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史
战后德国史
作者：胡绍炯时间：2007-06-24 12:42:33分类：默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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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
前 言
一、本文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西德)自1949年9月20日成立起，历届联邦政府都将对欧政策置于其外交政策的首位。这是因为从政治上说统一前的西德从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它不能同欧洲对抗，只有同欧洲共处、共存与共荣，才能摆脱战后孤立和被占领状态，为未来的德国重新统一创造有利条件。从地缘、经济方面来说，联邦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有众多的邻国，其经济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依赖于自己的出口。否则将不能生存。从战略意义上说，冷战时期，联邦德国位于东西方对峙的前哨，依靠加入北约和西欧联合，才能“有效地抵御”苏联的“威胁”。面对世界两极争霸欧洲的严峻形势，西德不可能在世界舞台上单独发挥作用。必须立足欧洲，立足欧洲联合。总之，德国的命运与欧洲的命运休戚相关，西德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欧洲一体化才能得到可靠保证。因此，首任总理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联邦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起，就以着眼欧洲的思想作为它的外交行动最重要的宗旨之一”。[1]
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也就是 “使德国不再独立的政策”[2]，阿登纳深信德国的重新统一“只能在通盘解决欧洲问题的道路上才能实现”[3]，重新统一 “不能看成为民族问题，而应看成为整个欧洲问题”，在此基础上，阿登纳强调指出，“在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中，……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不管是哪一国，即使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当然也是一样，是不能单独地在世界经济或世界政治中起作用的，……只有合并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区域，才能使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经济地区进行竞争，……并且重新给欧洲国家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占有一个席位。”[4]。欧洲如何统一，阿登纳设想：“一步一步地，首先经过经济一体化，随后政治一体化，最后军事一体化，而达到欧洲的统一”[5]并断言：”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联盟……必将拯救欧洲.……这是达到欧洲统一的唯一的可能性。”[6]并把这个联盟称之为“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奠基石和朝着新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7]为了建立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联盟，阿登纳主张“可以从关税和经济着手，使两国逐步结合。作为这样一种联盟的工具，可以成立一个共同的经济议会，它将从两国的立法机构中产生”。[8]由是可见，经济因素在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所占份量。
上述阿登纳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研究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新视角——经济因素。
在论述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经济因素论题之前，有必要对经济因素、经济外交等概念作一简略介绍。
经济外交一词系日本首创。1957年，日本政府发布第一次外交蓝皮书，将经济外交作为一项政策提出。欧美国家那时还没这概念，但不等于经济外交就不存在。我国学者就曾指出阿登纳政府有着经济外交（然着墨不多），文章说“日本和联邦德国由于其战败国的身份，不能发展军事力量，同时又处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相对来说，无安全之忧，因而得以开展经济外交，两国均遵循‘经济发展至上’原则，大力发展经济，积极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努力打开国际市场，增加出口。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联邦德国双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成为因开展经济外交然而获得经济飞速增长的巨大受益者”[9]。
国内外学者们，一般认为经济外交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指国家为实现其经济目标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即以外交手段，为国家谋求经济上的利益；其二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外交目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等）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即以经济为手段，为国家谋求对外关系上的利益。与环境外交、资源外交、甚至体育外交一样，从本质上讲，经济外交是一种外交，无论其中的经济是目的，还是手段，都与外交紧紧相连，是以外交谋取国家的利益。但是，这种外交又是与经济相关的，或者是直接以外交为手段为国家谋求经济利益，或者是以经济为手段谋求国家的政治及外交上的利益，最终又反过来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对外经济政策”或“对外经济关系”等定义和“经济外交”定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含有一国对外经济关系。但不同之处是：“对外经济关系”是纯经济上的往来，是与某地进行贸易最为方便、向某地投资最为赚钱等等。而经济外交则不仅要考虑方便和赚钱等这些纯经济的因素，它作为国家的对外发展战略，还要考虑国家的政治利益、安全保障等众多因素。此外，经济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其内容是某种对外活动的过程，而对外经济关系则往往是这一活动的结果。经济外交既然是一种外交、是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就离不开外交这个整体。经济外交相对于政治外交而言，政治外交要保障国家的安全，而在二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中，政治、军事和经济都被划分在这两个不同的阵营之中。一国除了考虑到本国的政治和军事等各种因素之外，除了要考虑到对象国的态度，除了考虑到相关国家的态度，更要考虑到本国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可以定义为：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因素是决定和影响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因素，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源泉。社会生产力，科技革命则是推动国际关系发展与变化的最基本动力。地理因素作为经济中的主要构成成分，对国家的行为和对外战略选择影响甚大。国际经济关系决定国际政治关系，国际政治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经济实力支撑着一国的军事力量，也是一国外交政策选择的基础和后盾，经济实力的动态发展，导致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进而影响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处地位的变化。[10]
有的学者曾指出，经济因素在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两个层次，一是经济利益；二是经济手段。具体来说，首先经济利益是国家对外目标的核心。国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外政策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是为实现其国际政治服务的。其次，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差异是导致国际政治对抗与冲突的根源。最后，经济方式是国际关系中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常用的手段。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之间在其对外行为中常常使用经济手段来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它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用贷款、投资或无偿提供货币和商品等方面的经济援助，将受援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大国政治中常见的手法。二是削弱和限制对手的发展。在利用经济援助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大国也往往采用各种经济手段限制对方势力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11]
可见，经济因素的概念较之经济外交的概念更为广泛。
然而，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给予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更多关注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50、60年代，国际关系中令人瞩目的是安全问题，冷战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有关权力斗争占据着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领域，源于15-18世纪重商主义时代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密切关系逐渐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关系只是作为极其次要的内容存在于少量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论著中。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下降，欧洲、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美、欧、日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出现；80年代初爆发了全球性债务危机；新兴工业化国家以自己的实力显示出在国际社会中不容忽视的地位，这一切加深了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的互动过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学者认识到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必须把经济作为影响国际政治的关键因素，把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才能对国际关系的现实作出历史的、全面的、多学科的积极探索。我国学者广泛加入这一研究领域是在冷战结束之后。
