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史追忆 - 华纳影业1970年代（下）
这就是华纳影业1970年代的运作方式。它不再象传统制片厂那样搞平衡——西部片多少部、音乐片多少部、犯罪片多少部。如果“站在摄影机后面的”导演对某个项目怀抱热忱的话，他一定会享受到一种相当自由的情绪。以下几部摄于1973年至1978年的影片比较能说明这一情况。
《灼热的马鞍》（Blazing Saddles，1974年）：
这是一部充满恶搞的西部片，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出任联合编剧和导演，另一名编剧是安德鲁•伯格曼（Andrew Bergman）。在此之前伯格曼曾写过一本有关大萧条时代华纳影业的小书，他至今仍记得，当他第一次开车进入华纳片场的时候，双眼饱含热泪，年轻时的影迷岁月一一浮现眼前。这是导演布鲁克斯的第一部电影，因此他和他的同事们把所有力气都扑上去了。它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调侃了当时令人景仰的西部片这种电影形式。它似乎多数时间是乏味、无趣的，然而一旦到了乱哄哄的搞笑场面，似乎这些乏味和无趣也变得可以忍受了。不过，它仍是一部可以让电影厂老板崩溃的片子，尤其是当老板的太太说这个结尾部分的恶搞太让人讨厌了——电影结尾的打斗竟然打破了摄影棚的隔墙，打到隔壁的音乐片现场，然后一直打到华纳外面的大街上；影片中的人物居然还打出租车穿越到电影院去看自己这部片子的结局。罗斯太太在看完电影预演后，表达了她的情绪，这让导演布鲁克斯备受打击，而总裁阿什利则开始担心，怀疑自己应不应该把宝押在这部电影上。布鲁克斯感到华纳没能充分欣赏自己的才华，对这部电影也没有给与充分的支持，尽管Calley多次恳求，他仍然离开了华纳，他是在那个华纳影业的鼎盛时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选择离开的主创人员。其实，这部电影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佳绩，而且，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它也成了一个心爱的回忆——因为我们这种人就是喜欢低俗笑料，甚至觉得所谓的“高品位”不光是喜剧片之大敌，而且也是生活本身之大敌。
《驱魔人》（The Exorcist，1973年）：
这是一部改编自畅销小说的恐怖片。小说描绘了一个被魔鬼附体的无辜的小女孩，而电影比起纯粹的语言描绘可恐怖多了，它用特艺彩色技术把其间发生的一切恐怖场景都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了，比如说，小女孩芮根在魔鬼上身后，头部可以作360度旋转。据说在影片制作过程中，一次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停电，就已经把导演威廉•弗莱德金（William Friedkin）和剧组成员自己都吓得魂飞魄散了。当它在洛杉矶的时尚地段维斯特伍德（Westwood）首映的当夜，Calley和阿什利决定开车去电影院外面溜一圈，看看有多少观众会来看，结果他们看到热切的观众排成长队，把整个街区足足绕了一圈；更过分的是，电影院为了摆噱头，特意雇了救护车停在门口，用来抢救那些吓昏过去的观众。其实，这个成功并不是靠炒作得来的。虽然这部影片的前提是荒诞的，但故事带出的情感却是令人信服的——艾伦•伯斯汀（Ellen Burstyn）扮演的母亲不顾一切地要从魔鬼那儿挽救女儿的灵魂，马克斯•冯•西多（Max von Sydow）扮演的神父面对撒旦奋力反击，他那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勇气令人激动和敬仰。这可能是一部面向不那么高尚的群众市场的通俗电影，但它同时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好电影。
《热天午后》（Dog Day Afternoon，1975年）：
一个头脑发昏的小青年，想要筹钱给他的同性伴侣作变性手术，拉上伙伴在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去纽约的一家银行实施抢劫。可是当他们赶到后才发现，当天的运钞车已经把钱运走了，银行里只剩1100元现金，他们只能转而抢劫旅行支票，可是在焚毁存根的时候又触动了烟感器，邻居报警，他们由此和赶来的警察展开对峙。艾尔•帕西奴（Al Pacino）扮演的策划者，走出银行跟警察喊话，谁能忘记他神经质地一遍遍高喊“阿提卡，阿提卡”？——这里指的是1971年在纽约阿提卡监狱发生的要求提高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准的千人暴动。围上来看热闹的一群乌合之众本已热得难受，随时要爆发，此时对劫匪产生了同情，最后竟然为他喝起采来。该片导演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才华横溢，编剧弗兰克•皮尔森（Frank Pierson）剧本写得充满张力，它绝对是一部独创的犯罪片，它揭示了那个年代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却又没有彻底否定它。可以称之为吸毒之后产生迷幻反应的又一部《伍德斯托克》。
