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晋平公问于师旷：“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分，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说苑·君道》
 
　　一向喜欢战国策的语言风格。刘向的文章“宅心平实，指事确凿，皆本忠爱二字”（曾国藩语）近日读史上瘾，头脑发热一发不可收。便去旧书摊上搜刮了《新序》《说苑》和《战国策》。这一轮历史热是从唐德刚先生那本《袁氏当国》开始的，之后读了《胡适口述自传》，本来还计划搞一本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来读，无奈翻看之后发现并非自己喜爱的语言风格，遂作罢，这其实是偷懒，因为蔡先生多用四字短句，比较文，不大容易懂。后来又突然对明史感冒，准备比较系统地温一遍。家里有本《明朝记事本末》，高中时候大略翻过，现在手头有一本很老旧的《明朝史话》，利用每周上班中途休息的时间，今天看到了宣德年间。
　　读史向来会有一番感慨。朱元璋创下大明王朝百年基业，雄才大略，英雄气概自然扑面而来。不过此人由于早年不得志，内心深处有种不堪言的自卑，执政之后，往往过分敏感，经常神经质地疑神疑鬼，动辄砍它几万人头，也真让人无话可说。朱棣打着靖难的旗号篡权上台，不太光彩，他图的是个名正言顺。因此他的心结是为自己正名，据说派郑和下西洋，也是为了结好周边国家，提高国际声望，获得政治支持。明成祖对蒙古各部五次用兵，出征安南，还算是“内向”的明王朝难得的对外扩张。不过遗憾的是此后的中国统治者眼界越来越小，不再有窥四海之雄心。历经洪武、永乐，到宣德时，大明王朝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一朝只要出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事情就不太好办了。纵使皇上宅心仁厚，然官僚组织尾大不掉，政令难以下达。上中下三层的裂缝越来越明显。有幸遇上体恤民情的仁君，则中间庞大的官宦势力略有收敛，尚不敢过分嚣张，百姓暂得喘息，倘若遭逢昏君佞臣，则百姓苦不堪言，甚至揭竿而起。还有一点感慨最让人堵得慌。简单的说就是，在一个浑浊的官场环境中，能够秉持原则，忠于社稷，代价不是一般的高，搞不好真是要赔上身家性命。有明一代，于谦、张居正等人的悲惨结局，使人不禁想起《二进宫》里的那句到“哪个忠良又有下场？”纵使时代风云变幻，此等憋屈龌龊之事周而复始，层出不穷，岂在人为。
　　看来，最近的藏身之处就是历史了。人在世上，总得找一个藏身之处，否则满目凄凉，不胜其寒。这藏身处，便是那个可以让人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的营生。或者是一门学说，或者是一门手艺。弗洛伊德曾略带自嘲地说过“像我这种人，活着就离不了兴趣爱好和激情奔放，用席勒的话说，离不了主宰我的君主。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君主，甘心为他效劳，鞠躬尽瘁，我的君主就是心理学。”他是幸福的，因为他找到了藏身处，还呆了一辈子。和他相比，我更像是没有固定住所的流浪汉。在人类文明业已建成的一座座辉煌大厦之间，积年累月地徘徊游移，只是偶尔化个斋，借个宿。在这个财富爆炸的时代，本来会有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多数人的追求和出路似乎都差不多，这真是一种悲哀。But,关照一下历史，似乎是一向如此，枷锁永一直在那儿，我们在发配充军的路上走啊走。
　　凡是感慨，总是有那么一点伤感。但是年龄和阅历已经逼着你去习惯。不由地叹气，突然明白，原来清净无为和禅房花木都是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