具体到研究经济因素在阿登纳政府对欧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除了上述研究本身的学理意义之外，也有利于我们解释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冷战”及其结束的原因。二战后各国政府的主要使命是发展经济。资本主义各国既可以因经济利益而相互结合，同时也可以因经济利益而分道扬镳。事实上，早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前，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也因经济利益的得失而争吵不休。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从来也没有切断过，意识形态的障碍并不是永久的和不可逾越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研究经济外交，不仅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冷战”背后的经济原因，而且有利于我们在“冷战”结束后开展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交往。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外交政策重政治而轻经济，在对外交往中多以政治立场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即使是对外经济援助，也注重政治效果、不大讲求经济利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发展经济已成为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外交政策也变得越发务实。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如何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显然已成为我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研究阿登纳政府对欧洲政策的经济因素，可以为我们从事新时期的对外交往提供借鉴。
二、资料及研究状况评述
学术界围绕实现西德复兴（西德完全独立主权、恢复发展经济）、谋求德国重新统一这两大外交目标，对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进行专题研究文章较少；直接或间接地论及到经济因素的资料应该说还是较多的，不过散见于如下五方面：一是西欧地区史和德国史、联邦德国史；二是国际关系史；三是在冷战格局下美苏等大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涉及到；四是就阿登纳时期外交政策某一侧面进行研究的论文；五是对联邦德国的若干档案文件的编纂。基于对来自这五方面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笔者对以往阿登纳外交政策研究情况作以下回顾与简略的述评。
1、.1980年前我国学者对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的研究
我国对德国历史真正开展学术研究，是在1978年后。1980年诞生的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可以说是一个主要里程碑[12]。但早在1950年代我国学者就对当时的联邦德国对外政策进行了关注，这里面不可避免会涉及到阿登纳的欧洲政策。例如黄操良发表的文章《论新德国的诞生》（《新华月报》1950年第2期），该文章中指出战后德国在欧洲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地理位置上说，它据欧洲的中心并紧靠捷克、波兰。从人口和经济实力来看，它仍然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大国家。西欧在命运是与联邦德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2．我国1980年代后对阿登纳政府对对外政策的研究
1980年代后，我国学术界对阿登纳政府的对欧洲政策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当然笔者没有也不可能将它进行全面的阐述，只能就自己所收到的资料在这里归纳一下：
(1) 在对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涉及到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
在我国学术界对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研究中，资深学者的著作有：潘琪昌所著《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吴友法所著《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黄正柏与萧汉森主编《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吴友法与邢来顺等著《当代德国――命运多舛的世界新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他们在系统阐述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中，也都提及到阿登纳时期的欧洲政策，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对阿登纳的欧洲政策作专门的考察，只提供了一些零碎的线索。连玉如在主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后又新推出所著的《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花了较大篇幅谈阿登纳的欧洲政策，但对经济因素着墨不多，她说：“经济因素另有一套指导理念和运行规则，不属本书探讨范围” [13]。另外还有不少文章也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入手间接涉及到阿登纳欧洲政策。如，戢太坤所撰《魏玛德国和五十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之比较》（《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章敏《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欧洲》1994年第1期）和彭雅《联邦德国主权外交及其策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后两篇研究文章在谈到阿登纳政府外交政策时提到了有关经济因素或经济外交的内容。一文谈到了阿登纳政府在主权恢复时期外交政策所表现出的一系列鲜明特点，其中特点之一有“联邦德国经济外交在这一时期也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战后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西德丧失了直接以政治和军事手段提高其国际地位的可能性，其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影响成为西德促进主权外交的主要因素，1949年到1955年，联邦德国积极发展经济，扩大同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支付同盟以及欧洲煤钢联营等等，这样不仅大大增强了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而且对整个西欧经济的复兴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其开展主权外交的手段”[14]另文也涉及到阿登纳政府的经济外交，文章说“联邦德国在经济军事政治三个层次上展开了自己的外交行动，其中经济外交成为德国外交的基点和突破口，然后扩大到军事范围，最终推动政治利益的获得，即主权的恢复。”[15]“经济外交在这一时期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战后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西德丧失了直接以政治和军事手段提高其国际地位的可能性，其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影响成为西德促进主权外交的主要因素。1949——1955年，西德积极发展经济，扩大同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支付同盟以及欧洲煤钢联营等等，这些活动不仅大大增强了西德经济实力，而且对整个西欧经济的复兴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西德经济的强大实力及其重要地位，成了西德主权外交的一张王牌”[16] 。
（2）从阿登纳的外交战略方面直接或间接涉及欧洲政策
阿登纳的外交战略决定了联邦德国当时的外交政策，黄正柏在《阿登纳的欧洲联合政策及早期实施——兼谈德国对二战的反思》（《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谈到了欧洲统一政策。王蕾在《康纳德·阿登纳的欧洲战略述评》（《世界历史》1996年第5期）提出了欧洲战略即向西方一边倒政策，联合西欧政策等。此外，还有潘琪昌的《阿登纳的外交思想》（《德国研究》1994年第4期）。
（3）论及阿登纳欧洲政策的某一方面
法德和解和欧洲一体化是阿登纳时期联邦德国欧洲政策的重要内容。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黄正柏所撰《德国问题与欧洲煤钢共同的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梁瑞平等所撰《阿登纳与法和解（1949——1963）》（《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胡利胜撰写的《法德和解历史进程的演变》（《北方论丛》1992年第2期）即属此类。
（4）从冷战时局变化中的重要事件的评价中论述阿登纳欧洲政策
有的学者则从冷战中爆发的一些重要事件中探讨了阿登纳政府与欧洲之关系。例如林鲁卿在《巴黎协定：西德重新武装及其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通过对这些成果的研究，笔者发现目前我国对于阿登纳欧洲政策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基本上大同小异，涉及的领域没有太大差别。大多数研究的重点基本上是联邦德国或德国对外政策内容的演变。这些研究工作的理论前提是根据阿登纳时期国际系统结构的变化和联邦德国所处的位置理性地决定对外政策，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影响对外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经济因素。虽说有极少量文章谈到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的经济因素，已如前述。但也只是初步涉及，故有待于系统、深入地研究。
3、国外对阿登纳时期的对欧政策的研究。
国外许多学者对战后初期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也予以较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不少著作，例如W．F．汉里德 等在《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中从三者互动关系的意义上阐述阿登纳当时的外交政策。另外一些学者从德美关系的角度对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探讨。如，Frank Ninkovich，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rman Question since 1945（Twayne publishers·Boston,1988）；有的直接论述自阿登纳政府以来的外交政策，如，Hanvieder·F·Wolfram,West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49-1963（Califonia,1967）； Geshard Schweigler，Western German Foreign Policy ：The Domestic Setting（Praeger Publishers,1984）；Simon Bulmet et al.，Germany\'s European diplomac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E.Krippendorf and V.Rittberger，The Foreign Policy of West Germany（Sage,1980）；有的关注两德关系，如，E.D.Plock，East-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Westview Press，Boulder，Colo .，1993）；这些著作中涉及某些经济内容。
国外学者论及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中的经济因素的文章，在1950年代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的特点》一文[17]。文中谈到阿登纳在1956年5月28日德国工业联合会的会议上的有关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实力（内政）和外交政策力量互相配合去解决有关德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思想：“研究经济问题的人和在执行经济政策时起决定作用的人应当了解，他们同时也同外交政策的根本问题有着关系。现在，和从前一样，外交政策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的经济阵地愈强大，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阵地也就愈强大。”[18]在1998年有《德国的外交政策》一文，文章论述到“联邦德国对地区权利和外交利益的追求可归纳为‘软实力政治’。与德意志帝国和第三帝国不同的是，联邦德国不是通过单方面强加于人的和军事执行方式来谋求影响、权利和地位，而是通过3个基本途径，这就是一体化、对经济手段的运用和合作关系。”[19]在谈到阿登纳时期的外交政策着墨不多。文章说“虽然德国在历史上（包括民主德国）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谋求外交利益，但是联邦德国赋予诸如财政援助、经济合作和特殊的贸易和投资优惠等经济手段以绝对的优先地位。例如，人们能够在德国——以色列关系、在一般意义上的缓和政策和在特殊意义上的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关系、德国和第三世界政策及其促进欧洲一体化和统一的行动中，看到对经济手段的运用。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经济化’反映了‘平民性质的’外交政策的政治原则，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政治信心（即经济手段）能比军事威胁和扩张主义创造更好的/更持久的和更能够被众所接受的外交关系。”[20]
