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诗文集——戴逸

诗文集，亦即古代目录学中所称“别集”，是由个人的作品结集而成，通常包括论文、散文、游记、序跋、诗词，有时也包括奏疏、书信、公牍等等。一个人所著各种内容、各种体裁的作品几乎都可以纳入别集之内。马端临《文献通考》将别集析为诗集、歌词、奏议三门。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以为“奏议皆关国政，宜兴诏令并为一类，不宜别之于集”，于是移奏议入史部；又认为“歌词体卑而艺贱”，亦从别集类分出，而另立词曲类。
    个人作品的结集，始于汉代，现存最早的《扬子雄集》、《蔡中郎集》、《诸葛亮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都是后人掇拾遗文补编，非作者自编或当时编成。自编诗文集始于江淹及萧衍父子，唐宋以后，编纂文集之风大盛。不少学者和藏书家也注意到了这类书籍的价值，有意识地收藏或著录前代及本朝人的诗文集。宋僧文莹收宋初至熙宁间文集二百余家；清初曹溶撰《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载宋人自柳开以下一百八十家，元人自耶律楚材以下一百十五家之书。清初，黄守羲、吕留良、吴之振、张自烈均注意收集宋明人文集，吴之振家产富裕，所得尤多，合吕留良所藏，刻成《宋诗钞》，收录诗人百余家作品，张自烈藏书三十万卷，其中明人文集很多。
   诗文集之所以受到重视，正因为它有独特的价值。诗文集反映个人的思想、知识、行为以及所见、所闻、所感，上至军国大事，下至身边琐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既是丰富的历史生活的记录，又是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宝藏。由于作者众多，他们的出身、地位、经历、职业、思想以及居住和活动地区不同，而诗文集中所收，或为文章，或为诗词，或为奏议，或为书信，所以内容的涵盖面十分宽广，涉及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民情土风以及许多人生活、思想的各个方面。
   前人也有瞧不起文集的，认为文集的内容“参差庞杂”、“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文史通义·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认为除了少数人的文集，其余均可淘汰，因为“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又认为“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艹雉弥严”，理由是“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四库提要·别集序》)。基于这种认识，四库所收明人别集只有二百部，而清人别集，除皇帝的御制诗文外只有四十部。
    固然，文集数量很多，其价值高下各有不同，应作具体分析，但四库全书之所以“删艹雉弥严”是从卫道者的立场出发。在他们看来，天地间的圣贤就那末寥寥数人，天地间的道理也只有儒家经典上所说干巴巴的几条，其他的人物和言行都不关重要，没有传世的价值和必要。意见多了、思想活跃反而莫衷一是，有碍圣道，这是卫道者的逻辑。尤其是他们认为异端旁门的作品更是摒弃排斥，如一代才人汤显祖，被认为“才与学皆不逮”，风靡晚明文坛的公安派被认为“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相率而趋纤仄……论者比之诗妖”，思想界的怪杰李贽更是“狂悖乖谬，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和别史类，存目)。所以汤显祖的《玉茗堂集》、袁宏道的《袁中郎集》、谭元春的《谭友夏集》只列存目而不录其书，李贽的诗文则在存目里也找不到。四库馆臣们囿于时代的偏见，看不到在大量的诗文集中包含的珍贵思想和史料、丰富的民情和风俗以及人们真实的悲欢离合的感情。
   更多的学者文士重视诗文集的价值，如顾炎武晚年，曾经自编诗集十二卷，诗中都有记述史事的自注，准备日后交给他的朋友王炜，他担心王炜不重视，亲自对他说“此史也!”可惜这个本子没有传世(王炜《鸿逸堂稿》)，现存的《亭林诗集》是顾炎武身后由他外甥徐乾学提供的。徐乾学是清朝显宦，对于涉及时事的原诗和自注，必多忌讳，当有大量删削。黄宗羲则说过“以诗补史之阙”，杜也提出“诗可正史之讹”。譬如清代顺康雍乾时代发生多次科场案、文字狱，大批官吏、知识分子遭到杀害或流放，许多案件的始末，正史中很少涉及，在别集中却有详尽的叙述。又如民间疾苦，人们耳闻目睹、感受极深，写得很生动深刻。汪洪度的《菜人市》，诗序说：“岁大饥，人卖身割肉于市，曰菜人。有客此乡者，赘其家，其妇忽持钱三千与夫，劝速归，己含泪而去。客怒不言，寻复踌躇，迹妇所往，已断手臂悬菜人市矣。向所持钱，乃以身售价助夫归途费者。”康雍间的诗人金埴描写监狱中的黑暗惨酷，其《哀东狱》诗序中说：“埴尝过山东州县，稔闻狱卒率以闸版拘囚人，于夜终夕不令转侧，罪之轻重勿论也。”如果将这些诗歌编成书，那将是反映社会弊端和下层生活的触目惊心的历史图幅。还有清代的很多官吏文人被流放到东北、新疆或其他边地，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废吟咏翰墨，将自己惊险坎坷的遭遇，哀怨悱恻的情感，奇特新鲜的见闻写成诗文，从中可以领略塞上雄浑壮阔的山林草泽，认识到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深重苦难以及边疆地区的劳动和斗争生活。
