑壳和衣服上的血迹。”
这是一个疯掉的小孩吗，我不会相信的。
“他跑得太远，根本停不下来，直到听见一声风笛，看到一辆绿皮的火车，”老头端了端肩膀，“我的朋友说他相信这辆火车，正好是史密斯先生从林肯岛上开过来接他的，岛上全是大人，需要他这么个小孩。”
“你的朋友——那个孩子，就这么上了火车？”
“你可觉得这个小孩，像是在子宫里呆了七八年，”老头用手抓着裤腿，试着不让它抖，“最后终于分娩，降生在一辆火车上？”
真**要命，我想，如果这个老头也还没有疯掉的话。
老头缩回身子，他似乎开始记得清楚起来，“那个孩子，跳上车，撞在了列车长的腿上，那个假模假式的卷毛——和他的情人一起，留下了这个没有目的地的孩子。”
他似乎有一个很棒的故事，我简直想要喝点酒，庆祝今天的运气。
老头说，那个情人——其实是被列车长抓住的小偷，审问时，女人用自己温暖宽广的胸脯击败了列车长的纯洁，从此列车长沉溺在这个女人的温暖中，十几年不能割舍。
列车长的情人给那个小孩传授偷窃的技艺，小孩取回第一个钱包的时候，列车长跟老头的朋友约定，火车的每一次行程，偷三个钱包——而他的朋友，可以在列车上永久居住。那时起，女人和列车长叫老头的朋友——“火车的小孩”。
“那么，他从来没有下过那趟列车吗？”
“你简直不用怀疑，”老头说，“可是有那么一次……”
老头这样说话的方式有点混账，可我并不讨厌。
“——直到他遇上了一个姑娘。”
“那个姑娘，”老头担心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他是遇上了一个姑娘，一个短头发，穿着好看裙子的姑娘。”
老头说，那天小偷先生睡觉后醒过来，这个姑娘坐在对面——看着窗外，她似乎没有重量，没有心事，黄昏时的阳光包裹着她，她的头发上粘着几粒灰尘，“那位姑娘专注得像停止的时间，那么孤独，小偷感到担心，甚至是害怕，他怕姑娘看到他的落魄，于是他蜷缩起来，就像是一棵树桩，第一次，他觉得车厢里空荡荡的，他就那样看着，甚至想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那位姑娘。”
“姑娘看见他了吗？”我问老头，我几乎开始嫉妒这位小偷。
“列车在广州和乌鲁木齐之间跑了四个来回后，列车长找他索要十二个钱包，他才被从那个位子上拽起来……”，老头似乎有点痛苦，他站起身，捶了捶腰，“姑娘在那天夜晚一点钟的黑夜中下车，她转身时看见了我的小偷朋友，只是轻轻笑了一笑，就那么消失了，我的朋友看不清楚她去了哪里，他渴望跟她走，但又害怕黑夜——他还是火车的孩子，但是姑娘已经取走了他的生命。”
“我琢磨那个时候他有些恍惚了，他再无法在黑色中取得钱包——自从那姑娘消失在湿漉的夜色中。黑夜如此温柔，常常使他分心，于是他被一对情侣抓住，逃跑时打翻了孩子的奶瓶，撞飞了餐车，列车长挥动臂膀——他的左耳从此听不见。”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敢说，只是那老头，变得忧伤。
“列车长的情人倒是同情他，她用十年的时间装满了整整两个煤筐的首饰，或许新的项链只能衬托她那暗沉失败的肤色，岁月馈赠的母性将她叫醒，年迈的女人渴望真情。小偷二十三岁那年，列车停在小站潢川，女人把他带下车，告诉他这是那个姑娘下车的地方。”
这就是那位姑娘下车的地方，小偷先生似乎取回了一半的生命。
“那是一个小得可怜的站台，大部分火车经过时甚至都懒得拉响风笛致以问候，小偷摸着站台上的灰尘，那是从黑夜中姑娘的身上掉下来的，他感到亲切。”老头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仿佛从他开始与我说话到现在，他就只呼吸了这么一下。
我有点害怕，就像昆汀的电影接近尾声，你得回到现实，和一群人泡在一茶壶水里游泳。
“我的朋友，那个‘火车的孩子’，他用一半的生命，得到了那个小站的欢心，人们让他穿上制服，当一名铁道号志员。每次列车从乌鲁木齐来，会给站台吹上一层新的灰尘，他就站在铁道旁的岗哨上，端正地，向着那辆火车敬礼，我的朋友——一天一天地站在那里，风沙把他吹得更瘦，他在那些灰尘中呼吸，似乎一点点地找回了生命。”
“小偷先生现在还在那里？”
“我也不清楚了，年轻人，”老头踹着气，“我们都老了，就不再联系，或许他已经死了，或许还在那里。”