国外学者研究这一论题文章如此少的原因已如前述。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对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研究有三种较为典型的观点：一是从研究着眼于整个对外政策的宏观把握，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欧洲政策应在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中所占地位；二是看到了欧洲政策的重要性，但主要是从政治层面上去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对经济层面进行探讨；三是看到了经济因素，也分析了对外交政策所起到的一些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分析没有把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作为一个有机的体系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没有分析经济因素与环境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未能形成一个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的一个完整体系。
本文力图在吸收专家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研究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不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三、研究对象的时间分期
研究历史讲究先研究分期，其原因是对历史时期的不同划分，反映了研究者对历史理解和解释的不同。研究战后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历史沿革是如此，研究经济因素在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一样。时间分期，既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又要考虑到对欧关系的状况。
根据笔者对战后阿登纳政府经济因素在欧洲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认为可以把阿登纳执政14年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大致从1949年联邦德国立国直至50年代中期获得完全主权。这一阶段，外交活动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又使它的外交活动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使西德从一个政治上无主权的国家转变为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从军事上被解除武装的战败国转变成为西方军事集团重要一员。法德和解和西欧联合也取得了较大效果。阿登纳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成功原因，主要是由于其在美苏冷战形势下灵活运用了外交为经济服务和以经济手段谋求政治目的的这种相互配合的策略。但立足法德和解和西欧联合，以“实力政策”，即西方战胜东方的实力来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设想使阿登纳很少去需要同苏联正面接触是其缺点与不足。
2、 50年代中期获得完全主权后到阿登纳下台为第二阶段，对欧洲政策的重点是谋求德国重新统一。企图以“实力政策”来对待需要面向东西方的德国统一企图已不可能。联邦德国转而更多地发展对外经济。对苏联、民主德国等实施经济渗透，希望以此打开“缺口”实现德国重新统一。
四、本文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本文的根本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客观、辨证、系统和发展的眼光研究和分析阿登纳政府对欧政策中的经济因素是本项研究的根本原则。
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或经济外交理论是本项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论基础。在此情况下，笔者力图对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本文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历史分析方法。在比较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对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进行历史的分析与考察，认识西德的外交决策过程。
五、研究目的
通过阿登纳政府的一系列针对欧洲的重大决策进行研究，了解和认识经济因素在其欧洲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力求用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经济因素的研究结论证明阿登纳德国的经济外交与当今德国的经济外交之间是有一个连续性存在的。
六、本文的创新之处
由于对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这个论题进行专论还很少有人涉猎，即使有学者撰写过联邦德国或德国的经济外交这类文章，但大都主要是研究关于阿登纳的后继者的；间或有涉及阿登纳政府外交政策中经济因素的文章，但都不是从经济因素这个角度立论，所以本文的论题本身是较新颖的。
第一章 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最佳选择
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目标主要有两个：经济恢复和谋求主权独立，争取实现国家统一。在实现这两大目标中经济因素是一个绝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一节 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由于法西斯德国战败，以及占领、管制等原因，德国西占区经济极度混乱。工业生产水平低下（1946年工业生产仅为战前产量的三分之一，工业中从业职工人数只为战前的76%，1948年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也仅为4.3%，而战前1937－1938年为10.4%）；通货恶性膨胀，黑市猖獗；原第三帝国所有的国外市场和海外投资丧失殆尽，1947年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只有0.5%，而战前1938年为10.3%。1947年夏，美国商务部长哈里曼在访问西方占领区后说：“德国的经济……目前仍在继续衰退中……贮备物资正在迅速地消耗着。农业肥料不足，工业零件和原料即将用罄。……除非我们立刻采取步骤想走下坡路的趋势过来，否则，我们将面临接踵而至的许多危机……除非我们准备马上采取行动把德国的生活从目前的可怜而又混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我们的基本目标。德国的粮食供应和工业生产远远落在西欧各国之后……”。[21]有鉴于此，当时有的预言家悲观地估计，“每个德国人每5年才能有一只盘子；每12 年有一双鞋子；每50年有一套衣服；每5 个孩子中有一个能用自己的尿布” [22]。
这种悲惨的景象表明战后德国已经遍体鳞伤、满目疮痍。更严重的是在物质损失的废墟上人民精神的崩溃。从1933年算起，希特勒的上台已有12年之久，纳粹长期的倒行逆施，再加上战争的失败、家园的破坏和战胜国的占领，使得德国人感到心力交瘁、精疲力竭。一场噩梦虽然过去，但德国人民还需要时间去摆脱它的影响。对战后经济和政治前景的捉摸不定以及对战胜国占领政策的恐惧和不安，使人们或者灰心丧气，有自卑情绪，或者忿恨不平，产生幻灭之感。这种无望、沮丧、听天由命和一蹶不振的心理状态加剧了整个经济活动的瘫痪。战败国的德国人民还需要时间去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才能从零开始，重建家园。
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对于1949年9月刚刚上任的也是联邦德国第一任首相的阿登纳来说,西德之恢复主权与恢复经济两大方面相互关联且同等重要。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美苏冷战，东西方关系严重对立，东德、西德分别处在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最前沿。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不拥有完全的主权，根据西方盟国在西德成立时颁布的《占领法规》，盟国对驻德军政府改由文职的高级专员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利，对联邦德国的外交、外贸和国防实行监督和控制，并仍按照波茨坦会议精神对联邦德国经济实行限制和管制。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恢复联邦德国的主权、重建战后经济、巩固并提高其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地位、实现德国统一就成了阿登纳政府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明确指出，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总计划”包括：同法国实行和解，统一欧洲，实现重新统一德国和促进自由世界的大国结成伙伴。[23]并指出联邦德国的 “立法权和行政权都是操在各占领国的手中。随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机构的建立，现在一大部分的责任和决定权转入了德国人的手中。然而我们仍不自由，因为占领法规对重大问题有种种限制。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创造条件，促使各盟国宽大地和恰当地引用占领法规，只有通过这一途径，德国人民才能完全恢复自由。”[24]尽管阿登纳只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回忆中不免带有主观随意的成分，但他在14年一直执掌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这一评论也确实符合了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大致轮廓。具体来说，恢复主权和重新统一是联邦德国欧洲政策的两个最主要目标，此外还有欧洲联合和寻求安全、，取消设备拆除计划，法德和解（尤其是解决鲁尔问题和萨尔问题），重新武装，加入北约和寻求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德安全保证，国际监督下的全德自由选举，等等。在1955年以前，联邦德国的对欧洲政策重点是恢复主权，在1955年以后则是重新统一；欧洲联合和安全目标在两个阶段都存在，但始终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并往往和前两个目标交织在一起。[25]究其原因是，一方面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设计的出发点是由于其战败国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在对外政策目标安排上，其重点首先是摆脱战败国的阴影，恢复主权，减少赔偿，加入国际组织，获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安全问题处于相对次要地位。
第二节 欧洲政策目标实现途径的最佳选择
上述欧洲政策目标，阿登纳政府是通过何种手段将其予以实现的呢？有的学者指出：“联邦共和国主要是——但不完全是——以一个商人的角色和风格来执行其外交政策的。”[26]也有学者认为，联邦德国“不能用军事――战略的语言来表达其政治目标”，于是“把经济看作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27]不管两者表述如何不同，但都说明联邦德国的外交具有经济外交的特点。这一点被阿登纳的后继者表述得更为清楚，如施密特总理1975年2月，接见瑞士《财政与经济》杂志记者，当回答记者关于西德经济奇迹的基本原因时，他简单明确地说“若干年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28]这就是说，经济也就是外交，外交主旨就是经济。
经济因素之所以在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占据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由联邦德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德国自身外交决策所决定的。其形成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战败国的地位，战后阿登纳政府在政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十分狭小。
