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骂与粗口
（编辑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脏话骂人，在粤语地区叫做“讲粗口”。
我很少讲粗口，但前几天却牺牲了我的“处女骂”——第一次在香港公共场所爆粗发脾气。当天带孩子去迪士尼玩，地铁到迪士尼站时开门，门尚半启就数十名游客蜂拥而上，全不顾我推着婴儿车妻子抱着小儿站在门口下不了车，我先用粤语再用普通话说：“抱歉，可以先让我们下车吗？”没人理会，我说：“先下后上，讲点礼貌！”还是没人理。最后我忍不住喊了一声“Cao！”不懂礼貌但懂脏话的人们一惊，我们才终于连挤带撞了下车。婴儿车被游客和他们的行李箱撞了好几下，幸好我早有预感让妻子抱着孩子，否则孩子都会被撞伤。
有人会觉得我说“Cao”不说“Tiu”是地域主义，我动用的是国骂，不是粤语粗口，这是我的不对，可能是潜意识里没把“Cao”当粗口而只是一个感叹词；幸好我没有说“What the Fuck”，否则会被爱国主义者骂我洋奴。
骂完我有点后悔，所以后来当我们坐电梯出来再次被堵时，每个要上电梯的游客都像僵尸一样塞满门前一动不动，我和妻子也只能耐着性子不断说劳驾劳驾求他们让个道出来。后来内地朋友听说此事赞我后来的忍耐是正确的，他说：“你怎知道你前面的人没有一个会突然发作把你的婴儿摔在地上？”令我好生后怕。
正巧这几天香港有一轮大混战，起因就是一个女教师对香港警察骂了两句“WTF”。引来社会分裂为两派，一派认为教师为人师表，不能讲粗口，一派认为教师出于义愤情有可原，警察处理不当在先却上纲上线还向学校施压那是比讲粗口还卑劣的行为。上周末两派回到粗口事件发生地旺角行人专用区，数千人对峙对骂，场面可歌可泣。
如果光看最早在YouTube放出来的片段，也真会得出女教师咄咄逼人、情绪失控而对某些警察进行粗口问候的印象。但如果看较长的片断知道教师为何愤怒，在她愤怒之前和之后都有更多比她的愤怒更严重的事情，你就完全理解了粗口来之有因。除了与教师身份有冲突，这两句“WTF”骂得相当有理有节，表达了港人这两年来对警方偏袒某些政治团体的忍无可忍。
庄子感慨过：“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虽然这两句“WTF”连窃钩都算不上，但也受到香港的卫道士和以卫道之名行伐异之实的团体的口诛笔伐——远胜过之前对很多类似“窃港”的贪官污吏的批判。这点起庄子于梦中也会惊叹的，他原文接着反问的一句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诸侯未必有仁义，粗口者也未必无仁义也。
国骂之广泛存在、爆粗之广泛存在，前提必定是社会压力到达一定程度，人民只能选择口头渲泄这种压力。同时，一般老百姓选择泛指地使用脏话作为感叹词，也是试图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义愤。从这点来说，没有宾语的“Cao”和没有牵连别人、纯属感叹的“WTF”，使用起来不算粗鄙，与人身攻击连带问候家人的那种脏话有本质之别，与那些口蜜腹剑、当面“扎西德勒”背后“草泥马”的伪善人更是天壤之别。
当然，我是反对一切形式的人身攻击的，反对那些失控的正义怒火，更反对那些盖帽子的“西奴汉奸”等文革式批斗。社会戾气的低压槽形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后者挑衅滋事，更多是因；而被逼以脏话发泄或抗争的义人，更多是果，但传达出的“负能量”或多或少也加入成为大环境的帮凶。
好在香港虽说今年戾气加深，但依然有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去中和这种戾气。就说我昨天的经历：推孩子去我母亲家，那是香港的公屋区，住户低收入人士和新移民居多，他们许多会讲粗口、想必也一并承受卫道士的许多道德偏见。我要进楼宇大门时一个染发纹身的少年替我拉门，示意我先过。快到电梯，里面一个师奶一直按着开门键等我们进来。后来我独自离开时，一对母子先进楼门，大约六岁的小朋友把着门等我来到接手他才放手。这是教养，也是环境影响，粗口只影响了他们的耳朵，屋村环境良好的人际关系影响的是他们的心。
比粗口更恶劣的是斗争思维，事无大小都要争个你死我活，潜意识里觉得所有人都信不过、所有人都会侵占你的资源，上车抢座就是最见微知著的一例，迪士尼线三分钟车程，不坐会累多少呢？但是占了座就不觉得吃亏，不吃亏就是国人最大的胜利了。
而回到林老师事件中，引发警方处置不公的准政治团体对他人言论自由的干涉亦是一例，香港因为没有经历文革所以对斗争思维因为无知而免疫，现在免疫期将过，比防止粗口更迫在眉睫的是防治斗争思维的蔓延、复燃，港人国人皆可深思。鲁迅先生曾写《论他妈的》考据国骂，较少人注意他还写过《在钟楼上》谈到他在广州学过“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此文东拉西扯，谈南北之困，谈地域偏见，最后谈的还是革命，而非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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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话骂人，在粤语地区叫做“讲粗口”。
