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还是狐狸？——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后记
《动物园》是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的第三本书。上海文艺出版社今年五月出版。书里的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山花》《小说界》等刊物。感谢给我写序的李敬泽老师；感谢阎晶明老师、孟繁华老师、则臣大哥以及文艺报、钱江晚报、0755消费周刊，封底有六则推荐语，是从你们的文章或报道里摘录出来的。亚马逊购买地址：http://t.cn/zHFoPdz
刺猬，还是狐狸？
——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后记
这是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2011年底，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少年游》出版，收入2006年开始写作以来的十个短篇，还收入了一个中篇。现在这部集子，我刻意不再收入中篇。这些年来，短篇是我涉猎最多的体裁，短篇集也是我平时买得最多的书。我租住的屋子不过十多平米，能放书的地方很有限，如今，连床都快被书占去一半了，所以，买书对我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件奢侈的事儿。长篇小说多半只能在电脑上读。弟弟给我弄了好多电子书，这辈子大概都看不完了。我主要买的书，就短篇小说集。
这些年，我读过——有些还不止读过一遍的短篇小说集有：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卡波特的《圣诞忆旧集》、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芒果街上的小屋》、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巴别尔的《骑兵军》、塞林格的《九故事》、科塔萨尔的《动物寓言集》、卡佛的《大教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裘帕•拉希莉的《疾病解说者》、克莱尔•吉根的《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等，以及契诃夫、蒲宁、莫泊桑、欧亨利、博尔赫斯、卡夫卡、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麦克尤恩等的短篇集子，当然，也包括国内作家的，从蒲松龄到鲁迅、沈从文、汪曾祺，再到王安忆、苏童、莫言、刘庆邦，等等。这么一算，发现自己读了不少。但就这么点儿阅读量，和全世界的优秀短篇小说量放在一块儿，实在不值一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相信，还能读到更多优秀的短篇，且并不会比前面提到的这些逊色。
很多年前，读敬泽老师主编的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排行榜》，序言里的一段话让我琢磨了很久：“以赛亚•柏林曾引用希腊佚名诗人的残句论述托尔斯泰，那句诗是‘狐狸多知，但刺猬有一大知’，本意或许是，狐狸诡计多端，灵敏善变，但刺猬不动，它只需张开它的锐刺；面对世界，刺猬掌握了一种终极的解决方案。”
刺猬和狐狸的区别，是否也可以用来理解长篇和短篇？
我固执地认为，长篇之所以成为长篇，不仅要“长”，还要对世界有刺猬那样“终极的解决方案”。这“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作者用以考量世界的标尺，是对世界全盘性的思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在《罪与罚》里，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他都在思考：如果上帝死了，“罪与罚”如何可能。如果没有这样的立足点，那么，长篇只是长而已。短篇不同，因其“短”，它没那么大的负担，它无需对整个世界发言，看清一时一地的风景足矣。它尽可以单枪匹马，轻装上阵、行踪不定、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曾经有记者采访我，说很多作家都会为自己的写作找一个“根据地”，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鲁迅有鲁镇，莫言有高密东北乡，苏童有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现在的很多七零后八零后作家还在不断建构这样的“根据地”。我是不是也要给自己弄一块呢？我说，不，坚决不！这样的“根据地”已经太多太多了，我再增加一块，无非是鹦鹉学舌，多我这一块儿少我这一块儿区别也大不到哪儿去。
我宁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对身处的世界，我还远没有形成固定的、站的住脚的、且完全属于自己的考量标准。这世界实在太大太复杂，我只能一点一点地了解它。在成为刺猬前，得先成为狐狸。——当然，对写作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哪一个阶段都是美好的。也就是说，长篇并非天生的高于短篇。就像我们不能说人的一生中老年比壮年更有价值，也不能说壮年比青年更有价值。
但也不可否认，老年的生活时由壮年决定的，壮年的生活是由青年决定的。
我以后的写作能达到怎样的程度，也是由我现在的努力决定的。
集子里的十四个短篇，正是我的十四次努力成果。