《巴里•林登》（Barry Lyndon，又译《乱世儿女》，1975年）：
据说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曾向华纳保证说，他将要拍一部以18世纪为背景的轻喜剧——象1964年获得奥斯卡大奖的《汤姆•琼斯》（Tom Jones）那样的——画面美伦美奂，充满感官享受，但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寓意。事实上，库布里克的电影怎么可能没有寓意呢？他最后拍成的作品完全是一出人生的悲剧，男主人公巴里•林登一生追名逐利，其间似乎也享受到了华衣美食，但终究又落得孤家寡人的悲惨下场。电影的画面真是美极了，最出色的是在很多室内场景中，库布里克运用了航天摄影专用的高速静止镜头，这是蔡司公司专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明的新技术，它使得影片照明可以仅用烛光，整个画面如同18世纪的油画一样充满美感。库布里克对布景和道具的细节相当关注，要求它们符合18世纪的时代特点，这一点也快把他的布景师逼疯了。这个可怜的布景师想要把一个场景搭在摄影棚里，库布里克却坚持要用实景拍摄——这个场景，上半部分是在一座古堡的一角拍摄，下半部分却要驱车40里到一个农舍的一角取景作为它的另一个角度。影片节奏缓慢，对话并不太多，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充满了机智与嘲讽，它无情地揭露了人类的愚蠢和唯利是图，片中人物没有一个是让人喜欢的。简言之，它用一种冷冰冰的眼光来分析了那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这部电影刚推出时，几乎没有人喜欢它，倒是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受到好评——不管美国人愿不愿意承认，法国人的品味似乎最后总是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后来的日子里，该片获得的赞誉与日俱增。而且，虽然总有人永远也不会喜欢库布里克，但也总有人把他称之为电影巨匠，并把《巴里•林登》看作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顺便说一句，这部电影最后还是没有让华纳赔本的。
《惊天大阴谋》（ 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年）：
这部关于水门事件的政治片是由罗伯特•雷德福提出想要拍摄的。那是1975年，由揭露水门事件丑闻的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出版的同名小说已经成为畅销书。而雷德福此时正处于他事业的高峰期，他主演了《候选人》（The Candidate，1972年），扮演一名无意中被推上议员候选人位置的年轻人，阴差阳错之中最后真的赢得了选举；他还主演了不同一般的西部片《猛虎过山》（Jeremiah Johnson，1972年），扮演一名白人拓荒者在野外寻求平静的生活，而当地土人却认为他抢占了他们神圣的土地而图谋报复。这两部电影都是华纳摄制的，再加上他在其他电影公司拍摄的影片，奠定了他在好莱坞的地位。此时他的这个提议本应令人喜出望外，然而，总裁阿什利却有些担忧。因为华纳所从属的母公司是一家仍在发展壮大的大型集团，它的生意经营都要受制于政府的各项法规；而当时尼克松虽然已经下台，他的继任者福特总统仍是共和党的，就怕万一共和党政府会对他们采取报复。阿什利和Calley只得打电话给老板史蒂夫•罗斯，征询他对这个项目的意见。罗斯问Calley，他是不是真的喜爱这个题材，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这可以转化成一部好电影？Calley回答说是的。罗斯接着说：“那就好好干吧。”这部了不起的政治片由此诞生，阴暗、恐怖，但仍充满诙谐。片中雷德福扮演英俊正直的白人精英伍德沃德，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则扮演慷慨激昂、不爱循规蹈矩的犹太人伯恩斯坦——这个搭配出人意料，却产生了奇妙的效果。
《永不低头》（ Every Which Way But Loose ，1978年）：
当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说他想要扮演一名大老粗的货车司机和赛拳手，并且片中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头名叫克莱德的猩猩时，人们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呢。事实上电影厂的每个人，连他的两位老板在内，都以为他疯了。然而，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独到的眼光，他认为自己应该把握这一机会。在每一位表演巨星的职业生涯中，都会遇到这样一个瓶颈口，此时他（她）想要寻求突破、给观众意外惊喜；这不仅仅是“拓展”原有的戏路，而是，当原有的形象就要开始成为累赘和羁绊的时候，你敢不敢颠覆它？对伊斯特伍德来说，拍摄这部电影可以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充分展示自己作为制片人的才能。