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三个精神病
输完水回来，准备躺在床上准备小睡一会，可全身处于一个不断排汗的过程，怎么也睡不踏实。大脑不听使唤地唤醒了关于三个精神病人的回忆，他们都是我孩童时期认识的人物，本来早该湮没在记忆深处，可没想到在这么多年后的一个下午，他们像是纠缠不清的三个鬼魂一样，混沌一片。
他们三个都患有精神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疯子。从我很多年前第一次去到外婆所住的村庄起，外婆就一直提醒我，他们有病。他们对于我来说没有确切的名字，只有熟悉的外号。
第一个疯子叫毛子。重庆的老一辈人喜欢称年轻人为“毛儿”，喜欢把那些老大三粗、傻里傻气的人叫“毛子”。《山城棒棒军》里赵亮演的“毛子”就是整个重庆最有名的“毛子”。后来年轻人化用了这种说法，“毛子”成了情侣之间打情骂俏的暧昧词语，意指对方傻气，不明白自己的爱意。我认识的毛子至今未婚，大家叫他毛子不过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精神病。
毛子比我大两、三岁。我刚到庄子的时候他正好停止了念书，回到家里帮家人务农。那时他就接近一米八的身高，一身蛮肉，挂着一条汗衫，皮肤黝黑，整日只身游走在乡间阡陌中，像一根游走的电线杆。背上要么背着背篓，要么扛着锄头，吊儿郎当。对于毛子的第一印象，是怕，由心底里的怕。谁不怕疯子啊？谁能保证他正常情况下不会突然给你一耙子？但是和庄子里的孩子混野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毛子只是一只纸老虎。孩子们爱无缘无故拿石子砸他，他总是作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远远地挥舞着手上的农具，用他那口齿不清的发音，把砸他的孩子的名字和他们家长的名字一一点出来，这招显然比拿着锄头铲人更有效。他也并不是没拿过锄头铲过人，外婆告诉我，有次庄子里来了一个连队，其中有人偷了毛子家的玉米，还欺负毛子的妹妹，毛子当即就拿锄头把当兵的铲进了医院。后来连队领导专程过来道了歉，毛子却也被他爸妈差点打成了残废。后来毛子的脾气就没那么大了，庄子里的老人小孩都爱调侃他，他也甚是学成了孔乙己，开始习惯和大家打起了嘴巴仗，谁家媳妇睡了别家郎成了他回击乡人的有利武器，每次想出他丑的人自己却出了丑，留下毛子叼着半根香烟，一个人，哈哈笑个不停。
第二个疯子叫瞎子嬢嬢。重庆人对年龄比自己大的女性不叫阿姨，叫嬢嬢。她之所以叫瞎子嬢嬢是因为她有一只眼睛的确瞎了，半睁半闭的眼睛清晰可见泛白的眼球毫无生气。她和丈夫在外婆四合院的旁边盖了一座砖房，除了艳阳天能偶尔看到她搬着一把藤椅到院坝里面晒太阳外，平时几乎看不到她的影子。我问外婆她眼睛为什么瞎了，外婆总是讳莫如深，小孩哪里需要知道这么多。
瞎子嬢嬢和毛子是远房亲戚，外婆说他们的精神病是遗传的。瞎子嬢嬢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秃顶的女人，每次在院坝里面见到她晒太阳，她总会捋着自己额头并不多的头发问我，你说嬢嬢长得漂不漂亮，阳光照进她棕树皮似的皮肤，让人泛起一阵恶心。从那以后，我明确了一个观念，这个嬢嬢原来也有病。除了有病，她和他丈夫每天都要吵架。家里锅碗瓢盆该摔碎的就没留下一个完整的，更有甚者，她还提过菜刀要和丈夫干架，每次这个时候只有外公的大声呵斥才能让她回复清醒。瞎子嬢嬢有两个女儿。我刚到庄子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已经嫁出去了，只会偶尔和男朋友带着儿子回来看他们，但从来不让瞎子嬢嬢和孩子单独相处；她的小女儿比我大一岁，当时还在念书。她是我最初关于姐姐这个词语的所有定义：漂亮，温柔，懂事，体贴。她在私底下甚至从来没有给我抱怨过她对自己的疯子母亲的任何不满。外婆很喜欢她，一个劲在我面前夸她，你看姐姐多懂事。