“换做是我的话，我倒极愿意回到火车上，就这么下去，人是会死，姑娘的火车是不会停的。”
老头看着我，浑浊的眼神仿佛透明了些，他吸了几口气，眯上眼睛，安静地靠着位子，端坐着，但似乎不愿意再说话了。
得啦，我们的聊天，像是开着冒烟的二手车，我揣摩他是累了。
于是我站起来，穿过那群睡着的学生，走到洗手间里，那儿的灯光很亮，还有一股混账的味道，但正好让我清醒。列车刚过潼关，下一站是渭南，窗外是黑夜，使人看不见外面高峻的山脉，小时候，我常常梦到自己做了坏事后，从很高的山上飞下去逃跑，越来越快，但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梦，所以一点儿不害怕。不过现在看着窗子中惨白的自己，我担心得要命，心里不敢想着那个姑娘，不敢去想那个“火车的孩子”。
列车到灞桥时，我回到老头身边，天亮了，他却躺在座椅上，蜷缩着身体，双手抱着脑勺，我琢磨他是睡着了，就坐下来看着他，我仔细地看着，好像是看见了什么，但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名堂。照例早晨有阳光，是有那么些让我心动，但是她太有朝气，确实美不过黄昏。
六点四十五，车停在西安，老头还在那么躺着，我不敢再见他，自己下了车。
走到地道口，想起些什么，我回头，跑到那节车厢前——老头那时坐在窗边，望着什么，我有点激动，向他喊道，“您好——‘火车的小孩’！”
老头的左耳似乎听不见，他也没有看到我，车门锁上了，几乎就要开走。
“您现在还记着——二十来岁时那位姑娘吗？”，我真希望他听得见，回答我。
我不知道这辆车什么时候到乌鲁木齐， 它带着老头，一直向黄昏的西北开去，我在那儿，就那么看着老头消失在城墙脚下。
12年夏天，我在去西安的火车上，不快不慢。傍晚时经过孝感，我开始激动，那是五六点钟，粗壮的电线如波浪一样在麦田里跟着列车奔跑，夕阳不遗余力地向他示好。若是你，我是说，像我这样总是一个人在天空与土地的昏黄交际处旅行，会被感动，就像一颗子弹正好打在你的心窝上。车上没多少人，除了我们，只有一群去西北实习的学生，他们在玩牌，聊天，看一些校园情感的电影。
那些混账电影，它们会害了人的，可我不想说瞎话，只是发着呆。
他——坐在对面的那个老头，也不说话，像是一把枯枝，他身旁立着一把丑陋的雨伞，四个小时了，他就那样端坐着，似乎比那把雨伞还要安静。
这样倔强干瘪的老头，让人怀疑他是一件本该放在行李架上的物品。
天黑了，我无事可做，开始数老头雨伞上滴下来的水，不是开玩笑——不过那水滴像极了我爷爷长得要命的指甲，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小混蛋时，喜爱坐在门前石头上，我爷爷站在门口点烟，我抬头，看见阳光穿过他的指甲，老人干瘪的手上像挂着十粒透明的水珠，那时我觉得我苍老的爷爷是个美人儿。
一千零三十三下，乘警走来，查身份证，我只能停住。这位乘警——显得很高兴，大概是得到了女友的欢心，他操着一种恋爱的口吻教训我们得提防着小偷。
得啦，我只对这位乘警糟糕得要命的肚子好奇。
“劳驾，请问你相信，这个车里——会有小偷吗？”老头把证件塞进口袋，刚才的动静，他似乎注意到了我。
我不得不承认——我有些发抖，老头说话的眼神真要命。
“当然——我觉得不会的。”我往座位上靠近了些，老头脸上的皱纹像是小屁孩们嬉闹过的沙滩。
“那么，你愿意来跟我——一个糟老头儿——打上一个赌吗？”老头侧着右耳听我说话，他努力笑着，想把脸上的皱纹挤开。
真是要了我的命，如同在看昆汀的电影，台词刚开始，你就已经着了魔，祈祷这部电影不要结束，我使劲攥住这个老头的话，不让自己醉倒在地。
“当然，您觉得赌什么比较好？”
“我琢磨，”老头说，“我琢磨这个车里一定有小偷的，——如果没有的话，我愿意坐在这儿不下去。”
“即使到了终点吗？”
“即使到了终点。”他点头。
他的终点是乌鲁木齐，刚刚，我瞅见了他的车票。
