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事札记三则（2017.2.13因得见初版国声集增补第二段）

（一）“妇女筹备旱区（灾）冬赈会”义演 前几日，南京李宏先生因“纸上听曲”民国昆曲资料展一事联系我，问我可知一册《妇女筹备旱区冬赈会剧目》是何时的演出。此次在上海兰心影剧院的演出，相关信息不见于朱建明辑选的《申报昆剧资料选编》，亦不见于南京和台湾编辑的两种昆曲辞典，求诸于网络，亦无其他信息。这次演出，虽然只是一次为赈济旱灾灾民而搞的一场义演，但是所演剧目均为昆剧，参与者又大多为当时沪上曲界的重要人物，更有梅兰芳、溥侗、顾志成（即顾传玠）三位重量级的人物参演，故考其史，记其事，使之不致湮灭无闻，亦是我们后辈小子应为之事。 因为手头资料欠缺，先委托上海京剧团的李思源兄代为查访上海《申报》的信息，其余的朋友则各显其能，先行揣测。先看梅兰芳，梅兰芳先生1932年后自北京移居上海，在这期间，虽然也间或赴外地演出，但在上海的时间还不少，到1938年起全家赴香港，1941年息影，1942年回上海，直至1945年10月重新登台。再看溥侗先生，1933年应南京国民政蒙藏委员会之聘，从北京来南京任委员之职。1937年移居上海，其后基本都在上海，直至1952年逝世。而顾志成，也就是早年昆剧传字辈中的头牌小生顾传玠，1931年改名顾志成，然后息影从学，1934年入金陵大学学习，1936年毕业后先在镇江工作，次年赴上海任职，至1949年移居台湾。综上可知，此次的演出时间大致在1933年至1938年之间。因为此次演出时为赈济旱灾灾民而定，故如果能知道是赈济的哪一年旱灾，即便没有新资料袋发现，也能缩小范围，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查相关资料，1937年，全国鲁、豫、陕、甘、宁、川、黔、桂等省大旱，受灾人数近五千万人，部分地区甚至有人相食的惨剧。据此我推测是1937年，但是李宏提出了异议，毕竟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上海首当其冲，11月的时候淞沪会战硝烟未散，很难想象一帮曲家们有心思搞赈济活动。 后来，我偶然翻阅《穆藕初先生年谱》，找到了此次演出的一条信息。这是转自民国《大晚报》1934年11月16日的一则消息，大致是说11月15日上海妇女旱区冬赈会正式成立。发起人有吴铁城夫人、顾维钧夫人、杜月笙夫人、吴蕴斋夫人、穆藕初夫人等十数余人，是日下午6时，假座武定路946号召开发起人全体会议。同时举行游艺会，假座兰心大戏院串演昆剧二日，敦请红豆馆主、梅兰芳及苏郡各曲家登台彩串，票价所得将来悉数充赈。真相大白，果然不是1937年事，应是1934年事，是年华中、华东等地大旱，江南地区受灾尤其严重，上海方面成立义赈会筹措善款，一说共募集善款200万元之巨，而作为筹款的重要手段之一，此次冬赈义演无疑也是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而此后李思源找到的《申报》资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妇女筹备旱区（灾）冬赈会”义演，《申报》连续两日都有报道，所演俱为昆剧剧目，参演者也大多为昆剧曲家，但不知何故未见载于《申报昆剧资料选编》中。报道中先发布了《妇女筹备旱灾冬赈会启示》，说明了此次义演的目的是为了募集善款。演出在兰心剧院，募捐的形式是买票看戏，用票款充善款，票价则是五元至二百元不等。因为是妇女活动，所以活动的发起人大多为沪上达官显贵的夫人，不署夫人本身姓名，只写是某某的夫人，其中就有吴铁城、杜月笙、褚民谊、张啸林、穆藕初、徐凌云等人的夫人。 1934年11月26日、27日两日演出，均在晚七点开幕。26日演出开始之前，李梦驺夫人先致辞。其后梅兰芳、溥侗、顾志成和众多江浙曲家三十人在两天内共演出昆剧近三十折，其中尤以溥侗、徐韶九等合演的《长生殿》、梅兰芳、张慰如等演出的《金雀记》以及梅兰芳、溥侗、顾志成等合演的全本《奇双会》（吹腔）等戏最为精彩。细考《申报》所载当日的演出内容和为此次演出专门印制的两册《妇女筹备旱区冬赈会剧目》，略有出入。其中，11月27日《申报》上记录的26日演出中多出了赵星叔主演的《藏舟》一折，而此折不见载于26日的演出预告和26日的演出剧目上，或为临时加演。26日的演出预告上预告27日的演出《牡丹亭》一剧时张昭诚将出演“花神”一角，而在27日的《申报》和27日的演出剧目上则既未见“花神”一角，也未见《堆花》、《咏花》两折。当日演出究竟如何，恐怕就只有看过当日演出的人才能知晓，又或者得找到更多关于此次演出的详细记述才能明了。 （二）周石僧与《爱月庐曲谱》

