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鱼的好日子
塞林格 著
旅馆里住着九十七位从纽约来的广告推销员，他们简直把长途线都给占了。507号房间里这位姑娘从中午12点直等到几乎是下午两点半才要通电话。不过这段时间她也找了点儿事情干。她看了一篇登在一个袖珍本妇女杂志上的文章，题为《性不是乐趣就是苦难》；洗了洗梳子和刷子；去掉了米色西服套装裙上的污点；重钉了一下那件从萨克斯（萨克斯，Saks，是美国一家高级商店，出售的商品比较昂贵。——译注）买来的罩衫上的扣子；又用镊子把痣里长出的两根毛拔掉。当接线员终于要响她的房间的电话时，她正坐在窗座下染指甲，左手差不多已经染完了。
她这姑娘是决不会因为电话响就放下手中任何事情的。看她那样子就像自从进了青春期，她的电话铃声就一直没有断过似的。
她任凭电话铃铃作响，仍用小刷子染着小手指，在上面重重地描了一条月牙儿线。然后盖住了指甲油瓶，站起身，前后甩动着那只潮湿的左手，用干着的右手把窗座上塞满烟头的烟灰缸拿到床头放电话的小桌旁。她在一张整洁的、由两张单人床合并排成的床上坐下，然后拿起了话筒，这时，铃声已响了五、六次了。
“喂，”她应道，左手五指张着，伸开去，尽量离她那白丝绸晨衣远点。除了一双平底拖鞋外，她身上穿的只有这件晨衣。她的戒指都放在洗手间了。
“格拉丝太太，您要的纽约长途接通了。”接线员告诉她。“谢谢。”姑娘说着，在小桌上腾出了个放烟灰缸的地方。
“穆丽尔吗？”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姑娘把听筒从耳边稍稍斜开了一些。“是的，妈妈。你好吗？”她说。
“你可让我担心死了。怎么一直没来电话？你没事儿吧。”
“我前天晚上和昨天晚上都给你打了电话。这儿的电话一直……”
“你没事儿吧，穆丽尔？”
姑娘又把听筒再斜开一些。“我很好。我觉得热。佛罗里达从没这么……”
“你怎么没来电话？你可让我担……”
“妈，亲爱的，别冲我喊。你的声音我听得再清楚也没有啦，”姑娘说道。“我昨晚给你打了两次，一次正好是过了……”
“我明明跟你爸爸说过，你昨晚可能会来电话。可没用，你非——穆丽尔，你没事儿吧？要跟我说实话。”
“我很好。别老问我这个，我求你。”
“你们什么时候到那儿的？”
“不知道。星期三早上，一大早。”
“谁开的车？”
“他开的，”姑娘回答。“别激动，他开得好极了，真让我惊奇。”
“他开的？穆丽尔，你向我保证过……”
“妈妈，”姑娘打断道，“我刚才告诉你了，他开得好极了，实际上时速从没超过五十。”
“他没有跟树耍那些把戏吗？”
“妈，我说过了，他开的好极了。好吧，请听我说，我跟他吩咐了要贴着白线驾驶等等这些话。他明白我的意思，也照办了。他甚至连树都尽量不看一眼——你就可想而知了。对了，爸爸把车修好了吗？”
“还没呢。他们要四百美元，说是无非是……”
“妈妈，西摩已经和爸说过要由他来出钱嘛，根本不应该……”
“好了，回头再说吧。他行为怎么样……在汽车里，还有所有其他场合？”
“挺好的，”姑娘说。
“他是不是还总叫你那个难听的……”
“没有，他现在改新的了。”
“是什么？”
“哦，有什么大不了呀，妈妈？”
“穆丽尔，我要知道。你爸爸……”
“好吧，好吧。他叫我‘1948年的精神流浪小姐’。”
姑娘咯咯地笑着说。
“这没有什么好笑的，穆丽尔。根本就不可笑。太可怕了。说实在的，是太可悲了。我一想到……”
“妈妈，”姑娘打断道，“听我说。你记得他从德国给我寄来的那本书吗？知道吧，就是那些德国诗。我把它弄到哪儿去了？我怎么想也……”
“你没丢。”
“真的吗？”姑娘说。
“当然了，也就是说我没丢。现在放在弗莱迪的房间里。你把它忘在那儿了。这书我又放不进去——怎么了？他问你要了吗？”
“没，只不过在路上他问到了那本书。他想知道我看了没有。”
“那是德文书！”
“是呵，亲爱的，那也没关系，”姑娘说着，把腿翘了起来。“他说恰好那些诗是本世纪独一无二的伟大的诗人写的。他说我该买本译本什么的。要不就把德语学会，要是你不反对。”
“可怕，可怕。简直是可悲。真是可悲。昨晚你爸说……”
“等会儿，妈妈。”姑娘说。她走到窗座前拿过香烟，点了一支，又回到床边坐下。“妈妈？”她说着，吐出一口烟来。
“穆丽尔，你好好听我说。”
“我听着哪。”
“你爸和西维茨基大夫谈过了。”
“哦？”姑娘说。
“他什么都告诉他了。至少他是跟我这么说的，你是了解你爸的。那些树、对着窗户玩的那些把戏、对你奶奶说的有关他对于故世的打算的那些可怕的话，还有他用那些来自百慕大的那些漂亮画片干的那些事——所有这一切。”
“怎么样？”
“嗯，头一条他就说，军队把他从医院放出来就是一大罪孽——我敢起誓，他就是这么说的。他非常肯定地告诉你爸说有可能——用他的话说，是非常大的可能——西摩会完完全全失去自我控制。他真就是这么说的。”
“这个旅馆里住着个精神病专家，”姑娘说。
“谁？叫什么？”
“不知道。好像叫瑞泽还是什么。人家都说他很出色。”
“从没听说过这人。”
“不管怎么说，人家说他很出色。”
“穆丽尔，别那么幼稚了。我们太替你担心了。你爸昨晚就要给你打电报叫你回来。实话对你说……”