其表现在：一是在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德国是一个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战败国，二战后被四大国分区占领。为了适应西德国家的出现，美英法三国在1949年4月颁布“占领法规”，规定“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拥有在西德的最高权力，它可以改变联邦政府方面作出的任何司法或者行政决定。如外交等。联邦德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定，联邦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和决定，必须先经过高级专员委员会的审查，同意之后，方可生效。当时，西德联邦政府不能设置外交部，也不能同外国正式外交关系。二是联合国宪章第53条“强制行动”的条款中写入了有关“防止敌国的侵略政策重演的地区性协定”的内容，其第107条“有关敌国的行动”中则规定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本宪章签署之敌国的行动。”这些针对德国等战败国而制定的内容曾被称为“敌国条款”。以这种身份于1951年3月13日正式设立外交部，恢复外交权， 随后又作为正式成员国加入欧洲委员会。1955年5月西德又加入北约而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即便如此，在重新跻身大国行列的过程中西德仍然深受抵制或歧视；在与其邻国的交往中，则难以轻易地得到深受其侵害的各国的信任。三是阿登纳的西方一边倒政策，尤其是倒向美国，使德国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下降。“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关于这个国家的雏型，西方国家还心中无数。由于德国地理位置的缘故，它的命运在任何情况下对欧洲的发展都有十分巨大的意义，从而也必然关系到西方国家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如果我们不愿被碾碎的话，我们必须不是倒向这方，就是倒向那方。我认为，在两大国家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态度，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不现实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消除西方各国到处存在的对我们德国人的不信任，……始终如一地、毫不动摇地明确表示皈依西方国家。”[29]在冷战格局下，美国力图把联邦德国变成对抗苏联的桥头堡。阿登纳政府主动倒向美国倒向西方。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核保护，尽管后来掌握核技术，那纯粹是出于对美国是否能保卫西德的一种怀疑。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的结果是联邦德国的政治外交不得不带有很大的局限，具体表现在一是与法国的关系难以达到与德美关系的地步；二是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由于受到美国的遏制与限制，对与苏联东德有关的对外政策目标则基本上未获实现三是西德与发展中国家也常由于美国的制约而被动，比如同中国的关系。由于本文所论为阿登纳欧洲政策，故对后一表现不予考虑。
其次，战后的国内外环境，否定了联邦德国运用军事外交手段的可能性。
从国际环境看，二战结束前后由主要战胜国构筑的雅尔塔体制，把永久铲除德国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作为重要内容。后来，战胜国阵营分为化冷战双方，联邦德国通过加入北约而重建联邦德国军队，但受到制约。实际也就是国际社会反对联邦德国重开军事外交的状况保持不变。
从国内环境看，战后联邦德国制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明确规范了战后新德国的政治生活和外交原则。《基本法》除了在前言中阐明“决心维护自己民族的和国家的统一并作为在统一欧洲中就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为世界和平服务”以外，还在第24条专门规定“（1）联邦可以通过法律将部分主权让予国际机构。（2）为了维护和平，联邦可以参加一种相互的、集体的安全体系；为此，它将承诺对自己的主权的某些限制，这些限制导致并确保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一个和平和稳定的秩序。（3）为了处理国际间的争端，联邦将遵守普遍性的、广泛的、强制性的国际仲裁的协议。”第25条是“国际公法的一般规定乃是联邦法律的组成部分。它们置于各项法律之上，并直接地构成联邦国土上居民权力和义务。”第26条条款是禁止侵略战争，明文规定“（1）凡是扰乱各国人民共同和平生活的行动，以及有此意图，特别是准备发动攻击性战争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的，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30]第87条“除防御状态外，武装力量只准许在基本法有特定规定时期动用”[31]。显然这些条款都表明联邦德国的和平和自我约束的外交取向。《基本法》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有贸易往来意义也有工具意义。作为工具，它是集体学习的文本；作为象征符号，它是用以昭示世人的原则和理念的载体。总之，从《基本法》的这些条款可读出联邦德国在未来处理国际事务上是坚决地执行一条和平路线，摒弃战争手段的。
上述国际国内环境，加上战后德国人的“‘安全综合症’———大部分成年德国人几乎形成一种执意追求生活中安全感的病态心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惩罚性的、灾难性的。……安全！安全！它主宰着所有的情绪、思维、选择、职业以至婚姻；在被占领的德国，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这种根深蒂固的、几乎是本能的、渴求保护的影响，人们渴望避免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事情重演！”[32]，阿登纳“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向西方各民主国家证明，一个廉洁的新德国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它可以与过去穷兵黩武、侵略成性的一个同军国主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凯泽帝国和和第三帝国彻底决裂。……它将热爱和平，不再穷兵黩武，并要关心国际事务”[33]这些都对联邦德国重新开展军事外交起到了抑制作用。
最后，经济上尽管也受到限制[34]，但是与前两者相比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标环境却相对宽松，容易将外交目的付诸实现。
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进行以及主权、安全的捍卫，都需要外交为之服务。外交同经济、内政、安全息息相关。就一般国家而言，振兴国家主要属于内政，但对于西德来说，却更多地与外交政策有着关联。正如阿登纳1949年9月20日在其第一篇声明中所说“我们处在一种互相矛盾的境地，这就是：虽然联邦德国的外交事务由盟国高级专员公署掌管，但联盟政府或联邦议院的任何活动即使在联邦德国的内部事务方面，都包含着某种对外关系的成份，由于被占领、鲁尔法规、马歇尔计划等等，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外国结合在一起。”[35]在战后主客体条件的限制下，联邦德国以追求经济繁荣为立国之本，四届阿登纳政府都以发展经济为外交核心，在国际事务中主动保持“低姿态”，并以经济交往和经济增长拓展了外交空间，确定了以“经济政治”代替“地缘政治”的新的指导思想。 “经济政治”的基本原则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当今世界影响的真正标准是经济实力和财力资源而不是军事力量。这个指导思想是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物。阿登纳政府在回顾了德国150年来的历史发现，德国人民和历届政府的领导人忽略了的一条基本原理，即德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并保持这种地位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发展经济，而不是通过采取军事或政治措施。德国的力量在于其占优势的工业能力。要确保德国的前途，不能通过制造武器去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应通过生产各种产品和消费品、各种服务设备去占领全世界的市场。事实正是这样，德国曾经通过穷兵黩武在征战中得到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丧失了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丧失殆尽，连本土都割去一大块，“生存空间”不仅没有争得，反而缩小了，阿登纳政府提出的这一指导思想一直贯彻到联邦德国历届政府的行动和决策之中，他们一再地反复地重申这个思想。阿登纳政府 “经济政治”的提出，它首先要让人们填饱肚子，要给人们避风御寒的住房这种简单明了的主张，比任何意识形态、比任何哲学都更容易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依赖。从地缘政治、军事政治到经济政治，可谓德国人的大彻大悟，是历经苦难和浩劫方才得到的大彻大悟。
第二章 经济因素在阿登纳政府对欧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上一章分析了阿登纳政府何以放弃以武力或战争手段而主要是凭借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对欧洲政策目标，本章重点探究阿登纳政府为实现联邦德国对欧政策目标所作的种种外交努力。研究发现这些外交努力，阿登纳政府首先是从政治着眼，但几乎又是从经济着手来完成的
第一节 为争取主权的完整独立而进行的经济方面的努力
1949年5月12日美国、英国、法国三国正式批准《基本法》的同一天公布了《占领法规》。按法规规定 。由美、英、法三国成立“盟国高级专员公署”共同行使西德的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它们还利用法规剥夺了西德与其他国家签订经济贸易协定和参加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利，因而使西德不能以平等地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由此可见，《基本法》的实施并没有使西德摆脱无主权的被占领状态。阿登纳政府要恢复独立完整的主权必须铲除《占领法规》。
一、阻止拆除工业设备计划
经济复兴是战后西德的一项基本目标。已如前述。要实现经济复兴,首要任务是说服西方各国放松或放弃对西德经济管制，停止1946年西方同盟修订的《工业水平计划》中规定的对西德的工厂拆迁计划。换句话说，就是要突破《占领法规》的限制。阿登纳在其回忆录里说，联邦政府外交的“首要目标只能是取消拆除设备计划，不管要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36]。“促使我们这样做的［注：阻止拆除工业设备计划的］是由于经济原因，此外，心理上的因素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37]在阿登纳看来，拆除工业设备，其一，将联邦德国无力赔款；其二，从长远来说不会给西方带来好处， “如果按规定计划将这些企业拆卸一光，德国……就根本无法在经济上恢复元气”实行拆除计划，“德国和西欧就根本无法在经济上恢复元气，这样也就根本无法在政治上恢复元气”[38]；其三，拆除计划与欧洲复兴计划自相矛盾。“如果拥有矿山、钢铁厂和大型化工厂的来因兰－－威斯特伐伦工业区被拆除，马歇尔计划势将成为一纸空文”，更谈不上为复兴欧洲经济作出贡献。第四也是最后，阿登纳政府利用西方对抗苏联的企图和联邦德国可能会重新导致战争的危险，威胁说如果被拆除，“德国将在执行拆除计划中将会变成共产主义”[39]、“必须防止拆除工业设备的措施会重蹈凡尔赛条约的复辙，免得在以后的岁月里再次变成宣传口号。”由于联邦政府积极交涉，占领国的美国英国法国从整个西方的利益出发，同西德签订了《彼得斯贝格议定书》。协议规定，中止拆卸德国鲁尔区、莱弗尔库森、路德维希斯哈芬和西柏林的工业设备(结果是到1950年底完全停止拆迁)，取消建造远洋船只的限制，并撤销了外国资本不得参与西德企业投资的禁令。联邦更主要的利益是以此获得了同外国发展领事关系和参加国际组织的权力。阿登纳情不自禁地称赞说这“是政治上的一个伟大成果。战败以来，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我们的平等地位，我们第一次又踏入国际范围中了。”[40]当然更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还是在于经济方面，给联邦德国的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41]。这项议定书是联邦德国在争取恢复主权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二、修改《占领法规》
《彼得斯贝格议定书》的签订仅仅为修改《占领法规》打开了缺口，但目的是修改以致取消它。而这需要时机。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给西德一个有利的机会。自1945年德国战败以来人们都不可想象的——重新武装西德被盟国提上日程。“我要在1951年秋天看见穿上军装的联邦德国人”
