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中的体验者
邓安庆写了一本新书，书名叫《柔软的距离》。蒙他青眼，让我给这本书写个序。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该从哪里下笔。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菜是一种很辣很辣的鱼，他吃得唏嘘不已。他简单谈过一些自己的经历，简历不复杂：跟大多数从农村考上大学的青年一样，出了学校门一脚迈进社会的大门，高一脚低一脚地走，找工作，干一阵，辞或者被辞，有那么一两年，什么工作都干不长。反正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永远处在饿不死、也胀不坏的生活状态下面。稍微好过那么一两个月，还来了外地的穷朋友需要救济。但他也这样活下来了！ 我问他为什么叫邓安庆？ 他就笑起来（那时他还是一个瘦子，脸上的笑容清晰，如同水里鹅卵石一样历历可数），他说很多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以为他是安徽安庆人，其实都猜错了，他是湖北人。
安庆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我说我小时候做梦的时候曾经梦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一条江，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极其辽阔。江水清得不像是真的，两岸有一些白房子。安庆说他以前就在这个地方念书，说学校就在照片上的某个位置。他说他从这个学校毕业后，就出来帮人推销酒，湖北度数最高的一种酒，酒名字我就不说了，免得有帮人做广告的嫌疑。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又跑到西安去———结果饿得半死！ 一天吃一个馍还是两个馍？ 想不起来了。等下次见到他，我再问问他具体怎么样一个饿法。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跟人跑到苏州去打工。《柔软的距离》里一些章节就来源于苏州的一些个人生活体验，但也不会具体到某种事情或者人物是原样搬演出来的。
我的几个表弟和堂弟都在外面打工，过年回来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谈到工厂的打工生活。他们都不想做，说太单调，能把人给做疯了！ 又不想回老家种地，说在乡下存身不住。说农村里没有文娱生活，自己一直在上学，也不懂怎么种地。我说你在工厂不也是没有文娱生活吗？ 天天加班文娱个屁呀！ 他仰着头想了一会说：“晚上想找几个人喝酒。站在院子里一喊，就来好几个。这个不算啊？”我问他：“这也叫文娱生活？”他说：“这不叫文娱生活叫什么？”现在在我们村里想找个年轻人都难。大姑娘、小媳妇，但凡不痴不傻、全须全尾的全出去了。平常想在村里找几个年岁相仿的人在一起吹吹牛、喝喝酒都找不到。上一代人还有些乡土之念，厂里有些岁数大的人，虽然住在城里也能感觉到节气变化。或者听到外面鸟叫，要怔忡一下说：“哦！ 要泡稻种了！”“要下小苗秧了！”
邓安庆在苏州工业城时的生活大概和我表兄弟们的生活状态差不多。他说他们厂的保安坐在门口实在太无聊了，就数每天从厂门口经过的汽车。一天下来过去多少单号车，一天多少双号车。我问他那时写不写东西？ 他说写呀！ 他说当时写东西更多是为了打发这种无聊的时光，因为这种日子你是看不到尽头的。它不像一个隧道，远远的还有个圆光在诱惑着你走下去。而在工业城的生活完全是黑咕隆咚的。好像那段时间安庆的产量比较高，过几天就在网上贴一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几篇：《换台》、《菜铺》、《烟》。另外他写乡村的几篇当中应当是写亲戚那个系列比较好，有一种悲悯的情绪沉浸在里面。写短篇小说节奏感相当难把握，就因为短才不好写。像写字当中笔画少的字，没法藏拙。我跟安庆聊天时说，你也可以认认真真写一点，也可以胡扯八道写一点。不要急于一下子写成某种类型，这样就不好玩了。而且文学这东西也不要看得太郑重，就像在学校里你心仪一个女生，看她太严重了，心里反反复复想的一句话想表白，老是不敢说。写一封情书，看看这样写也不好，那样写也不好。后来一个坏小子走上去，替你把心里的话说了，结果那个姑娘挽起那个坏种走了。