最后他真的做到了，该片不仅有足够的打斗场面，来满足他那些既有的男性影迷；也有充分的通俗幽默来吸引新的影迷。来看这样一个经典镜头：正当伊斯特伍德好友的老妈妈向他抱怨猩猩克莱德侵犯了她的隐私时，克莱德又偷吃了她的奥利奥饼干，伊斯特伍德面带恼怒地向猩猩走去，它举起双臂作投降状，伊斯特伍德把手比划成一把枪，对着它“砰”的一声，猩猩立即倒地装死。——此处真是令人忍俊不禁，不过，多说无益，或许你应该自己去看一看这一片段；或许你还应该把高层次的文化追求暂时先放一边。伊斯特伍德记得那次在小放映室给电影厂的内部管理层放映这部片子，有些人看了认为这不能发行，此时从角落里传来Calley的声音：“有人要在这部片子上大赚一票了。”就这样这部电影通过了内部审查——《永不低头》成为伊斯特伍德到那时为止获利最大的电影，并且也荣列该年度最佳票房的第二位。
说到该年度的最佳票房，第一位的，当然是《超人》（Superman，1978年），它也是由华纳影业制作的。而且，它还象征着激烈变化着的电影发行业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许多年来，电影的发行都遵循一个标准的模式。一部电影首先在一线市场的大影院里首映，然后慢慢转入二线和三线影院，再转向小城市和海外市场，最后进入电视网络。这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运作方式，而且也比较经济，在这一模式下，你需要制作的拷贝大概不会超过100个。然而，1975年环球影业发行的电影《大白鲨》（Jaws）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这部惊悚片改编自畅销小说，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由于拍摄过程中进度拖延、预算超标，坊间早已议论纷纷，眼看斯皮尔伯格的事业还没有开始就要宣告结束。既然观众已被吊足胃口，环球影业决定在一个周末由500多家电影院同时首映。这一策略以前也有人试过，但一般都是在底气不足的时候，给人一种拿了钱就跑的感觉。不过这回可不同，这头狡猾的大白鲨不仅从大海深处跳起来袭击观众的感官，而且也从观众的无意识深处跳出来，勾起了潜藏在人类脑海深处的最原始的恐惧。简言之，《大白鲨》顿时引起轰动。一年后，《星球大战》（Star War）采取了类似的发行模式，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除了独立制作影片和海外发行以外，传统的电影运作方式开始改变了。此后美国的电影公司根据每部电影首映日的票房总额来衡量一切。那种稳打稳扎、等待观众口口相传来建立声誉的老办法不再适用了。新闻报纸开始刊登每部电影周末票房总额的统计结果，一般来说，如果不能进入前十名的话，这部电影的日子就不会太好过，影片上映周期通常不会太长。
《超人》是华纳影业对这个新的发行市场的第一次试水，它基本上是以吸引男性青少年为目标的，这些男生通常是周末约会去哪里看电影的决定者。这是一个构思大胆的科幻故事，讲的是经久不衰的连环画书上的虚构人物——超人，他能穿上鲜艳的紧身衣，快速飞行，拯救人类，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的表演细致、到位，并为主人公添上了智慧；女演员玛戈•基德（Margot Kidder）扮演充满魅力的报社同事露易丝•莱恩（Lois Lane），超人对她产生了情愫，可她却只觉得这个男同事有些呆呆的，电影中有一个相当浪漫的片段，就是超人带着露易丝在夜空中穿行；吉恩•哈克曼（Gene Hackman）扮演极其邪恶的大反派鲁索尔。该片取材于连环画书，情节简单，导演理查德•唐纳（Richard Donner）的创作风格直接了当，这一切似乎对这种夸张的同步首映的大片发行方式构成反讽。不过，随着本片大获成功，不管是在华纳，还是在其他电影公司，人们很快就充分认识到了这种新的发行方式的好处，它带来的明显效果已经预示了电影业的未来。
从上述我们列举的几部令人难忘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70年代是华纳的一个好时代——一个变革的时代。这几部电影都有不同的主题，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别，但每一部又都在原有类别上有所创新，有时甚至彻底改造了它们，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当然，华纳在这十年中还推出了许多其他电影，不能说每一部都是成功的或创新的。但总的来说，华纳的这十年代表了经营直觉对市场分析的胜利。它们验证了Calley最初的关于如何经营电影制片厂的理念，而且也是剧作家威廉•高德曼（William Goldman）的一句名言的活生生的例子，那就是，在好莱坞，当你想预测那部电影会赚钱的时候，“只有天晓得。（Nobody knows anything.）”
这句话广为流传，到今天仍然适用。既然只有天晓得，那么，如果你凭直觉行事，你干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David Picker也是在这一年代大获成功的资深制片人，他这样说：如果他当年不是兢兢业业地根据市场调查的指示来做决定，而只是把候选项目的标题钉在办公室墙上，然后投飞镖，飞镖落在哪儿就选那部片子，那么他也可能干得一样成功。