“可能你不大会相信，我的确认识一个小偷，”老头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摊开，那是被什么东西侵蚀风干的一双手，“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在每一次乌鲁木齐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他有很好的技艺，准能偷到三个钱包，他用一个买票，一个吃饭，剩下一个用来支付列车长情人的项链。那时候，他像刚出发的——哦，我猜想你应该知道的——像刚出发的精子一样，总有力气与渴望，他偷过长发青年的吉他，教授的小说，农民皱巴巴的日记本，甚至八十三岁老太太头上的花簪——”
“简直应该称呼你的朋友‘小偷先生’啦”我说。
“他就那样偷着偷着，心里却孤独得要命——他甚至连其他小偷都没遇上一个，从十岁到二十岁，他偷到的乐器可以组成三个交响乐队，被列车长扔进炉膛的小说足足为这个国家节省了一二十吨燃煤。慢慢地，他长高了些——但还是那么瘦，他的身体安分下来，想法在脑袋里疯长，他整天整天地坐在那里，就像是一台摄像机，无声地记录着列车在铁轨上的摆动……”
我简直希望能遇上这位古怪的小偷先生，我坐的这辆车，正是从广州开往乌鲁木齐。
但是这个老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名堂。
我们安静了很长时间，他甚至不抬头看看我，搓着手。
“那个小偷，”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我认识他很久了，甚至我比他自己更懂他些。”
“当真吗？”我有些唏嘘。
尽管车里暗了，我还是看见老头抿了一下干瘪的嘴唇，他在回忆，像是准备揭开祖母留下的沾满灰尘的瓦罐。
“他小时候简直可爱得很，——听话得要命，”老头似乎是在瓦罐里掏出一张张纸条，慢慢念给我听，“他只是没有什么小朋友，多半时间，他坐在门前看书，——我记起来，他给我讲过，是一本儿童杂志，上面连载的小说《神秘岛》就是他童年的糖果。”
“有一段时间，天像是破了个洞，一直在下雨，邮差迟迟不来，小孩急得要命，翻过山去等，他只有薄薄一层肌肉，却跑得太快，撞到了石头上，脑袋磕破了，流了些血，染红了衣服——我这个朋友，一点儿都不感觉疼，但他害怕极了，他担心遭到妈妈的责骂，也心疼那件白色的小汗衫，于是他迎着风继续跑，好让风吹干脑壳和衣服上的血迹。”
这是一个疯掉的小孩吗，我不会相信的。
“他跑得太远，根本停不下来，直到听见一声风笛，看到一辆绿皮的火车，”老头端了端肩膀，“我的朋友说他相信这辆火车，正好是史密斯先生从林肯岛上开过来接他的，岛上全是大人，需要他这么个小孩。”
“你的朋友——那个孩子，就这么上了火车？”
“你可觉得这个小孩，像是在子宫里呆了七八年，”老头用手抓着裤腿，试着不让它抖，“最后终于分娩，降生在一辆火车上？”
真**要命，我想，如果这个老头也还没有疯掉的话。
老头缩回身子，他似乎开始记得清楚起来，“那个孩子，跳上车，撞在了列车长的腿上，那个假模假式的卷毛——和他的情人一起，留下了这个没有目的地的孩子。”
他似乎有一个很棒的故事，我简直想要喝点酒，庆祝今天的运气。
老头说，那个情人——其实是被列车长抓住的小偷，审问时，女人用自己温暖宽广的胸脯击败了列车长的纯洁，从此列车长沉溺在这个女人的温暖中，十几年不能割舍。
列车长的情人给那个小孩传授偷窃的技艺，小孩取回第一个钱包的时候，列车长跟老头的朋友约定，火车的每一次行程，偷三个钱包——而他的朋友，可以在列车上永久居住。那时起，女人和列车长叫老头的朋友——“火车的小孩”。
“那么，他从来没有下过那趟列车吗？”
“你简直不用怀疑，”老头说，“可是有那么一次……”
老头这样说话的方式有点混账，可我并不讨厌。
“——直到他遇上了一个姑娘。”
“那个姑娘，”老头担心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他是遇上了一个姑娘，一个短头发，穿着好看裙子的姑娘。”
老头说，那天小偷先生睡觉后醒过来，这个姑娘坐在对面——看着窗外，她似乎没有重量，没有心事，黄昏时的阳光包裹着她，她的头发上粘着几粒灰尘，“那位姑娘专注得像停止的时间，那么孤独，小偷感到担心，甚至是害怕，他怕姑娘看到他的落魄，于是他蜷缩起来，就像是一棵树桩，第一次，他觉得车厢里空荡荡的，他就那样看着，甚至想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那位姑娘。”