最早的《滚石河》，完成于2008年3月11日；最近的是《冬将至》，完成于2012年8月24日。从背景上说，这些短篇有乡村背景的、有小镇背景的，也有城市背景的。但我实在不愿以此来划分小说——现在太多人以此划分小说了。这样的划分方法，给人的感觉是，写乡村的小说就是一类，写城市的小说就是一类，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就是一类。这么说来，小说就这么三类？嗯，还应该加上写海洋的一类、写山顶的一类，写外太空的一类？真是好笑——这是地理分类，不是小说分类！
这本集子里，《滚石河》《牙疼》都以乡村为背景，要把它们归为一类已经有些勉强，同样以乡村为背景的《红鲤》《玻璃山》，和它们更不是一回事儿了。和《红鲤》《玻璃山》相近的倒是《冬将至》——它们都有些“虚”。“虚”得最夸张的是《冬将至》。写完这个小说，我感觉到，这并非通往天堂的“窄门”，以后再写这样的小说要谨慎了。或许，《静夜思》也可以往这类小说靠？但它要“实”得多，背景也由乡村挪到了城市。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是集子里最多的，除了《静夜思》，还有《骤风》《惊雷》《动物园》《丢失者》《晚宴》和《苏州夜》。很明显，它们不能归为一类。《骤风》和《惊雷》是姐妹篇，都试图在比较小的篇幅内，用平行的视角，来探寻不同类别的人物。《动物园》《丢失者》和《晚宴》是一组，三篇的主人公都是“顾零洲”，一个城市的“白领屌丝”，但三篇探讨的问题不同。《苏州夜》和它们又有所不同，切入的是城市某些暧昧的角落。此外，《旧城》和《老街》以小镇为背景。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有着一些怀念的意味，怀念一条街，或者，怀念一座城，但它们最终的指向是完全不同的。
说了这么多，好像自己的短篇多么变化多端似的。其实，在别人读来，可能它们都差不多。像动物园里有多种动物一样，在一个集子里容纳多种短篇，不过是我的美好期许。可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为认知世界做出的努力。前面说过，我还没能找到一个足够独特的观察世界的视角，现在，我就想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心有旁骛、多多益善。
这么写会不会太没风格呢？要知道，拥有可识别的风格往往是一个写作者成熟的标志。但我一点儿不担心这个。一者，我不愿意也不可能这么早就“成熟”，我宁愿怀着好奇，多走几条路，哪怕走的是冤枉路。二者，这些小说再怎么不同，都出自“我”。“我”是有限的，它们的变化必然也是有限的，有限的它们映射出有限的“我”。就像世间万物千差万别，却都出自上苍之手。上苍创造万物，也在创造自己。
最后，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感谢郑理老师，某会场上，他说要给我出本小说集，我以为他不过随口一说，做不得数的，结果事情就这么成了。还要感谢责编方铁。方铁不仅是我的复旦同学，本科毕业时，我们还一起在复旦相辉堂演过毕业大戏。她是女一号，我是男一号。那是我第一次演戏，估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她第一次做我书的责编，但愿不是最后一次。
2013年3月22日2: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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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还是狐狸？
——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后记
这是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2011年底，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少年游》出版，收入2006年开始写作以来的十个短篇，还收入了一个中篇。现在这部集子，我刻意不再收入中篇。这些年来，短篇是我涉猎最多的体裁，短篇集也是我平时买得最多的书。我租住的屋子不过十多平米，能放书的地方很有限，如今，连床都快被书占去一半了，所以，买书对我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件奢侈的事儿。长篇小说多半只能在电脑上读。弟弟给我弄了好多电子书，这辈子大概都看不完了。我主要买的书，就短篇小说集。
这些年，我读过——有些还不止读过一遍的短篇小说集有：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卡波特的《圣诞忆旧集》、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芒果街上的小屋》、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巴别尔的《骑兵军》、塞林格的《九故事》、科塔萨尔的《动物寓言集》、卡佛的《大教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裘帕•拉希莉的《疾病解说者》、克莱尔•吉根的《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等，以及契诃夫、蒲宁、莫泊桑、欧亨利、博尔赫斯、卡夫卡、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麦克尤恩等的短篇集子，当然，也包括国内作家的，从蒲松龄到鲁迅、沈从文、汪曾祺，再到王安忆、苏童、莫言、刘庆邦，等等。这么一算，发现自己读了不少。但就这么点儿阅读量，和全世界的优秀短篇小说量放在一块儿，实在不值一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相信，还能读到更多优秀的短篇，且并不会比前面提到的这些逊色。