“妈妈，我这会儿可不回家。你们且放心。”
“穆丽尔，我起誓，西维茨基大夫说过，西摩会完全失去……”
“我刚到这儿，妈。这么多年，我这是头一次休假。让我这就打行李回家，我才不呢，”姑娘说。“再说我现在也走不了。我让太阳晒坏了，动都动不了。”
“晒得很厉害吗？我放在你包里的那瓶布朗兹防晒油，你没用吗？我把它放在……”
“用了，可我还是挨了晒了。”
“真糟糕。哪儿晒坏了？”
“浑身上下，好妈妈，浑身上下全晒坏了。”
“真糟糕。”
“我死不了哇。”
“告诉我，你和精神病专家谈过吗？”
“嗯，算谈过了吧。”
“他说什么？你和他讲话时，西摩在哪儿？”
“他在海洋厅弹钢琴呢。我们到这儿后连着两个晚上他都弹钢琴。”
“好了，那他说什么？”
“哦，也没说什么。是他先跟我讲话的。昨晚玩宾戈（Bingo，一种赌博性质的游戏。——译注）时我坐在他旁边。他问我在另外那间屋里弹钢琴的是不是我丈夫。我说是。他又问西摩是一直有病还是怎么的。我就告诉他……”
“他为什么会问起这个？”
“我哪儿知道，妈妈。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太苍白了吧。反正宾戈散了以后，他和他太太请我一起去喝一杯，我就去了。他太太那幅样子真叫人受不了。你还记得我们在邦恩维特（Bonwit，美国一家高级商店。——译注）橱窗里看见的那件难看的礼服吗？就是那件你说如果你要穿就得有个极小极小的……”
“那件绿色的吗？”
“她穿的就是那件，就只显得臀部了。她老问我西摩是不是和在麦迪逊大街开那个妇女用品商店的苏珊娜·格拉斯是亲戚。”
“那他到底说什么？那个医生。”
“唔。咳，他其实也没说什么。我是说我们只不过在酒吧里呆了一会儿。那里面吵得要命。”
“确实吵。可——可你告诉他西摩用奶奶的椅子干嘛来着吗？”
“没有，妈妈。我没跟他谈那么具体，”姑娘说。“我想也许有机会跟他再谈一次。他一天到晚都呆在酒吧间里。”
“他说没说过他认为西摩有可能会变得——那个——失常什么的？对你干出点什么来？”
“倒也没那么说，”姑娘说。“他得多了解点情况才行。妈妈，他们要知道病人小时候的事情等等。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几乎没法交谈，那个酒吧里吵得要命。”
“嗯，你那件蓝衣服怎么样了？”
“还好，我把里面的垫料拿出了点。”
“今年的服装怎么样？”
“糟透了。可样式很古怪。上面尽是金属片什么的。”姑娘说。
“你们房间怎么样？”
“还行，不过也只是还行而已。战前我们住的那个房间这次没弄到。”姑娘说。“今年这儿的人次透了。你真该来看看餐厅里坐在我们旁边的都是哪路货色。旁边桌子的那一帮就像是开着大卡车来这儿的一样。”
“唉，哪儿都是这样。你的芭蕾舞女演员怎么样了？”
“说来话长，我跟你说过说来话长。”
“穆丽尔，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真的没事儿吗？”
“没事儿，妈妈，”姑娘说，“告诉你一百遍了。”
“也不想回家吗？”
“不想，妈妈。”
“你爸昨晚上说，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到别的地方去，把你们的事好好考虑考虑，他巴不得给你出旅费。你可以高高兴兴地去旅行。我们俩都觉得……”
“不，谢谢你们了，”姑娘说，把翘着的腿放了下来。“妈，这个电话得花……”
“我一想到那场战争中你始终等着那个小子——我是说当你想到所有的那些着了魔的可怜妻子们，她们……”
“妈妈，”姑娘说，“还是挂上电话吧。西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进来的。”
“他在哪儿？”
“海滩上。”
“海滩上？就他一个人吗？他在海滩上能管得住自己吗？”
“妈，”姑娘说，“你把他说得好像是狂呼乱叫的疯子似的……”
“穆丽尔，我可没这么说。”
“嗯，听起来可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不过就是躺在海滩。他不肯脱掉浴衣。”
“他不肯脱掉浴衣？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太苍白了。”
“我的天啊，他需要晒晒太阳。你不能让他脱了吗？”
“你知道西摩，”姑娘说着，又把腿跷了起来。“他说他不喜欢让一大堆傻瓜围着他看他身上刺的花纹。”
“他身上没刺花纹呀！他在部队里的时候纹身了吗？”
“没有，妈妈。没有，亲爱的。”姑娘说着站了起来。“喂，我没准儿明天再给你打电话。”
“穆丽尔，等一下，听我说。”
“说吧，妈妈。”姑娘说着，把全身重心都挪到了右腿。
“只要他的言行一有任何不正常，你就马上给我打电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听到了吗？”
“妈妈，我并不害怕西摩。”
“穆丽尔，我要你跟我保证。”
“好吧，我保证。再见，妈妈，”姑娘说。“替我问爸爸好。”她挂上了电话。