四年前，曾在上海偶见一种民国油印昆曲谱，名叫《爱月庐曲谱》，书左下角有“石僧校印”字样。所见之书大约是《爱月庐曲谱》的零册，只收昆剧《赐福》一折。四年前因为卖家索价颇高，未能买下，一直耿耿于怀。日前，在南京李宏先生的“纸上听曲”民国昆曲资料展上竟又看到了这册《赐福》，一问方知，便是四年前我在上海错过的那一本。这种《爱月庐曲谱》，未见载于目前笔者所知的各类昆曲辞典资料，便是这个校印者石僧，也不曾听人提起。此次在李宏先生处又见到此书，不由得又勾起我一探究竟的欲望。

说来也巧，数日前，在整理单位已故昆剧研究家桑毓喜先生的遗物时，意外的发现一册重要的昆剧资料《同咏霓裳》。其中就有对这个石僧和他的曲谱的一点介绍：“周石僧同志于戊午孟春搜购得曲谱一部，共九百六十八齣……一百册有一百零五种传记，共收戏九百六十八齣，内有数种传奇中有不全，拟抄补完毕，付刊流传，不致沦亡矣！”资料中还详细记录了周石僧所藏曲谱的详细目录。原来这位石僧就是民国时期上海的著名曲师周石僧。

周石僧，原名周文炯，是清末民初著名曲师，曾任上海梅溪小学音乐教师，亦曾在上海国声社，青年普益社、友声社、群学会等机构担任音乐教师，著有《国声集》一书。《国声集》，最早由梅溪学生营业所于1918年印行，次年又有商务印书馆的初版本，大约是因为梅溪本为周石僧在梅溪小学任教时自印之书，故而才有了商务印书馆实则的翻印的“初版本”。该书刊载了当时上海地区流行的丝竹乐曲、时调、苏滩及昆曲等乐谱，分甲乙丙丁四编，是研究当时音乐情况的重要资料。而目前已知的油印本《爱月庐曲谱》至少有三种，除去《赐福》外，还曾见《赏荷》与《楼会》二折，印刷时间都大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这大概就是《同咏霓裳》中所记：“拟抄补完毕，付刊流传”。

