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感触的读书笔记——苏小和的读书笔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2009年02月11日10:02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作者：苏小和 本文由《独立阅读报告》提供 转载请注明来源
　　春节期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美国人保罗·海恩等人的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1月第五次印刷）。 第十三章“市场与政府”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市场失灵，指市场过程无法达到最佳标准。这也意味着政府的补救措施能够促使市场系统更接近假定的最佳状态。善意的人们，包括经济学家，常常以为政府官员拥有改造现实经济协作问题的信息和动机。但是政府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海恩接下来就引用了布坎南的话：“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失灵的同时，也同样有分析政府失灵的道德义务”。由此，海恩对自己说，要牢记布坎南提出的职业道德。
　　海恩的陈述当然有两重意义。首先是关于政府失灵的问题，他依然从产权概念出发。“政府是众多不同的人在优势产权基础上的互动”。因此，海恩毫不犹豫地指出，“政府政策往往受到特殊利益的支配。政府往往会采取给多数人带来小小伤害的行为，而不会实施让少数人极不高兴的行为。政府政策不是由公共利益引导的，而是由永无止尽的一系列极度偏狭的利益引导的。”
　　海恩的这些话让我恍然大悟。相当长一段时期，我总是把市场和政府当作一对界限明显的二元结构，并认定市场主导经济运作，而政府则主导公共利益。事实上，现代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以来，都基于理性经济人和产权关系来推演。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理性经济人产权问题可能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问题。无论是何种政府，当然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理性经济人来组成，而政府政策的出台，在海恩看来，并不意味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就一定只追求公共利益。甚至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政府政府政策的出台，可能都带有某种私人解读，这种解读必然要经过各种私人利益的过滤。所以，海恩的结论相当果断：
　　“市场体系和政府之间的一般差别，大多数是经不起严密地审视的。首先，市场通常以私人部门为特点，政府机构和官员占据的是公共部门。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中采取的行动纯粹属于私人问题，不会影响公众；也并不意味着为政府工作的人，就一定是追求公共利益”。
　　沿着海恩的教材，我们说开去。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明显是一个超大型政府，而这个超级大政府存在的最大理由，当然是这个国家的公共利益。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有30年来的发展？为什么国家经过30年的发展之后，贫富悬殊更加严重？为什么我们的经济结构慢慢演变成了一个必须依赖出口的格局？为什么国家的外汇储备逐年看涨，以至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似乎第一次呈现出某种财大气粗？为什么这种财大气粗的背后，却是国内民众的怨声载道？为什么现在最有钱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越到下面，越难以为继，只能靠招商引资出卖土地为生？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在做政府生意，很少有企业会在核心技术方面进入大投入，大开发？为什么那么多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是绞尽脑汁与政府建立某种潜规则的联系，似乎离开了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就不会赚钱了。
　　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以公共利益为旗帜的政府利益，究竟有没有“经过各种私人利益的过滤？”当那么多看上去很美的政府政策出台的时候，谁敢肯定，那些在政策背后的公务员们，真的就完全没有考虑过他们自己的利益？反之，当一些在普通人看来都匪夷所思的陈旧政策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比如二元户口制度，比如土地公有制度，比如超垄断国有企业，比如政企不分的铁道部门，比如屡禁不止的贪污腐败，我们也要问，难道我们的政府政策制定者真的不知道这些陈旧的制度已经深深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么？我想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因为有太多的私人利益纠结其中，他们无法做到自己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改革。除非被逼到悬崖边上，这个国家是不会主动进行改革的，他们因为既得利益问题，早就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这样的局面让人叹息。我们深深怀念80年代赵紫阳先生不断呼吁的政企分开和党政分开。今天看来，赵先生才是真正有勇气对自己进行革新的伟大人物。所以有人感慨说，今天的中国问题，早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不再是中国和美国、日本之间的国家利益对抗，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利益格斗场。一方是强大的政府，以及政府背后暗藏着的一批强大的理性经济人，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正在与真正的市场经济做殊死的格斗；一方则是市场，众多理性的经济人前所未有地认识到，只有与政府建立起必要的合作关系，才能最终迎来真正的利益。这个庞大的政府，像一个无所不在的超级裁判，又像一名孔武有力的运动员，我们的经济终于有了今天的形状。
 
 
                
                
 