作者：胡绍炯时间：2007-06-24 12:42:33分类：默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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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
前 言
一、本文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西德)自1949年9月20日成立起，历届联邦政府都将对欧政策置于其外交政策的首位。这是因为从政治上说统一前的西德从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它不能同欧洲对抗，只有同欧洲共处、共存与共荣，才能摆脱战后孤立和被占领状态，为未来的德国重新统一创造有利条件。从地缘、经济方面来说，联邦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有众多的邻国，其经济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依赖于自己的出口。否则将不能生存。从战略意义上说，冷战时期，联邦德国位于东西方对峙的前哨，依靠加入北约和西欧联合，才能“有效地抵御”苏联的“威胁”。面对世界两极争霸欧洲的严峻形势，西德不可能在世界舞台上单独发挥作用。必须立足欧洲，立足欧洲联合。总之，德国的命运与欧洲的命运休戚相关，西德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欧洲一体化才能得到可靠保证。因此，首任总理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联邦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起，就以着眼欧洲的思想作为它的外交行动最重要的宗旨之一”。[1]
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也就是 “使德国不再独立的政策”[2]，阿登纳深信德国的重新统一“只能在通盘解决欧洲问题的道路上才能实现”[3]，重新统一 “不能看成为民族问题，而应看成为整个欧洲问题”，在此基础上，阿登纳强调指出，“在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中，……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不管是哪一国，即使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当然也是一样，是不能单独地在世界经济或世界政治中起作用的，……只有合并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区域，才能使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经济地区进行竞争，……并且重新给欧洲国家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占有一个席位。”[4]。欧洲如何统一，阿登纳设想：“一步一步地，首先经过经济一体化，随后政治一体化，最后军事一体化，而达到欧洲的统一”[5]并断言：”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联盟……必将拯救欧洲.……这是达到欧洲统一的唯一的可能性。”[6]并把这个联盟称之为“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奠基石和朝着新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7]为了建立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联盟，阿登纳主张“可以从关税和经济着手，使两国逐步结合。作为这样一种联盟的工具，可以成立一个共同的经济议会，它将从两国的立法机构中产生”。[8]由是可见，经济因素在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所占份量。
上述阿登纳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研究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新视角——经济因素。
在论述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经济因素论题之前，有必要对经济因素、经济外交等概念作一简略介绍。
经济外交一词系日本首创。1957年，日本政府发布第一次外交蓝皮书，将经济外交作为一项政策提出。欧美国家那时还没这概念，但不等于经济外交就不存在。我国学者就曾指出阿登纳政府有着经济外交（然着墨不多），文章说“日本和联邦德国由于其战败国的身份，不能发展军事力量，同时又处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相对来说，无安全之忧，因而得以开展经济外交，两国均遵循‘经济发展至上’原则，大力发展经济，积极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努力打开国际市场，增加出口。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联邦德国双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成为因开展经济外交然而获得经济飞速增长的巨大受益者”[9]。
国内外学者们，一般认为经济外交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指国家为实现其经济目标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即以外交手段，为国家谋求经济上的利益；其二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外交目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等）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即以经济为手段，为国家谋求对外关系上的利益。与环境外交、资源外交、甚至体育外交一样，从本质上讲，经济外交是一种外交，无论其中的经济是目的，还是手段，都与外交紧紧相连，是以外交谋取国家的利益。但是，这种外交又是与经济相关的，或者是直接以外交为手段为国家谋求经济利益，或者是以经济为手段谋求国家的政治及外交上的利益，最终又反过来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对外经济政策”或“对外经济关系”等定义和“经济外交”定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含有一国对外经济关系。但不同之处是：“对外经济关系”是纯经济上的往来，是与某地进行贸易最为方便、向某地投资最为赚钱等等。而经济外交则不仅要考虑方便和赚钱等这些纯经济的因素，它作为国家的对外发展战略，还要考虑国家的政治利益、安全保障等众多因素。此外，经济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其内容是某种对外活动的过程，而对外经济关系则往往是这一活动的结果。经济外交既然是一种外交、是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就离不开外交这个整体。经济外交相对于政治外交而言，政治外交要保障国家的安全，而在二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中，政治、军事和经济都被划分在这两个不同的阵营之中。一国除了考虑到本国的政治和军事等各种因素之外，除了要考虑到对象国的态度，除了考虑到相关国家的态度，更要考虑到本国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可以定义为：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因素是决定和影响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因素，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源泉。社会生产力，科技革命则是推动国际关系发展与变化的最基本动力。地理因素作为经济中的主要构成成分，对国家的行为和对外战略选择影响甚大。国际经济关系决定国际政治关系，国际政治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经济实力支撑着一国的军事力量，也是一国外交政策选择的基础和后盾，经济实力的动态发展，导致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进而影响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处地位的变化。[10]
有的学者曾指出，经济因素在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两个层次，一是经济利益；二是经济手段。具体来说，首先经济利益是国家对外目标的核心。国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外政策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是为实现其国际政治服务的。其次，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差异是导致国际政治对抗与冲突的根源。最后，经济方式是国际关系中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常用的手段。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之间在其对外行为中常常使用经济手段来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它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用贷款、投资或无偿提供货币和商品等方面的经济援助，将受援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大国政治中常见的手法。二是削弱和限制对手的发展。在利用经济援助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大国也往往采用各种经济手段限制对方势力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11]
可见，经济因素的概念较之经济外交的概念更为广泛。
然而，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给予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更多关注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50、60年代，国际关系中令人瞩目的是安全问题，冷战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有关权力斗争占据着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领域，源于15-18世纪重商主义时代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密切关系逐渐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关系只是作为极其次要的内容存在于少量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论著中。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下降，欧洲、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美、欧、日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出现；80年代初爆发了全球性债务危机；新兴工业化国家以自己的实力显示出在国际社会中不容忽视的地位，这一切加深了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的互动过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学者认识到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必须把经济作为影响国际政治的关键因素，把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才能对国际关系的现实作出历史的、全面的、多学科的积极探索。我国学者广泛加入这一研究领域是在冷战结束之后。
具体到研究经济因素在阿登纳政府对欧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除了上述研究本身的学理意义之外，也有利于我们解释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冷战”及其结束的原因。二战后各国政府的主要使命是发展经济。资本主义各国既可以因经济利益而相互结合，同时也可以因经济利益而分道扬镳。事实上，早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前，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也因经济利益的得失而争吵不休。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从来也没有切断过，意识形态的障碍并不是永久的和不可逾越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研究经济外交，不仅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冷战”背后的经济原因，而且有利于我们在“冷战”结束后开展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交往。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外交政策重政治而轻经济，在对外交往中多以政治立场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即使是对外经济援助，也注重政治效果、不大讲求经济利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发展经济已成为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外交政策也变得越发务实。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如何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显然已成为我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研究阿登纳政府对欧洲政策的经济因素，可以为我们从事新时期的对外交往提供借鉴。