“又看见别的玻璃了”（原文为“See more glass”，与西摩·格拉斯Seymour Glass谐音。下同。——译注），西比尔·卡宾特说，她跟她妈妈一起住在这个旅馆里。“你又看见别的玻璃了吗？”
“你这个捣蛋鬼，不许再说这个。这简直让我妈妈发疯了。别动，我求你。”
卡宾特太太正往西比尔的肩膀上涂着防晒油，一直抹到了她那娇嫩的、象两个翅膀一样突起的肩胛骨上。西比尔摇摇晃晃地坐在一只巨大的、充满了气的橡皮球上，面向着大海。她穿的一套两件式的鲜黄色的游泳衣，实际上其中一件再过十年八年也不见得用得上。
“其实这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丝绸手绢——你离近点就看清楚了。”坐在卡宾特太太身边一张椅子里的女人说道，“我真想知道她是怎么系的，真是招人爱。”
“看起来是可爱的。”卡宾特太太同意道。“西比尔，别动。小淘气。”
“你又看见别的玻璃了吗？”西比尔说道。
卡宾特太太叹了口气。“好吧。”她说，盖上了防晒油瓶子的盖儿。“去，跑去玩吧，淘气鬼。妈妈要到旅馆里和哈贝尔太太喝被；7马提尼酒。我给你带橄榄来。”
西比尔得了解脱，马上就跑下一段平坦的海滩，然后朝着渔夫亭走去。她在一个被海浪冲塌的、沙子堆成的小城堡那儿停了一下，往湿漉漉的沙堡里深深地踩了一脚，便很快走出了旅馆为游客开辟的海滨浴场。
走了约有四、五百米后，西比尔突然沿着一段松软的沙滩斜着跑了上去。最后，在一个仰面躺着的年轻人跟前猛地收住了脚。
“你下水去吗，看见别的玻璃？”她问。
年轻人吓了一跳，右手伸向毛巾浴衣的翻领。他翻过身趴在沙滩上，任凭盖在眼睛上的毛巾卷掉落下来。他歪着头，眯着眼睛向上瞟着西比尔。
“嘿，你好，西比尔。”
“你下水去吗？”
“我在等你，”年轻人说。“今儿有什么新的？”
“什么？”西比尔说。
“今儿有什么新的？有什么安排？”
“我爸爸明天要坐飞机来，”西比尔说着，一边踢着沙子。
“别往我脸上踢，小家伙儿。”年轻人说，用手按住了西比尔的脚脖子。“唔，你爸爸他差不多该到了。我每时每刻都在等着他来，每时每刻。”
“那位女士在哪儿？”西比尔说。
“女士？”年轻人从他那稀疏的头发里掸出了几粒沙子。“这可难说了，西比尔。她说不定在哪儿呢。也可能在理发馆，把头发染成貂皮色，或者在她的房间里给穷娃娃们做娃娃。”年轻人这会儿脸朝下，两只手攥成拳头，摞在一起，下巴枕在上面。“问我点别的，西比尔。”他说。
“你穿的游泳衣真漂亮。要说我喜欢什么，那就是一件蓝游泳衣了。”
西比尔瞪大眼睛看着他，然后又低下头看看自己鼓起的小肚皮。“这是件黄的，”她说，“这是件黄的。”
“是吗？你过来点儿。”
西比尔向前迈了一步。
“你完全正确。看我这个大傻瓜。”
“你下水去吗？”西比尔说。
“我这会儿正仔细考虑呢。我正在想呀想呀。西比尔，你知道了会高兴的。”
西比尔用脚踢了踢年轻人有时用来当枕头的橡皮气床。“得打气了。”她说。
“是啊，它需要的气比我愿意给的可要多。”他把拳头拿开，让下巴枕在沙子上。“西比尔，”他说，“你看着真精神，见到你真好。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他向前伸出双手，握住了西比尔的两只脚脖子。“我是摩羯星，”他说，“你是什么呢？”
“沙伦·利普丝舒茨说，你让她跟你一块儿坐在钢琴凳上，”西比尔说。
“沙伦·利普丝舒茨是这么说的吗？”
西比尔使劲点了点头。
他松开她的脚脖子，缩回双手，头侧枕在胳膊上。“那个嘛，”他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西比尔。我坐在那儿弹钢琴，又根本不见你的人影。沙伦·利普丝舒茨过来挨着我坐下，我总不能把她推开吧？”
“能。”
“噢，不。不能。我不能那么做，”年轻人说。“不过我要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的？”
“我假设她就是你。”
西比尔马上弯下腰，开始挖沙子。“咱们下水去吧，”她说。
“好吧，”年轻人说。“我想我能抽出空儿去的。”
“下回，把她推开”西比尔说。
“把谁推开？”
“沙伦·利普丝舒茨。”
“唔，沙伦·利普丝舒茨。”年轻人说道。
一提起这个名字啊。它拌和了记忆与渴望。他猛地跳起来，向大海望去。“西比尔，”他说，“我告诉你咱们要干嘛去。咱们要看看能不能抓到一条香蕉鱼。”
“一条什么？”
“一条香蕉鱼，”他说着解开浴衣带子，脱掉了浴衣。他的肩很白，也很窄；身上的游泳裤是深蓝色的。他把浴衣先竖着一折，然后叠成三层。接着，展开了遮眼睛用的毛巾，铺在沙子上，再把叠好的浴衣放在上面。他弯下腰，捡起气床，用右胳膊紧紧地挟着，然后用左手拉住了西比尔的手。
两个人开始走下海去。
“想来你这辈子已经看见过不少香蕉鱼了，”年轻人说。
西比尔摇摇头。
“你没看见过？那你住在哪儿啊？”
“我不知道。”西比尔说。
“肯定你知道。你应该知道。沙伦·利普丝舒茨都知道她住在哪儿，她刚三岁半。”
西比尔站住脚，猛地挣开手，捡起一只普普通通的贝壳来看着，显得很感兴趣。她扔掉了贝壳，说：“康涅狄格州，沃尔利伍德。”然后就挺着肚皮继续往前走去。
“康涅狄格州，沃尔利伍德，”年轻人说。“那个地方是不是多少离康涅狄格州的沃尔利伍德不远？”