　　我是很感激海恩的这本著作的，他真的让我对很多中国经济问题有了深度理解，或者如海恩所言，我真正建立起了理解中国经济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比如春节前后的农民工返乡、回城问题，在我看来，正是一种政府背后利益集团一手导致的结果。1月份，我在南方都市报新伟老师的再三督促下，终于将盛来运的《流动还是迁移》读完。那种阅读之后的感慨与思考，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当金融危机在美国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以为那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稍微有些敏感、有些视野的中国人会提醒自己捂紧口袋，现金为王，以便度过接下来可能来临的萧条。很少有人能想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数以万计的中国中小企业会纷纷倒闭；很少有人会想到，首先遭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人，显然不是那些在写字楼中顾影自怜的白领，也不是国有企业里人浮于事的员工，而是那些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的农民。
　　是的，就是这些永远在路上奔波、满面尘灰的中国农民工，成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还在城市喧闹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应该还在计算年底能带多少钱回家。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春节的爆竹声还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可是农民工却需要打点行装，提前回家。
　　这当然是一个让人难过的经济画面。为什么我们的农民工每年春节前要挤上火车回家过年、春节之后又挤上火车去城市里谋生？他们为什么不在一座城市里定居下来？事实上这样做既可以免除旅途的劳顿，还可以节约成本。为什么被金融危机伤害的农民工不选择在城市里另谋职业，只能逃离城市，去到农地去寻找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事实上被金融危机伤害的，也有城里人，他们在
　　一座城市里有自己的家，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所以他们不需要在路上奔波，可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家，所以他们只能回去，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把农民工的这种大面积的流动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传统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经济学现象。由此，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农民工的流动，而不是迁移，是中国农民的某种市场选择，甚至是理性选择。盛来运先生显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他试图用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证明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而不迁移，可能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是一种政策层面的对城市化的抵制，而这样的抵制，显然是以牺牲农民工的自由权利为代价的。
　　现在，我的手上就有盛先生的《流动还是迁移》（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10月）。盛先生显然是个实话实说的人，开篇就道出了实情：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道路：优先工业化，抑制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通过无偿占有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配合下，农村劳动力被长期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不能流动，不能参与工业化进程，更不能分享工业化的成果，结果本已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得到强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显然，这种对农民的政策性歧视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是一种常态，即使在改革开放近30年之后，这样的局面也只是有所缓解，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纠正。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是明显的事实，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率，违背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率要高于工业化率的基本规律。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出现了一个与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相反的过程，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由此，中国农民工每年大面积的流动而不迁移，就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醒目的经济学现象，同时也成为最为醒目的人口歧视现象。
　　放眼国际上多数国家，他们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农村劳动力一旦流入城市，就自动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安居乐业。他们的流动过程是：外出——>留城。
　　这样的人口流动迁移链中，间或可能发生劳动力回流的状况，但并非是出于迁移的制度性障碍，而是一种基于个人的其他因素的考量。
　　但今天的中国农民工显然不一样。劳动力外出了，不一定在城市里留下来，经过多次回流，辗转反复，也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所以，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房屋，也不能随便拖家带口，许多无形的或者有形的枷锁限制了农民工的创业自由和迁移自由。城市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和暂居地，城市居民身份是可望不可即的。他们的流动过程是这样的：外出——>回流——>再外出——>再回流……毫无疑问，这种简单的生活轨迹和工作轨迹，正在被中国农民工年复一年地简单重复，其间包含了多少令人沮丧的故事和心酸的感伤，也包含着多少无奈。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仅仅以每年流动的农民工人数来计算，如果参与到这种简单流动的农民工为1亿人，每年每个农民平均花掉的交通费是500元，一年中耗掉的农民收入就是500亿，而大家知道，在城市中最低工资人群，正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工；有人针对农民工纷纷将他们辛苦积攒的工资邮寄回农村兴建房屋的现象做过统计，假如一个农民工将3万元邮寄回老家盖房子，则这是一笔高达3万亿的投资，众所周知，今天农民工的主要生活工作场所已经是城市，所以，他们在农村投资修建的房子，80%处在一种闲置状态，既没有有效使用，也不可能流通，因为在政策看来，农民自己修建的房子，是一种典型的小产权房，不能进入流通领域，而一旦没有流通，就意味这广大的农村，没有一个明显的房地产市场。
　　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且是对农民工收入的一种政策性浪费。政府锁住了城市的大门，同时也锁住了农民在城市里投资消费的通道，逼迫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附加值和使用价值极其低廉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由此，农民工的辛苦劳动价值再一次因为政策歧视而贬损，而城市的发展，城市整体的消费能力，尤其是一直被政府挂在嘴边的所谓拉动内需，再一次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这么做？盛来运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的政府过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病，比如城市社会治安的拥挤与混乱，还比如国外常见的贫民窟和棚户区。盛先生是真正的体制中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相信他的分析符合实情。但这种基于追求社会稳定、规避政治风险的歧视性政策，真的会长久带来社会稳定，或者降低政治风险么？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实证分析，充其量只是一种经验判断，是一种制度性的故步自封。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府也都承认，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首先带来的，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农村的发展，更是一座城市的发展。
　　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似乎把农民当成了城市的一种负担，他们希望农民在取得城市经济一定的溢出效益之后，回到农村里安居乐业，并以这样的方式来收获社会稳定。所以，当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涌进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出台加快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政策，反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著名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上加以展开。
　　作为一个对人口迁移模型非常熟悉的学者，盛来运当然对新农村建设运动提出了自己谨慎的怀疑。他直接指出：
　　“相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新农村建设是否是最经济有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农村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这需要大批投资，且有的投资在农村人口转移之后，是不必要的。”
　　盛先生的结论当然是在大量数据分析和学术模型基础上演绎而来的，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却是基于一种事实的判断。有农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如此说道，政府的确为我们办了好事，而最大的好事，是允许我们农民到城市里打工。这是一个极有含金量的表述。
　　今天中国农民工的主要收入显然来自于他们在城市里的劳动，而不是田野里的耕作。认清这一民情，我相信盛先生对新农村建设运动谨慎的质疑，便具有了足够的实证理由和难得的学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