二、资料及研究状况评述
学术界围绕实现西德复兴（西德完全独立主权、恢复发展经济）、谋求德国重新统一这两大外交目标，对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进行专题研究文章较少；直接或间接地论及到经济因素的资料应该说还是较多的，不过散见于如下五方面：一是西欧地区史和德国史、联邦德国史；二是国际关系史；三是在冷战格局下美苏等大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涉及到；四是就阿登纳时期外交政策某一侧面进行研究的论文；五是对联邦德国的若干档案文件的编纂。基于对来自这五方面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笔者对以往阿登纳外交政策研究情况作以下回顾与简略的述评。
1、.1980年前我国学者对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的研究
我国对德国历史真正开展学术研究，是在1978年后。1980年诞生的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可以说是一个主要里程碑[12]。但早在1950年代我国学者就对当时的联邦德国对外政策进行了关注，这里面不可避免会涉及到阿登纳的欧洲政策。例如黄操良发表的文章《论新德国的诞生》（《新华月报》1950年第2期），该文章中指出战后德国在欧洲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地理位置上说，它据欧洲的中心并紧靠捷克、波兰。从人口和经济实力来看，它仍然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大国家。西欧在命运是与联邦德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2．我国1980年代后对阿登纳政府对对外政策的研究
1980年代后，我国学术界对阿登纳政府的对欧洲政策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当然笔者没有也不可能将它进行全面的阐述，只能就自己所收到的资料在这里归纳一下：
(1) 在对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涉及到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
在我国学术界对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研究中，资深学者的著作有：潘琪昌所著《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吴友法所著《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黄正柏与萧汉森主编《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吴友法与邢来顺等著《当代德国――命运多舛的世界新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他们在系统阐述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中，也都提及到阿登纳时期的欧洲政策，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对阿登纳的欧洲政策作专门的考察，只提供了一些零碎的线索。连玉如在主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后又新推出所著的《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花了较大篇幅谈阿登纳的欧洲政策，但对经济因素着墨不多，她说：“经济因素另有一套指导理念和运行规则，不属本书探讨范围” [13]。另外还有不少文章也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入手间接涉及到阿登纳欧洲政策。如，戢太坤所撰《魏玛德国和五十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之比较》（《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章敏《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欧洲》1994年第1期）和彭雅《联邦德国主权外交及其策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后两篇研究文章在谈到阿登纳政府外交政策时提到了有关经济因素或经济外交的内容。一文谈到了阿登纳政府在主权恢复时期外交政策所表现出的一系列鲜明特点，其中特点之一有“联邦德国经济外交在这一时期也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战后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西德丧失了直接以政治和军事手段提高其国际地位的可能性，其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影响成为西德促进主权外交的主要因素，1949年到1955年，联邦德国积极发展经济，扩大同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支付同盟以及欧洲煤钢联营等等，这样不仅大大增强了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而且对整个西欧经济的复兴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其开展主权外交的手段”[14]另文也涉及到阿登纳政府的经济外交，文章说“联邦德国在经济军事政治三个层次上展开了自己的外交行动，其中经济外交成为德国外交的基点和突破口，然后扩大到军事范围，最终推动政治利益的获得，即主权的恢复。”[15]“经济外交在这一时期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战后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西德丧失了直接以政治和军事手段提高其国际地位的可能性，其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影响成为西德促进主权外交的主要因素。1949——1955年，西德积极发展经济，扩大同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支付同盟以及欧洲煤钢联营等等，这些活动不仅大大增强了西德经济实力，而且对整个西欧经济的复兴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西德经济的强大实力及其重要地位，成了西德主权外交的一张王牌”[16] 。
（2）从阿登纳的外交战略方面直接或间接涉及欧洲政策
阿登纳的外交战略决定了联邦德国当时的外交政策，黄正柏在《阿登纳的欧洲联合政策及早期实施——兼谈德国对二战的反思》（《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谈到了欧洲统一政策。王蕾在《康纳德·阿登纳的欧洲战略述评》（《世界历史》1996年第5期）提出了欧洲战略即向西方一边倒政策，联合西欧政策等。此外，还有潘琪昌的《阿登纳的外交思想》（《德国研究》1994年第4期）。
（3）论及阿登纳欧洲政策的某一方面
法德和解和欧洲一体化是阿登纳时期联邦德国欧洲政策的重要内容。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黄正柏所撰《德国问题与欧洲煤钢共同的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梁瑞平等所撰《阿登纳与法和解（1949——1963）》（《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胡利胜撰写的《法德和解历史进程的演变》（《北方论丛》1992年第2期）即属此类。
（4）从冷战时局变化中的重要事件的评价中论述阿登纳欧洲政策
有的学者则从冷战中爆发的一些重要事件中探讨了阿登纳政府与欧洲之关系。例如林鲁卿在《巴黎协定：西德重新武装及其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通过对这些成果的研究，笔者发现目前我国对于阿登纳欧洲政策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基本上大同小异，涉及的领域没有太大差别。大多数研究的重点基本上是联邦德国或德国对外政策内容的演变。这些研究工作的理论前提是根据阿登纳时期国际系统结构的变化和联邦德国所处的位置理性地决定对外政策，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影响对外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经济因素。虽说有极少量文章谈到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的经济因素，已如前述。但也只是初步涉及，故有待于系统、深入地研究。
3、国外对阿登纳时期的对欧政策的研究。
国外许多学者对战后初期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也予以较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不少著作，例如W．F．汉里德 等在《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中从三者互动关系的意义上阐述阿登纳当时的外交政策。另外一些学者从德美关系的角度对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探讨。如，Frank Ninkovich，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rman Question since 1945（Twayne publishers·Boston,1988）；有的直接论述自阿登纳政府以来的外交政策，如，Hanvieder·F·Wolfram,West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49-1963（Califonia,1967）； Geshard Schweigler，Western German Foreign Policy ：The Domestic Setting（Praeger Publishers,1984）；Simon Bulmet et al.，Germany\'s European diplomac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E.Krippendorf and V.Rittberger，The Foreign Policy of West Germany（Sage,1980）；有的关注两德关系，如，E.D.Plock，East-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Westview Press，Boulder，Colo .，1993）；这些著作中涉及某些经济内容。
国外学者论及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中的经济因素的文章，在1950年代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的特点》一文[17]。文中谈到阿登纳在1956年5月28日德国工业联合会的会议上的有关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实力（内政）和外交政策力量互相配合去解决有关德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思想：“研究经济问题的人和在执行经济政策时起决定作用的人应当了解，他们同时也同外交政策的根本问题有着关系。现在，和从前一样，外交政策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的经济阵地愈强大，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阵地也就愈强大。”[18]在1998年有《德国的外交政策》一文，文章论述到“联邦德国对地区权利和外交利益的追求可归纳为‘软实力政治’。与德意志帝国和第三帝国不同的是，联邦德国不是通过单方面强加于人的和军事执行方式来谋求影响、权利和地位，而是通过3个基本途径，这就是一体化、对经济手段的运用和合作关系。”[19]在谈到阿登纳时期的外交政策着墨不多。文章说“虽然德国在历史上（包括民主德国）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谋求外交利益，但是联邦德国赋予诸如财政援助、经济合作和特殊的贸易和投资优惠等经济手段以绝对的优先地位。例如，人们能够在德国——以色列关系、在一般意义上的缓和政策和在特殊意义上的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关系、德国和第三世界政策及其促进欧洲一体化和统一的行动中，看到对经济手段的运用。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经济化’反映了‘平民性质的’外交政策的政治原则，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政治信心（即经济手段）能比军事威胁和扩张主义创造更好的/更持久的和更能够被众所接受的外交关系。”[20]