很多年前，读敬泽老师主编的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排行榜》，序言里的一段话让我琢磨了很久：“以赛亚•柏林曾引用希腊佚名诗人的残句论述托尔斯泰，那句诗是‘狐狸多知，但刺猬有一大知’，本意或许是，狐狸诡计多端，灵敏善变，但刺猬不动，它只需张开它的锐刺；面对世界，刺猬掌握了一种终极的解决方案。”
刺猬和狐狸的区别，是否也可以用来理解长篇和短篇？
我固执地认为，长篇之所以成为长篇，不仅要“长”，还要对世界有刺猬那样“终极的解决方案”。这“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作者用以考量世界的标尺，是对世界全盘性的思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在《罪与罚》里，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他都在思考：如果上帝死了，“罪与罚”如何可能。如果没有这样的立足点，那么，长篇只是长而已。短篇不同，因其“短”，它没那么大的负担，它无需对整个世界发言，看清一时一地的风景足矣。它尽可以单枪匹马，轻装上阵、行踪不定、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曾经有记者采访我，说很多作家都会为自己的写作找一个“根据地”，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鲁迅有鲁镇，莫言有高密东北乡，苏童有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现在的很多七零后八零后作家还在不断建构这样的“根据地”。我是不是也要给自己弄一块呢？我说，不，坚决不！这样的“根据地”已经太多太多了，我再增加一块，无非是鹦鹉学舌，多我这一块儿少我这一块儿区别也大不到哪儿去。
我宁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对身处的世界，我还远没有形成固定的、站的住脚的、且完全属于自己的考量标准。这世界实在太大太复杂，我只能一点一点地了解它。在成为刺猬前，得先成为狐狸。——当然，对写作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哪一个阶段都是美好的。也就是说，长篇并非天生的高于短篇。就像我们不能说人的一生中老年比壮年更有价值，也不能说壮年比青年更有价值。
但也不可否认，老年的生活时由壮年决定的，壮年的生活是由青年决定的。
我以后的写作能达到怎样的程度，也是由我现在的努力决定的。
集子里的十四个短篇，正是我的十四次努力成果。
最早的《滚石河》，完成于2008年3月11日；最近的是《冬将至》，完成于2012年8月24日。从背景上说，这些短篇有乡村背景的、有小镇背景的，也有城市背景的。但我实在不愿以此来划分小说——现在太多人以此划分小说了。这样的划分方法，给人的感觉是，写乡村的小说就是一类，写城市的小说就是一类，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就是一类。这么说来，小说就这么三类？嗯，还应该加上写海洋的一类、写山顶的一类，写外太空的一类？真是好笑——这是地理分类，不是小说分类！
这本集子里，《滚石河》《牙疼》都以乡村为背景，要把它们归为一类已经有些勉强，同样以乡村为背景的《红鲤》《玻璃山》，和它们更不是一回事儿了。和《红鲤》《玻璃山》相近的倒是《冬将至》——它们都有些“虚”。“虚”得最夸张的是《冬将至》。写完这个小说，我感觉到，这并非通往天堂的“窄门”，以后再写这样的小说要谨慎了。或许，《静夜思》也可以往这类小说靠？但它要“实”得多，背景也由乡村挪到了城市。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是集子里最多的，除了《静夜思》，还有《骤风》《惊雷》《动物园》《丢失者》《晚宴》和《苏州夜》。很明显，它们不能归为一类。《骤风》和《惊雷》是姐妹篇，都试图在比较小的篇幅内，用平行的视角，来探寻不同类别的人物。《动物园》《丢失者》和《晚宴》是一组，三篇的主人公都是“顾零洲”，一个城市的“白领屌丝”，但三篇探讨的问题不同。《苏州夜》和它们又有所不同，切入的是城市某些暧昧的角落。此外，《旧城》和《老街》以小镇为背景。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有着一些怀念的意味，怀念一条街，或者，怀念一座城，但它们最终的指向是完全不同的。
说了这么多，好像自己的短篇多么变化多端似的。其实，在别人读来，可能它们都差不多。像动物园里有多种动物一样，在一个集子里容纳多种短篇，不过是我的美好期许。可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为认知世界做出的努力。前面说过，我还没能找到一个足够独特的观察世界的视角，现在，我就想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心有旁骛、多多益善。
这么写会不会太没风格呢？要知道，拥有可识别的风格往往是一个写作者成熟的标志。但我一点儿不担心这个。一者，我不愿意也不可能这么早就“成熟”，我宁愿怀着好奇，多走几条路，哪怕走的是冤枉路。二者，这些小说再怎么不同，都出自“我”。“我”是有限的，它们的变化必然也是有限的，有限的它们映射出有限的“我”。就像世间万物千差万别，却都出自上苍之手。上苍创造万物，也在创造自己。
最后，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感谢郑理老师，某会场上，他说要给我出本小说集，我以为他不过随口一说，做不得数的，结果事情就这么成了。还要感谢责编方铁。方铁不仅是我的复旦同学，本科毕业时，我们还一起在复旦相辉堂演过毕业大戏。她是女一号，我是男一号。那是我第一次演戏，估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她第一次做我书的责编，但愿不是最后一次。
2013年3月22日2:5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