西比尔看着他。“那是我住的地方。”她不耐烦地说。“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沃尔利伍德。”她跑到前面，用左手吊住左脚，单腿跳了几跳。
“你不知道这就使一切都清楚啦。”年轻人说。
西比尔放开了脚。“你看过《小黑人萨姆博》吗？”她说。
“你问我这个可挺有意思，”他说，“正巧我昨晚上刚看完。”他弯下腰又拉过了西比尔的手。“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他问西比尔。
“那些老虎是老绕着树跑吗？”
“我想它们从来没停下过。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多老虎。”
“只有六只呀，”西比尔说。
“只有六只！”年轻人说，“六只你还嫌少哇？”
“你喜欢腊吗？”西比尔问。
“我喜欢什么？”年轻人问。
“腊。”
“喜欢极了，你不喜欢？”
西比尔点了点头。“你喜欢橄榄吗？”她问。
“橄榄——喜欢。橄榄和腊，我到哪儿都带着它们。”
“你喜欢沙伦·利普丝舒茨吗？”西比尔问。
“喜欢，我喜欢，”年轻人说道。“我特别喜欢她的，就是她从来不欺负旅馆门厅里的小狗。就是那位加拿大太太的小狗吧。你大概不会相信，可是有的小姑娘就喜欢用气球杆戳弄它。沙伦就不这么干。她从不那么没德性，那么狠心肠。所以我才这么喜欢她。”
西比尔不吱声了。
最后她说：“我喜欢嚼蜡烛。”
“谁不喜欢呀？”年轻人说着，把双脚沾湿。“哎哟！好凉。”他把橡皮气床平扔在水里。“别，先等会儿，西比尔。等咱们再走出去点。”
他们淌着水向海里走着，直到水没了西比尔的腰，年轻人这才把她抱起，脸朝下放在气床上。
“你从来不戴游泳帽什么的吗？”他问。
“别撒手，”西比尔命令道。“你抓着我点儿啊。”
“卡宾特小姐，我知道怎么做。”年轻人说道。“你就睁大眼睛看有没有香蕉鱼好了。今天可是捉香蕉鱼的好日子。”
“一条也没看见。”西比尔说。
“那倒是。它们的习性非常独特，非常独特。”他继续推着气床。水差不多快没到他的胸了，“它们的生活是悲剧性的，”他说，“西比尔，你知道它们都干什么吗？”
她摇了摇头。
“嗯，它们游进一个洞子，里边有好多香蕉。刚进去的时候，它们的样子还像普普通通的鱼一样。可是一进了洞，它们就像猪一样的吃起来了。对了，我就知道有好几条香蕉鱼游进了一个香蕉洞，吃了足有七十八只香蕉。”他推着气床和上面的乘客又向海的深处走进了一步。“自然了，到后来它们吃得胖极了，没法再从洞里出来。胖得连门都出不去。”
“别离岸太远了，”西比尔说。“后来它们怎么样了？”
“谁怎么样了？”
“那些香蕉鱼呀。”
“噢，你是说它们吃了好多香蕉，出不了香蕉洞以后吗？”
“是啊，”西比尔说。
“唉，我真不愿告诉你，西比尔。它们死了。”
“为什么？”西比尔问。
“它们呀，它们得了香蕉热。这是一种可怕的病。”
“浪来啦，”西比尔紧张地说道。
“不管它，咱们不搭理它，”年轻人说。“两个势利眼（原文中不搭理与势利眼谐音——译注）”他抓住西比尔的两个脚腕，按着往前推，气床跷着头冲过了浪尖。海水浸湿了西比尔的金发。她尖叫着，声音里充满了快乐。
气床平稳后，西比尔用手撩开盖在眼睛上的一绺扁平的、湿漉漉的头发，报告说：“我刚才看见了一条。”
“看见什么了，我亲爱的？”
“一条香蕉鱼。”
“我的上帝，这是真的！”年轻人说。“它嘴里有香蕉吗？”
“有，”西比尔说。“六个。”
年轻人猛地抓起西比尔垂在气床边的一只湿漉漉的脚，亲了亲脚心。
“嗨！”西比尔回过身来叫道。
“跟你自个儿喊‘嗨’吧！咱们可要回去了。玩够了吧？”
“没。”
“对不起喽，”说着，他推着气床向岸边走去。待西比尔下去，他拿着气床继续往前走。
“再见，”西比尔说着，毫无遗憾地向旅馆跑去。
年轻人穿上浴衣，将翻领扣紧，把毛巾鼓鼓地塞进衣袋里。他从地上拿起了滑湿笨重的气床，挟在胳膊底下，步履沉重的走过柔软而灼热的沙滩，独自朝旅馆走去。
在旅馆中固定供洗海水澡的人使用的地下大厅里，一位鼻子上贴着块橡皮膏的女人和这位年轻人一起进了电梯。
“我看你是在瞧我的脚，”电梯开动后，他对那个女人说。
“您说什么？”那个女人说道。
“我说我看你是在瞧我的脚。”
“对不起，我刚好是在看地板来着，”女人说着把脸转向电梯门。
“如果你想看我的脚，就直说，”年轻人道，“别他妈的这么偷偷摸摸的。”
“请让我出去，”女人急忙向开电梯的姑娘说道。
电梯门开了，那个女人头也没回地出去了。
“我的两脚挺正常。哪儿他妈的有一丝半点儿可招人看的，”年轻人说道。“劳驾，五楼。”他从浴衣兜儿里掏出了房间的钥匙。
在五楼，他下了电梯，走过大厅，进了507房间。屋子弥漫着斩新的小牛皮箱和指甲油去除剂的气味。
他瞥了一眼躺在半边床上熟睡的姑娘，然后走到一件行李前，打开，从一叠短裤、内衣的下面取出了一把7.65口径的奥特基斯牌自动手枪，抽出弹夹看了看，又塞了回去；再把枪上的击头扳起。然后他走到空着的那半边床坐下，望望那个姑娘，瞄准好，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太阳穴。