第三个疯子叫眼镜公公。“公公”是我们那边对年龄比自己大很多老年男性的尊称。眼镜公公并没有戴眼镜，我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叫他“眼镜”，但我能叫出他的姓，因为每次外婆都叫他李眼镜。他外号的来历就像他本人的来历一样扑朔迷离，我听外婆讲起过他的故事。一天他莫名其妙地突然就出现在了外婆家门口，外公怎么撵都撵不走，只好留他在柴房住下再做打算。哪料想他却有一身好技艺，不仅做得一手拿手的木工活，还能凿出奇形怪状的景观石，外公便收留了他，托人给他弄了户口，常住在院子后面。后来他自己搭了一间简陋的石头房子，在房子前种下了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樱桃苗子。眼镜公公不爱说话，除了和我们家有联系，几乎就是一个游走在整个村庄里的幽魂。后来他因为外公请了其他人为家里置办一个新的洗衣池而十分不满，拿着锤子跑进四合院里，把他先前帮外公搭的洗衣池砸得粉碎，从此外婆拒绝让我再到他家里，两家人也基本失去了联系。
故乡，就像一个永远不可能再拥有的符号，人生的不同选择和不同境遇造就了不同的故事，但故事都是殊途同归，所有故事的终点，终将回归到所有故事的起点。十几年过去了，当我再回到破旧已经变得不再熟悉的故庄的时候，一切应该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在按照时间的痕迹发展。
几年前当我再见到毛子的时候，他主动给我递上一支烟，他没有穿上那件我熟悉的汗衫，也没有满嘴的讳言秽语，只有毕恭毕敬地叫了我一声哥。我受宠若惊，毛子妈妈在一旁笑得让人看得到舌头根子，“嬢嬢是看你长大的哦。”她告诉我毛子就快去相亲了，她托人在贵州给他找了个媳妇，“她爸妈都同意了，她家比我们家穷。”
瞎子嬢嬢家的院坝因为属于未批先建被强拆了，斑驳的大门上面早已经布满了青苔和草藤。二女儿像大女儿一样，高中还没读完就辍学去了深圳打工，嫁到了那边，再没有回来过。他丈夫把瞎子嬢嬢一个人留在家里，成了“专业sf户”，为自家的院坝和瞎子嬢嬢的眼睛，游走在北京和重庆之间，依靠着微薄的低保维持着生计。瞎子嬢嬢现在出门的时间更少了，只是还没改变晒太阳的喜好，但几乎断绝了和所有人的来往。他们说她变成了望夫石。
眼镜公公在记忆还没有完全淡忘之前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与我们彻底断绝关系后，他靠帮人打凿景观石赚钱，为了降低成本他常一个人外出开凿原生石。整整十年前，在一次找石料的过程中，他凿穿了巨石，被硕大的石头当场砸死，我和外婆一起赶到事发现场，她至始至终捂着我的眼睛不准我看眼镜公公的模样。因为他不是本地人，又没有自己的地，大人们把他就地埋葬，用他凿下来的石头砌成了坟包。第二天，一对声称是眼镜公公子女的男女到他破旧的家里拖走了一只皮箱，摘走了满树的樱桃，留下了摆放在他后院里的还没雕刻完的一堆石头。
我小时候最惬意的一段日子就是这么过的：白天在外婆家的院坝和瞎子嬢嬢的二女儿一起踢球，下午一个人跑到眼镜公公门口搬上一把椅子读书，《苏菲的世界》就是这么被我看完的，我看书的时候眼镜公公安静得像一只睡着了的猫，要么一声不吭地抽着一杆叶子烟，要么给他的樱桃树浇水施肥。离他房子不远，就是一条河。潺潺的水声对应着整个世界的空寂，现在看来，是那么纯粹。我不知道这三个儿童时期的印记，为什么会突然闪现在我记忆里。但我知道，这三个人的影子，一辈子也不可能从我的生活中彻底走出去。