对于这一点，电影业中的许多人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接受。不过，Calley和阿什利——当然是凭直觉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成功已经很好地验证了它的正确性。当他们两个与华纳的合约到了需要重新续签的时候，老板史蒂夫•罗斯已经准备好了更优厚的待遇。Calley续了约，然后又说要再想想，他抽出一张划线纸，把自己的资产列在一栏，负债列在另一栏，然后算出结论说，他已经可以蛮舒服地靠这些生活了，他想要辞职。他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想干什么，但他告诉罗斯他一定不会去为他的对手工作的，他保证，除了罗斯，他不会在电影界为任何人工作。这个坏消息让罗斯陷入沉思，此时Calley把他的计算结果拿给阿什利看，阿什利马上也摸出一张自己的白纸，计算了自己的资产，答案比Calley的还要令人乐观，于是他也决定步Calley后尘，提前退休。罗斯无奈地接受了他们的辞职，然后他又告诉Calley，他仍然会按照他刚续签的合约给他支付工资的，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努力赚来的。
对他们三人来说，70年代是如何开始的，就是如何结束的：阿什利和Calley这两个高管再一次凭冲动行事，老板罗斯则一如既往地慷慨大度，大家好聚好散，仍是一团和气。下一任的管理人员虽然是非常不同的类型，但他们接受了既有管理制度的原则，再加上罗斯不加干涉的一贯作风，使得他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所取得的成果，完全可以和70年代相媲美。
《灼热的马鞍》（Blazing Saddles，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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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充满恶搞的西部片，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出任联合编剧和导演，另一名编剧是安德鲁•伯格曼（Andrew Bergman）。在此之前伯格曼曾写过一本有关大萧条时代华纳影业的小书，他至今仍记得，当他第一次开车进入华纳片场的时候，双眼饱含热泪，年轻时的影迷岁月一一浮现眼前。这是导演布鲁克斯的第一部电影，因此他和他的同事们把所有力气都扑上去了。它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调侃了当时令人景仰的西部片这种电影形式。它似乎多数时间是乏味、无趣的，然而一旦到了乱哄哄的搞笑场面，似乎这些乏味和无趣也变得可以忍受了。不过，它仍是一部可以让电影厂老板崩溃的片子，尤其是当老板的太太说这个结尾部分的恶搞太让人讨厌了——电影结尾的打斗竟然打破了摄影棚的隔墙，打到隔壁的音乐片现场，然后一直打到华纳外面的大街上；影片中的人物居然还打出租车穿越到电影院去看自己这部片子的结局。罗斯太太在看完电影预演后，表达了她的情绪，这让导演布鲁克斯备受打击，而总裁阿什利则开始担心，怀疑自己应不应该把宝押在这部电影上。布鲁克斯感到华纳没能充分欣赏自己的才华，对这部电影也没有给与充分的支持，尽管Calley多次恳求，他仍然离开了华纳，他是在那个华纳影业的鼎盛时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选择离开的主创人员。其实，这部电影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佳绩，而且，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它也成了一个心爱的回忆——因为我们这种人就是喜欢低俗笑料，甚至觉得所谓的“高品位”不光是喜剧片之大敌，而且也是生活本身之大敌。
《驱魔人》（The Exorcist，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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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改编自畅销小说的恐怖片。小说描绘了一个被魔鬼附体的无辜的小女孩，而电影比起纯粹的语言描绘可恐怖多了，它用特艺彩色技术把其间发生的一切恐怖场景都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了，比如说，小女孩芮根在魔鬼上身后，头部可以作360度旋转。据说在影片制作过程中，一次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停电，就已经把导演威廉•弗莱德金（William Friedkin）和剧组成员自己都吓得魂飞魄散了。当它在洛杉矶的时尚地段维斯特伍德（Westwood）首映的当夜，Calley和阿什利决定开车去电影院外面溜一圈，看看有多少观众会来看，结果他们看到热切的观众排成长队，把整个街区足足绕了一圈；更过分的是，电影院为了摆噱头，特意雇了救护车停在门口，用来抢救那些吓昏过去的观众。其实，这个成功并不是靠炒作得来的。虽然这部影片的前提是荒诞的，但故事带出的情感却是令人信服的——艾伦•伯斯汀（Ellen Burstyn）扮演的母亲不顾一切地要从魔鬼那儿挽救女儿的灵魂，马克斯•冯•西多（Max von Sydow）扮演的神父面对撒旦奋力反击，他那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勇气令人激动和敬仰。这可能是一部面向不那么高尚的群众市场的通俗电影，但它同时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好电影。