旅馆里住着九十七位从纽约来的广告推销员，他们简直把长途线都给占了。507号房间里这位姑娘从中午12点直等到几乎是下午两点半才要通电话。不过这段时间她也找了点儿事情干。她看了一篇登在一个袖珍本妇女杂志上的文章，题为《性不是乐趣就是苦难》；洗了洗梳子和刷子；去掉了米色西服套装裙上的污点；重钉了一下那件从萨克斯（萨克斯，Saks，是美国一家高级商店，出售的商品比较昂贵。——译注）买来的罩衫上的扣子；又用镊子把痣里长出的两根毛拔掉。当接线员终于要响她的房间的电话时，她正坐在窗座下染指甲，左手差不多已经染完了。
她这姑娘是决不会因为电话响就放下手中任何事情的。看她那样子就像自从进了青春期，她的电话铃声就一直没有断过似的。
她任凭电话铃铃作响，仍用小刷子染着小手指，在上面重重地描了一条月牙儿线。然后盖住了指甲油瓶，站起身，前后甩动着那只潮湿的左手，用干着的右手把窗座上塞满烟头的烟灰缸拿到床头放电话的小桌旁。她在一张整洁的、由两张单人床合并排成的床上坐下，然后拿起了话筒，这时，铃声已响了五、六次了。
“喂，”她应道，左手五指张着，伸开去，尽量离她那白丝绸晨衣远点。除了一双平底拖鞋外，她身上穿的只有这件晨衣。她的戒指都放在洗手间了。
“格拉丝太太，您要的纽约长途接通了。”接线员告诉她。“谢谢。”姑娘说着，在小桌上腾出了个放烟灰缸的地方。
“穆丽尔吗？”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姑娘把听筒从耳边稍稍斜开了一些。“是的，妈妈。你好吗？”她说。
“你可让我担心死了。怎么一直没来电话？你没事儿吧。”
“我前天晚上和昨天晚上都给你打了电话。这儿的电话一直……”
“你没事儿吧，穆丽尔？”
姑娘又把听筒再斜开一些。“我很好。我觉得热。佛罗里达从没这么……”
“你怎么没来电话？你可让我担……”
“妈，亲爱的，别冲我喊。你的声音我听得再清楚也没有啦，”姑娘说道。“我昨晚给你打了两次，一次正好是过了……”
“我明明跟你爸爸说过，你昨晚可能会来电话。可没用，你非——穆丽尔，你没事儿吧？要跟我说实话。”
“我很好。别老问我这个，我求你。”
“你们什么时候到那儿的？”
“不知道。星期三早上，一大早。”
“谁开的车？”
“他开的，”姑娘回答。“别激动，他开得好极了，真让我惊奇。”
“他开的？穆丽尔，你向我保证过……”
“妈妈，”姑娘打断道，“我刚才告诉你了，他开得好极了，实际上时速从没超过五十。”
“他没有跟树耍那些把戏吗？”
“妈，我说过了，他开的好极了。好吧，请听我说，我跟他吩咐了要贴着白线驾驶等等这些话。他明白我的意思，也照办了。他甚至连树都尽量不看一眼——你就可想而知了。对了，爸爸把车修好了吗？”
“还没呢。他们要四百美元，说是无非是……”
“妈妈，西摩已经和爸说过要由他来出钱嘛，根本不应该……”
“好了，回头再说吧。他行为怎么样……在汽车里，还有所有其他场合？”
“挺好的，”姑娘说。
“他是不是还总叫你那个难听的……”
“没有，他现在改新的了。”
“是什么？”
“哦，有什么大不了呀，妈妈？”
“穆丽尔，我要知道。你爸爸……”
“好吧，好吧。他叫我‘1948年的精神流浪小姐’。”
姑娘咯咯地笑着说。
“这没有什么好笑的，穆丽尔。根本就不可笑。太可怕了。说实在的，是太可悲了。我一想到……”
“妈妈，”姑娘打断道，“听我说。你记得他从德国给我寄来的那本书吗？知道吧，就是那些德国诗。我把它弄到哪儿去了？我怎么想也……”
“你没丢。”
“真的吗？”姑娘说。
“当然了，也就是说我没丢。现在放在弗莱迪的房间里。你把它忘在那儿了。这书我又放不进去——怎么了？他问你要了吗？”
“没，只不过在路上他问到了那本书。他想知道我看了没有。”
“那是德文书！”
“是呵，亲爱的，那也没关系，”姑娘说着，把腿翘了起来。“他说恰好那些诗是本世纪独一无二的伟大的诗人写的。他说我该买本译本什么的。要不就把德语学会，要是你不反对。”
“可怕，可怕。简直是可悲。真是可悲。昨晚你爸说……”
“等会儿，妈妈。”姑娘说。她走到窗座前拿过香烟，点了一支，又回到床边坐下。“妈妈？”她说着，吐出一口烟来。
“穆丽尔，你好好听我说。”
“我听着哪。”
“你爸和西维茨基大夫谈过了。”
“哦？”姑娘说。
“他什么都告诉他了。至少他是跟我这么说的，你是了解你爸的。那些树、对着窗户玩的那些把戏、对你奶奶说的有关他对于故世的打算的那些可怕的话，还有他用那些来自百慕大的那些漂亮画片干的那些事——所有这一切。”
“怎么样？”
“嗯，头一条他就说，军队把他从医院放出来就是一大罪孽——我敢起誓，他就是这么说的。他非常肯定地告诉你爸说有可能——用他的话说，是非常大的可能——西摩会完完全全失去自我控制。他真就是这么说的。”
“这个旅馆里住着个精神病专家，”姑娘说。
“谁？叫什么？”
“不知道。好像叫瑞泽还是什么。人家都说他很出色。”
“从没听说过这人。”
“不管怎么说，人家说他很出色。”
“穆丽尔，别那么幼稚了。我们太替你担心了。你爸昨晚就要给你打电报叫你回来。实话对你说……”
“妈妈，我这会儿可不回家。你们且放心。”
“穆丽尔，我起誓，西维茨基大夫说过，西摩会完全失去……”
“我刚到这儿，妈。这么多年，我这是头一次休假。让我这就打行李回家，我才不呢，”姑娘说。“再说我现在也走不了。我让太阳晒坏了，动都动不了。”