    诗文是一种很好的史料，可以证史、补史。如康熙时，郭参劾明珠、余国柱，这是当时的重要事件，但《清实录》内未载郭的劾疏。蒋良骐编《东华录》从郭的《华野集》中录出补入。又如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清军造船备战，百姓苦于工役，吴嘉纪的《邻翁行》中写道：“闻道沿江防敌兵，造船日夜声丁丁，工师困惫不得歇，张灯把炬波涛明。监使还嫌工弗速，如霜刀背鞭皮肉，内烂肠饥死无数，抛却潮边饱鱼腹。”形象地描述了清廷对人民的役使和虐待。又沈德潜的祖父沈钦圻的集子内，载《秦良玉遗像诗》，诗中说：“勤王兵残势穷蹙，子丧弟死一身独，连斩六贼力已殚，拔刀自刎身不辱。”秦良玉与张献忠战于四川，原来良玉是在“子丧弟死”的战场败境中自杀身亡的，与后修《明史》说她病死于家完全不同。沈钦圻与秦良玉是同时代人，他的说法应较可信。
    清人诗文集同前代的别集一样，大部分已亡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序中叙述历代别集亡佚的情况说：“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今又十不存一。”据柯愈春抄录方志所载清人诗文集书目，发现目前未见存世的，亦多至十之八九。清人诗文集大量亡佚，究其原因大约有三：一是自然淘汰。有名的诗人文士或有钱的达官贵人，他们的集子容易刻印。一般知识分子即使编写成集，很难刻印，故很多集子只有稿本、钞本，没有行世，便已亡佚。二是朝廷禁书。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大批书籍，种数几乎与四库所收书相等，其中大量是“国初人伪妄诗文”。有些诗文集，朝廷并未禁毁，但作者的后人恐内容有违碍，惧怕招祸，自行焚书毁板。三是毁于兵燹。清中叶以后，战争频仍，如川楚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各地少数民族起义，还有历次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社会动乱达一个半世纪，战争中被毁的书籍也不在少数。
    将清代诗文集中有价值的部分钩稽辑录，分类编次，提供利用，这是古籍整理的一项任务。郑振铎先生在《清代文集目序》中早就谈到：“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之学者，其亦必将有取于斯无疑也。辑序跋，则可自成一书；辑碑传，则可补缪、闵诸集；收诂经之文，则可成一弘伟之诂经之钞；录论史之作，则可集为史学史之资料。大抵竹头木屑，无不有用。”实际上这一工作早就有人在做，魏源为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所辑均清人文章。当代如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编》、张玉兴编《东北流人诗选注》，都是从清人的诗文集中搜寻和甄选材料，分门别类，录编成书的。
   柯愈春同志半生精力尽萃於《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一书，这是一项巨大而有意义的工程。还有一点值得提到，他从方志艺文、公私藏书目录、清人笔记日记及诗话等书中录出大量清人别集，并全面调查我国各地图书馆所藏的清人诗文集，注意了解港台及日本、美国等有关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在进行这番追踪寻迹，比勘核对的工作后，大体弄清了清代诗文集存佚情况和庋藏地点。这种方法在《隋书·经籍志》中已开其端，柯愈春将其运用于此书，不但便于我们寻踪利用，也使我们对清人别集现存的情况，有所了解，因而增加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叙述多而议论少。作者谨慎立言，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但本书还有一个引导读者利用清人诗文集的任务，如能对书籍的源流、内容、形式、作者的经历、思想作更详细、准确的分析、介绍，那就更好了。当然，这样的要求，工作量就要大大增加。柯愈春只有一个人，而且业余从事于此，条件又有许多限制，仅将清代别集眼过手摹一遍就需要艰巨的劳动和坚毅的恒心。《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已为进一步的整理、利用打下良好的基础。我相信：在这一基础上，柯愈春同志和其他学者们将会继续前进，为发掘清人诗文集这一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