“姑娘看见他了吗？”我问老头，我几乎开始嫉妒这位小偷。
“列车在广州和乌鲁木齐之间跑了四个来回后，列车长找他索要十二个钱包，他才被从那个位子上拽起来……”，老头似乎有点痛苦，他站起身，捶了捶腰，“姑娘在那天夜晚一点钟的黑夜中下车，她转身时看见了我的小偷朋友，只是轻轻笑了一笑，就那么消失了，我的朋友看不清楚她去了哪里，他渴望跟她走，但又害怕黑夜——他还是火车的孩子，但是姑娘已经取走了他的生命。”
“我琢磨那个时候他有些恍惚了，他再无法在黑色中取得钱包——自从那姑娘消失在湿漉的夜色中。黑夜如此温柔，常常使他分心，于是他被一对情侣抓住，逃跑时打翻了孩子的奶瓶，撞飞了餐车，列车长挥动臂膀——他的左耳从此听不见。”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敢说，只是那老头，变得忧伤。
“列车长的情人倒是同情他，她用十年的时间装满了整整两个煤筐的首饰，或许新的项链只能衬托她那暗沉失败的肤色，岁月馈赠的母性将她叫醒，年迈的女人渴望真情。小偷二十三岁那年，列车停在小站潢川，女人把他带下车，告诉他这是那个姑娘下车的地方。”
这就是那位姑娘下车的地方，小偷先生似乎取回了一半的生命。
“那是一个小得可怜的站台，大部分火车经过时甚至都懒得拉响风笛致以问候，小偷摸着站台上的灰尘，那是从黑夜中姑娘的身上掉下来的，他感到亲切。”老头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仿佛从他开始与我说话到现在，他就只呼吸了这么一下。
我有点害怕，就像昆汀的电影接近尾声，你得回到现实，和一群人泡在一茶壶水里游泳。
“我的朋友，那个‘火车的孩子’，他用一半的生命，得到了那个小站的欢心，人们让他穿上制服，当一名铁道号志员。每次列车从乌鲁木齐来，会给站台吹上一层新的灰尘，他就站在铁道旁的岗哨上，端正地，向着那辆火车敬礼，我的朋友——一天一天地站在那里，风沙把他吹得更瘦，他在那些灰尘中呼吸，似乎一点点地找回了生命。”
“小偷先生现在还在那里？”
“我也不清楚了，年轻人，”老头踹着气，“我们都老了，就不再联系，或许他已经死了，或许还在那里。”
“换做是我的话，我倒极愿意回到火车上，就这么下去，人是会死，姑娘的火车是不会停的。”
老头看着我，浑浊的眼神仿佛透明了些，他吸了几口气，眯上眼睛，安静地靠着位子，端坐着，但似乎不愿意再说话了。
得啦，我们的聊天，像是开着冒烟的二手车，我揣摩他是累了。
于是我站起来，穿过那群睡着的学生，走到洗手间里，那儿的灯光很亮，还有一股混账的味道，但正好让我清醒。列车刚过潼关，下一站是渭南，窗外是黑夜，使人看不见外面高峻的山脉，小时候，我常常梦到自己做了坏事后，从很高的山上飞下去逃跑，越来越快，但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梦，所以一点儿不害怕。不过现在看着窗子中惨白的自己，我担心得要命，心里不敢想着那个姑娘，不敢去想那个“火车的孩子”。
列车到灞桥时，我回到老头身边，天亮了，他却躺在座椅上，蜷缩着身体，双手抱着脑勺，我琢磨他是睡着了，就坐下来看着他，我仔细地看着，好像是看见了什么，但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名堂。照例早晨有阳光，是有那么些让我心动，但是她太有朝气，确实美不过黄昏。
六点四十五，车停在西安，老头还在那么躺着，我不敢再见他，自己下了车。
走到地道口，想起些什么，我回头，跑到那节车厢前——老头那时坐在窗边，望着什么，我有点激动，向他喊道，“您好——‘火车的小孩’！”
老头的左耳似乎听不见，他也没有看到我，车门锁上了，几乎就要开走。
“您现在还记着——二十来岁时那位姑娘吗？”，我真希望他听得见，回答我。
我不知道这辆车什么时候到乌鲁木齐， 它带着老头，一直向黄昏的西北开去，我在那儿，就那么看着老头消失在城墙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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