“晒得很厉害吗？我放在你包里的那瓶布朗兹防晒油，你没用吗？我把它放在……”
“用了，可我还是挨了晒了。”
“真糟糕。哪儿晒坏了？”
“浑身上下，好妈妈，浑身上下全晒坏了。”
“真糟糕。”
“我死不了哇。”
“告诉我，你和精神病专家谈过吗？”
“嗯，算谈过了吧。”
“他说什么？你和他讲话时，西摩在哪儿？”
“他在海洋厅弹钢琴呢。我们到这儿后连着两个晚上他都弹钢琴。”
“好了，那他说什么？”
“哦，也没说什么。是他先跟我讲话的。昨晚玩宾戈（Bingo，一种赌博性质的游戏。——译注）时我坐在他旁边。他问我在另外那间屋里弹钢琴的是不是我丈夫。我说是。他又问西摩是一直有病还是怎么的。我就告诉他……”
“他为什么会问起这个？”
“我哪儿知道，妈妈。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太苍白了吧。反正宾戈散了以后，他和他太太请我一起去喝一杯，我就去了。他太太那幅样子真叫人受不了。你还记得我们在邦恩维特（Bonwit，美国一家高级商店。——译注）橱窗里看见的那件难看的礼服吗？就是那件你说如果你要穿就得有个极小极小的……”
“那件绿色的吗？”
“她穿的就是那件，就只显得臀部了。她老问我西摩是不是和在麦迪逊大街开那个妇女用品商店的苏珊娜·格拉斯是亲戚。”
“那他到底说什么？那个医生。”
“唔。咳，他其实也没说什么。我是说我们只不过在酒吧里呆了一会儿。那里面吵得要命。”
“确实吵。可——可你告诉他西摩用奶奶的椅子干嘛来着吗？”
“没有，妈妈。我没跟他谈那么具体，”姑娘说。“我想也许有机会跟他再谈一次。他一天到晚都呆在酒吧间里。”
“他说没说过他认为西摩有可能会变得——那个——失常什么的？对你干出点什么来？”
“倒也没那么说，”姑娘说。“他得多了解点情况才行。妈妈，他们要知道病人小时候的事情等等。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几乎没法交谈，那个酒吧里吵得要命。”
“嗯，你那件蓝衣服怎么样了？”
“还好，我把里面的垫料拿出了点。”
“今年的服装怎么样？”
“糟透了。可样式很古怪。上面尽是金属片什么的。”姑娘说。
“你们房间怎么样？”
“还行，不过也只是还行而已。战前我们住的那个房间这次没弄到。”姑娘说。“今年这儿的人次透了。你真该来看看餐厅里坐在我们旁边的都是哪路货色。旁边桌子的那一帮就像是开着大卡车来这儿的一样。”
“唉，哪儿都是这样。你的芭蕾舞女演员怎么样了？”
“说来话长，我跟你说过说来话长。”
“穆丽尔，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真的没事儿吗？”
“没事儿，妈妈，”姑娘说，“告诉你一百遍了。”
“也不想回家吗？”
“不想，妈妈。”
“你爸昨晚上说，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到别的地方去，把你们的事好好考虑考虑，他巴不得给你出旅费。你可以高高兴兴地去旅行。我们俩都觉得……”
“不，谢谢你们了，”姑娘说，把翘着的腿放了下来。“妈，这个电话得花……”
“我一想到那场战争中你始终等着那个小子——我是说当你想到所有的那些着了魔的可怜妻子们，她们……”
“妈妈，”姑娘说，“还是挂上电话吧。西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进来的。”
“他在哪儿？”
“海滩上。”
“海滩上？就他一个人吗？他在海滩上能管得住自己吗？”
“妈，”姑娘说，“你把他说得好像是狂呼乱叫的疯子似的……”
“穆丽尔，我可没这么说。”
“嗯，听起来可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不过就是躺在海滩。他不肯脱掉浴衣。”
“他不肯脱掉浴衣？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太苍白了。”
“我的天啊，他需要晒晒太阳。你不能让他脱了吗？”
“你知道西摩，”姑娘说着，又把腿跷了起来。“他说他不喜欢让一大堆傻瓜围着他看他身上刺的花纹。”
“他身上没刺花纹呀！他在部队里的时候纹身了吗？”
“没有，妈妈。没有，亲爱的。”姑娘说着站了起来。“喂，我没准儿明天再给你打电话。”
“穆丽尔，等一下，听我说。”
“说吧，妈妈。”姑娘说着，把全身重心都挪到了右腿。
“只要他的言行一有任何不正常，你就马上给我打电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听到了吗？”
“妈妈，我并不害怕西摩。”
“穆丽尔，我要你跟我保证。”
“好吧，我保证。再见，妈妈，”姑娘说。“替我问爸爸好。”她挂上了电话。
“又看见别的玻璃了”（原文为“See more glass”，与西摩·格拉斯Seymour Glass谐音。下同。——译注），西比尔·卡宾特说，她跟她妈妈一起住在这个旅馆里。“你又看见别的玻璃了吗？”
“你这个捣蛋鬼，不许再说这个。这简直让我妈妈发疯了。别动，我求你。”