国外学者研究这一论题文章如此少的原因已如前述。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对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研究有三种较为典型的观点：一是从研究着眼于整个对外政策的宏观把握，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欧洲政策应在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中所占地位；二是看到了欧洲政策的重要性，但主要是从政治层面上去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对经济层面进行探讨；三是看到了经济因素，也分析了对外交政策所起到的一些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分析没有把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作为一个有机的体系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没有分析经济因素与环境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未能形成一个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的一个完整体系。
本文力图在吸收专家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研究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不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三、研究对象的时间分期
研究历史讲究先研究分期，其原因是对历史时期的不同划分，反映了研究者对历史理解和解释的不同。研究战后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历史沿革是如此，研究经济因素在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一样。时间分期，既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又要考虑到对欧关系的状况。
根据笔者对战后阿登纳政府经济因素在欧洲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认为可以把阿登纳执政14年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大致从1949年联邦德国立国直至50年代中期获得完全主权。这一阶段，外交活动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又使它的外交活动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使西德从一个政治上无主权的国家转变为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从军事上被解除武装的战败国转变成为西方军事集团重要一员。法德和解和西欧联合也取得了较大效果。阿登纳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成功原因，主要是由于其在美苏冷战形势下灵活运用了外交为经济服务和以经济手段谋求政治目的的这种相互配合的策略。但立足法德和解和西欧联合，以“实力政策”，即西方战胜东方的实力来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设想使阿登纳很少去需要同苏联正面接触是其缺点与不足。
2、 50年代中期获得完全主权后到阿登纳下台为第二阶段，对欧洲政策的重点是谋求德国重新统一。企图以“实力政策”来对待需要面向东西方的德国统一企图已不可能。联邦德国转而更多地发展对外经济。对苏联、民主德国等实施经济渗透，希望以此打开“缺口”实现德国重新统一。
四、本文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本文的根本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客观、辨证、系统和发展的眼光研究和分析阿登纳政府对欧政策中的经济因素是本项研究的根本原则。
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或经济外交理论是本项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论基础。在此情况下，笔者力图对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本文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历史分析方法。在比较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对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进行历史的分析与考察，认识西德的外交决策过程。
五、研究目的
通过阿登纳政府的一系列针对欧洲的重大决策进行研究，了解和认识经济因素在其欧洲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力求用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经济因素的研究结论证明阿登纳德国的经济外交与当今德国的经济外交之间是有一个连续性存在的。
六、本文的创新之处
由于对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的经济因素这个论题进行专论还很少有人涉猎，即使有学者撰写过联邦德国或德国的经济外交这类文章，但大都主要是研究关于阿登纳的后继者的；间或有涉及阿登纳政府外交政策中经济因素的文章，但都不是从经济因素这个角度立论，所以本文的论题本身是较新颖的。
第一章 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最佳选择
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目标主要有两个：经济恢复和谋求主权独立，争取实现国家统一。在实现这两大目标中经济因素是一个绝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一节 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的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由于法西斯德国战败，以及占领、管制等原因，德国西占区经济极度混乱。工业生产水平低下（1946年工业生产仅为战前产量的三分之一，工业中从业职工人数只为战前的76%，1948年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也仅为4.3%，而战前1937－1938年为10.4%）；通货恶性膨胀，黑市猖獗；原第三帝国所有的国外市场和海外投资丧失殆尽，1947年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只有0.5%，而战前1938年为10.3%。1947年夏，美国商务部长哈里曼在访问西方占领区后说：“德国的经济……目前仍在继续衰退中……贮备物资正在迅速地消耗着。农业肥料不足，工业零件和原料即将用罄。……除非我们立刻采取步骤想走下坡路的趋势过来，否则，我们将面临接踵而至的许多危机……除非我们准备马上采取行动把德国的生活从目前的可怜而又混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我们的基本目标。德国的粮食供应和工业生产远远落在西欧各国之后……”。[21]有鉴于此，当时有的预言家悲观地估计，“每个德国人每5年才能有一只盘子；每12 年有一双鞋子；每50年有一套衣服；每5 个孩子中有一个能用自己的尿布” [22]。
这种悲惨的景象表明战后德国已经遍体鳞伤、满目疮痍。更严重的是在物质损失的废墟上人民精神的崩溃。从1933年算起，希特勒的上台已有12年之久，纳粹长期的倒行逆施，再加上战争的失败、家园的破坏和战胜国的占领，使得德国人感到心力交瘁、精疲力竭。一场噩梦虽然过去，但德国人民还需要时间去摆脱它的影响。对战后经济和政治前景的捉摸不定以及对战胜国占领政策的恐惧和不安，使人们或者灰心丧气，有自卑情绪，或者忿恨不平，产生幻灭之感。这种无望、沮丧、听天由命和一蹶不振的心理状态加剧了整个经济活动的瘫痪。战败国的德国人民还需要时间去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才能从零开始，重建家园。
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对于1949年9月刚刚上任的也是联邦德国第一任首相的阿登纳来说,西德之恢复主权与恢复经济两大方面相互关联且同等重要。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美苏冷战，东西方关系严重对立，东德、西德分别处在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最前沿。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不拥有完全的主权，根据西方盟国在西德成立时颁布的《占领法规》，盟国对驻德军政府改由文职的高级专员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利，对联邦德国的外交、外贸和国防实行监督和控制，并仍按照波茨坦会议精神对联邦德国经济实行限制和管制。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恢复联邦德国的主权、重建战后经济、巩固并提高其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地位、实现德国统一就成了阿登纳政府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明确指出，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总计划”包括：同法国实行和解，统一欧洲，实现重新统一德国和促进自由世界的大国结成伙伴。[23]并指出联邦德国的 “立法权和行政权都是操在各占领国的手中。随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机构的建立，现在一大部分的责任和决定权转入了德国人的手中。然而我们仍不自由，因为占领法规对重大问题有种种限制。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创造条件，促使各盟国宽大地和恰当地引用占领法规，只有通过这一途径，德国人民才能完全恢复自由。”[24]尽管阿登纳只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回忆中不免带有主观随意的成分，但他在14年一直执掌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这一评论也确实符合了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大致轮廓。具体来说，恢复主权和重新统一是联邦德国欧洲政策的两个最主要目标，此外还有欧洲联合和寻求安全、，取消设备拆除计划，法德和解（尤其是解决鲁尔问题和萨尔问题），重新武装，加入北约和寻求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德安全保证，国际监督下的全德自由选举，等等。在1955年以前，联邦德国的对欧洲政策重点是恢复主权，在1955年以后则是重新统一；欧洲联合和安全目标在两个阶段都存在，但始终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并往往和前两个目标交织在一起。[25]究其原因是，一方面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设计的出发点是由于其战败国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在对外政策目标安排上，其重点首先是摆脱战败国的阴影，恢复主权，减少赔偿，加入国际组织，获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安全问题处于相对次要地位。
第二节 欧洲政策目标实现途径的最佳选择
上述欧洲政策目标，阿登纳政府是通过何种手段将其予以实现的呢？有的学者指出：“联邦共和国主要是——但不完全是——以一个商人的角色和风格来执行其外交政策的。”[26]也有学者认为，联邦德国“不能用军事――战略的语言来表达其政治目标”，于是“把经济看作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27]不管两者表述如何不同，但都说明联邦德国的外交具有经济外交的特点。这一点被阿登纳的后继者表述得更为清楚，如施密特总理1975年2月，接见瑞士《财政与经济》杂志记者，当回答记者关于西德经济奇迹的基本原因时，他简单明确地说“若干年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28]这就是说，经济也就是外交，外交主旨就是经济。
经济因素之所以在阿登纳政府欧洲政策中占据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由联邦德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德国自身外交决策所决定的。其形成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战败国的地位，战后阿登纳政府在政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十分狭小。