《国声集》中，周石僧曾有一段“附启”：“余性好音律，童时即研究昆曲，迄今二十载，稍有心得。历年搜集家藏曲谱，经著名词曲家殷溎荪（当为殷溎深之误）君校正，都凡九百六十八齣，订成百册，誊写工致，谋付石印，惜刊资甚钜，力棉不果。愿海内顾曲家有以教我。”曾见一说，称周石僧所藏百册曲谱即近代昆曲名家殷桂深的抄本，大概所本即此，但是从原文看，周石僧所藏实为“历年搜集家藏曲谱”，曾经殷溎深校正，而非殷溎深原本。且就《同咏霓裳》内容推测，周石僧藏有一部一百册收戏九百余折的曲谱，且有目录，藏谱一事应无疑问，但是如果这套曲谱确为殷溎深的抄谱，则《同咏霓裳》中一定会有所说明。之前所知，殷溎深曲谱为当时沪上曲人潘祥生所得，后来上海朝记书局刊印的部分殷溎深曲谱也是怡庵主人张余荪在潘祥生家担任笛师期间，替其整理所藏殷溎深藏谱，然后抄录一份出版发行的。潘祥生、周石僧同为赓春曲社成员，而《同咏霓裳》一书又是赓春曲社的内部资料，如果真有曲本流转，断不会在此不作说明，所以周石僧的抄本或为旧藏，亦可能部分抄自殷溎深本，但要说周本就是殷本，则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写到这，笔者不禁联想起之前所见的民国四种较大部头的昆剧曲谱抄本，一是现存北京的《异同集》残本（目录注收戏967折，现存六百余折）；二是现存苏州图书馆的补园张氏藏《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存戏942折）；三是现存中国昆曲博物馆内的李翥冈藏赓春曲社《同咏霓裳曲谱》（存戏九百三十余折）；四是这里提到的周石僧藏的这一套百册昆曲谱（目录注收戏968折）。他们的体量都大致相当，都在百册左右，收戏都在九百折左右，又或多或少都得到过殷溎深的校订。我们不妨大胆地进行假设：在清末民国时期，在江浙地区的昆曲界流传有一套宾白、曲词、工尺谱三者俱全、收戏众多的舞台演出本，它的源头可能就是殷溎深，或者是比殷溎深更早的某位昆剧前辈，而后世目前所见的《异同集》等四种抄本则或多或少都脱胎于此。

（三）刘厚生为传字辈“请命” 前日，在朋友处偶见一封落款为“厚生”的信札，信札上款是当时上海市文化局的陈局长。在信中，写信者向收信人极力推荐当时分散在各地的昆剧传字辈艺人，希望将他们集中到上海戏曲学校，加强学校的教学和演出。 这里写信的这位“厚生”，就是我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活动家刘厚生先生，而收信的这位陈局长，则是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陈虞孙。民国后期，昆剧衰落，昆剧团无以为继，大多解散，苏州昆剧传字辈艺人四散各地，有的到其他剧种戏班搭班，有的靠教戏为生，有的甚至在贫病交加中抱恨离世。到建国初，健在的传字辈艺人尚有26人，除旅居海外的顾传玠、姚传湄之外，还有24人在国内，他们的年龄大约都在四十岁模样，正是年富力强、艺术巅峰之时，只是因为历史原因分散在多个省份，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有心为昆曲事业做贡献，却无法走到一起形成合力。这些情况，被一直关注着他们的刘厚生先生敏锐的觉察到了。 解放初期，刘厚生先生曾先后历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副主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第一届地方戏剧研究班副主任、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团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副处长、《上海戏剧》副主编、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因为经常与留在上海的昆剧传字辈艺人打交道，所以刘厚生先生很早就知道了其他昆剧传字辈艺人的情况，此次建言也正是希望能将这些昆剧艺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继续从事戏曲工作。信中提到了传字辈艺人，有广州粤剧团的马传菁、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刘传蘅、武昌楚剧团的袁传璠、重庆市西南蚕丝公司的倪传钺、邵传镛、新疆军区文工团的吕传洪、浙江省越剧团的沈传锟、姚传芗。在信中，刘厚生先生建议，沈传锟、姚传芗两位集中到浙江昆苏剧团去，增强浙昆的力量，其余诸人则希望能够调到上海来。刘厚生先生还特别提及，俞振飞先生曾言重庆蚕丝公司的一人改行已久，已做到了科长，正是当时上海文艺界需要的艺人干部，这里所说的应该就是倪传钺先生。 信上没有记录写信的时间，但综合上文提及的众多信息（比如浙江昆苏剧团为1956年4月由原国风昆苏剧团改组而成，而到1957年前后，不少艺人已收到调令回到上海）推测，这封信应写于1956年6月12日。信上提及的数人，沈传锟、姚传芗于1958年调入浙江省戏曲学校任教，马传菁、邵传镛、倪传钺于1957年初调入上海市戏曲学校昆剧班任教，袁传璠、刘传蘅、吕传洪等三人因为种种原因留在原单位。在桑毓喜先生的《昆剧传字辈评传》一书中提到倪传钺等人接上级组织安排调回上海任教，这其中刘厚生先生功不可没。