安庆到了北京之后，有一段时间写得少了。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过去居无定所，不敢买书，老要搬家，书买多了搬家麻烦，现在总算有个相对固定的住所了。我想看看书，或者什么也不写。就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等到想写的时候再写。好像没过多久，他又搬家了！ 我在北京傍晚的时候看到天上飞过乌鸦，就想到他。乌鸦叼着几根树棍子，哑哑地从头上飞过去。安庆每次搬家多多少少还有点东西，像这几根树棍子。乌鸦叼着，安庆或扛或背，在北京跑来跑去。
安庆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我说我小时候做梦的时候曾经梦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一条江，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极其辽阔。江水清得不像是真的，两岸有一些白房子。安庆说他以前就在这个地方念书，说学校就在照片上的某个位置。他说他从这个学校毕业后，就出来帮人推销酒，湖北度数最高的一种酒，酒名字我就不说了，免得有帮人做广告的嫌疑。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又跑到西安去———结果饿得半死！ 一天吃一个馍还是两个馍？ 想不起来了。等下次见到他，我再问问他具体怎么样一个饿法。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跟人跑到苏州去打工。《柔软的距离》里一些章节就来源于苏州的一些个人生活体验，但也不会具体到某种事情或者人物是原样搬演出来的。
我的几个表弟和堂弟都在外面打工，过年回来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谈到工厂的打工生活。他们都不想做，说太单调，能把人给做疯了！ 又不想回老家种地，说在乡下存身不住。说农村里没有文娱生活，自己一直在上学，也不懂怎么种地。我说你在工厂不也是没有文娱生活吗？ 天天加班文娱个屁呀！ 他仰着头想了一会说：“晚上想找几个人喝酒。站在院子里一喊，就来好几个。这个不算啊？”我问他：“这也叫文娱生活？”他说：“这不叫文娱生活叫什么？”现在在我们村里想找个年轻人都难。大姑娘、小媳妇，但凡不痴不傻、全须全尾的全出去了。平常想在村里找几个年岁相仿的人在一起吹吹牛、喝喝酒都找不到。上一代人还有些乡土之念，厂里有些岁数大的人，虽然住在城里也能感觉到节气变化。或者听到外面鸟叫，要怔忡一下说：“哦！ 要泡稻种了！”“要下小苗秧了！”
邓安庆在苏州工业城时的生活大概和我表兄弟们的生活状态差不多。他说他们厂的保安坐在门口实在太无聊了，就数每天从厂门口经过的汽车。一天下来过去多少单号车，一天多少双号车。我问他那时写不写东西？ 他说写呀！ 他说当时写东西更多是为了打发这种无聊的时光，因为这种日子你是看不到尽头的。它不像一个隧道，远远的还有个圆光在诱惑着你走下去。而在工业城的生活完全是黑咕隆咚的。好像那段时间安庆的产量比较高，过几天就在网上贴一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几篇：《换台》、《菜铺》、《烟》。另外他写乡村的几篇当中应当是写亲戚那个系列比较好，有一种悲悯的情绪沉浸在里面。写短篇小说节奏感相当难把握，就因为短才不好写。像写字当中笔画少的字，没法藏拙。我跟安庆聊天时说，你也可以认认真真写一点，也可以胡扯八道写一点。不要急于一下子写成某种类型，这样就不好玩了。而且文学这东西也不要看得太郑重，就像在学校里你心仪一个女生，看她太严重了，心里反反复复想的一句话想表白，老是不敢说。写一封情书，看看这样写也不好，那样写也不好。后来一个坏小子走上去，替你把心里的话说了，结果那个姑娘挽起那个坏种走了。
安庆到了北京之后，有一段时间写得少了。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过去居无定所，不敢买书，老要搬家，书买多了搬家麻烦，现在总算有个相对固定的住所了。我想看看书，或者什么也不写。就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等到想写的时候再写。好像没过多久，他又搬家了！ 我在北京傍晚的时候看到天上飞过乌鸦，就想到他。乌鸦叼着几根树棍子，哑哑地从头上飞过去。安庆每次搬家多多少少还有点东西，像这几根树棍子。乌鸦叼着，安庆或扛或背，在北京跑来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