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楼经学大要 第二讲 （二）

                                                               第二讲
                                                               （二）
上一堂我说，我们不能不研究经学；今天又提，大家就当深切注意。我在民国十五年到十七年间，写了一本《国学概论》，这书是我在无锡师范学校的国文讲义。今年民国六十三年，相隔快近五十年。我当时在教中学，学校规定每位国文先生须教四门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概论”。我在任课中，写成了四本讲义。第一本《文字学大义》，因想日后补充，写的较简，而以后兴趣与注意力转向别的方面，一直没有能补充出版。自谓此讲义颇曾用力，有新得，至今此讲义已无法觅得，引以为憾。第二本《论语要略》，第三本《孟子要略》，后来都已出版。第四本《国学概论》，经三年才写成，亦交商务印书馆付梓。书中第一章，便是《孔子与六经》，正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照我讲法，《六经》与孔子，至多也仅有一部分关系。故讲孔子，并不必讲《六经》。可是到今天，并不见人批评讨论。现在我们如何上这堂课呢？我今天只有把四十八年前所讲的重讲一遍。这些教材拿到今天来讲，其中问题，仍不会有结论，也不能把来详细讲。即此可见，今天我们的学术界，对许多问题没有更深一层的进展。学术上须得有结论，才能有进步。大家分别走路，没有一个共同问题来研究，这又会有什么成绩呢？
我最近应孔孟学会之请，写了一部《孔子传》。这书我本不打算写，因为我在写《国学概论》之前，先曾写了一部《论语要略》，其中便有一篇《孔子传》。在《国学概论》出版后，我又写了《先秦诸子系年》，此书也在民国二十四年出版，距今已达四十年。书中第一卷三十篇文章中，考订孔子一生的，便占二十七篇。第一篇是《孔子生年考》，最后一篇是《孔门传经辨》。十几年前，我在美国，又写了一部《论语新解》。所有我对孔子的行事和思想的一切意见，都在这三书中。所以我不愿再写，该让别人来写。可是孔孟学会坚持要我写。我写了后，却又觉很高兴，自己觉得总算自己还是有长进。这本比我前三书，还发现有新见解。可是这本书写成，遭到孔孟学会退稿。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人请了写书，而又遭退稿的。我本想搁下再说吧，结果有位女记者在一会上，听到一位孔孟学会委员，公开批评这份稿子，而来访问。余意孔孟学会退稿，非比书铺退稿。“学会”非比寻常，并且又是国立的。这样的退稿，诚是一大问题。所以我甚愿另交一杂志社出版，欢迎社会大家的批评。可是到今天，未经一人批评。这是大家赞同呢？还是大家根本不理睬？若是不理睬，国人关心的是什么？中国文化已沦落到什么程度？要知一个国家民族不能没有历史文化，而一国家民族对自身的历史文化不关心到此地步，绝对不会有前途。
另说我在四十八年后，仍可以再讲这些老话和书，可见这书的价值。如果再过四百八十年，这书仍值讨论，则更见价值了。今天台湾最严重的，是大家对历史文化的重大问题都不理睬，而这也是对历史文化伤害最可怕的一种风俗，比之大陆上的对本国文化提倡破坏，其实有过之无不及。我写《国学概论》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打倒机家店”时。当时我的《国学概论》写成，有人批评“国学”二字不对，因学术是无国界的。其实世界各国都有其特有的学问，这问题并不奇特。
孔孟学会退稿，据说是因我在这书里没有讲《六经》，《史记》上说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我的说法，只是“作春秋”有其事。“订礼乐”也有之，但并不如我们所想象，那真实情形也无法再讲了。此外“删《诗》《书》”、“赞《周易》”，实在并无这回事。这些话我早说过，其实也并非我一人创见，只是荟萃前人成说，而成此结论。诸位对此问题，除读我的《国学概论》第一章外，也可看我《先秦诸子系年》第一卷的最后一篇《孔门传经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