其表现在：一是在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德国是一个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战败国，二战后被四大国分区占领。为了适应西德国家的出现，美英法三国在1949年4月颁布“占领法规”，规定“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拥有在西德的最高权力，它可以改变联邦政府方面作出的任何司法或者行政决定。如外交等。联邦德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定，联邦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和决定，必须先经过高级专员委员会的审查，同意之后，方可生效。当时，西德联邦政府不能设置外交部，也不能同外国正式外交关系。二是联合国宪章第53条“强制行动”的条款中写入了有关“防止敌国的侵略政策重演的地区性协定”的内容，其第107条“有关敌国的行动”中则规定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本宪章签署之敌国的行动。”这些针对德国等战败国而制定的内容曾被称为“敌国条款”。以这种身份于1951年3月13日正式设立外交部，恢复外交权， 随后又作为正式成员国加入欧洲委员会。1955年5月西德又加入北约而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即便如此，在重新跻身大国行列的过程中西德仍然深受抵制或歧视；在与其邻国的交往中，则难以轻易地得到深受其侵害的各国的信任。三是阿登纳的西方一边倒政策，尤其是倒向美国，使德国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下降。“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关于这个国家的雏型，西方国家还心中无数。由于德国地理位置的缘故，它的命运在任何情况下对欧洲的发展都有十分巨大的意义，从而也必然关系到西方国家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如果我们不愿被碾碎的话，我们必须不是倒向这方，就是倒向那方。我认为，在两大国家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态度，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不现实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消除西方各国到处存在的对我们德国人的不信任，……始终如一地、毫不动摇地明确表示皈依西方国家。”[29]在冷战格局下，美国力图把联邦德国变成对抗苏联的桥头堡。阿登纳政府主动倒向美国倒向西方。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核保护，尽管后来掌握核技术，那纯粹是出于对美国是否能保卫西德的一种怀疑。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的结果是联邦德国的政治外交不得不带有很大的局限，具体表现在一是与法国的关系难以达到与德美关系的地步；二是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由于受到美国的遏制与限制，对与苏联东德有关的对外政策目标则基本上未获实现三是西德与发展中国家也常由于美国的制约而被动，比如同中国的关系。由于本文所论为阿登纳欧洲政策，故对后一表现不予考虑。
其次，战后的国内外环境，否定了联邦德国运用军事外交手段的可能性。
从国际环境看，二战结束前后由主要战胜国构筑的雅尔塔体制，把永久铲除德国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作为重要内容。后来，战胜国阵营分为化冷战双方，联邦德国通过加入北约而重建联邦德国军队，但受到制约。实际也就是国际社会反对联邦德国重开军事外交的状况保持不变。
从国内环境看，战后联邦德国制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明确规范了战后新德国的政治生活和外交原则。《基本法》除了在前言中阐明“决心维护自己民族的和国家的统一并作为在统一欧洲中就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为世界和平服务”以外，还在第24条专门规定“（1）联邦可以通过法律将部分主权让予国际机构。（2）为了维护和平，联邦可以参加一种相互的、集体的安全体系；为此，它将承诺对自己的主权的某些限制，这些限制导致并确保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一个和平和稳定的秩序。（3）为了处理国际间的争端，联邦将遵守普遍性的、广泛的、强制性的国际仲裁的协议。”第25条是“国际公法的一般规定乃是联邦法律的组成部分。它们置于各项法律之上，并直接地构成联邦国土上居民权力和义务。”第26条条款是禁止侵略战争，明文规定“（1）凡是扰乱各国人民共同和平生活的行动，以及有此意图，特别是准备发动攻击性战争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的，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30]第87条“除防御状态外，武装力量只准许在基本法有特定规定时期动用”[31]。显然这些条款都表明联邦德国的和平和自我约束的外交取向。《基本法》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有贸易往来意义也有工具意义。作为工具，它是集体学习的文本；作为象征符号，它是用以昭示世人的原则和理念的载体。总之，从《基本法》的这些条款可读出联邦德国在未来处理国际事务上是坚决地执行一条和平路线，摒弃战争手段的。
上述国际国内环境，加上战后德国人的“‘安全综合症’———大部分成年德国人几乎形成一种执意追求生活中安全感的病态心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惩罚性的、灾难性的。……安全！安全！它主宰着所有的情绪、思维、选择、职业以至婚姻；在被占领的德国，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这种根深蒂固的、几乎是本能的、渴求保护的影响，人们渴望避免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事情重演！”[32]，阿登纳“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向西方各民主国家证明，一个廉洁的新德国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它可以与过去穷兵黩武、侵略成性的一个同军国主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凯泽帝国和和第三帝国彻底决裂。……它将热爱和平，不再穷兵黩武，并要关心国际事务”[33]这些都对联邦德国重新开展军事外交起到了抑制作用。
最后，经济上尽管也受到限制[34]，但是与前两者相比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标环境却相对宽松，容易将外交目的付诸实现。
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进行以及主权、安全的捍卫，都需要外交为之服务。外交同经济、内政、安全息息相关。就一般国家而言，振兴国家主要属于内政，但对于西德来说，却更多地与外交政策有着关联。正如阿登纳1949年9月20日在其第一篇声明中所说“我们处在一种互相矛盾的境地，这就是：虽然联邦德国的外交事务由盟国高级专员公署掌管，但联盟政府或联邦议院的任何活动即使在联邦德国的内部事务方面，都包含着某种对外关系的成份，由于被占领、鲁尔法规、马歇尔计划等等，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外国结合在一起。”[35]在战后主客体条件的限制下，联邦德国以追求经济繁荣为立国之本，四届阿登纳政府都以发展经济为外交核心，在国际事务中主动保持“低姿态”，并以经济交往和经济增长拓展了外交空间，确定了以“经济政治”代替“地缘政治”的新的指导思想。 “经济政治”的基本原则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当今世界影响的真正标准是经济实力和财力资源而不是军事力量。这个指导思想是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物。阿登纳政府在回顾了德国150年来的历史发现，德国人民和历届政府的领导人忽略了的一条基本原理，即德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并保持这种地位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发展经济，而不是通过采取军事或政治措施。德国的力量在于其占优势的工业能力。要确保德国的前途，不能通过制造武器去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应通过生产各种产品和消费品、各种服务设备去占领全世界的市场。事实正是这样，德国曾经通过穷兵黩武在征战中得到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丧失了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丧失殆尽，连本土都割去一大块，“生存空间”不仅没有争得，反而缩小了，阿登纳政府提出的这一指导思想一直贯彻到联邦德国历届政府的行动和决策之中，他们一再地反复地重申这个思想。阿登纳政府 “经济政治”的提出，它首先要让人们填饱肚子，要给人们避风御寒的住房这种简单明了的主张，比任何意识形态、比任何哲学都更容易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依赖。从地缘政治、军事政治到经济政治，可谓德国人的大彻大悟，是历经苦难和浩劫方才得到的大彻大悟。
第二章 经济因素在阿登纳政府对欧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上一章分析了阿登纳政府何以放弃以武力或战争手段而主要是凭借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对欧洲政策目标，本章重点探究阿登纳政府为实现联邦德国对欧政策目标所作的种种外交努力。研究发现这些外交努力，阿登纳政府首先是从政治着眼，但几乎又是从经济着手来完成的
第一节 为争取主权的完整独立而进行的经济方面的努力
1949年5月12日美国、英国、法国三国正式批准《基本法》的同一天公布了《占领法规》。按法规规定 。由美、英、法三国成立“盟国高级专员公署”共同行使西德的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它们还利用法规剥夺了西德与其他国家签订经济贸易协定和参加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利，因而使西德不能以平等地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由此可见，《基本法》的实施并没有使西德摆脱无主权的被占领状态。阿登纳政府要恢复独立完整的主权必须铲除《占领法规》。
一、阻止拆除工业设备计划
经济复兴是战后西德的一项基本目标。已如前述。要实现经济复兴,首要任务是说服西方各国放松或放弃对西德经济管制，停止1946年西方同盟修订的《工业水平计划》中规定的对西德的工厂拆迁计划。换句话说，就是要突破《占领法规》的限制。阿登纳在其回忆录里说，联邦政府外交的“首要目标只能是取消拆除设备计划，不管要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36]。“促使我们这样做的［注：阻止拆除工业设备计划的］是由于经济原因，此外，心理上的因素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37]在阿登纳看来，拆除工业设备，其一，将联邦德国无力赔款；其二，从长远来说不会给西方带来好处， “如果按规定计划将这些企业拆卸一光，德国……就根本无法在经济上恢复元气”实行拆除计划，“德国和西欧就根本无法在经济上恢复元气，这样也就根本无法在政治上恢复元气”[38]；其三，拆除计划与欧洲复兴计划自相矛盾。“如果拥有矿山、钢铁厂和大型化工厂的来因兰－－威斯特伐伦工业区被拆除，马歇尔计划势将成为一纸空文”，更谈不上为复兴欧洲经济作出贡献。第四也是最后，阿登纳政府利用西方对抗苏联的企图和联邦德国可能会重新导致战争的危险，威胁说如果被拆除，“德国将在执行拆除计划中将会变成共产主义”[39]、“必须防止拆除工业设备的措施会重蹈凡尔赛条约的复辙，免得在以后的岁月里再次变成宣传口号。”由于联邦政府积极交涉，占领国的美国英国法国从整个西方的利益出发，同西德签订了《彼得斯贝格议定书》。协议规定，中止拆卸德国鲁尔区、莱弗尔库森、路德维希斯哈芬和西柏林的工业设备(结果是到1950年底完全停止拆迁)，取消建造远洋船只的限制，并撤销了外国资本不得参与西德企业投资的禁令。联邦更主要的利益是以此获得了同外国发展领事关系和参加国际组织的权力。阿登纳情不自禁地称赞说这“是政治上的一个伟大成果。战败以来，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我们的平等地位，我们第一次又踏入国际范围中了。”[40]当然更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还是在于经济方面，给联邦德国的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41]。这项议定书是联邦德国在争取恢复主权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二、修改《占领法规》
《彼得斯贝格议定书》的签订仅仅为修改《占领法规》打开了缺口，但目的是修改以致取消它。而这需要时机。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给西德一个有利的机会。自1945年德国战败以来人们都不可想象的——重新武装西德被盟国提上日程。“我要在1951年秋天看见穿上军装的联邦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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