《热天午后》（Dog Day Afternoon，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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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头脑发昏的小青年，想要筹钱给他的同性伴侣作变性手术，拉上伙伴在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去纽约的一家银行实施抢劫。可是当他们赶到后才发现，当天的运钞车已经把钱运走了，银行里只剩1100元现金，他们只能转而抢劫旅行支票，可是在焚毁存根的时候又触动了烟感器，邻居报警，他们由此和赶来的警察展开对峙。艾尔•帕西奴（Al Pacino）扮演的策划者，走出银行跟警察喊话，谁能忘记他神经质地一遍遍高喊“阿提卡，阿提卡”？——这里指的是1971年在纽约阿提卡监狱发生的要求提高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准的千人暴动。围上来看热闹的一群乌合之众本已热得难受，随时要爆发，此时对劫匪产生了同情，最后竟然为他喝起采来。该片导演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才华横溢，编剧弗兰克•皮尔森（Frank Pierson）剧本写得充满张力，它绝对是一部独创的犯罪片，它揭示了那个年代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却又没有彻底否定它。可以称之为吸毒之后产生迷幻反应的又一部《伍德斯托克》。
《巴里•林登》（Barry Lyndon，又译《乱世儿女》，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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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曾向华纳保证说，他将要拍一部以18世纪为背景的轻喜剧——象1964年获得奥斯卡大奖的《汤姆•琼斯》（Tom Jones）那样的——画面美伦美奂，充满感官享受，但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寓意。事实上，库布里克的电影怎么可能没有寓意呢？他最后拍成的作品完全是一出人生的悲剧，男主人公巴里•林登一生追名逐利，其间似乎也享受到了华衣美食，但终究又落得孤家寡人的悲惨下场。电影的画面真是美极了，最出色的是在很多室内场景中，库布里克运用了航天摄影专用的高速静止镜头，这是蔡司公司专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明的新技术，它使得影片照明可以仅用烛光，整个画面如同18世纪的油画一样充满美感。库布里克对布景和道具的细节相当关注，要求它们符合18世纪的时代特点，这一点也快把他的布景师逼疯了。这个可怜的布景师想要把一个场景搭在摄影棚里，库布里克却坚持要用实景拍摄——这个场景，上半部分是在一座古堡的一角拍摄，下半部分却要驱车40里到一个农舍的一角取景作为它的另一个角度。影片节奏缓慢，对话并不太多，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充满了机智与嘲讽，它无情地揭露了人类的愚蠢和唯利是图，片中人物没有一个是让人喜欢的。简言之，它用一种冷冰冰的眼光来分析了那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这部电影刚推出时，几乎没有人喜欢它，倒是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受到好评——不管美国人愿不愿意承认，法国人的品味似乎最后总是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后来的日子里，该片获得的赞誉与日俱增。而且，虽然总有人永远也不会喜欢库布里克，但也总有人把他称之为电影巨匠，并把《巴里•林登》看作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顺便说一句，这部电影最后还是没有让华纳赔本的。