我很少讲粗口，但前几天却牺牲了我的“处女骂”——第一次在香港公共场所爆粗发脾气。当天带孩子去迪士尼玩，地铁到迪士尼站时开门，门尚半启就数十名游客蜂拥而上，全不顾我推着婴儿车妻子抱着小儿站在门口下不了车，我先用粤语再用普通话说：“抱歉，可以先让我们下车吗？”没人理会，我说：“先下后上，讲点礼貌！”还是没人理。最后我忍不住喊了一声“Cao！”不懂礼貌但懂脏话的人们一惊，我们才终于连挤带撞了下车。婴儿车被游客和他们的行李箱撞了好几下，幸好我早有预感让妻子抱着孩子，否则孩子都会被撞伤。
有人会觉得我说“Cao”不说“Tiu”是地域主义，我动用的是国骂，不是粤语粗口，这是我的不对，可能是潜意识里没把“Cao”当粗口而只是一个感叹词；幸好我没有说“What the Fuck”，否则会被爱国主义者骂我洋奴。
骂完我有点后悔，所以后来当我们坐电梯出来再次被堵时，每个要上电梯的游客都像僵尸一样塞满门前一动不动，我和妻子也只能耐着性子不断说劳驾劳驾求他们让个道出来。后来内地朋友听说此事赞我后来的忍耐是正确的，他说：“你怎知道你前面的人没有一个会突然发作把你的婴儿摔在地上？”令我好生后怕。
正巧这几天香港有一轮大混战，起因就是一个女教师对香港警察骂了两句“WTF”。引来社会分裂为两派，一派认为教师为人师表，不能讲粗口，一派认为教师出于义愤情有可原，警察处理不当在先却上纲上线还向学校施压那是比讲粗口还卑劣的行为。上周末两派回到粗口事件发生地旺角行人专用区，数千人对峙对骂，场面可歌可泣。
如果光看最早在YouTube放出来的片段，也真会得出女教师咄咄逼人、情绪失控而对某些警察进行粗口问候的印象。但如果看较长的片断知道教师为何愤怒，在她愤怒之前和之后都有更多比她的愤怒更严重的事情，你就完全理解了粗口来之有因。除了与教师身份有冲突，这两句“WTF”骂得相当有理有节，表达了港人这两年来对警方偏袒某些政治团体的忍无可忍。
庄子感慨过：“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虽然这两句“WTF”连窃钩都算不上，但也受到香港的卫道士和以卫道之名行伐异之实的团体的口诛笔伐——远胜过之前对很多类似“窃港”的贪官污吏的批判。这点起庄子于梦中也会惊叹的，他原文接着反问的一句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诸侯未必有仁义，粗口者也未必无仁义也。
国骂之广泛存在、爆粗之广泛存在，前提必定是社会压力到达一定程度，人民只能选择口头渲泄这种压力。同时，一般老百姓选择泛指地使用脏话作为感叹词，也是试图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义愤。从这点来说，没有宾语的“Cao”和没有牵连别人、纯属感叹的“WTF”，使用起来不算粗鄙，与人身攻击连带问候家人的那种脏话有本质之别，与那些口蜜腹剑、当面“扎西德勒”背后“草泥马”的伪善人更是天壤之别。
当然，我是反对一切形式的人身攻击的，反对那些失控的正义怒火，更反对那些盖帽子的“西奴汉奸”等文革式批斗。社会戾气的低压槽形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后者挑衅滋事，更多是因；而被逼以脏话发泄或抗争的义人，更多是果，但传达出的“负能量”或多或少也加入成为大环境的帮凶。
好在香港虽说今年戾气加深，但依然有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去中和这种戾气。就说我昨天的经历：推孩子去我母亲家，那是香港的公屋区，住户低收入人士和新移民居多，他们许多会讲粗口、想必也一并承受卫道士的许多道德偏见。我要进楼宇大门时一个染发纹身的少年替我拉门，示意我先过。快到电梯，里面一个师奶一直按着开门键等我们进来。后来我独自离开时，一对母子先进楼门，大约六岁的小朋友把着门等我来到接手他才放手。这是教养，也是环境影响，粗口只影响了他们的耳朵，屋村环境良好的人际关系影响的是他们的心。
比粗口更恶劣的是斗争思维，事无大小都要争个你死我活，潜意识里觉得所有人都信不过、所有人都会侵占你的资源，上车抢座就是最见微知著的一例，迪士尼线三分钟车程，不坐会累多少呢？但是占了座就不觉得吃亏，不吃亏就是国人最大的胜利了。
而回到林老师事件中，引发警方处置不公的准政治团体对他人言论自由的干涉亦是一例，香港因为没有经历文革所以对斗争思维因为无知而免疫，现在免疫期将过，比防止粗口更迫在眉睫的是防治斗争思维的蔓延、复燃，港人国人皆可深思。鲁迅先生曾写《论他妈的》考据国骂，较少人注意他还写过《在钟楼上》谈到他在广州学过“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此文东拉西扯，谈南北之困，谈地域偏见，最后谈的还是革命，而非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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