他们三个都患有精神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疯子。从我很多年前第一次去到外婆所住的村庄起，外婆就一直提醒我，他们有病。他们对于我来说没有确切的名字，只有熟悉的外号。
第一个疯子叫毛子。重庆的老一辈人喜欢称年轻人为“毛儿”，喜欢把那些老大三粗、傻里傻气的人叫“毛子”。《山城棒棒军》里赵亮演的“毛子”就是整个重庆最有名的“毛子”。后来年轻人化用了这种说法，“毛子”成了情侣之间打情骂俏的暧昧词语，意指对方傻气，不明白自己的爱意。我认识的毛子至今未婚，大家叫他毛子不过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精神病。
毛子比我大两、三岁。我刚到庄子的时候他正好停止了念书，回到家里帮家人务农。那时他就接近一米八的身高，一身蛮肉，挂着一条汗衫，皮肤黝黑，整日只身游走在乡间阡陌中，像一根游走的电线杆。背上要么背着背篓，要么扛着锄头，吊儿郎当。对于毛子的第一印象，是怕，由心底里的怕。谁不怕疯子啊？谁能保证他正常情况下不会突然给你一耙子？但是和庄子里的孩子混野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毛子只是一只纸老虎。孩子们爱无缘无故拿石子砸他，他总是作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远远地挥舞着手上的农具，用他那口齿不清的发音，把砸他的孩子的名字和他们家长的名字一一点出来，这招显然比拿着锄头铲人更有效。他也并不是没拿过锄头铲过人，外婆告诉我，有次庄子里来了一个连队，其中有人偷了毛子家的玉米，还欺负毛子的妹妹，毛子当即就拿锄头把当兵的铲进了医院。后来连队领导专程过来道了歉，毛子却也被他爸妈差点打成了残废。后来毛子的脾气就没那么大了，庄子里的老人小孩都爱调侃他，他也甚是学成了孔乙己，开始习惯和大家打起了嘴巴仗，谁家媳妇睡了别家郎成了他回击乡人的有利武器，每次想出他丑的人自己却出了丑，留下毛子叼着半根香烟，一个人，哈哈笑个不停。
第二个疯子叫瞎子嬢嬢。重庆人对年龄比自己大的女性不叫阿姨，叫嬢嬢。她之所以叫瞎子嬢嬢是因为她有一只眼睛的确瞎了，半睁半闭的眼睛清晰可见泛白的眼球毫无生气。她和丈夫在外婆四合院的旁边盖了一座砖房，除了艳阳天能偶尔看到她搬着一把藤椅到院坝里面晒太阳外，平时几乎看不到她的影子。我问外婆她眼睛为什么瞎了，外婆总是讳莫如深，小孩哪里需要知道这么多。
瞎子嬢嬢和毛子是远房亲戚，外婆说他们的精神病是遗传的。瞎子嬢嬢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秃顶的女人，每次在院坝里面见到她晒太阳，她总会捋着自己额头并不多的头发问我，你说嬢嬢长得漂不漂亮，阳光照进她棕树皮似的皮肤，让人泛起一阵恶心。从那以后，我明确了一个观念，这个嬢嬢原来也有病。除了有病，她和他丈夫每天都要吵架。家里锅碗瓢盆该摔碎的就没留下一个完整的，更有甚者，她还提过菜刀要和丈夫干架，每次这个时候只有外公的大声呵斥才能让她回复清醒。瞎子嬢嬢有两个女儿。我刚到庄子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已经嫁出去了，只会偶尔和男朋友带着儿子回来看他们，但从来不让瞎子嬢嬢和孩子单独相处；她的小女儿比我大一岁，当时还在念书。她是我最初关于姐姐这个词语的所有定义：漂亮，温柔，懂事，体贴。她在私底下甚至从来没有给我抱怨过她对自己的疯子母亲的任何不满。外婆很喜欢她，一个劲在我面前夸她，你看姐姐多懂事。