《惊天大阴谋》（ 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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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关于水门事件的政治片是由罗伯特•雷德福提出想要拍摄的。那是1975年，由揭露水门事件丑闻的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出版的同名小说已经成为畅销书。而雷德福此时正处于他事业的高峰期，他主演了《候选人》（The Candidate，1972年），扮演一名无意中被推上议员候选人位置的年轻人，阴差阳错之中最后真的赢得了选举；他还主演了不同一般的西部片《猛虎过山》（Jeremiah Johnson，1972年），扮演一名白人拓荒者在野外寻求平静的生活，而当地土人却认为他抢占了他们神圣的土地而图谋报复。这两部电影都是华纳摄制的，再加上他在其他电影公司拍摄的影片，奠定了他在好莱坞的地位。此时他的这个提议本应令人喜出望外，然而，总裁阿什利却有些担忧。因为华纳所从属的母公司是一家仍在发展壮大的大型集团，它的生意经营都要受制于政府的各项法规；而当时尼克松虽然已经下台，他的继任者福特总统仍是共和党的，就怕万一共和党政府会对他们采取报复。阿什利和Calley只得打电话给老板史蒂夫•罗斯，征询他对这个项目的意见。罗斯问Calley，他是不是真的喜爱这个题材，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这可以转化成一部好电影？Calley回答说是的。罗斯接着说：“那就好好干吧。”这部了不起的政治片由此诞生，阴暗、恐怖，但仍充满诙谐。片中雷德福扮演英俊正直的白人精英伍德沃德，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则扮演慷慨激昂、不爱循规蹈矩的犹太人伯恩斯坦——这个搭配出人意料，却产生了奇妙的效果。
《永不低头》（ Every Which Way But Loose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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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说他想要扮演一名大老粗的货车司机和赛拳手，并且片中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头名叫克莱德的猩猩时，人们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呢。事实上电影厂的每个人，连他的两位老板在内，都以为他疯了。然而，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独到的眼光，他认为自己应该把握这一机会。在每一位表演巨星的职业生涯中，都会遇到这样一个瓶颈口，此时他（她）想要寻求突破、给观众意外惊喜；这不仅仅是“拓展”原有的戏路，而是，当原有的形象就要开始成为累赘和羁绊的时候，你敢不敢颠覆它？对伊斯特伍德来说，拍摄这部电影可以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充分展示自己作为制片人的才能。最后他真的做到了，该片不仅有足够的打斗场面，来满足他那些既有的男性影迷；也有充分的通俗幽默来吸引新的影迷。来看这样一个经典镜头：正当伊斯特伍德好友的老妈妈向他抱怨猩猩克莱德侵犯了她的隐私时，克莱德又偷吃了她的奥利奥饼干，伊斯特伍德面带恼怒地向猩猩走去，它举起双臂作投降状，伊斯特伍德把手比划成一把枪，对着它“砰”的一声，猩猩立即倒地装死。——此处真是令人忍俊不禁，不过，多说无益，或许你应该自己去看一看这一片段；或许你还应该把高层次的文化追求暂时先放一边。伊斯特伍德记得那次在小放映室给电影厂的内部管理层放映这部片子，有些人看了认为这不能发行，此时从角落里传来Calley的声音：“有人要在这部片子上大赚一票了。”就这样这部电影通过了内部审查——《永不低头》成为伊斯特伍德到那时为止获利最大的电影，并且也荣列该年度最佳票房的第二位。
说到该年度的最佳票房，第一位的，当然是《超人》（Superman，1978年），它也是由华纳影业制作的。而且，它还象征着激烈变化着的电影发行业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许多年来，电影的发行都遵循一个标准的模式。一部电影首先在一线市场的大影院里首映，然后慢慢转入二线和三线影院，再转向小城市和海外市场，最后进入电视网络。这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运作方式，而且也比较经济，在这一模式下，你需要制作的拷贝大概不会超过100个。然而，1975年环球影业发行的电影《大白鲨》（Jaws）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这部惊悚片改编自畅销小说，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由于拍摄过程中进度拖延、预算超标，坊间早已议论纷纷，眼看斯皮尔伯格的事业还没有开始就要宣告结束。既然观众已被吊足胃口，环球影业决定在一个周末由500多家电影院同时首映。这一策略以前也有人试过，但一般都是在底气不足的时候，给人一种拿了钱就跑的感觉。不过这回可不同，这头狡猾的大白鲨不仅从大海深处跳起来袭击观众的感官，而且也从观众的无意识深处跳出来，勾起了潜藏在人类脑海深处的最原始的恐惧。简言之，《大白鲨》顿时引起轰动。