卡宾特太太正往西比尔的肩膀上涂着防晒油，一直抹到了她那娇嫩的、象两个翅膀一样突起的肩胛骨上。西比尔摇摇晃晃地坐在一只巨大的、充满了气的橡皮球上，面向着大海。她穿的一套两件式的鲜黄色的游泳衣，实际上其中一件再过十年八年也不见得用得上。
“其实这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丝绸手绢——你离近点就看清楚了。”坐在卡宾特太太身边一张椅子里的女人说道，“我真想知道她是怎么系的，真是招人爱。”
“看起来是可爱的。”卡宾特太太同意道。“西比尔，别动。小淘气。”
“你又看见别的玻璃了吗？”西比尔说道。
卡宾特太太叹了口气。“好吧。”她说，盖上了防晒油瓶子的盖儿。“去，跑去玩吧，淘气鬼。妈妈要到旅馆里和哈贝尔太太喝被；7马提尼酒。我给你带橄榄来。”
西比尔得了解脱，马上就跑下一段平坦的海滩，然后朝着渔夫亭走去。她在一个被海浪冲塌的、沙子堆成的小城堡那儿停了一下，往湿漉漉的沙堡里深深地踩了一脚，便很快走出了旅馆为游客开辟的海滨浴场。
走了约有四、五百米后，西比尔突然沿着一段松软的沙滩斜着跑了上去。最后，在一个仰面躺着的年轻人跟前猛地收住了脚。
“你下水去吗，看见别的玻璃？”她问。
年轻人吓了一跳，右手伸向毛巾浴衣的翻领。他翻过身趴在沙滩上，任凭盖在眼睛上的毛巾卷掉落下来。他歪着头，眯着眼睛向上瞟着西比尔。
“嘿，你好，西比尔。”
“你下水去吗？”
“我在等你，”年轻人说。“今儿有什么新的？”
“什么？”西比尔说。
“今儿有什么新的？有什么安排？”
“我爸爸明天要坐飞机来，”西比尔说着，一边踢着沙子。
“别往我脸上踢，小家伙儿。”年轻人说，用手按住了西比尔的脚脖子。“唔，你爸爸他差不多该到了。我每时每刻都在等着他来，每时每刻。”
“那位女士在哪儿？”西比尔说。
“女士？”年轻人从他那稀疏的头发里掸出了几粒沙子。“这可难说了，西比尔。她说不定在哪儿呢。也可能在理发馆，把头发染成貂皮色，或者在她的房间里给穷娃娃们做娃娃。”年轻人这会儿脸朝下，两只手攥成拳头，摞在一起，下巴枕在上面。“问我点别的，西比尔。”他说。
“你穿的游泳衣真漂亮。要说我喜欢什么，那就是一件蓝游泳衣了。”
西比尔瞪大眼睛看着他，然后又低下头看看自己鼓起的小肚皮。“这是件黄的，”她说，“这是件黄的。”
“是吗？你过来点儿。”
西比尔向前迈了一步。
“你完全正确。看我这个大傻瓜。”
“你下水去吗？”西比尔说。
“我这会儿正仔细考虑呢。我正在想呀想呀。西比尔，你知道了会高兴的。”
西比尔用脚踢了踢年轻人有时用来当枕头的橡皮气床。“得打气了。”她说。
“是啊，它需要的气比我愿意给的可要多。”他把拳头拿开，让下巴枕在沙子上。“西比尔，”他说，“你看着真精神，见到你真好。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他向前伸出双手，握住了西比尔的两只脚脖子。“我是摩羯星，”他说，“你是什么呢？”
“沙伦·利普丝舒茨说，你让她跟你一块儿坐在钢琴凳上，”西比尔说。
“沙伦·利普丝舒茨是这么说的吗？”
西比尔使劲点了点头。
他松开她的脚脖子，缩回双手，头侧枕在胳膊上。“那个嘛，”他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西比尔。我坐在那儿弹钢琴，又根本不见你的人影。沙伦·利普丝舒茨过来挨着我坐下，我总不能把她推开吧？”
“能。”
“噢，不。不能。我不能那么做，”年轻人说。“不过我要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的？”
“我假设她就是你。”
西比尔马上弯下腰，开始挖沙子。“咱们下水去吧，”她说。
“好吧，”年轻人说。“我想我能抽出空儿去的。”
“下回，把她推开”西比尔说。
“把谁推开？”
“沙伦·利普丝舒茨。”
“唔，沙伦·利普丝舒茨。”年轻人说道。
一提起这个名字啊。它拌和了记忆与渴望。他猛地跳起来，向大海望去。“西比尔，”他说，“我告诉你咱们要干嘛去。咱们要看看能不能抓到一条香蕉鱼。”
“一条什么？”
“一条香蕉鱼，”他说着解开浴衣带子，脱掉了浴衣。他的肩很白，也很窄；身上的游泳裤是深蓝色的。他把浴衣先竖着一折，然后叠成三层。接着，展开了遮眼睛用的毛巾，铺在沙子上，再把叠好的浴衣放在上面。他弯下腰，捡起气床，用右胳膊紧紧地挟着，然后用左手拉住了西比尔的手。
两个人开始走下海去。
“想来你这辈子已经看见过不少香蕉鱼了，”年轻人说。
西比尔摇摇头。
“你没看见过？那你住在哪儿啊？”
“我不知道。”西比尔说。
“肯定你知道。你应该知道。沙伦·利普丝舒茨都知道她住在哪儿，她刚三岁半。”
西比尔站住脚，猛地挣开手，捡起一只普普通通的贝壳来看着，显得很感兴趣。她扔掉了贝壳，说：“康涅狄格州，沃尔利伍德。”然后就挺着肚皮继续往前走去。
“康涅狄格州，沃尔利伍德，”年轻人说。“那个地方是不是多少离康涅狄格州的沃尔利伍德不远？”
西比尔看着他。“那是我住的地方。”她不耐烦地说。“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沃尔利伍德。”她跑到前面，用左手吊住左脚，单腿跳了几跳。