第三个疯子叫眼镜公公。“公公”是我们那边对年龄比自己大很多老年男性的尊称。眼镜公公并没有戴眼镜，我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叫他“眼镜”，但我能叫出他的姓，因为每次外婆都叫他李眼镜。他外号的来历就像他本人的来历一样扑朔迷离，我听外婆讲起过他的故事。一天他莫名其妙地突然就出现在了外婆家门口，外公怎么撵都撵不走，只好留他在柴房住下再做打算。哪料想他却有一身好技艺，不仅做得一手拿手的木工活，还能凿出奇形怪状的景观石，外公便收留了他，托人给他弄了户口，常住在院子后面。后来他自己搭了一间简陋的石头房子，在房子前种下了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樱桃苗子。眼镜公公不爱说话，除了和我们家有联系，几乎就是一个游走在整个村庄里的幽魂。后来他因为外公请了其他人为家里置办一个新的洗衣池而十分不满，拿着锤子跑进四合院里，把他先前帮外公搭的洗衣池砸得粉碎，从此外婆拒绝让我再到他家里，两家人也基本失去了联系。
故乡，就像一个永远不可能再拥有的符号，人生的不同选择和不同境遇造就了不同的故事，但故事都是殊途同归，所有故事的终点，终将回归到所有故事的起点。十几年过去了，当我再回到破旧已经变得不再熟悉的故庄的时候，一切应该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在按照时间的痕迹发展。
几年前当我再见到毛子的时候，他主动给我递上一支烟，他没有穿上那件我熟悉的汗衫，也没有满嘴的讳言秽语，只有毕恭毕敬地叫了我一声哥。我受宠若惊，毛子妈妈在一旁笑得让人看得到舌头根子，“嬢嬢是看你长大的哦。”她告诉我毛子就快去相亲了，她托人在贵州给他找了个媳妇，“她爸妈都同意了，她家比我们家穷。”
瞎子嬢嬢家的院坝因为属于未批先建被强拆了，斑驳的大门上面早已经布满了青苔和草藤。二女儿像大女儿一样，高中还没读完就辍学去了深圳打工，嫁到了那边，再没有回来过。他丈夫把瞎子嬢嬢一个人留在家里，成了“专业sf户”，为自家的院坝和瞎子嬢嬢的眼睛，游走在北京和重庆之间，依靠着微薄的低保维持着生计。瞎子嬢嬢现在出门的时间更少了，只是还没改变晒太阳的喜好，但几乎断绝了和所有人的来往。他们说她变成了望夫石。
眼镜公公在记忆还没有完全淡忘之前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与我们彻底断绝关系后，他靠帮人打凿景观石赚钱，为了降低成本他常一个人外出开凿原生石。整整十年前，在一次找石料的过程中，他凿穿了巨石，被硕大的石头当场砸死，我和外婆一起赶到事发现场，她至始至终捂着我的眼睛不准我看眼镜公公的模样。因为他不是本地人，又没有自己的地，大人们把他就地埋葬，用他凿下来的石头砌成了坟包。第二天，一对声称是眼镜公公子女的男女到他破旧的家里拖走了一只皮箱，摘走了满树的樱桃，留下了摆放在他后院里的还没雕刻完的一堆石头。
我小时候最惬意的一段日子就是这么过的：白天在外婆家的院坝和瞎子嬢嬢的二女儿一起踢球，下午一个人跑到眼镜公公门口搬上一把椅子读书，《苏菲的世界》就是这么被我看完的，我看书的时候眼镜公公安静得像一只睡着了的猫，要么一声不吭地抽着一杆叶子烟，要么给他的樱桃树浇水施肥。离他房子不远，就是一条河。潺潺的水声对应着整个世界的空寂，现在看来，是那么纯粹。我不知道这三个儿童时期的印记，为什么会突然闪现在我记忆里。但我知道，这三个人的影子，一辈子也不可能从我的生活中彻底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