一年后，《星球大战》（Star War）采取了类似的发行模式，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除了独立制作影片和海外发行以外，传统的电影运作方式开始改变了。此后美国的电影公司根据每部电影首映日的票房总额来衡量一切。那种稳打稳扎、等待观众口口相传来建立声誉的老办法不再适用了。新闻报纸开始刊登每部电影周末票房总额的统计结果，一般来说，如果不能进入前十名的话，这部电影的日子就不会太好过，影片上映周期通常不会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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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是华纳影业对这个新的发行市场的第一次试水，它基本上是以吸引男性青少年为目标的，这些男生通常是周末约会去哪里看电影的决定者。这是一个构思大胆的科幻故事，讲的是经久不衰的连环画书上的虚构人物——超人，他能穿上鲜艳的紧身衣，快速飞行，拯救人类，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的表演细致、到位，并为主人公添上了智慧；女演员玛戈•基德（Margot Kidder）扮演充满魅力的报社同事露易丝•莱恩（Lois Lane），超人对她产生了情愫，可她却只觉得这个男同事有些呆呆的，电影中有一个相当浪漫的片段，就是超人带着露易丝在夜空中穿行；吉恩•哈克曼（Gene Hackman）扮演极其邪恶的大反派鲁索尔。该片取材于连环画书，情节简单，导演理查德•唐纳（Richard Donner）的创作风格直接了当，这一切似乎对这种夸张的同步首映的大片发行方式构成反讽。不过，随着本片大获成功，不管是在华纳，还是在其他电影公司，人们很快就充分认识到了这种新的发行方式的好处，它带来的明显效果已经预示了电影业的未来。
从上述我们列举的几部令人难忘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70年代是华纳的一个好时代——一个变革的时代。这几部电影都有不同的主题，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别，但每一部又都在原有类别上有所创新，有时甚至彻底改造了它们，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当然，华纳在这十年中还推出了许多其他电影，不能说每一部都是成功的或创新的。但总的来说，华纳的这十年代表了经营直觉对市场分析的胜利。它们验证了Calley最初的关于如何经营电影制片厂的理念，而且也是剧作家威廉•高德曼（William Goldman）的一句名言的活生生的例子，那就是，在好莱坞，当你想预测那部电影会赚钱的时候，“只有天晓得。（Nobody knows anything.）”
这句话广为流传，到今天仍然适用。既然只有天晓得，那么，如果你凭直觉行事，你干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David Picker也是在这一年代大获成功的资深制片人，他这样说：如果他当年不是兢兢业业地根据市场调查的指示来做决定，而只是把候选项目的标题钉在办公室墙上，然后投飞镖，飞镖落在哪儿就选那部片子，那么他也可能干得一样成功。
对于这一点，电影业中的许多人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接受。不过，Calley和阿什利——当然是凭直觉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成功已经很好地验证了它的正确性。当他们两个与华纳的合约到了需要重新续签的时候，老板史蒂夫•罗斯已经准备好了更优厚的待遇。Calley续了约，然后又说要再想想，他抽出一张划线纸，把自己的资产列在一栏，负债列在另一栏，然后算出结论说，他已经可以蛮舒服地靠这些生活了，他想要辞职。他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想干什么，但他告诉罗斯他一定不会去为他的对手工作的，他保证，除了罗斯，他不会在电影界为任何人工作。这个坏消息让罗斯陷入沉思，此时Calley把他的计算结果拿给阿什利看，阿什利马上也摸出一张自己的白纸，计算了自己的资产，答案比Calley的还要令人乐观，于是他也决定步Calley后尘，提前退休。罗斯无奈地接受了他们的辞职，然后他又告诉Calley，他仍然会按照他刚续签的合约给他支付工资的，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努力赚来的。
对他们三人来说，70年代是如何开始的，就是如何结束的：阿什利和Calley这两个高管再一次凭冲动行事，老板罗斯则一如既往地慷慨大度，大家好聚好散，仍是一团和气。下一任的管理人员虽然是非常不同的类型，但他们接受了既有管理制度的原则，再加上罗斯不加干涉的一贯作风，使得他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所取得的成果，完全可以和70年代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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