“你不知道这就使一切都清楚啦。”年轻人说。
西比尔放开了脚。“你看过《小黑人萨姆博》吗？”她说。
“你问我这个可挺有意思，”他说，“正巧我昨晚上刚看完。”他弯下腰又拉过了西比尔的手。“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他问西比尔。
“那些老虎是老绕着树跑吗？”
“我想它们从来没停下过。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多老虎。”
“只有六只呀，”西比尔说。
“只有六只！”年轻人说，“六只你还嫌少哇？”
“你喜欢腊吗？”西比尔问。
“我喜欢什么？”年轻人问。
“腊。”
“喜欢极了，你不喜欢？”
西比尔点了点头。“你喜欢橄榄吗？”她问。
“橄榄——喜欢。橄榄和腊，我到哪儿都带着它们。”
“你喜欢沙伦·利普丝舒茨吗？”西比尔问。
“喜欢，我喜欢，”年轻人说道。“我特别喜欢她的，就是她从来不欺负旅馆门厅里的小狗。就是那位加拿大太太的小狗吧。你大概不会相信，可是有的小姑娘就喜欢用气球杆戳弄它。沙伦就不这么干。她从不那么没德性，那么狠心肠。所以我才这么喜欢她。”
西比尔不吱声了。
最后她说：“我喜欢嚼蜡烛。”
“谁不喜欢呀？”年轻人说着，把双脚沾湿。“哎哟！好凉。”他把橡皮气床平扔在水里。“别，先等会儿，西比尔。等咱们再走出去点。”
他们淌着水向海里走着，直到水没了西比尔的腰，年轻人这才把她抱起，脸朝下放在气床上。
“你从来不戴游泳帽什么的吗？”他问。
“别撒手，”西比尔命令道。“你抓着我点儿啊。”
“卡宾特小姐，我知道怎么做。”年轻人说道。“你就睁大眼睛看有没有香蕉鱼好了。今天可是捉香蕉鱼的好日子。”
“一条也没看见。”西比尔说。
“那倒是。它们的习性非常独特，非常独特。”他继续推着气床。水差不多快没到他的胸了，“它们的生活是悲剧性的，”他说，“西比尔，你知道它们都干什么吗？”
她摇了摇头。
“嗯，它们游进一个洞子，里边有好多香蕉。刚进去的时候，它们的样子还像普普通通的鱼一样。可是一进了洞，它们就像猪一样的吃起来了。对了，我就知道有好几条香蕉鱼游进了一个香蕉洞，吃了足有七十八只香蕉。”他推着气床和上面的乘客又向海的深处走进了一步。“自然了，到后来它们吃得胖极了，没法再从洞里出来。胖得连门都出不去。”
“别离岸太远了，”西比尔说。“后来它们怎么样了？”
“谁怎么样了？”
“那些香蕉鱼呀。”
“噢，你是说它们吃了好多香蕉，出不了香蕉洞以后吗？”
“是啊，”西比尔说。
“唉，我真不愿告诉你，西比尔。它们死了。”
“为什么？”西比尔问。
“它们呀，它们得了香蕉热。这是一种可怕的病。”
“浪来啦，”西比尔紧张地说道。
“不管它，咱们不搭理它，”年轻人说。“两个势利眼（原文中不搭理与势利眼谐音——译注）”他抓住西比尔的两个脚腕，按着往前推，气床跷着头冲过了浪尖。海水浸湿了西比尔的金发。她尖叫着，声音里充满了快乐。
气床平稳后，西比尔用手撩开盖在眼睛上的一绺扁平的、湿漉漉的头发，报告说：“我刚才看见了一条。”
“看见什么了，我亲爱的？”
“一条香蕉鱼。”
“我的上帝，这是真的！”年轻人说。“它嘴里有香蕉吗？”
“有，”西比尔说。“六个。”
年轻人猛地抓起西比尔垂在气床边的一只湿漉漉的脚，亲了亲脚心。
“嗨！”西比尔回过身来叫道。
“跟你自个儿喊‘嗨’吧！咱们可要回去了。玩够了吧？”
“没。”
“对不起喽，”说着，他推着气床向岸边走去。待西比尔下去，他拿着气床继续往前走。
“再见，”西比尔说着，毫无遗憾地向旅馆跑去。
年轻人穿上浴衣，将翻领扣紧，把毛巾鼓鼓地塞进衣袋里。他从地上拿起了滑湿笨重的气床，挟在胳膊底下，步履沉重的走过柔软而灼热的沙滩，独自朝旅馆走去。
在旅馆中固定供洗海水澡的人使用的地下大厅里，一位鼻子上贴着块橡皮膏的女人和这位年轻人一起进了电梯。
“我看你是在瞧我的脚，”电梯开动后，他对那个女人说。
“您说什么？”那个女人说道。
“我说我看你是在瞧我的脚。”
“对不起，我刚好是在看地板来着，”女人说着把脸转向电梯门。
“如果你想看我的脚，就直说，”年轻人道，“别他妈的这么偷偷摸摸的。”
“请让我出去，”女人急忙向开电梯的姑娘说道。
电梯门开了，那个女人头也没回地出去了。
“我的两脚挺正常。哪儿他妈的有一丝半点儿可招人看的，”年轻人说道。“劳驾，五楼。”他从浴衣兜儿里掏出了房间的钥匙。
在五楼，他下了电梯，走过大厅，进了507房间。屋子弥漫着斩新的小牛皮箱和指甲油去除剂的气味。
他瞥了一眼躺在半边床上熟睡的姑娘，然后走到一件行李前，打开，从一叠短裤、内衣的下面取出了一把7.65口径的奥特基斯牌自动手枪，抽出弹夹看了看，又塞了回去；再把枪上的击头扳起。然后他走到空着的那半边床坐下，望望那个姑娘，瞄准好，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太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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